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遣使中国

1840—1842年爆发的中英鸦片战争，既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发端，同时也是中外不平等关系的开始。法国政府虽然没有直接加入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但它趁火打劫，紧随英、美两国之后，也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

中英战争爆发时，法国在华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落在英、美两国之后。17世纪曾活跃一时的法国传教活动到18世纪20年代发生所谓的“礼仪之争”后即逐渐衰落。当时，一些在华传教士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干涉中国传统礼仪，对此康熙皇帝下令凡遵守罗马教皇谕旨的一律遣送回国，只有愿意尊重中国风俗习惯的教士方可“领票传教”。1723—1735年雍正皇帝在位时，鉴于一些传教士在各省霸占土地并干预中国传统习俗引起地方极大反感，明令禁止天主教士传教，只留下一些对历法和科学有研究的传教士在北京供职，其余一律遣送澳门（后改为广州）。在对华贸易方面，法国虽作过一些努力，但终因国内政局动荡、清政府实行限关政策，也未能打开局面，来华的商船一年中通常仅1—4艘，且非每年都有。19世纪30年代末随着中英冲突的加剧，法国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和检讨它的远东政策，明确表示“法国身处一场世界性运动的中心，绝不能落在他人后面”[2]。

战争爆发前夕，法国在远东的唯一领事——法国驻马尼拉领事巴罗（Théodore-Adolphe Barrot）就对中英冲突加剧可能产生的后果保持高度的警惕，及时将中国的事态报告法国政府，并建议法国政府在必要的时候派遣军舰到中国海域。1838年1月他亲自前往澳门和广州考察。事后，他不但写了一份题为《中国之行》的考察报告，还要求法国政府将马尼拉领事馆提升为总领事馆，兼管中国、印度支那、马来西亚等地的事务。在他的这一建议于1839年7月间被法国政府采纳后，巴罗很快就指派实习领事沙厘（Charles-Alexandre Challaye）前往广州，恢复法国驻广州的领事馆，着重搜集中国方面的情报。[3]与此同时，鉴于中国事态的发展，法国国内也出现要求遣使来华的呼声。1840年3月19日和4月16日，法国宫廷律师贝莱（A.S.Bellée）两次向当时的总理兼外交部长梯也尔（Thiers）进言，呼吁派遣使团来华，恢复法国从前在中国的地位。[4]

1840年中英战争正式爆发后，法国为了解远东局势的变化，同时有效保护法国在中国海域的政治和商业利益，并确保法国在中国海上的地位，制定新的积极的对华政策。1841年3月，法国政府作出决定，派遣远东问题专家真盛意（Dubois de Jancigny）[5]作为国王特使，前往中国及附近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根据法国政府所颁训令，真盛意此行所负的使命：一是监视英国在远东的动向，搜集有关中英战争的情报；二是获取有关中国市场和资源的信息，以便为建立法中贸易关系提供参考。真盛意本人对此行更是雄心勃勃，表示他不仅要从政治和商业的角度去了解英国人远征中国的真实性质、作战情况、目前所取得的成绩和将来可能产生的后果，还应从人种学的角度进行仔细的研究。他希望驱逐舰把他送到英国远征军所到过的每个地方或者至少附近，“以便我可以查看这支远征军所留下的痕迹，它所留下的印象，它所取得或者可以得到的政治和商业成果。只要形势许可，我将与中国当局和沿海主要城市的各阶层人士接触，以便获得有关该国的商业、资源、政治的确切情报和我们与之建立有利的通商关系的可能性”。最后，他希望将这次探险迅速推进到白河口，直至长城脚下，以便使中国人明白：“从现在起，英国人在遥远的海域所做的一切，法国有一天也会做的，如果它的政治和商业利益要求它在那里飘扬其国旗的话。”[6]

真盛意此次的远东之行，法国政府各有关部门都十分重视，极力予以支持：农业商业部专门为真盛意提供有关法国商业利益方面所需要的情报，并为他配备一名得力助手昌时忌（Henri de Chonski），着重负责搜集工商情报；同时，该部部长居宁-格列丹纳（Cunin-Gridaine）还向外交部长基佐（Guizot）建议，在暹罗湾或交趾支那海岸谋取一个合适的、可靠的基地，以便与附近的中国海域地区建立更密切的贸易关系。[7]海军部则派出一艘大型驱逐舰“埃里戈纳”号（l'Erigone）和一艘小型护卫舰“水神”号（la Naiade）负责护送。 “埃里戈纳”号由海军上校士思利（Jean-Baptiste Thomas Médée Cécille）[8]指挥，装备有46门大炮，400名水手。后应外交部的要求，海军部又派出护卫舰“宠妃”号（la Favorite），由海军少校巴日（Théogène François Page）指挥，该船在完成考察波斯湾和阿拉伯湾的任务后，即赴中国海域，协助真盛意完成使命。[9]

