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第一次学习社会心理学课程的本科生，通常期待的是它的趣味性，社会心理学课程也的确很少让他们感到失望。他们会了解到很多与人类行为有关的、极为有趣的知识，其中一些与常识相符，另一些则驳斥了常识。这些内容就像有关人和社会情境的“高级八卦”，自然而然地引起人们的兴趣，因此这些学生通常都对社会心理学课程感到满意。
那些“严肃”的研究生对社会心理学的感受就相当不同了。他们会四五年都沉浸在这个领域的某个研究问题和研究方向上。对他们而言，这种体验是一种脑力上的折磨。他们关于人类行为的本质和原因，以及对外在社会可预测性的大部分基本假设都受到了挑战，因此在学生生涯末期，他们关于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的看法会和他们所处文化中的其他人非常不同。对于一些自己的新观点，他们会暂时持有，并且只选择性地将其应用于理解自己遇到的社会事件；对于另一些自己的新观点，他们会十分确信并且信心十足地加以应用。出乎意料的是，即使是那些他们最为确信的观点，也会让他们在预测社会行为和对某些个体或群体做出推断时，比同龄人更加犹疑。从这一角度看，社会心理学与哲学一样，都在教导人们“你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本书就是阐述这种来之不易的无知及其所揭示的人类境况的。
社会心理学的启示和挑战
20世纪60年代，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我们主要和斯坦利·沙赫特（Stanley Schachter）一起工作，在此期间我经历了被社会心理学的实验传统洗礼的学生经历的一切。也就是说，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许多根本信念（那些我们和文化中其他人共同持有的信念，以及那些被本科人文课程所保留或加强的信念）突然之间都以某种方式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甚至改变了我们后来的学术生涯。我们接下来将以介绍这些挑战作为出发点，讨论社会心理学这一学科所做的贡献。事实上，本书余下的部分都在尝试调和常识与社会心理学的核心实证启示之间的矛盾。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希望为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科学和知识贡献提供一个概览，以此来挑战、更新并扩展常识。
个体差异的缺陷
想象下面这个情境：约翰正赶去参加位于校园另一端的会议，途中碰见一个人跌倒了，并向约翰寻求帮助。约翰会帮助他，还是会继续赶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大多数人都想知道更多关于约翰的信息。他是无情冷酷的，还是友好并关心他人的？他是校园外联服务组织的忠实成员，还是反对滥用福利的保守派的中流砥柱？简而言之，约翰是一个怎样的人，以及过去当他的利他性受到考验时，他是怎么做的？多数人认为，只有掌握了这些信息，才能做出合理而确定的推测。
事实上，任何我们所知道或了解的关于约翰的事情，都很难帮助我们预测他在刚才描述的那种情境下的行为。大多数普通人在做预测前想要了解的那种关于人格的信息其实并没有多大价值。几十年来的研究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境以及其他大多数的新异情境下，人们无法准确预测出他人的反应。至少，准确的预测不能只依靠预测者对他人的性格特征，甚至是过去行为的了解。
即使是人格领域中个体差异的测量专家也会承认，我们预测特定的人在特定情境下会如何反应的能力非常有限。这个可预测性天花板（predictability ceiling）通常体现在，某一维度上的人格特质得分与个体在似乎可以反映该特质的新情境下的行为之间的最大相关仅有0.30。例如，这个天花板会限制我们是否有能力根据诚实人格测验来预测人们是否会在比赛或者考试中作弊，或者是否有能力根据友善或外向人格测验预测个体在聚会中社交倾向的强弱。但如我们后面将强调的那样，0.30的相关绝不是微不足道的。这种程度的相关对于很多预测用途来说都相当重要。不过，0.30的相关仍然无法解释人们行为中的大部分变异。更重要的是，这个程度的相关远低于大多数普通人要准确预测他人行为或推断他人特质时所需的相关程度。我们甚至可以说，0.30是一个上限值。对于大多数领域的新行为，就连心理学家都不可能达到这个值。当然，我们将会看到，不管是专业人士还是普通人，都很难基于以往情境中的行为准确预测某个新情境下的行为。
尽管有如上证据，但大多数人仍坚定地相信个体差异或特质可以用来预测人们在新情境中的表现。这种特质主义（dispositionism）在我们的文化中十分普遍。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通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好像总认为这种特质主义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得到了验证。心理学家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就是解释这种由日常经验形成的信念与实证证据之间的差异。本书在很多地方都会谈及这一点。
情境的影响
虽然关于约翰的信息在预测他是否会帮助摔倒的人时竟没什么用，但有关这个情境的细节却十分有用。例如，摔倒者外貌特征是什么样的？他很明显是生病了，还是喝醉了，甚至是个瘾君子？从着装上看，他像是一个体面的中产或工薪族，还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这些因素一经提起就会变得相当明显，普通人在经过思索之后也通常会承认它们的重要性。但普通人很少会承认，更不用说会预想到，实证研究揭示的更为微妙的情境细节才是影响旁观者干预（bystander intervention）的重要因素。达利和巴特森（Darley & Batson, 1973）让人们真切地处于上述情境中，他们发现某些因素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被试是神学院的学生，他们正要去进行布道。如果被试是在赶时间（他们认为自己迟到了）的情况下遇到了摔倒的人，只有约10%的被试会为摔倒者提供帮助；如果他们不赶时间（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赶到目的地），那么就有约63%的被试伸出援手。
社会心理学积累了大量与之类似的实证寓言（empirical parables），其中的模式其实很简单。首先，选择一个一般性的情境；然后，确定并操纵一个你的直觉或者过去研究让你觉得会有影响的情境性或者背景性变量（最好是你认为大多数普通人甚至你的大多数同行都没能发现其作用的变量），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当然，有时候你的猜想是错的，而且你操纵的变量不“起作用”，但通常情况下，这个情境变量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有时候，它几乎可以改变一切，而其他人认为至关重要的特质和个体差异的信息只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这样的话，你的这一经典情境主义贡献注定会成为我们学科的知识财富的一部分。这样的实证寓言很重要，因为它们揭示了普通人在多大程度上会误解情境的影响力，包括某些特定情境特征的影响以及一般性情境的影响。
