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情境的影响

几年前在欧洲，数百名愤怒的英国足球迷袭击并杀害了数十名意大利球迷。虽然反对并谴责这种行为，但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它。我们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个体的攻击性，却没有意识到分析参与者的日常生活情境或人生经历，并不能让我们预测引起群体暴力的情境。

确实，如奥尔波特（Allport, 1954）在社会心理学起源的经典综述中所指出的一样，正是这些现象使塔尔德（Tarde, 1903）和勒庞（LeBon, 1896）等社会哲学家意识到，对这些现象的分析不能局限于个人需求和特质方面。他们指出，聚众情境似乎可以立即引起参与者的兴奋，使其丧失平时的理性和规范意识。在群体中，行动者心甘情愿甚至热切地做出一些单独行动时会感到羞愧和尴尬的行为。在城市暴动和种族骚乱中，或者在不那么糟糕的情况下，例如在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海滩的学生期末狂欢上，我们会看到当代的“去个性化”（deindividuated）行为；在新奥尔良的狂欢日、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以及类似的庆祝活动中也能看到这种现象，这时虔诚的信徒可以不受传统习俗的约束行事，也不必担心受到责难。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事件？仅仅是兴奋和唤醒吗？或者是匿名性、责任扩散（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较小的惩罚可能性？抑或像19世纪的社会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暴民以某种方式释放了某种神秘来源的能量？区分这些决定因素一直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Festinger, Pepitone, & Newcomb, 1952; Singer, Brush, & Lublin, 1965; Zajonc, 1965; Zimbardo, 1970）。不论是何原因，暴民的私刑、青少年团伙的抢劫和球迷的疯狂行为都有力地说明了情境对行为的控制。并且，当此类事件发生时，它们诱使我们不可避免地犯下基本归因错误，即仅从性格倾向方面去解释原本应主要从情境方面理解的行为。因为我们看到这些集体疯狂的事例时往往会认为，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或是社会中其他体面的人，都不会屈从于这种群体影响。因此我们认为，那些受到影响的人，其性格倾向中存在难以扭转的缺陷和恶意。

本章会回顾社会影响和情境控制的经典研究，主要强调两个主题：第一，社会压力和其他情境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比我们通常意识到的更强；第二，为理解某一社会情境对行为的影响，我们通常需要注意一些微妙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