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意识形态

综合考古与文献记载，可知由纹样向状物的转折——或中国绘画传统的确立，乃是西汉中后叶始告完成的。这一新的传统，是战国以来所积蓄的再现动量与此时期政治、社会需求相趋同的结果。盖武帝黜百家、尊儒术为“官学”后，汉代始逐渐获得其意识形态。不同于汉初推尊的黄老，意识形态并非隐秘的、为君主独占的统治术，而是一种贯穿性的“文化系统”（cultural system）。[24]由于目的是塑造、整齐全体社会成员的价值，意识形态的首要特征，便是内容的公共性，与阶层的贯穿性。[25]这两个特点，又赖传播而得。这是古今中外一切意识形态的共有特征。传播的主要手段，则无外两种：言说的，与物质—视觉的。故随着意识形态的建立，艺术便于武帝之后，渐获得了新的功能：意识形态塑造、呈现与推广的手段。[26]

武帝启轫的意识形态，是一套庞大、复杂的语义结构。它的目的，乃是通过宇宙—历史框架的构建，呈现作为其中心的汉帝国。[27]概略地说，这框架由众多要素所构成，不同的要素之间，则呈结构—功能主义的互文关联（intertextuality）。结构的主体，是天与历史；二者一从本体论、一从现象学角度，定义了作为其中心的汉家统治。结构的其他要素，又悉由中心延伸而来，如：1）君主的宇宙与人间义务（“则天”与“稽古”）；2）以君臣、父子、夫妇为核心的人伦关系（“天”与“古”定义的社会规范）；以及3）帝国的中心与四方关系（天命权力的应用）。从构建的目的说，这体系在于提供一套抽象的原则，以整齐价值，创造共识。但与任何权力—意识形态体系一样，它只有人格化，方可被看到；只有被象征，才可被热爱；只有被付诸视觉的想象，始能被理解。[28]而这一要求，又恰与这意识形态的基础，即五经阐释学的性质相趋同。[29]盖五经虽曰“五”，各经也有不同的阐释流派，或汉称的“家法”，阐释的策略，却大体如一。据经生自己的说法，这策略乃孔子所亲定，所谓：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30]

“空言”指抽象的原则，或经学称的“大义”，“行事”则指古之行为。然则据孔子自述，他的作经（《春秋》），原是以拟象和叙事为策略的。扼要地说，不同于宋明理学之言玄理，或清代经学之考字义，汉代的经学，无论今文、古文或谶纬，莫不以叙事为其主要策略。《春秋》公羊家的“借事明义”“借事托义”等阐释原则，所言皆此。[31]这样经学意识形态的呈现方式，便纯然是拟象与叙事的。如天被拟人为（anthropomorphize）与人间朝廷对应的权力结构。其中北极为帝，列宿为臣，次要的星宿，则或为“帝”的礼仪设施如宫庙，或其礼仪用具如车马等。历史也如此：由于被理解为“天”通过其“世俗对跖”（secular antipode）——即君主——实现天之意志的时间过程，经学理解的历史，便归约为不同家族的代表——三皇五帝——“应期”统治的叙事。[32]至于如今人所理解的，历史乃非人格化的社会力量——如制度机制、社会结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动的结果，是汉人所不知的。晓谕此义，始足与言汉画像中的古帝王。盖如罗马的克里奥一样〔图VII〕，汉代古帝王画像所表现的，并非今理解的历史故事，而是本体意义上的历史本身。[33]至于二者外的其他要素，则又呈现为以君主的政治——礼仪身体为中心的仪式演出，如祭祖先（君主义务）、亲蚕织（后妃义务）、服四夷、化远人等（帝国中心与四方关系），可知皆有叙事的特点。要之不仅形式上，战国以来的“再现意志”与汉代意识形态的呈现方式相趋同，在内容上，也获得了连贯的、可辩护为“正当”的图像志方案。张彦远称“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即是以此。这“形式的趋同”与“内容的正当”，便是商周纹样传统向汉唐状物传统转折的首要动力。