人们过度依靠人格特质和性格进行判断，并且忽略了情境因素对行为的影响，这就是基本归因错误（Ross, 1977;Nisbett & Ross, 1980;Jones, 1979;Gilbert & Jones, 1986）。我们和很多其他社会心理学家一起，关注并证实这一关联性的错误，试图找到这一错误的源头。本书的每一章都会讨论与之相关的研究。第4章汇集了显示这一错误普遍性的证据，并尝试解释它为什么会发生。
情境的微妙性
情境主义还有一种表现，即并非所有的情境因素都能强有力地决定行为，其中某些因素甚至被普通人和社会科学家在直觉上认为有很大影响，但事实上，有些因素的影响微弱得让人惊讶。
在探究真实生活事件带来的重要社会影响中，看似会产生很大影响的情境因素实际影响很小，这一点着实让人费解。我们应庆幸于其中某些情境因素只有微弱的效应。例如，在很多时候，童年时期的体罚和性虐待的长期影响实际上是很微弱的（Widom, 1989）；同样地，青春期早孕行为的长期影响也不大（Furstenberg, Brooks-Gunn, & Morgan, 1987）。不幸的是，一些明显积极的事件有时候也出乎意料地没什么效果。例如，彩票大奖获得者的生活受到意外之财的影响要远远小于我们大多数人所预期的，特别是当我们幻想自己的生活将会被类似的意外之财大为改变的时候（Brickman, Coates, & Janoff-Bulman, 1978）。
看似会产生大而积极的影响的事件，其实际影响却很小，这方面发人深省的例子要数剑桥-萨默维尔研究（Cambridge-Somerville study），这项研究堪称现代社会干预（social intervention）的鼻祖，其结果由鲍尔斯和惠特默（Powers & Whitmer, 1951）首次报告，并由麦科德夫妇报告了追踪结果（J. McCord, 1978;J. McCord & W. McCord, 1959;W. McCord & J. McCord, 1959）。这项著名实验（我们会在第7章应用社会心理学更为详细地阐述）的被试是“潜在犯罪”和“普通”男孩，在20世纪40年代，他们成长于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较低的爱尔兰人和意大利人聚居的波士顿郊区。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分到一个十分有雄心且干预强度很大的实验组。在大约5年的时间里，他们能够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心理以及学业方面的支持。咨询员一个月家访两次，帮助他们解决个人和家庭的问题，并在专业科目的学习上提供指导。其中很多男孩都得到了精神科或医疗帮助。他们也能更便利地接触童子军、基督教青年会（YMCA）或者其他社区活动，很大一部分人还有机会参加夏令营。但是，尽管干预如此密集而且明显有利于青少年成长，这些实验组或者“干预组”的男孩在青少年犯罪率上并没有比“非干预组”的男孩低。事实上，30年后的追踪调查表明，这些接受过干预的被试在成年后的情况实际上可能更糟，比如，他们相比另一组仅接受观察的被试有更高的成年犯罪率。
针对剑桥-萨默维尔样本中未接受干预的无犯罪行为男孩的追踪研究（Long & Vaillant, 1984）显示出更多令人惊讶的无效应（指男孩家庭背景中明显重要的社会因素并未显示出效应）。根据家庭生活的社会健康程度或病态程度，研究者把这些男孩分为四类。最不健康的一类是有许多严重问题的家庭（例如，家中有酗酒或施虐的父亲、精神分裂的母亲，家庭依赖许多社会机构提供经济资助等）。在相反的一端，大部分是堪称务工穷人之模范的家庭（父亲受雇，母亲当家庭主妇，家庭成员没有明显的精神疾病，生活也不依赖社会机构）。这项追踪研究在40年后对这些不同类别的男孩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考察。在一项又一项结果指标（例如，收入、心理健康、入狱、自杀等）上，被试童年期的家庭状况对这些结果的影响很小，甚至几乎没有影响。
我们从这些惊人的无效应中学到了什么？当然不是说情境因素在社会心理实验室之外的世界里并不重要。正如我们将在第1章的起始部分看到的那样，情境因素在现实世界里，许多效应都是巨大的，例如把保守的年轻女性浸润在高度自由的环境中所带来的急剧个人变化（Newcomb, 1943），或者竞争对群体冲突的重大影响（Sherif, Harvey, White, Hood, & Sherif, 1961）。然而，情境因素和操纵的作用有时显得非常小或根本不存在，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在“学术世界”里也是如此。只有那些具有可检测到的效应的研究才会被发表，也只有那些得到出人意料、效应较大的部分研究才会广为人知，其他的则凋零在文件抽屉里。要是社会心理学家满怀信心设计出的每一个实验操纵失败后，我们都能获得一美元就好了。[1]简而言之，我们所了解到的是，情境效应有时可能与我们的直觉、理论，甚至已有的心理学文献所告诉我们的大相径庭。一些我们认为很重要的因素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一些我们认为微弱的因素实际上（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却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校准”（calibration）情境因素效应的大小方面，我们表现得很糟糕，认识到这一点是培养社会心理学家时的一个焦点，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关注点。
人类行为的可预测性
当还是本科生时，我们认为社会科学家做出准确预测的能力极为有限是因为社会科学相对比较年轻。后来，我们不再认同这一点，也不再依靠它为我们领域辩护。现在，我们认为社会心理学并不是一门特别不成熟的科学，事实上，学界已经发现并证实了一些关于人类社会行为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与此同时，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心理学永远无法预测任何一个特定的人（即使是我们熟知的人）在特定新情境下的表现。这一让步意味着应用社会科学知识总是有风险的。当我们尝试某些新的实验设计时，即使是一种基于先前研究非常合理的新干预手段，我们也经常发现，人们的反应与我们所预期的大不相同。
我们认为，这种根本的不可预测性之根源非常深，可能接近于物理和生物科学现象中类似不可预测性的根源（Gleick, 1987）。我们将在本章末尾进一步讨论不可预测性问题，之后也会多次谈到。
社会心理学启示与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冲突
如前文所述，实证社会心理学的证据经常与我们从日常生活中“了解”的内容严重冲突。诚然，我们有时会对同胞的行为感到惊讶（比如对孩子、朋友，或某个公众人物出人意料的举动感到惊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世界看上去是一个有秩序、可预测的地方。在聚会上头戴灯罩的是性格外向的比尔，而不是内向的吉尔；同样，好牧人教堂（Church of the Good Shepherd）的牧师在宣扬慈善，而来自该州最富裕地区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则在宣扬自力更生和自由创业；此外，温和的回答似乎确实可以消除愤怒；派男孩去做男人的工作通常会让老板失望；好朋友通常会如我们所料地在关键时刻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在职业生涯的早期，我们认真地接受了这样的假设：大多数这种表面上的秩序都是一种认知错觉。我们认为，人类善于按他们所相信的那样去看待事物，善于诠释矛盾，尤其善于把人看得比实际上更前后一致。尽管我们仍然相信这一点，即这种有偏向的证据加工在一致性知觉中起着重要作用，但现在我们也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日常生活的可预测性的确是真实存在的。同时，我们相信人们用来解释和预测行为的许多原则与直觉是不可靠的。也就是说，人们经常基于错误的信念和有缺陷的预测策略而做出了正确的预测。
