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庭的伦理承载力

在传统伦理体系中，“齐家”是“修身”之后的环节。在任何文化传统中，家庭都是自然的伦理实体，是伦理的直接存在形态，“齐家”的哲学真义使在家庭或家庭伦理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成员安伦尽份，克尽自己的道德本务，惟齐非齐，从而使家成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齐”即实体的中国化表达。家庭是一个伦理性的实体，个体在家庭中的伦理身份是“成员”。正如黑格尔所说，家庭伦理作为自然的关联必须是“精神”的，而且只有具备“精神”这一文化条件时才可能是伦理的。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和个人作为家庭“成员”的必要条件，是每个人的行动以家庭这一整体为内容和现实性，由此个体才能在家庭这一自然的和直接的伦理实体中养育伦理的能力和素质。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是伦理的摇篮和策源地。

“伦理承载力”之成为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及其测评的聚焦点，有三个方面的根据。

第一，文化传统与文明血脉。在任何文明体系中，家庭血缘关系都是人类与自己的原初状态即原始社会，甚至与自己的生物本性最具普遍意义的关联。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而伦理本位的根源是家庭本位，中国文化之所以是伦理型文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家庭。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明的最大特色是其“国家”构造，所谓家国一体、由家及国，于是家庭便具有比其他任何文明更重要、更基础的意义。国外学者发现，家庭是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20世纪的中国虽然伤痕累累，但中国人的家庭始终坚韧。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严峻的课题：家庭是否还具有足够的伦理承载力？家庭的伦理承载力使中国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是中国伦理道德发展的最具基础意义的条件，家庭一旦失去充沛的伦理承载力或者其伦理承载力削弱到一定程度，中国文化便将不再是伦理型文化，便标志着伦理道德发展最深刻危机的到来。

第二，家庭在当今中国伦理道德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在我们所进行的三次全国性大调查中，很多与家庭相关的问题往往都能达成最大共识。“在你成长中伦理道德养成的第一收益场所是什么？”三次调查，几乎所有群体的首选都是“家庭”。“对你道德品质养成影响最大的人是谁？”绝大多数首选“父母”。在最重要的五种伦理关系即所谓“新五伦”中，三次调查，居前三位的都是家庭血缘关系，不仅选择相同，而且排序高度一致：父母子女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姐妹关系。这些信息说明，家庭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仍具有绝对的伦理意义。

第三，伦理道德发展的难题。西方曾有预言家预言家庭必将消亡，虽然这一预言并未实现，但基因技术、市场经济，还有认知层面的理性主义都不断侵蚀家庭的精神机体，尤其当今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以及家庭在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使家庭伦理问题日益深刻和紧迫。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转型影响最大的国情之一是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对文化最大的影响就是伦理。一方面，它使家庭伦理关系“瘦身”为原子式的单向度，多子女家庭所卵化的具有巨大社会伦理意义的复杂有机的伦理关系断崖式消失，家庭生活及其血缘关系失去原有的伦理养育功能；另一方面，核心型家庭不可避免地出现以“孝”为核心的传统伦理记忆的集体丧失，因为在这场空前的社会试验中，血脉延传的迫切性及其危机意识远远压过或说至少在一代人中暂时压过对“孝”的伦理诉求。独生子女是一次巨大的伦理断裂和文化断裂，当下还无法准确估计这一断裂的文明后果，但可以肯定，家庭的伦理承载力必将面临巨大考验，而这种伦理承载力又关乎中国文化的存续，关乎伦理道德发展。

家庭伦理承载力的测评可以从代际伦理关系、婚姻伦理素质、同胞伦理意识、家庭伦理向社会伦理的移植和扩展能力、家国伦理关系五个层面展开，而它们的伦理精神基础是“爱”或所谓“亲亲”之爱的素质与能力。测评的聚力点和核心问题是家庭伦理安全和家庭伦理风险。