真盛意一行于1841年4月28日乘坐“埃里戈纳”号自布雷斯特启程，同年12月7日抵达澳门。[10]根据真盛意1842年1月10日写给农业商业部部长的报告，当时广州的清朝官员对他们的到来不但没有敌意，反而将他们当作朋友加以欢迎，希望法国在中英战争中向中国提供帮助和支持。他在报告中这样写道：“中国人对法国驱逐舰出现在珠江水面感到很激动，他们似乎被告知，法国人是他们天生的朋友，法国人是来帮助维护他们的独立的。他们对我们的官员很尊重、殷勤和信任。他们说：‘法国人很好，他们是来反对英国人的暴力的，他们站在我们这一边，等等。’尽管我可以这样做，但是我还是小心地抛弃中国人的这种想法：即法国在目前的形势下可以为中国的利益积极参与战争。”[11]

利用清朝官员对他们所抱的幻想，法国国王特使真盛意和“埃里戈纳”号舰长士思利各行其是，都想在法国打开中国门户方面邀取头功，他们的活动远远超出法国政府授权的范围，甚至不惜为此彼此闹矛盾。士思利在1842年2月初擅自与清朝官员靖逆将军奕山、两广总督祁等在广州十三行巨商潘仕成的乡村别墅举行秘密会谈。为避免外交礼节方面出现不愉快的争执，双方的代表均坐在一张圆桌的周围。清朝官员“对他十分尊重，很有礼貌，这是我们所指望的最文明国家的代表的言谈举止。他们提出大量有关欧洲现状、欧洲列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欧洲国家在军事技术上的优越性等方面的问题。士思利先生对这些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令他们非常满意”[12]。

会谈中，士思利首先对中英战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指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要抵抗英国人的强大攻势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朋友很少。如果俄国、美国或法国与英国处于战争状态，那么他们就会向中国提供武器和兵力，中国也就有救了。但是，现在英国与这些国家关系都很好，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此，他劝说清政府“要尽早求和，因为你们越是等待，英国人就会越苛求”。[13]接着，靖逆将军奕山、两广总督祁便把话题转到此次会谈的真正议题，他们希望法国能在目前的这场危机中帮助中国。对于清朝官员提出的关于法国是否愿意出面干预或居间调停的问题，士思利表示这需要中国派遣使者去法国，代表皇帝请求法国国王出面调停。士思利还表示愿意护送该大使到法国。对于这一建议，奕山和祁很吃惊，表示帝国的荣誉和朝廷的惯例势必会反对大使的派遣，他们还补充道，没有一个中国官员敢向皇帝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会冒被杀头的危险。而士思利不了解当时清朝体制，建议由他本人将上述办法写成书面意见，以便皇帝可以体面地走出目前的困境，官员们亦可避免倡议的风险，只是将该书面意见递交皇帝，由皇帝本人做出明智的决定。[14]除就中英战争发表自己的意见之外，士思利还乘机向清朝官员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求中国方面取消对法国商船所征收的特别税，二是请求释放一位遭流放的中国教徒。一直到会谈快结束时，士思利才向清朝官员婉转地透露，有关中法两国的关系问题可与法国国王派来的特使联系。