图VII　克里奥（Clio）雕像
2世纪，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惠予图片

汉代意识形态的构建，原非一日之功。概略地说，这构建始于武帝（前141—前87），加速于元（帝）成（帝）（前49—前7），完成于王莽（前1—23），并为东汉诸帝所继承。根据意识形态的“利益”（interests theory）与“张力”说（strain theory），[34]武帝的努力近于前者，即以意识形态为武器，确立汉家统治的神圣，并有效推行其内外政策。[35]元成的构建近于后者，即纠正武宣以来因过度“有为”所蓄积的社会—心理的失衡。王莽的构建，则近于二者之杂糅，即一面释放因篡位所导致的社会—心理之紧张，一面推进其篡位事业。[36]由于与武帝或元成不同，王莽遭遇的，乃政治的经典难题——合法性，故无论强度还是系统性，王莽的构建皆甚于以前。上举以“则天—稽古”为中心的经学意识形态，以及作为其体现的礼仪与制度，便悉完成于王莽之手。构建如此，呈现、传播也一样。如本书《王政君与西王母》一章所说的：

与他的同代人——罗马执政奧古斯都一样（前63—14），王莽（前45—23）是古代世界最致力于物质兴作的君主之一。盖两人遭遇的，都是“合法性”这一经典难题，故如何令人信服其篡汉之合法，便构成了王莽物质兴作的重点。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套有效的说服，须同时诉诸三种因素：人格（ethos）、情感（pathos）与论据（logos）。设我们把元始以来王莽自任周公、自我神化及自命古圣人后裔的种种行为，定义为其“人格”的塑造，其兴作的物质，便一方面可定义为“论据”，另一方面，亦可定义为他（ethos）与观众（pathos）作主体互动（inter-subjective interactions）的空间。这使得其无形的合法性辩说，获得了可见的形态；原粗鄙的、挑战观众认知的政治难题，也被物质所散发的美学光晕（aura）柔化并消解。总之，王莽之前的物质兴作（如从高祖至武帝），若我们称为一套“语义系统”（semantic system），以传达、申明、肯定为目的，王莽的物质兴作，则是一套“修辞系统”（rhetoric system），其目的是提出问题，并作说服性解答，以推进其政治与意识形态事业。

据《汉书》，为推进其事业，王莽兴作的礼仪建筑与设施，竟多达一千七百余所〔图VIII、图IX.1-2〕！其规模与精美程度，[37]可方驾他的同代人、罗马皇帝奥古斯都。[38]王莽败后，其礼制与意识形态的遗产，仅被洗去浮色，实质的框架与内容，则一并为光武、明（帝）章（帝）所继承。由于新都洛阳原属一地方城市，设施不周用于国都的政治、行政与礼仪之需，故从光武即位起，东汉便逐步启动了新都的大规模营建。如建武元年（公元25年）起郊坛，四年立太学，十四年起南宫前殿。建武二十年后，随着天下底定，营建便日趋繁密；至明帝作南宫，起明堂，立辟雍、灵台、世祖庙等大型礼仪建筑的时代，新都洛阳的营建便抵达高潮了〔图X〕。总之，从王莽至明帝近一个世纪间，中国经历了秦皇汉武之后、隋唐统一之前最大的建筑兴作浪潮。[39]可想见的是，为凸显、强化或清晰地表述寓于建筑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信息，其中的重要兴作，当必伴以大规模的装饰与绘画；武帝以来的绘画，亦必应当时礼制与意识形态之需，被改造、整合并系统化。或许从这一刻开始，汉代始获得了与其伟大相匹配的艺术，中国也因此确立了其状物性的绘画传统。[40]

图VIII　王莽明堂复原图
王世仁，1963，图二〇、二一
图IX.1　王莽九庙复原图
杨鸿勋，2009，图二五七
图IX.2　九庙遗址瓦当
分别为18.1厘米、18.4厘米、19厘米、18.5厘米；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站惠予图片
图X　洛阳明帝明堂复原图
杨鸿勋，2009，图二八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