我们在这里把常人物理学（lay physics）和专业物理学进行一个对比。常人物理学（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亚里士多德学派（Aristotelian）和中世纪物理学相同）的一些主要假设毫无疑问是错误的（Holland, Holyoak, Nisbett, & Thagard, 1986; McCloskey, 1983）。特别是，常人物理学就像常人心理学[2]（lay psychology）一样，错误地把重点放在物体的特性上，忽视了力场（the field of forces）的作用，而物体是存在于力场中的。此外，常人物理学关于相互作用的主要概念，也就是动量（momentum）的直觉概念是完全错误的，即施加在物体上的力会让物体存储一份能量，并且能量会逐渐消散。事实上，惯性的概念要求静止的物体保持静止，运动的物体保持运动，除非施加了某个外力。然而，常人物理学确实能够有效帮助我们度过每一天。在一个空气、陆地和水都提供阻力或摩擦力的世界里，物体会以某种方式失去动量的概念就足够好了。只有当我们走出日常生活的领地，例如，冒险进入物理实验室或外太空时，常人物理学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社会心理学也是如此。对于常规发生在办公室和家庭里的大多数事情，我们的直觉想法以及环境应对原则一般都绰绰有余；当我们必须在最熟悉的经验之外的情境（承担新的、不同的职责，进入新的文化，分析新出现的社会问题，或者考虑用新颖的社会干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中理解、预测或控制行为时，它们却显得很不够用。当我们从学生变成专业人士，当我们在离家5000英里[3]之外的街头与小贩讨价还价，或者当我们的社区开始实施一项新措施来处理戒毒或无家可归者的问题时，常人原则的不足之处很可能就会暴露出来。
本书将经常谈到常人社会心理学（lay social psychology）与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区别，并将确定三个原理[4]作为我们领域累积而来的主要见解，这三个原理就像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奠定基础的三大基石。第一个原理涉及情境影响的力量和微妙性。第二个原理涉及人们对情境的主观解释的重要性。第三个原理涉及将个体心理和社会群体理解为由驱动力与抑制力所平衡的紧张系统或能量场（fields）的必要性。我们将在这里简要介绍这些原理，然后在本书的其余部分说明它们的应用。
社会心理学的三大基石
情境主义原理
我们讨论社会心理学中的情境主义必须从对库尔特·勒温的介绍开始，他是一位德国移民，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来到美国。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所做出的贡献重新定义了社会心理学领域，甚至在今天依然深刻影响着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理论传统和应用传统。勒温的总体理论构想始于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即行为是人与情境的函数（用勒温的术语来说，行为是生活空间（life space）的函数，生活空间包括个体和个体对环境的心理表征）。尽管勒温的构想不偏不倚，它提及了情境和特质决定因素对行为的共同影响，但在他及其学生的实证研究中，当下的社会情境（immediate social situation）的影响才是最重要的。勒温特别关注情境因素和社会操纵对行为模式的影响，尽管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个人特质与偏好的反映。
例如，勒温、利皮特和怀特（Lewin, Lippit, & White, 1939）开展了一项具有启发性的现场实验，当时纳粹主义的幽灵正越来越逼近社会科学家甚至全人类。实验的特点是通过操纵领导风格，在娱乐俱乐部（由勒温及其同事专门成立以进行这项研究）中营造专制型或民主型的群体“氛围”。事实证明，这种操纵非常有效地改变了年轻的男性俱乐部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权力更大或更小的成员的关系。勒温学派表明，寻找替罪羊、服从于权威人物，有时甚至是表达敌意，简言之，那些通常与“权威人格”有关且令人不安的复杂反应（Adorno, Frenkel-Brunswik, Levinson, & Sanford, 1950），可以通过相对短期地操纵个体的当下环境加以抑制或促进。
更重要的且更能阐明勒温传统的是一系列应用研究，这些研究使用了时新的“群体决策”技术来促进消费行为、健康习惯和工厂生产率的变化（例如，Bennett, 1955; Coch & French, 1948; Lewin, 1952）。我们将在第7章讲社会心理学的应用时更详细地阐述这些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了勒温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一观点现已被一代组织心理学家和“训练小组”（training group）的实践者所熟知：当试图让人们改变熟悉的做事方式时，非正式的同辈群体施加的社会压力和限制是必须克服的最强抑制力，同时，又是可以用来取得成功的最强驱动力。
总之，勒温情境主义的主要观点是，社会情境创造了产生或限制行为的强大力量。他深知，这些力量在常人心理学中常常被忽视，识别它们将是科学社会心理学的一项主要任务。事实上，勒温明确地指出了前文提及的常人社会心理学的错误和常人物理学的错误之间的相似性。
勒温情境主义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部分在于，相当重视看似微不足道但实际上非常重要的情境细节。他经常称这些为渠道因素（channel factors），指微小但关键的促进或阻碍因素。勒温认为，行为往往是由某些渠道的开辟而产生的（例如，对某个行动方案的公开承诺，或朝着新行为的方向迈出摇摇晃晃的第一步），有时也会因某些渠道的关闭而受到阻碍（例如，未能制订一项在适当时机采取具体行动的特定计划）。
利文撒尔、辛格和琼斯（Leventhal, Singer, & Jones, 1965）提供了一个关于勒温的渠道因素如何发挥作用的例子。他们的实验解决了一个贴近生活的问题，即如何将对于个人健康行为的良好意愿转化为具体有效的行动。被试是大四学生，研究者与他们进行了一次关于破伤风风险和接种破伤风疫苗价值的说服性交流。此外，研究者告知所有被试可以去哪里接种。纸笔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这种沟通非常有效地改变了学生的信念和态度。尽管如此，只有约3%的学生实际注射了破伤风疫苗。相比之下，当进行说服性交流后，研究者给被试一张校园地图（上面圈出了校医院），并且敦促被试去查看他们每周的日程安排，以确定去校医院的具体时间和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注射破伤风疫苗的被试比例上升到了28%。很明显，对于大多数被试来说，了解疾病及其预防的相关信息，甚至形成采取必要措施保护自己的一般性意愿是不够的。显然，他们有必要制订一个具体的计划（甚至可能是一张地图）来达到目的，用勒温的话说，一个可以让意愿转变为行动的现成渠道。