伦理与宗教，都以爱为出发点，区别在于，爱的神圣性根源在哪里。爱的文明真谛是什么？是“在一起”。宗教以上帝之爱为根源动力，其神圣根据在于，我们都是上帝的创造物，上帝造人，上帝和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本来在一起，这是爱上帝和众生相爱的根本理由，亚当·夏娃因偷吃智慧果被逐出伊甸园，赎罪得救的文化长征本质上是通过上帝之爱重新回到“在一起”的原初状态或本真状态。入世的中国伦理型文化以家庭为爱的根源动力，其神圣根源在于：十月怀胎，人本来就是从父母的实体中走来，因而与父母、与家人，乃至与有血缘关系的所有人，本来就是“在一起”，日后的伦理教养，就是通过“爱”的回归而“在一起”。所以，“亲亲”之爱，是爱的根源，将它扩而充之，便成为社会之爱。这便是孔孟儒家以“仁”说“人”，以“爱人”释仁，又以“亲亲”为爱之根基和始点的伦理智慧，“人—仁—爱人—亲亲—仁道”构成儒家伦理体系的基本内核。正如黑格尔所说，“爱”的本质是不专为自己而孤立起来，是不独立、不孤立，由此“在一起”才有可能，伦理才有可能。孟子说，人有大体和小体，其实人身上有两种构造，所谓理性和情感。理性使人独立，使人强大；情感扬弃人的抽象独立性，使人美好，这种使人美好的情感最终来源于家庭。情感的本性是“只知如此，不可究诘”，这便是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人文大智慧所在。因为，一方面，家庭是情感性和伦理的策源地，不应该被理性建构的社会法则所颠覆；另一方面，由于家庭在中国文明体系中的本位地位，一旦以理性法则颠覆了家庭，社会也便分崩离析。所以，对家庭“亲亲”之爱的伦理状况的测评，其意义不仅关乎家庭的伦理实体性，根本上也关乎社会的伦理凝聚力，是家庭的伦理承载力的根本。

代际伦理测评的核心要素是慈与孝。孝慈是家庭“亲亲”之爱也是家庭伦理承载力的最自然和最强大的表现，然而它们却是两种不同的伦理智慧和伦理能力。“慈”是父母实体性的人格表现。男人和女人以婚姻而成为实体，在中国话语中互为“另一半”，其客观性和人格化的表现就是子女，子女是父母伦理上成为一体的人格化，所谓“爱情的结晶”。因此，“慈”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本能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爱子女是老母鸡都会的事。“孝”则不同，它是一种对生命的伦理觉悟。孝的精神本性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是在父母生命的枯萎中成长起来的，对父母的爱便是对生命根源的爱，所谓“慎终追远”，因而需要启蒙，需要教养。孝慈是家庭的自然伦理安全系统，它以伦理的机制维护人种再生产的生生不息，尤其在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它几乎是家庭也是种族伦理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否则人类文明将遭遇巨大的伦理风险。

正因为如此，伦理型的中国文化发展出了一套完整得几乎具有宗教意义的孝慈尤其是孝亲的伦理智慧和道德规范。当今之世，虽然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然而孝慈依然是事关人种延传尤其是人的生命意义的两个最基本的伦理能力。独生子女邂逅老龄化，将中国社会推向空前的高风险，形成“超载的老龄化”——不仅在所谓“2+8”的代际数量失衡而导致的客观伦理条件上超载，更重要的是在文化承载力方面超载，文化尤其是孝道文化的断裂将使老龄人即便不在物质生活条件方面面临“老无所养”，也可能因亲情“供给侧危机”而失去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日益增多的老年痴呆症呈现了这种文化稀缺。可以说，中国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家庭伦理风险，遭遇严重的家庭伦理安全危机，即便是“老母鸡都会”的慈爱，也因诸如“卖婴儿买宠物”之类的丧失天良的行为出现深重危机。因此，孝慈素质和孝慈能力的测评便可以为家庭的伦理承载力评估提供重要的信息。