对于此次会谈，靖逆将军奕山也在奏折中向道光皇帝做了汇报。根据奕山的报告，士思利是通过传教士罗神甫（和尚玉遮）与中国官员建立联系的，称有军务需要密商。而奕山等“以该国向通贸易，素称恭顺，乃英夷与兵犯顺，扰及海疆，阻挠各国生意，未始不怨恨英夷。今既据禀请当面密陈军务，正可因势利导，驾驭羁縻，为以夷攻夷之计”。于是便答应会谈。会谈中，士思利解释法国政府派其来华的原因，是听说中英构兵，担心法国商船因此受累，故前来保护，并从中调解。奕山等为争取法国的支持，也表示法国的利益会受英国暴行的损害，称“尔国王既遣尔带兵船前来，果能出力报效，本将军等必当据实奏明大皇帝，格外优待恩施”。但士思利并无意在中英战争中帮助中国，表示“我们与英夷虽属敌国，但现在新和，无隙可乘，不能妄动”，并劝中国“不如息事罢兵，早了此局方妥”。当奕山等问他有何息事之法，士思利则回答道：“伊愿与英夷讲说，伊若允从则已，如不允从，即向其藉词交兵等语。”奕山等表示英逆屡次犯顺，现在侵犯宁波、定海等处，致干圣怒，简派扬威将军，各路参赞，带领各省官兵前往剿办。此时不敢擅准令士思利讲说。士思利说，“大人们既不敢奏，我先出外洋与英夷兵头讲说，如有何信息，再来回报”。会谈结束后，奕山等当即酌加赏赉，士思利与充当翻译的罗神甫等人即行告退。[15]

在与中方秘密会谈后，士思利把会谈的细节告诉了法国国王特使真盛意。另外，清朝官员也根据士思利在会谈结束时透露的信息，了解到真盛意的存在，为摸清法方的来意，又派人与真盛意联系。3月14日早上，潘仕成奉命致函真盛意，表示欢迎和看望之意，开始与真盛意接洽。而真盛意从一开始就将礼仪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向潘仕成传达三层意思：一是他不能与地位低于钦差大臣或者两广总督的官员进行重要的会谈；二是他不愿意通过间接的方式与当局联系，他只想与高级官员们本人举行会谈；三是会谈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政治问题，会谈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举行，为了避免所有礼仪问题，可以安排在第三者家里会面。法国领事馆翻译沙厘向潘仕成解释说，似乎有必要让中国高层当局知道真盛意使命的真实性质与目的，这些使命使真盛意无法同意与低级官员进行会谈，特别是在士思利舰长与中国高级官员会谈以后。经过16日、17日、18日的往返磋商，19日，双方约定以下四事：1.根据中方高级官员的建议，会谈将在20日早上在潘仕成的乡间别墅举行；2.出席会谈的中方高级官员有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等人；3.真盛意由沙厘、蒙热（Monge）和昌时忌陪同前往会谈地点；4.根据中国高级官员的建议，会谈暂时保密。

1842年3月20日中午，中法双方代表如期在潘仕成的乡间别墅举行秘密会谈。出席会谈的法方人员有：法国国王特使真盛意、法国驻广州领事馆实习领事沙厘、真盛意使团成员蒙热和昌时忌；中方人员有：靖逆将军奕山、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梁宝常、广州知府易长华等。

在会谈正式开始之前，双方首先在有关“国王”与“皇帝”的称谓问题上发生了争议。这个问题由真盛意的发言引发，他一开始即表示，想趁这一机会表达法国对天朝帝国的友好感情和法国国王个人对中国皇帝的敬意和真诚的友谊。当他听到中方的翻译称清朝的君主为“皇帝”，称法国的君主为“国王”时，当即表示异议，询问根据汉语的意思，“国王”是否指地位比“皇帝”低下的“亲王”，如果这样的话，他要求用一个与中国皇帝同样或相应的称谓来称呼法国的君主，指出法兰西王国或帝国的君主多次使用“皇帝”的称呼，而欧洲或者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许多君主虽然也用“皇帝”，但事实上是“亲王”，其力量远没有法国国王强大。无论如何，法国君主的名称可以与中国君主的名称相提并论。在中方翻译的解释和清朝官员表示理解并承认法国国王的地位、尊严和权力丝毫不亚于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的地位、尊严和权力后，真盛意才在称谓问题上罢休，强调：“法国国王与中国皇帝的友好关系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16]

在解决法国人看来事关尊严和外交礼仪的君主称呼问题后，双方代表一起进入专门为会谈准备的一层客厅，开始正式会谈。中方首先提出在现在的形势下法国怎样帮助中国？帮助到何种程度？真盛意则反问现在的形势究竟怎样？并就时势发表他的看法。或许是翻译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或许是翻译故意将那些可能伤害中国面子的东西轻描淡写地翻译出来，在中国官员看来，真盛意的谈话过于空泛，因此便直截了当地询问真盛意：1.法国是否愿意充当中英之间的调停人？2.他认为中英达成和议的基础是什么？对此，真盛意根本无意向中国提供帮助，反而要求清政府接受英国的侵略要求，提出将下列条件作为中英议和的基础：