当然，对于医疗依从性（medical compliance）来说，28%依然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比例。我们猜想，一个更为具体的邀请和渠道（例如“下周二上午10点去吧，日程表显示你那时刚好上完化学课，并且在上午11点的心理学课程Ⅰ前还有1小时空闲”）也许对被试去校医院并接种破伤风疫苗更为有效。当代许多关于公共卫生服务使用情况的研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态度和其他“有趣的”个体差异因素几乎不能准确预测谁会或谁不会步入诊所或咨询机构。实际上，单是个体与最近的服务机构之间的距离就是一个更有力的预测因素。同样，在预测谁会使用这些服务时，一个简单的渠道因素的重要性往往超过其他所有因素（Van Dort & Moos, 1976）。
因此，渠道因素原理是理解为什么某些情境因素的影响大于预期而某些情境因素的影响小于预期的关键。如果没有以情境压力的形式提供有效的输入渠道，或者没有以明确的意图或计划的形式提供有效的行为输出渠道，一场看似大型的干预活动通常只会产生令人失望的微小影响，而看起来微不足道却作用于重要的输入或输出渠道的情境因素往往会产生令人欣慰的巨大影响。
解释原理
讽刺的是，社会心理学第二个不朽贡献恰好是对情境主义学说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挑战。任何“客观”刺激情境的影响都取决于行动者赋予情境的个人和主观意义。要成功地预测某人的行为，我们必须能够领会行动者对情境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人如何理解整个情境。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控制或改变此人的行为，那么对问题的解释也同样重要。许多用心良苦、精心设计的社会干预活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目标群体对干预活动的理解方式出现了偏差（例如，将指派式或家长式作风理解成带有侮辱性或污名化色彩的行为）。
正如我们将在第2章中阐述的，社会心理学中的情境主义与行为主义中的情境主义有相似之处。这两种情境主义都强调当下的、有明显作用的刺激情境的重要性，而对普通大众（和精神分析）强调个体差异和个人独特历史的重要性感到不耐烦。但社会心理学和行为主义因为在解释问题上意见不一而早就分道扬镳了。行为主义者公开宣称的目标是明确的客观刺激，以及这些刺激和观察到的反应之间形成的联结，而不会去尝试探究被试大脑中的“黑匣子”。然而，正如罗伯特·埃布尔森（Robert Abelson）在谈话中指出的那样，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中一个永远不可能真正被“行为化”的领域。因为几乎所有敏锐的实践者都明白，真正的刺激是被试所理解的情境。这意味着理论不仅要关注刺激-反应关联本身，也要关注刺激和反应的主观解释。
早在20世纪30年代，皮亚杰（Piaget）和F. C.巴特利特（F. C. Bartlett）等欧洲心理学家就讨论了解释过程的重要性，并通过引入“图式”（schema）这一概念对该主题进行了研究。图式是一种知识结构，它总结了关于某一类刺激和事件的一般知识及先前经验，同时赋予未来类似刺激和事件意义，并帮助我们形成对这类刺激和事件的预期。除了勒温自己，最为倡导行动者对情境解释重要性的社会心理学家要数所罗门·阿希（1952）。在第2章中，我们将讨论阿希的主观主义取向的本质，特别是当他将主观主义运用于解释自己和同时代人的研究结果时。
当代社会心理学家和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领域的同行们一起，再次聚焦于所谓的解释工具（tools of construal），越加频繁地探讨认知结构（图式、脚本、模型、社会表征）和策略（“启发式”判断，对话的默认规则），以及它们在帮助人们理解观察到的事件中的作用。我们自己也在这一领域中努力工作，并于1980年写了一本书，主要内容是关于普通大众的解释工具及其在各种人类推理任务中的不足之处。
在本书中，我们将再次关注解释如何影响行为以及解释是怎样起作用的，但我们主要关注的并不是证明主观解释的发生，也不是它在决定人们会如何应对周围环境时的重要性。我们力图阐明的是，普通大众向来无法充分考虑到解释在决定行为时所起的作用，这种失败伴随着影响深远的个人和社会后果。特别地，我们将论证人们在解释上犯的三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未能认识到个体对刺激的理解是一个积极的建构过程，而不是被动接受和记录外在客观现实的过程。有个老笑话讲了三位正在讨论工作的棒球裁判。第一位说：“我看到什么就称它们[5]是什么。”第二位说：“它们是什么我就称它们为什么。”第三位说：“在我开口之前，它们什么都不是。”我们认为，大多数人都跟第二位裁判一样，是哲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几乎不了解认知过程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自己的判断。抛开第三位裁判的极端主观主义，像第一位裁判那样对判断的解释性本质理解得如此透彻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个错误是未能认识到情境解释的内在可变性。任何两个人对于某个特定情境的解释方式，甚至是某人在两个不同场合对同一刺激的解释方式，都是无法完全预测的，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人解释情境的方式与自己的解释方式有多大不同，所以在预测他人行为方面往往过于自信。人们甚至会过于自信地预测自己在新颖或模糊情境中的行为表现。我们认为，当且仅当人们的解释是完全准确的，并且和行为者做出行为的那一刻的解释完全相同时，人们的行为预测才能具有一定程度的确定性。
第三个错误涉及行为的因果性归因（causal attribution）。人们没有认识到，观察到的行为和结果（尤其是那些令人惊讶的或非典型的行动和结果）可能不是出于行动者独特的个人特质，而是由于行动者所面临客观情境的因素和行动者对这些因素的主观解释。事实上，人们会过于迅速地“重新评估”个人特质（即判断行为者与其他普通人有何不同），同时过于迟钝地重新评估或重新解释情境（即判断自己对情境的最初解释是不完整、不正确的，或者至少和行为者的最初解释有出入），于是将行为者的行为归因于其个人特质。图书管理员简为了入职一个远方城市的旅行社，放弃了原有的工作和家庭，我们极有可能认为简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具有冒险精神，而不太可能会认为新的就业机会比我们想象的更有趣（或者简身上的难言之隐比我们想象的更多）。我们最近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证实这三个错误并探索其含义上。本书第2章和第4章将介绍这些研究。
紧张系统的概念
社会心理学的第三个主要贡献，也是社会心理学赖以存在的概念三大基石中的最后一个原理是，个体的心理以及从非正式的社会群体到国家这类集体，都应被视作处于紧张状态的系统。对任何特定刺激情境的分析都必须建立在这两点认识的基础上：第一，“行为必须来源于共存事实的总体”；第二，“这些共存事实具有动态场的特征，即这个场中某一部分的状态都取决于场的其他部分”（Lewin, 1951, p.25）。没有一种简单的机械法则可以将特定的刺激与特定的反应联系起来，因为两者都处于会改变和限制两者影响的动态环境中。
