第一节 水灾叙事及其世俗伦理归因

水灾，除了降雨量过大引起的之外，许多是上游水土流失、表土被水冲积壅塞河床所致。如清末小说揭示植被破坏成因，以此突出清官明察：“林公周历襄河两岸，发现河底愈上愈浅，原来襄河底上下皆深数丈，近年来陕西南山一带，及楚北郧阳上游等处的深山老林，尽行开垦，栽种苞谷，山土日掘日松，遇有发水，沙泥泄入河底，逐渐淤垫，以致汉阳到襄阳，愈上则河底愈浅。兼之汉水性最善曲，相距一里，竟有纡回数折，此岸坐湾，彼岸不免受敌，正溜既猛，回溜势亦加狂，因是近年来襄河竟无一年不报漫溃。溃处的遗害，显分轻重：溃在上游的较重，溃在下游的较轻；溃在支堤的较轻，溃在正堤的较重。”[4]不过，特别值得注意和予以反思的倒是水灾的伦理归因。

首先，惨烈的水灾场面的描写与衣食住艰难的灾荒影响。从现场视角，分析水灾形成及诸多次生灾害。如董含（1624—1697）描写：“自五月至七月，淮、扬、滁一带，大雨如注，昼夜不息，水势汹涌，四面成巨浸，田禾庐舍俱没。百姓惊窜，有登塔顶馁死者，有浮至芦荡为毒蛇啮死者，有以长绳连系，一家数口同日并命者。惨状种种不一。水退，禾尽槁。地方官缮疏上闻。”[5]不仅注意到水灾惨烈现场，而且描绘出人们因慌不择路逃生，可能会遇到水灾派生出的致命祸患。曾任河南巡抚的尹会一（1691—1748）动情地记载：“祥符等县，连朝大雨，房屋倒塌，田禾被淹，实为异常灾祲，此皆本都院奉职无状，上干天和所致。夙夜悚惶，寝食俱废，念我小民，上淋下湿，坐卧水中，栖身无所，糊口无资，兴言及此，不禁心碎泪下矣。查乾隆二年（1737）定例，如遇水灾骤至，果系房屋倒塌，无力修整，并房屋虽存，实系饥寒切身者，均酌量赈恤安顿等语，该司速饬被水各属确查，实在乏食穷民，度日维艰，即动常平仓谷，按其户口大小，先赈一个月口粮，大口三斗，小口一斗五升。其房屋倒塌之户，动支存公项下：极贫一两，次贫五钱，伤损人口者加倍，随查随给……”[6]从赈灾措施上，可以看出地方官对于水灾危害情况的了解，以及针对水灾次生灾害采取的具体救灾步骤。

其次，对被灾者遭遇损失予以传统社会普遍认同的伦理归因。《聊斋志异·水灾》描写水灾的突然和暴虐，对幸存者所以能免遭灭顶之灾，进行了合乎世俗伦理观念的解释：

康熙二十一年（1682）苦旱，自春徂夏，赤地无青草。六月十三日小雨，始有种粟者。十八日，大雨沾足，乃种豆。一日，石门庄有老叟，暮见二牛斗山上，谓村人曰：“大水将至矣！”遂携家播迁。村人共笑之。无何，雨暴注，彻夜不止，平地水深数尺，居庐尽没。一农人弃其两儿，与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视村中，已为泽国，并不复念及儿矣。水落归家。见一村尽成墟墓；入门视之，则一屋仅存，两儿并坐床头，嬉笑无恙。咸谓夫妇之孝报云。此六月二十二日事。[7]

农家夫妻能在洪水突来时先奉婆婆避水，舍弃两个幼儿不管，体现了“重老”文化的价值取向。后来发现两个孩子没有被洪水裹挟而去，乡里舆论认为是“孝感所致”，显示了清初社会孝文化的深入民间。而实际上多数情况下如明人谢肇淛转述的，脱逃者即使逃得一时，也还是被继之涌来的洪涛吞噬。“吴兴水多于山间暴下，其色殷红，禾苗浸者尽死，谓之‘发洪’。晋中亦时有之。岢岚四面皆高山，而中留狭道，偶遇山水迸落，过客不幸，有尽室葬鱼腹者。州西一巨石，大如数间屋，水至，民常栖止其上。一日，水大发，民集石上者千计，少选，浪冲石转，瞬息之间，无复孑遗，哭声遍野。时固安刘养浩为州守，后在东郡为余言之，亦不记其何年也。”[8]