1.永久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2.英国将现在被其军队占领的其他地方归还给中国；

3.中国的主要港口向一切友好国家的商船开放，制定关税，取消行商的政治干涉；

4.英国和其他友好列强的大使或者全权公使进驻北京，同时在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机构；

5.中国应支付一定的战争赔款；

6.对因收缴鸦片而遭受损失的英国贸易支付一定的赔款；

7.解决鸦片进口问题。

至于法国是否愿意充当调停人的角色问题，真盛意则提出许多前提条件，表示这个问题取决于许多因素：首先，应由中国以正式和适当的方式提出调停的请求；其次，如果钦差大臣没有足够的权力，那么应该征求皇帝的意见；第三，必须马上作出决定；第四，他将尽其所能，让法国国王了解现在形势的真实情况；第五，法国很乐意以一种对中国来说比较体面的方式解决中英冲突，这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对所有的文明国家有益；第六，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把中国政府希望法国调停的意思转告国王政府。

会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于下午4点结束。在真盛意看来，广州的清朝官员对于尝试让皇帝了解真相极其犹豫，而习惯、礼仪的严格规定，还有制约中国当局与外国人建立正式关系的各种严厉的规定等无数困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会使他们在面对这些关系时对最重要的事情做出草率处理。尽管真盛意认为他所提出的讲和条件实际上与英国全权公使到达中国时通知中方的条件很接近，但在此次会谈中，这些高级官员并没有承认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在真盛意所建议的基础上与英国进行谈判。真盛意确信这些高级官员对于他们的处境和皇帝可能仍坚持的抵抗政策到底能有什么结果是非常清楚的，只是不想让皇帝知道罢了。

这次会谈结束后，真盛意建议中方指定一位参加讨论的官员继续保持与其联络，一起商量这次会谈中涉及的具体问题和其他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中方指定潘仕成与真盛意保持经常的联系。此后，真盛意和手下人员与潘仕成和中方的翻译人员前后有4次来往，继续就会谈的内容交换意见，主要是清朝官员就真盛意所提问题作出答复，另外真盛意也向中方提出士思利已经提出过的要求：一是要求取消对法国商船所征收的附加税；二是释放一位因法国传教士泰朗第（Taillandier）事件而受连累的年轻的中国教徒，他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信徒。[17]

在进行4次意见交流之后，潘仕成将奕山、祁、梁宝常和易长华等人的意见分别写在3张纸上。其中，第一张纸就真盛意建议的中英和谈基础作出答复。广州的清朝官员表示，他们不可能把谈判的条件递交皇帝，无论该条件是关于如何阻止英国人继续其破坏活动，还是真盛意提出的英国人在缔结和约时可能会提出的要求。如果他们敢于提交类似的建议，那么他们将会遭受琦善那样的革职处分，甚至可能有被处死的危险。因此，他们的行动不会给国家带来任何有益的结果，但会使他们遭受不容置疑的损害。他们仍然对法国的支持抱有幻想，希望法国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表示“希望法国元首的才智和经验告诉他们摆脱困境的办法，而不使他们遭受危险”。

在第二张纸中，广州的清朝官员就法国提出的公行制度问题进行辩解，指出公行制度的存在实际上对外国人有利，当一位行商不偿还外国人的债务时，后者可以求助于其他行商，并由他们来偿还这笔债务，而那位欠债的行商则要遭流亡。如果没有公行制度，外国人可能会因各种方式受骗或者被偷，而且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欺骗他们的人，只有不断向当局求援才有机会得到公正的处理。此外，行商对中国政府也是必要的，如果他们的特权被取消，那么政府只能自己负责关税的征收，这将带来极大的不便，而且会造成国库的巨大损失。因此，维持公行制度对各方都有利。

在第三张纸中，广州的清朝官员就目前中英战争的形势表达他们的看法，强调英国的武力侵略不可能达到目的，指出即使敌人在战争中占领了某一地方，也不会有什么益处，因为中国的风俗习惯是被掠夺者会向掠夺者要求归还他们所掠夺的东西。受损害的国家一定会找到某种办法，或者使用谋略或者使用武力收回其财产。在被英国占领的省份或者城市中，当地居民并没有向他们屈服，相反，他们一直敌视英国人。即使英国人能保住其胜利果实达十年之久，他们仍会遭到不断的进攻，永远不得安宁。被英国人击败的中国人总会再来报复的。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与外国人的风俗习惯完全不同，因此，即使英国人占领了整个东部沿海，他们也不可能让中国人与他们通商；即使他们能够征服全中国，情况也是一样。中国人只会憎恨他们而丝毫不会愿意与他们保持关系。[18]