……一些现象（诸如工厂里的生产速度）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些力量相互支持，有些相互对抗；有些是驱动力，有些则是抑制力。就像河水流速一样，一个群体的实际行为取决于这些矛盾力量达到平衡状态时的水平（例如，生产速度）。值得一提的是，某种文化模式……意味着这些力量在一段时期内稳定聚集，至少在这段时期内，它们在一个恒定水平上找到了平衡状态。（Lewin, 1951, p.173）
紧张系统概念主要有三个贡献。第一个贡献是，对于理解和预测一个新引入刺激的效果来说，分析抑制因素和分析刺激本身同样重要。为了提高产量，工厂引入了一项新的金钱激励措施，其效果取决于维持当前生产水平的各种力量的平衡。如果现有群体规范反对过度生产或“破坏速率”（rate-busting），那么这种激励措施可能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沃尔夫冈·苛勒（Wolfgang Koehler）提出的准静态平衡概念很好地抓住了对立力量之间的动态竞争。这个概念意味着某些过程或水平（比如勒温所说的河水流速或工厂里的生产水平）是在一定的抑制力和驱动力所限制的范围内波动的。在相对狭窄的范围内，水平很容易上下波动；超越这些限制范围，波动就要难一些；如果超越的范围更远，波动就几乎不可能存在了。此外，系统的改变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完成，得到的结果也大相径庭。我们可以增加驱动力（从而提高系统的紧张程度，因为相关的抑制力日益显现出其反面作用）；我们也可以消除或削弱妨碍改变的抑制力（从而降低系统中的紧张程度）。例如，相比承诺给员工更多金钱的奖励，改变“破坏速率”的群体规范可能更加有效。
第二个贡献与第一个正好相反。在变化的风口浪尖上，系统有时难以维系平衡。让我们回到河流的比喻，看看一些关于密西西比河的有趣事实。大体上，这条河蜿蜒流过最后几百英里，然后沿着它的常规路线注入墨西哥湾，除非发生灾难性事件，否则这一常规路线不可能改变。然而，河流在某地的路线会因为微小事件而发生剧烈改变。一个拿着铲子的人在合适的地点开始挖出一个小口子，口子越变越大以至于整条河都流进了新河道，原先河流的流经路线全都消失了。（这种情况是19世纪河滨地产所有者一直以来的顾虑，他们经常雇人向任何手持挖掘工具出没于河岸上游的可疑人员开枪射击。）
河流的流动和个体及社会的心理过程之间的相似之处清晰明了。一方面，准静态平衡的难以改变，是因为对立力量之间的平衡维持着现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现状。另一方面，有时看似小而无关紧要力量的引入和变动，可能导致系统发生巨大且广泛的变化。因此，紧张系统概念中的第三个贡献是将前两个联系在一起的结果。就像解释原理一样，紧张系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明显很大的情境操纵有时产生的效果很小，而明显很小的情境操纵有时产生的效果却很大。大的操纵可能会悍然与抑制因素相冲突，甚至增加抑制因素的强度和阻力。相反，小的操纵可能会利用系统的不稳定平衡状态，或促使一个重要的渠道因素形成，从而通过重新定向而不是蛮力来推动系统。
在我们撰写本书时，东欧国家正在上演令人震惊的事件，借鉴这些事件我们来阐述上述概念。[6]以目前的眼光来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85年左右的40年间，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内部过程的水平和对外关系的水平都被限制在相当狭窄的范围内。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对不同意见进行极端压制，随后压制力度稍微轻了一些；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国家对创业活动十分宽容，但在另一段时间内，几乎毫不容忍。冷战期间，这些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在我们现在公认的几摄氏度的范围内解冻或冻结。这种社会过程的轻微上下运动可以用准静态平衡来解释：抑制力与驱动力的强度旗鼓相当，各个过程水平的变化都相应地保持在较小的幅度上。
正如那几年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这些系统虽然处于平衡状态，但实际上呈现出高度的紧张状态。无论是驱动力还是抑制力都非常强大。相应地，当渠道被打开，系统就会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很显然，过不了多久，那些在20世纪前80年出生的人将会对世界格局感到陌生。
在一个由紧张系统组成的世界里，这些事件也让人们对可预测性的看法变得底气不足。在1984年，如果西方有人预言，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可能很快就会被一场自上而下的自由化革命所改变，紧接着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很快结束了以党治国的模式，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在痴人说梦。所有明智的分析人士都清楚，东欧国家只会缓慢地走向变革。事实上，历史已经给任何天真到怀疑这一点的人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将紧张系统概念应用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心理学家要数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费斯廷格（Festinger, 1954;Festinger, Schachter, & Back, 1950）认为，个人的态度存在于一种与其所属群体成员的态度相关的紧张状态中。人们不喜欢与同伴意见不一致的状态，当他们发觉遇到这种情况时，就可能采取三种恢复平衡的方法之一：①试图改变他人的意见使得他人与自己的想法保持一致；②接受他人的意见来改变自己的态度；③拒绝群体中的其他人，拒绝的程度视他们不愿向群体中心意见靠近的程度而定。费斯廷格用这些运作过程解释了许多有趣的社会现象，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开始讨论这些社会现象。
费斯廷格还认为，个体头脑中的态度存在于一种紧张状态中。有些态度互相支持，有些互相矛盾。矛盾的态度处于紧张状态中，称为失调（dissonance），必须要加以解决。解决方法是改变其中一种态度，直到系统恢复到平衡状态（参见Festinger, 1957; Aronson, 1969）。
费斯廷格对紧张系统概念最引人注目的运用是在两种认知成分（态度和行为）冲突的情况下的解释。当某人所做的事情既未与他所持有的态度一致，也非出于他所期望的奖励等外在力量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费斯廷格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将会改变自己的信念使其与行为保持一致。如果某人受到引导，发表了一次与先前信念恰好不符的演讲，并且他这么做得到的报酬很少甚至没有报酬，那么此人表达的态度就会朝着演讲的立场发展。如果此人因发表演讲而获得可观的报酬，那么上述态度发展方向就会受阻。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发表演讲与获得报酬是高度吻合的，并且此人会意识到先前的信念与所说的内容之间缺乏联系。