婚姻伦理素质和伦理能力是家庭伦理发展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标尺，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重大伦理难题。孟子曰：“男女居室，人之大伦。”男女关系为何是“人之大伦”？很简单，在任何文明的神话传说中，人类历史从哪里开始？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开始。在西方是亚当和夏娃，在中国是盘古、女娲。依据伦理传统和文化现实，当今中国婚姻伦理的关键问题也是测评重点，一是两性关系的道德风尚，二是婚姻的伦理能力。在传统“五伦”范型中，依据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文明原理，家庭伦理中的父子、兄弟两伦与社会伦理都内在巨大的文化亲和，父子关系是君臣关系的范型，兄弟关系是朋友关系的范型，这便是所谓“人伦本于天伦”的“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同一的伦理规律。但唯有对夫妇关系保持高度的伦理警惕和伦理紧张，不能成为男女关系的范型，因为它是“人之大伦”。在任何社会中，两性关系的紊乱都将导致道德风尚的沦丧，导致严重的伦理后果。全国大调查显示，虽然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人们对两性关系已经表现出很大包容，但两性关系所导致的社会风尚问题已经成为家庭伦理中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与之相联系，婚姻危机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危机之一。危机不仅表现为离婚率的不断攀升，更表现为不婚和失婚人群的不断增长。婚姻能力是人类最重要的伦理能力，它是依自然规律和伦理规律所建构的最重要的伦理实体，是对人的伦理能力的最大检验，因为它以西方学者所说“学会与大猩猩相处”、中国人所比喻的“两个刺猬过冬”的法则，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继而也将一个家庭造就为一个实体。不婚族的不断增长、离婚率的攀升，是社会的伦理能力丧失和伦理素质缺陷的最自然、最直接的呈现。因此，两性风尚、婚姻能力（包括离婚率和结婚率）是婚姻伦理测评的两个基本指标。

兄弟姐妹关系的伦理测评是一个难题，因为独生子女造就的是血缘关系中的孤独的伦理单子。独生子女在享受“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伦理厚待的同时，也肩负难以承受的伦理期待和伦理重负，更失去在与兄弟姐妹相处中获得伦理体验和伦理记忆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伦理上的鲁宾逊并不为过，稀有的多子女家庭已经是社会的非常态，对一代人来说，“悌”已经成为一个伦理上的异国他乡。“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可以说，独生子女时代，已经失去了培育“亲亲”之爱的能力的横坐标，剩下的只是父母子女之爱的纵坐标的孤独支撑。“兄友弟恭”已经残缺，作为其社会后果，是“友”的伦理凝聚力和恭敬之心的缺失。独生子女时代，以“悌”为核心的伦理能力的测评是一个难以为之而又应当为之的评估，因为它事关家庭伦理能力和伦理记忆可能的断裂。如果在现实伦理关系中不存在，也许只能通过某种兄弟姐妹关系的虚拟来预测和评估。

家国一体，家庭的伦理承载力及其合理性绝不止于家庭内部，其最大风险和最大难题，是家庭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具体地说，难题有二：家庭伦理的“亲亲”之情如何向社会推扩？如何在家庭伦理与国家伦理，尤其是所谓孝与忠的和解中防止家庭伦理逻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蔓延侵蚀？在家庭本位的中国社会，家庭从来都是一把伦理上的双刃剑，既是文明的基础，也是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它始终存在两个相互矛盾又同时存在的身份认同，即家庭成员与社会公民，这便是黑格尔所说的“黑夜的规律”与“白日的规律”的冲突。两种身份、两大规律的真理在于相互过渡，由此缔造文明的有机性与合理性。于是两个维度的测评不可或缺。一是家庭的公益心和公德心，或者说是孔子“亲亲”基础之上墨子所说的“兼爱”；二是处理国家与家庭关系的伦理状况，即家庭及其成员公私关系的伦理水平，其核心是爱国心与履行政治义务的道德品德。二者构成所谓“家风”，准确地说是处理家庭与社会、国家关系的伦理风尚，它是考察家庭作为文化本位承载其伦理功能的合理性的重要元素。

综上，家庭伦理测评以“伦理承载力”为主题，以家庭的伦理安全与伦理风险为着力点。从“爱”的伦理素质与伦理能力出发，展现为五个结构、七个元素：父母子女伦理关系的孝慈；婚姻伦理的两性风尚与婚姻能力；兄弟姐妹关系的友爱；家庭与社会、国家关系中的公德心和政治义务。由此形成关于家庭的伦理承载力的评估和测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