真盛意打算4月3日离开广州，要求2日能够得到中方对所有问题的最终答复。2日晚上，潘仕成派人送来急件，要求真盛意将行程推迟到4日。3日下午1点钟的时候，潘仕成与两广总督的秘书兼翻译到达真盛意住处，他们受委托转告真盛意：帝国的习惯不许高级官员没有皇帝的特别命令就写信给一位外国使节，潘仕成奉命代表高级官员写信给真盛意，让法国政府相信中国对法国的友好感情以及高级官员对与国王代表建立直接关系感到非常高兴。潘仕成受托告诉真盛意：1.希望法国能够同意在当前的这场英国与中华帝国的冲突中进行调停；2.中国政府已经决定今后免除对法国商船所征收的附加税，该税迄今都在交纳，税率提高到每艘船100两[19]，中国政府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向法国证明中国愿意与法国建立友好关系；3.交给真盛意一张礼物清单，这些礼物表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对真盛意的尊重和友好，并祝愿他顺利到达澳门；4.向真盛意保证，中国当局将尽一切努力，设法解决他所关注的释放那位年轻的中国天主教徒问题。

4月3日晚上，潘仕成又受靖逆将军和两广总督的委托，向真盛意转交一封信函。靖逆将军和两广总督在信函中向真盛意解释说：鉴于中华帝国的法律不许这种直接的通信往来，因此他们只好派潘仕成将他们的愿望告诉真盛意，他们很感激真盛意来广州与他们一起讨论与英国缔结和约的办法，请真盛意转达他们对法国部长们的问候，并告诉部长们，一直存在于中法两国间的友好关系由于真盛意的充满善意的行为而更加巩固。同时，靖逆将军和两广总督又向真盛意表示，他所提许多重要建议很难照办，他们不敢告诉皇帝。不过，如果真盛意能够设法解决这些困难，那么所有的大臣（包括潘仕成在内）都会非常感激。希望真盛意能将所有的事情如实转达法国部长们。另外，靖逆将军和两广总督向真盛意通报，已根据他的要求，下令给所有的行商，从今以后不得再向法国商船征收超过别国的附加税。[20]真盛意认为其广州之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便于4日离开，7日回到澳门。[21]

根据法国政府的授权，无论是士思利还是真盛意，他们都无权以法国的名义与中方谈判；而在与中方的会谈中，他们俩都只字不提自己的真实身份，虽不备国书，仍俨然以法国的谈判代表自居。就此来说，两次会谈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士思利和真盛意利用了清朝官员当时对外交惯例的无知。事实上，士思利和真盛意本人对他们的身份和使命是十分清楚的，在与清朝官员会谈之后，他们就分别乘船北上，执行他们的任务，追踪中英战争的最新发展。

“埃里戈纳”号舰长士思利在广州与清朝官员会谈后，即于4月21日驾舰尾随英军北上，7月抵达吴淞口，因船太大，不能驶入长江，便投书苏淞太道，要求会见，并为其提供船只。8月13日，士思利又不顾清朝方面的劝阻，强占沙船，带上20余名官兵溯江而上，于26日抵达南京，并出席了29日的中英《南京条约》签字仪式。9月4日始顺长江南下，12日乘坐停在吴淞口外的“埃里戈纳”号前往马尼拉。在目睹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过程后，士思利的对华政策主张明显转趋积极。10月10日，他在写给海军部长的报告中，除抱怨他与真盛意的矛盾影响法国在华利益、要求法国政府重新派遣一名有威望和经验丰富的人到中国负责远东的事务外，在对华政策上则建议法国政府应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指出：“今日中国人所敬畏的是大炮，外交照会奏效太慢。”同时，他还建议法国占领中国的海南岛和台湾。[22]后来由于中国官员多次表达对士思利的好感，本应结束在华使命返回法国的士思利，却得到提升，并继续留在中国，在日后拉萼尼使团访华时还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士思利在1844年2月5日还曾致函两广总督祁，以“一位中国朋友”的身份，向中国提出一系列建议。他认为中国不应处在孤立状态，中国应与其他国家结盟，指出“一个没有联盟的国家犹如一个没有朋友的人”,“中国不能再希望停留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最近它所遭受的不幸一定会使皇帝明白这种体制是多么的致命，与一个强大的国王联盟对皇帝陛下会多么有利，他会把他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其次，中国要保持国家的独立，在自己的国家成为主人，为此就必须强大，必须建立一支精良的陆军和海军，而不能依靠人口的众多，警告“中国与欧洲国家的远离不再是安全的保证。航运的改进缩短并方便了经海路把数量庞大的军队送到地球的最边远地区的路线，这使所有的人应该明智地考虑问题，并予以密切关注。……在战争艺术方面，中国要落后于欧洲国家，虽然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和令人羡慕的明智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有许多杰出的、博学的人。……胜利不可能属于人数众多的军队，而是属于最强大的军队，它拥有最巧妙的战术”。