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理论家对认知失调和态度改变的分析带来了社会心理学对动机研究可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即对个人责任感和选择重要性的探索（参见Aronson, 1969; Calder, Ross, & Insko, 1973;de Charms, 1968; Linder, Cooper, & Jones, 1967）。当人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自由选择的，是自己的目标和态度的直接表达时，与当人们认为行为是被强迫的或受外部强化物控制时相比，社会过程的表现大不相同。演讲后得到报酬的人认为自己的行为与信念无关，因此他们的信念保持不变；演讲后没有获得报酬的人认为演讲是自由选择的，因此感到被迫根据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信念。当工人被要求按规定顺序完成规定工作时，他们的表现通常类似于效率低下的机器人和不情不愿、混日子的人；当工人受邀设计自己的工作时，他们就会自由地行使职责，将企业看作休戚与共的事业。
我们不会用单独的一章讨论紧张系统概念，但在第1章讨论情境的影响时，在第5章试图阐释社会世界可预测性的基础时，在第6章探索文化和人格并试图理解文化变迁的条件时，以及在第7章分析社会干预的成败命运时，我们会反复提到它。
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
社会心理学的三项基本原理都以最直接的方式谈到了预测问题，既有科学家可以达到的最终可预测性，也有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达到的一般可预测性水平。在本书中，我们最关心的是科学家和普通人预测行为的方式，预测的限制在哪里，以及如何改进预测。让我们先来讨论我们所关注的两种预测类型。
社会科学家的预测
我们认为，社会科学家一直在追求不切实际的预测目标。我们可能永远无法预测特定的人对于新情境会产生何种反应（无论是基于人格评估还是基于客观的情境描述），也无法预测一般或特定群体对新情境的反应。情境是高度复杂的，人们对情境的解释也是如此。这种困难对实践的启示是（第7章中有更加详细的讨论），社会干预措施一般应首先在小范围内进行试验。即使有关措施曾在某个看上去相似的情况下被证实是成功的，这一启示也同样适用。周围情境的影响和限制情况可能会有细微的不同，人们对两者的解释方式也可能不同，这些差异可能是那些计划并实施干预的人所无法预料的。
我们既不会为预测的局限性感到抱歉，也不会为其实践意义而苦恼。因为它们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进行有效的干预，以改善个人、群体或者整个社会的生活。这些限制仅仅表明了在达到预想的效果之前仍存在一些局限，对此我们要充分利用本领域的最优理论假设和严谨的预实验结果来进行一些调整，以便实现预想。
我们不愿道歉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科学的情境与物理学的情境并不存在本质上的不同。人们早已认识到，物理定律并不会让我们非常准确地预测树上某片叶子会落在哪里。近几十年来，物理学家开始认识到各种系统可预测性的局限性，如生态系统和天气系统。尽管一些效应是稳健并高度可预测的，但另一些则极为不稳定。“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一词就是用来描述细微的、不可预测的变化却可以造成系统巨大变化的（Gleick, 1987）。这个充满想象力的词源于一位气象学家的描述，即在适当的条件下，一只在北京拍打翅膀的蝴蝶，可以对几天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天气产生明显的影响。由于天气对局部的细微变化极为敏感，根据一些科学家的说法，长期的天气预报不仅现在无法实现，而且永远都无法实现。生态学上也有类似的观点：有时引进了吃幼虫的甲虫恰好达到了预期效果，它吃掉了所有目标害虫的幼虫；有时引进的生物立即被捕食者吃掉并消失了；有时引进的生物本身比它们拟取代的生物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再次强调，在高度复杂的交互式非线性系统中，精确预测某种效应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无论是物理学还是行为学领域，都不必为发现和描述这种内在不可预测性的来源而感到抱歉。这是一项具有深远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重要知识贡献。
普通大众的预测
相比社会心理学基本原理对社会科学家预测的意义，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社会心理学基本原理对普通大众预测的意义。基于上述三大原理，我们希望证明普通大众的预测往往是错误且过于自信的。首先，人们对个体差异的强度以及它在行为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夸大的倾向。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本质上是感知层面的。拉尔夫的外表和个人风格的一致性（例如，他魁梧的身材、深沉的声音、坚定的目光，以及在说话时紧握拳头以示强调的习惯）也许会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不到他在不同情境下表现出的依赖性或攻击性其实是不一致的。其他因素则更多是在认知层面上的。不一致的信息被人们同化了，从而给人过去行为具有一致性的错觉。埃伦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友善的，因此当她讽刺比尔轻声细语的说话方式时，我们将她的行为理解为开玩笑，或者是对比尔所说内容的合理反应，或者是因为她的工作压力太大；而不是认为我们先前的印象是错误的，或者埃伦的友善程度发生了变化。
除了讨论一致性错觉的来源，我们还将强调特定个体解释特定情境的不确定性的程度，以及预测这类解释的难度，二者必然会限制可被观察到的跨情境一致性的数量。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埃伦的友善与否将取决于她如何标识这些情境，以及如何消除任何指向她的行为的歧义之处。
同时，我们认为，事实上人们确实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可预测性，观察者可以在日常社交活动中感知到这种可预测性并加以利用。我们认为，正式研究和日常经验给我们的启示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这是由研究者所依赖的一些研究策略造成的，这些策略将被试置于同一组固定且完全相同的情境中，旨在分离人与情境各自的贡献。这种策略尽管对理论家来说有几个不可否认的优点，但它会导致我们忽略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现实。居于首位的现实是，在日常生活中，行动者的特征和他们所处情境的特征通常是混淆的——这恰好促成了我们在社会交往中感知和预期的一致性。人们常常会选择自己所处的情境，并且基于自己明显拥有或假定拥有的能力和特质来选择情境。因此，牧师和罪犯很少面临一系列完全相同或类似的情境性挑战。相反，他们会将自己（同时被他人）置于完全不同的情境中，而情境的差异正好使牧师的形象、行为、感受和思考都和牧师的身份相当一致，并使罪犯的形象、行为、感受与思考都像一个罪犯。