整个地区不良风气如浪费水资源的现象，被认为可能就是上天震怒、暴发洪水的原因。清初通俗小说从山西一些缺水地区说起，强调水灾是对明水镇这些“不忠不孝、无礼无义、没廉没耻的顽民”，与水为仇的天谴。“看了这等干燥的去处，这水岂是好任意洒泼的东西？……你任意滥用罢了，甚至于男子女人有那极不该在这河渠里边洗的东西，无所不洗。致得那龙王时时奏报，河伯日日声冤。……却是玉帝檄召江西南昌府铁树宫许旌阳真君放出神蛟，泻那邻郡南旺、漏泽、范阳、跑突诸泉，协济白云水吏，于辛亥七月初十日子时决水淹那些恶人，回奏了玉帝。那玉帝允了所奏……”[9]于是水灾理由便得到了充分合理的伦理解释，受灾者中的少数好人，受坏人连累而倒霉。段江丽博士指出该小说体现出“司命信仰”，其来自明初以降不断提倡的“善书体系”，如袁黄《立命之学》及诸多“功过格”，《太上感应篇》达到高潮，因而该小说呈现两个要旨：一是标举神灵仁慈，鼓励改恶从善；二是强调（夸大）这一信仰在心理上给人以警惧[10]。这一论断是很准确的。

杨树棠记汶川之南的桃关，光绪年间暴发水灾，居民漂没一千多人，然而也有幸运者，他拣选个案实例两相映照，且以议论强调：“其时有陈德懋者，盖负贩于道者也。薄暮行至此，将宿焉。其子坚不可。乃行，宿于其下之澈底关。陈问故，其子曰：‘吾见桃关之人，皆有鬼随之，系其颈以铁索，是以惧耳。’获免难。同时，有布贩胡从兴者，前一夜宿于其地，是日将之汶川，出门而腹痛亟，因复止焉。夜即被难。予尝迹两人平日所为，陈事母孝，而胡则盗嫂者也。”[11]载录者对这类动辄千万人罹难的奇灾，少有幸运脱难者，进行了某种必然性的伦理推因：“往往必有一二人脱其厄，以著其神异，似若有主之而呵护之者。天道福善祸淫，盖明示人以向善之路也。”强调了平日积善积德的重要：遇到做好事机会可别放过，而坏事千万别干，总能找到你的！杨树棠则把这种“司命信仰”的绝对性、可靠性描述得具体而形象。

其三，通过点与面的水灾受难者对比，凸现个别孝子及其家庭在水灾中的幸运。万历己酉（1609）夏五月廿六日，建安山水暴发，洪水逾城而入，溺死数万人，但人们如何应对却大有不同：

水至时，人皆集桥上，无何，有大木随流而下，冲桥，桥崩，尽葬鱼腹。翌日，水至福州，天色清明而水暴至，斯须没阶，又顷之，入中堂矣……少选，妹婿郑正传，泥淖中自御肩舆迎老母暨诸室人至其家，始无恙，盖郑君所居独无水也。然水迄不能逾吾台而止，越二日始退。方水至时，西南门外白浪连天，建溪浮尸，蔽江而下，亦有连楼屋数间泛泛水面，其中灯火尚荧荧者；亦有儿女尚闻啼哭声者；其得人救援，免于鱼鳖，千万中无一二耳。水落后，人家粟米衣物为所浸渍者，出之，皆霉黑臭腐，触手即碎，不复可用。当时吾郡缙绅，惟林民部世吉捐家赀葬无主之尸凡以千计，而一二巨室大驵，反拾浮木无数以盖别业，贤不肖之相去远矣。[12]