他认为中国要建立这样一支军队，就必须派遣明达之士去战争艺术最先进的国家研究它们的组织，而不能停留在通过通商口岸的外国商人来了解世界，指出：“对于皇帝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要了解外国，它们的军事力量、它们的优势以及它们彼此的利益（或者兴趣）。但是你们不能通过通商口岸那些为利润所诱惑的商人来判断所有这一切。你们所看到的只是那些贪婪的商人和冒险家，这些人只会误导你们对其国家的看法。如果你们想得到启发，唯一的办法就是派遣受过教育、能够正确判断人和事、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的人去欧洲。他们会给中国的君主带去从事实中得出的正确观念。”

为了让法国在这方面走在其他欧美国家的前面，士思利大夸法国对中国友谊的真诚、无私，以及法国的强大及其友谊的价值，宣称“被武力卷入到西方文明之中的中国，与位于该文明之首的法国建立正常的关系，对中国是多么有利。阁下不会不注意到，法国单独就可以派遣百万武装部队，像法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友谊，具有一种特别无私和伟大的性质，它与其他国家的友谊不是建立在同样的原则之上，这些国家在中国只看到一个对其商品开放的巨大市场，他们的商人可以在那里获取巨额利润”。

为了消除清朝官员的担忧，他还担保，中国派遣的高级官员一定会受到法国国王的欢迎，“他将受到热情周到的招待，并得到一切伟大的君主信任的使者所得到的荣耀。他将会很容易接近国王，我们会向他提供一切渠道，搜集有关法国的陆海军、行政管理和工业方面的信息。他可以参观军队、造船厂、大型军工厂，总之，他可以参观所有他感兴趣、想了解的东西”。以他对中国人的初步了解，士思利认为当时清朝官员之所以不能迈出这一步，原因不外是对长途旅行的畏惧和来自中国法律和风俗习惯的障碍，为此，他主动表示：“如果旅行的困难可能构成一个障碍的话，那么，我可以把我所指挥的一艘军舰供阁下支配，它将根据您的命令把任命的代表送到法国，并将其带回中国。如果中国的法律或者几个世纪以来的习惯不允许皇帝给他的使者以一个正式的头衔的话，那么他可以仅仅以一位普通游客的身份去，如果这是一位卓越的人，他同样会受到欢迎，皇帝的目的照样可以达到。”他希望清朝政府能认真考虑他的建议。[23]

在为法国谋取在华利益方面，真盛意也不甘落后于他的同伴。他在广州与清朝官员会谈后，于4月4日离开广州回澳门。由于与舰长士思利存在矛盾，他一直到7月17日才乘坐巴日舰长指挥的“宠妃”号北上跟踪英军。由于路上遇上大风，“宠妃”号于8月23日方抵达吴淞口外，等真盛意一行转乘舢板船赶到南京时已是9月17日，错过了中英《南京条约》的签字仪式。尽管如此，真盛意还是为他的南京之行感到自豪，他在写给政府的报告中自诩“这会给中国人一种非常有利于将来发展两国关系的印象”[24]。

11月10日回到澳门后，他便擅自以法国政府代表的名义与清朝官员会谈，试图在中英《南京条约》的基础上为中法两国签订一个临时协定。为此，他多次派实习领事沙厘和秘书昌时忌前往广州与清朝官员接触。1843年7月5日，他又分别致函两广总督祁和刚到任的钦差大臣耆英，建议清朝方面尽快派一位地位相当的人物与他们会谈，商定某些基本原则或临时条约，作为中法两国未来关系的基础。[25]真盛意在给两广总督祁的函中称：