我们还将探讨下述事实的含义，即人们有时觉得有责任，甚至有义务采取前后一致的行动。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角色，也因为现实世界鼓励尊重角色要求并且惩罚违反角色要求的人，还因为他们对他人做出的承诺，甚至因为他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这些影响的最终结果是，我们正确地预见到了一个可预测的社会世界，一个拥有一致的，或者至少是连贯的行动者的社会世界。此外，在我们最关心和最熟悉的领域，这一结果尤其可能是符合事实的。
另外，应当指出的是，行为上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有时反映出人们在解释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存在的个体差异。在这里，让我们回顾一种一脉相承的人格理论流派，它起源于弗洛伊德，由乔治·凯利（George Kelly, 1955）发展起来，并在米歇尔（Mischel, 1973）、马库斯（Markus, 1977;Markus, Smith, & Moreland, 1985），以及坎托和凯尔斯壮（Cantor & Kihlstrom, 1987）等人的当代著作中成熟。这些理论家都认为，让个体差异成为更有力概念的关键在于找到持久的动机关注点和认知图式，它们引导着注意、解释以及目标与计划的制订。这个观点的一个重要结论是，传统的人格特质可能无法很好地捕捉到行为一致性。也就是说，个体以一种有别于同伴的且前后一致的行为方式行事，这并不是他永久性的友善、依赖、攻击性等性格倾向使然，而是因为他以一致的方法来解释自己的社会世界，从而采用一致的策略来追求一致的目标（参见Cantor & Kihlstrom, 1987）。
简而言之，我们总体上的论点是，普通大众关于个人一致性和可预测性的最基本假设得到了日常经验的验证，即使人们可能误解了这种一致性的基础（第5章将详细阐述这一观点）。因此，尽管普通大众的预测存在明显的错误和偏差，但事实上，人们每天感知到的世界的模样仍可以得到适度的预测。常人心理学就像常人物理学一样，通常使用明显错误的原则但很好地达到了预测的目的；而当它失效时，该学科较为丰富的原理体系往往能让我们理解甚至预测其失效。
效应量问题
到这里为止，隐含在我们讨论中的是，显然有些效应很大，有些很小，有些可预测性水平相当高，有些相当低。
我们曾经说过，社会心理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证明了社会情境的影响，而人格心理学最大的挫败之一是未能证明个体间典型的人格特质或倾向差异的影响力。这种说法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情境效应是“大”的，个人效应是“小”的。提供一些关于如何测量甚至如何更加清楚地思考效应量（effect size）问题的初步想法，想必是有益的。事实证明，这个问题极具争议性且难以回答；但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澄清它，这是本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
我们想提醒大家，效应的大小是相对某一标准而言的。根据目的，我们只需涉及有关效应量的三个概念就足够了，我们称之为大小的统计标准、实用标准和期望标准。
量的统计标准
说到统计标准（statistical criterion），首先我们必须注意，效应量与统计显著性关系不大。只要收集足够多的数据，几乎任何大小的效应都可以在统计上达到显著水平（也就是说，不太可能仅凭偶然出现效应）。本书作者之一在研究生院的经历足以证明这一点，他打开了一份全国调查分析的计算机输出结果，手指沿着栏目滑动，落到他特别感兴趣的关系上，发现相关性在传统接受的0.05水平p值上具有统计显著性，他高兴得跳了起来。他的同事注意到，让作者变得如此激动的相关系数是0.04，非常接近0的关联程度。这种微小的相关能达到显著水平，是因为该调查有1000多名受访者。因此，作者的预测是正确的，他假设的关系确实存在，但关系是如此微弱，以至于没有任何理论或实践意义。
科恩（Cohen, 1965, 1977）提出了一个更合理的确定效应量大小的方法，他建议应该根据测量的变异来判断实验效应的大小。根据科恩的标准，两个平均值之间的差异对应于测量分布中的1/4标准差时是小的，对应于1/2标准差时是中等的，对应于整个标准差时是大的。这个统计标准和其他相关标准所评估的效应量都是相对于所有非特定的、“随机”的变异决定因素的，即相对于“噪声”的效应大小。统计标准有效地处理了，事实上是忽略了所关注变量的性质和测量单位。这既是它的主要优点，也是它的主要缺点，正如我们在下文对另外两个标准的讨论所阐明的那样。
量的实用标准
对于简单的、基于标准差的统计标准，最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丝毫不关心根据这一概念可被算作“大”的效应，或者相反，我们会非常关心其他一些根据这一概念可被算作“小”的效应。例如，假设你被告知某种外来的新药可以将史沫特莱热病（Smedley's Fever）患者的生存时间延长1.5个标准差。乍一听你很感兴趣，然后你发现史沫特莱热病是一种致命的热带疾病，未经治疗的患者平均在40小时后死亡，标准差为4小时。这意味着新药可以平均延长6小时的寿命。如果你接下来发现，新药的价格是每剂10000美元，你的兴趣就会荡然无存。（另外，医学研究者为了解开这种疾病或相关疾病的奥秘，可能会立即抓住这种在临床上微不足道的改善，因为它可能蕴含着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会带来真正重大的洞见和进步。）
相反，想象一下某位政治候选人在一次势均力敌的竞选中陷入困境。这位候选人可能非常愿意在广告或竞选策略上花费一笔巨款来影响其获得的总票数的比例，哪怕改变不到标准差的1/10（例如，0.05的选票率，按照传统的公式，比例（p）的标准差等于p（1-p）的平方根，换句话说，等于0.5×0.5的平方根）。大多数政治学家都认为，任何可能导致选票出现“五个百分点”波动的广告或策略，其效应都应该被算作“大”的。（特别是在20世纪的美国总统选举中，这将足以改变大约一半的选举结果。）同样，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中详细讨论的那样，一项人格测验成本低廉并且能够预测某些重要结果中“仅”10%的变异，对于许多常见的评估或预测任务来说，是非常有价值且“具有成本效益”的，例如，可以将在某些维度上表现极端的人挑选出来（参见Abelson, 1985）。
这些例子表明，我们判断一个效应是大还是小几乎不可避免地受实用性的影响。效应的大小是相对于完成特定任务所遇到的困难而言的，也相对于该任务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效应的大或小取决于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达成特定目标，以及我们对目标的关心程度。
量的期望标准
最后，也许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效应的大或小是相对于我们对它们的预期而言的。我们称之为期望标准（expectation criterion），因为它涉及一个人对于某些结果或事件的先有信念（或“贝叶斯先验”）的变化。根据这个标准，如果相关数据迫使我们对预期以及生成预期的理论进行大幅度修正，那么效应就是大的；如果相关数据几乎或者根本没有迫使我们做出修正，那么效应就是小的。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非常小的效应（也就是传统的统计标准上的小）有时会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非常基本且成熟的理论，前提是我们有非常好的理论基础来做出无差异预期，并且有非常精确的测量技术来确定是否真的存在差异。
