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宫殿与坟墓

汉代状物绘画的首要载体，是宫室（或礼仪设施）之墙壁、内设的屏风与可折卷的丝帛等。其见于史载者，有武帝为晓谕霍光命制作的“周公负成王”，刘向父子命黄门画署制作的列女、列士屏风与王延寿所观览的灵光殿壁画等。由考古遗存可推知的朝廷制作，则有两汉之交的“三皇五帝图”“周公辅成王”“孔子师老子”“西王母图”与“浪井图”等。无论形式、内容、品质还是数量，这类制作必代表了当时绘画的“正典”（cannons）。惟土木、丝帛不耐久，汉朝廷的绘画制作，今已扫地无余。[41]

在汉代，死亡是生理的事实（biological fact），而非仪式—心理的事实（ritual-psycological fact）。如亲属，尤其长辈如父母之死，在仪式心理上，便不是“死”，而是“如生”。从认知角度说，“如生”并非真实的“生”，而是虚拟的“生”[42]。由于“如生”，亲人的瘗骨之所，在仪式心理上，便应“如宅”。对君主而言，由于其身体不仅是生理的，也是政治—礼仪的，故“如宅”之宅，即大体对应于其身体的两元；[43]这样便有掩埋其生理身体的墓，与祭祀其政治—礼仪身体的寝；二者合称“陵寝”。其中“寝”又由两部分组成：其名“寝”者，“如”他办公的殿；其称“便殿”者，“如”其燕居之寝。由于是“如”或伊利亚德意义上的“模仿的”（mimetic），宫殿的用具、装饰、绘画等，或便根据“如生”的原则，在重新组织、调整后，被移置、移绘于陵寝。就绘画而言，其最易想见的调整之一，当与君主的身体有关。盖宫殿绘画的意义，乃源于君主生理身体与礼仪身体的合一。换句话说，其政治—礼仪身体所依存的生理身体，乃是宫殿绘画所呈现的视觉—语义方案的焦点。但在“如宫”的陵寝中，其生理身体是“不在”的（physical absence），为维持陵寝绘画的意义，或防止其意义结构的溃散，这不在的身体，便当虚拟出来。由考古出土与文献记载看，这虚拟似可通过两种途径：1）设帷帐或几坐；2）图绘君主形象。[44]这“如”宫殿之绘画惟略有调整的陵寝绘画，便当是宫室之外汉代绘画的主要类别。惟与宫殿一样，陵寝亦多为土木构，其中的绘画，今也扫地无余了。[45]

陵寝“如”宫之意，汉代既体现于帝陵，也以较低的礼仪尺度，体现于诸侯王陵。承战国余绪，汉代诸王俨然君主，故从礼面说，其身体也有生理与政治—礼仪的两元。除此外，则无论官阶高低或有无，都只是私人而已，只有生理的身体，无政治—礼仪的身体。如与巨公显卿有关的礼仪，便皆与其暂时所据的“制度位点”（institutional loci）有关，而非与其身体有关。尽管如此，或师陵寝“如”宫之意，巨公显卿死后，也往往墓上作祠。祠之所“如”，尽管应为其宅，而非帝王之宫，但如人类学在归纳不同民族的墓葬礼仪时所发现的，墓葬中的象征，往往是对死者身份的理想表达（idealised expression），殊不必指向其实际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张皇”（to aggrandise）死者的社会地位，乃人类不同文明墓葬传统的常数。[46]汉代也不例外。故巨卿显公造祠时，适度参照帝（王）陵寝的设计，以自我“张皇”，固不难想见——只要程度不越礼。如具体到壁画而言，公卿的生宅虽未必有，其祠堂或阴宅则未必无。[47]这一类制作，当是宫室、陵寝之外汉代绘画的一次要类别。惟公卿祠堂也多木构，历两千年而下，亦悉吞噬于时间的牙齿了。[48]

公卿之于帝（王）如此，中下层平民也一样；其身体是生理的，并无政治或礼仪性。其中较奢侈的祠堂，亦当为木构，资力不及的中产之家，可做小型的石祠。[49]金石寿久，故考古所获中，便数见东汉的小石室〔图XI〕。或师帝陵、王陵与公卿祠设绘画之意，这些石祠中，亦偶有刻绘的画像。[50]画像的原则，也与上举人类学的归纳符同：尽可自我张皇，以表达其理想的社会地位。[51]如山东孝堂山石祠画像中，便有驾乘皇家卤簿，或服四夷、来远人的祠主形象。若云祠堂的画师所以作此，乃因亲见过这些皇家的礼仪演出，我料读者必斥为“无稽”。那么问题是：这类画像是哪里来的？最易想见的答案，便是或直接、或间接剿袭于皇家的制作。[52]若此说通，汉代的朝廷绘画——或汉代绘画的“正典”——固无遗存，然借助其在中下层祠堂的遗影，其大致的轮廓，或可抵掌一谈。[53]

图XI　济南长清孝堂山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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