谢肇淛（1567—1624）对水灾中置灾民生死于不顾、乘灾谋利的富户强烈不满。清末有识之士也注意到，因孝行得免劫难，免于水灾之患，即其一也。清末丁治棠写某孝子居山中，父母俱老，二子尚幼小。一夜蛟水暴发，孝子与妇谋：“以儿可再生，失父母则终天抱恨，不可弃也。”遂夫负父，妻负母，登山避之。雨大坡滑，竭蹶得上，水随雨涨十余丈，“正仓皇间，忽大声发水上，蛟尾一扫，搁山顶，形蓬蓬甚巨，黑夜不能辨，自是水杀。黎明视之，己屋也。家具器物，随屋浮上，位置如常。而两儿犹酣睡床上，齁齁未醒。夫妇稽首谢天。数日水落，下视居邻，漂泊一空。所毗连地，皆水冲沙埋。而孝子土田，方罫分明，若有阴为护之者。县令闻之，表其异，即以水淹无主地割畀之，家遂由此丰实焉”[13]。这是“郭巨埋儿”伦理神话的一个翻版，也运用水灾逃生中伦理选择的话语来叙述，烘衬出洪水猝至给人的震撼。

其四，水灾的被灾者和遇难者常是冥间命定的。此与瘟疫、地震等受害者“冥间早定”类似。清初小说写狄希陈幼年常在母姨家玩，发水时同母姨全家一起落水。狄希陈扯住箱环在水中漂荡：

只见一个戴黄巾骑鱼的喊道：“不要淹死了成都府经历！快快找寻！”又有一个戴金冠骑龙的回说：“不知混在何处去了，那里找寻？看来也不是甚么大禄位的人，死了也没甚查考。”戴黄巾的人说道：“这却了不得！那一年湖广沙市里放火，烧死了一个巴水驿的驿丞，火德星君都罚了俸。我们这六丁神到如今还有两个坐天牢不曾放出哩！”[14]

就这样被众神灵解救，送回家附近，小说以此预告人物的未来官职，“可见人的生死都有大数，一个成都府经历便有神祇指引”。有的具体解释为：“奉许旌阳真君法旨，全家免死。”“若那时薛教授把他当个寻常游方的野道，呼喝傲慢了他，那真君一定也不肯尽力搭救。”将此幸运脱难归结为神灵酬报善待之恩。

此外，水灾作为自然灾害的一些特点，也被理性地认识到了。《五杂组》通过比较水灾与火灾的特点，揭示水灾给人带来无可逃避的突来恐怖，虽说是“水火无情”，但人们对水灾往往疏于防范，有时南方水灾比起北方危害更甚。“水柔于火，而水之患惨于火。火可避而水不可避，火可扑灭而水无如之何，直俟其自落耳。若癸卯山东之水，丁未南畿之水，己酉闽中之水，壬子北都之水，皆骸骨蔽野，百里无烟，兵戈之惨，无以逾之。然北方之水，或可堤防而障，或可沟浍而通，惟南方山水之发，疾如迅雷，不可御也。”[15]对此，小说也引诗对钱塘江水灾气势加以渲染：

骤雨盆倾，狂风箭急。千年古树连根倒，百尺深崖作海沉。半空中势若山摧，只道是江神怒捣蛟龙穴；平地里声如雷震，还疑是龙王夜吼水晶宫。白茫茫浪涌千层，霎时节桑田变海；碧澄澄波扬万丈，顷刻间陆地成津。但见那大厦倾沉，都做了江心楼阁；孤帆漂泊，翻作那水面旌旗。可怜的母共儿，夫共妻，脸相偎，手相挽，一个个横尸缥渺；可惜的衣和饰，金和宝，积着箱，盈着箧，乱纷纷逐水漂沉。这一回蝼蚁百万受灾危，鸡犬千群遭劫难。真个是山魈野魅尽寒心，六甲三曹齐掉泪。[16]

水灾危害如此之大，而明清时代关于水灾的民间信仰，也十分丰富并具有多重文化意蕴（图1-1[17]）。

图1-1 洪灾肆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