因此，根据改变主观概率的能力，我们可以评估效应的大小。我们预期斯诺特参议员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获得第五名，那么当他获得第二名时，我们感觉他赢得了“很大”一部分选票。当有望赢得初选的州长格伦佩排名第二时，我们会觉得他赢得了“很小”一部分选票。在这两种情况下，根据竞选结果相对于我们先前预测和信念的有效性，我们将他们开展的竞选活动贴上了“成功”或“失败”的标签。
对社会干预及其所依据的科学理论的判断取决于社会干预相对于我们的预期表现得如何。即使是一个成熟的理论，当我们发现了一个如同盔甲裂缝般微小却致命的预测缺陷时，也要得到重新检验；表面上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理论，当其创始人做出一两个与科学家现有观点相反但最终被证实的预测时，也将获得相当大的可信度。这个最后的标准[7]有一个有趣而重要的结果：任何影响我们期望的经验、训练，甚至言辞都会影响我们对任何特定效应大小的评估，以及对产生该效应的干预措施的满意度。诸如“开端行动”（Operation Headstart，针对弱势儿童的学前教育干预项目）和学校种族融合等社会干预措施的积极影响是真实存在的，尽管统计上并不总是很大。但就出台这些干预措施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社会宣传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期望而言，这些效应被普遍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之后这些项目也因此日趋式微。
应当指出的是，在本书中，当谈到大的情境效应时，我们通常指的是，这些效应至少从统计和期望这两个标准上来说是大的，有时也根据实用标准（pragmatic criterion）来衡量。当我们谈到小的特质效应时，我们通常指的是，根据相同的统计和期望这两个标准来说，这些效应是小的，也经常根据实用标准来衡量。当我们谈到干预和应用的效应时，我们通常仅用实用标准来衡量大小。
当比较效应的大小时，我们会尽可能以比例的形式呈现结果。因此，在报告实验或干预的效应时，我们将报告在实验条件和控制条件下，以特定方式行事或具有特定结果的人的比例。在报告与人格特质相关的差异时，我们将比较高于和低于中位数，或高于中位数两个标准差与低于中位数两个标准差以特定方式行事的人的比例。当然，效应量的比例与效应量三个标准中的每一个都相关联，但仅以一种粗略的和高度可变的方式相关联。比例最大的优点在于，它是一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的通用度量标准。部分出于这个原因，它是用期望标准来估计效应量时最有效的指标。正如我们将在第4章中看到的，人们很容易将他们对效应量的预期转换为比例估计，然后将其与实际比例进行比较。
本书概览
总而言之，本书将从现代实验和认知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行为的可预测性和一致性。我们从回顾研究历史开始，这些研究说明了情境因素通常是强有力的行为决定因素，这一点远远超出绝大多数美国科学家和普通大众的预期。这一情境主义的观点意味着背景不同、信仰不同，甚至人格迥异的人，必然对某些情境有着相当一致的理解和反应。换句话说，至少在某些重要方面，人类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为相似。
与此同时，研究和日常观察不断提醒我们，人们对特定情境和事件的反应以及日常的行为模式都存在巨大的变化和差异。我们认为，普通大众对稳定、一致、连贯和可预测的个体差异的共同信念并非单纯的认知错觉。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信念是以日常经验的数据为基础的。我们绝不会质疑个体差异的存在或重要性，而是承认它们，然后探索它们的存在基础和含义。具体而言，我们将用“情境主义”和“主观主义”来解析个体差异，其中将着重于社会系统的复杂动力和解释过程的作用。因此，我们的目标是解释个体差异，试图解释哪些类型的差异可能存在且很重要，何时可能被掩盖，以及何时可能遭误解。
从第1章开始，我们将回顾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研究，来阐明情境因素的力量。在第1章中，我们将首先关注群体的影响，然后关注渠道因素，渠道因素是指促进或抑制行为改变的通道和障碍。在第2章中，我们将讨论解释过程的重要性，并将重申一个常理，即解释因人而异，是社会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我们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是预测自己的行为，还是预测和解释他人的行为，人们可能都没有认识和考虑到解释的变化无常。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人们频繁地对行为做出错误的预测，然后用行动者的稳定人格特质来解释这种实际与预期之间的差异，从而造成错上加错。
本书接下来的四章将明确地论述个体行为的可预测性。在第3章中，我们会首先回顾一些重要研究，这些研究证实了在特定情境下，人们的行为具有中等程度的跨情境一致性，特别是与外向性和诚实等典型的人格特质有关的行为一致性。在第4章中，我们将表明，这些数据确实令人惊讶，也就是说，无论就定性还是就定量而言，有关一致性和可预测性的常人信念都是错误的，任何测量或定义的改进都无法弥补这一点。在第5章中，我们将讨论行为一致性和可预测性的真正来源，其中一些涉及个体差异和其他情境要求，另一些则根本不涉及稳定的个体差异。在第6章中，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历史悠久但近来被忽视的文化对行为的影响问题，再次强调情境、解释和紧张系统的作用。我们认为，不同的文化，包括现代西方社会中可识别的地方亚文化，有效地将行动者置于不同的情境中，使他们接触到不同的社会动力，并使他们形成解释上的习惯性差异，从而对社会行为产生真正的影响。
在第7章，也是最后一章中，我们将思考前面七章的分析给干预和社会变革问题带来的启示。我们将讨论一些应用研究，这些研究阐明了本书中情境主义、主观主义和紧张系统的价值。我们的分析试图阐释，为什么一些人们认为很有效的干预措施通常会产生令人失望的结果，以及为什么其他看似不那么有效（且成本较低）的干预措施却产生了较好的结果。该分析有助于阐明，应用者可以从理论导向的社会心理学最佳传统中得到的启发，以及理论家可以从成功和失败的应用历史中吸取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它也给试图将社会心理学应用于日常生活，并且思考着社会应当如何解决其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和挑战的普通大众提供了重要启示。
[1]意指实验结果不显著的情况十分常见。——译者注
[2]常人心理学指普通大众对心理学的认识。与此类似，后文中出现的常人社会心理学指普通大众对社会心理学的认识。——译者注
[3]1英里≈1.61千米。
[4]这三个原理对应前文社会心理学的三大重要贡献。——译者注
[5]“它们”是指棒球比赛中投手投球，由裁判判定它们是好球还是坏球。——译者注
[6]本书原书初版于1991年，此处应指苏东剧变。——译者注
[7]原文为“this final definition”，应指期望标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