至于目前，我并不打算研究中国与英国的协定从商业上讲能多大程度上对中国与法国最近开始的谈判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我特别希望钦差大臣能与我（在法国领事的配合下）尽早达成某些原则，作为未来我们两国政治和商业关系的基础。为此，我认为有必要写信给钦差大臣阁下，我希望阁下能对这一重要问题立即做出决定的必要性和时机与我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细节。[26]

同日，真盛意又致函钦差大臣耆英，在祝贺耆英到任的同时也表达了相同愿望，指出：“根据法国国王和人民的希望，我希望看到早就存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在目前的形势下能够更加巩固，并在天朝帝国和我王所辖领土内进一步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必要马上研究如何建立两国的关系以及商定作为未来两国关系基础的一些基本原则和临时协定，然后将该协定交我们各自的君主批准。”真盛意要求耆英“立即派遣一位地位适当、了解时势的官员到这里来，并给他必要的指示”，以便建立正常的和有益的联络。[27]

对于真盛意的这一要求，两广总督祁和钦差大臣耆英于7月14日、15日分别给真盛意回信，表示愿意本着一视同仁原则，给予法国与英国一样的外交和贸易待遇。两广总督祁在信中指出：“鉴于任何国家都不应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不应被剥夺皇帝的恩赐，因此，新税则将对所有的国家一视同仁。钦差大臣奉命来广州处理对外事务，任何国家都不会不受到他的关注。总之，我们希望合理地满足你们的愿望。我们的唯一目的是让中国人与外国人、商人与百姓能和睦相处。”[28]钦差大臣耆英在信中首先表示对法国、法国商人和中法友谊悠久历史的赞美，称“法国无疑是欧洲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它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法国在粤商人始终具有模范的行为，这一直是我内心的看法。现在我们同意制定新的税则，并取消向商人征收的附加税，以便所有国家都可以平等地获得商业利润和利益。我们从未认为法国商人不能分享这些利益”。接着，耆英告诉真盛意已指定一位地位较高的委员接待沙厘和昌时忌，并与他们会谈，请真盛意将其手上的一份有关关税等问题的详细文件翻译成中文，并尽快寄给他，以便他与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一起研究所有的条款。此外，他会再派一位地位适当、聪明能干、富有经验的官员前往澳门，以便与真盛意一道磋商相关问题。[29]

7月31日，真盛意代表法国政府与中方代表耆英和祁签订了一份《中法临时协定草案》，共14款，另附一条秘密条款。其主要内容如下：

1.签约是为了维持中法两国久已存在的和平友好的关系，为了扩大和巩固两国的贸易往来，同时也为了明确两国人民相关的权利与义务；中法两国的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两国政府的联系将通过双方政府的代表直接进行。

2.中法两国一经建立商业关系，均可在彼此的港口或通商口岸享有最惠国待遇，按新税则征收进出口税及船只停泊税；所有由法国商船输入中国的床单和其他法国毛织品、钟表、珠宝、五金制品、金银丝、青铜器、巴黎化妆品等商品，将来都按5%的税率纳税；除生丝外，由法国商船从中国出口的所有丝线或者丝织品交纳与过去相同的税，并受同样的限制；对法国商船征收的港口税、锚地停泊费、吨税应在新税则所规定的比例内，并与第二段第三条的规定相符；对法国商船运入中国货物的进口税以及法国商船运入中国的前述商品的特别税的征收，须接受在中国通商口岸的法国领事或者其代表的监督。

3.在临时协定获得两国政府批准并换文后，正式定名为《通商航行条约》，有效期为10年；两国的有关机构负责条约的执行，如有中国的下层机关或者人民违反条约规定，那么将按违抗皇帝命令治罪，根据帝国的法律予以处罚，并由法国领事或者其代理人提出起诉。

4.在临时协定变成正式条约期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法国人以及在通商口岸的法国船只和商人，其生命和财产将受到特别的保护，并与英国商船和英国人一样受中英条约的规定制约。

附加的秘密条款则规定：为中国运输武器的法国商船，可以免纳关税。[30]

真盛意对他所做的这件事感到极为得意，在写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吹嘘说：即将来华的“拉第蒙冬（Ratti-Menton）[31]先生看到的将是一项已经拟定好了的临时贸易协定，他所做的只是继续业已开始了的、同中国政府的谈判。”[32]

但是，真盛意的身份是“国王特使”，根据训令，他没有资格进行谈判和签约。正如法国外交部长基佐在1843年10月24日给真盛意的信中所指出的，“促使您与中国进行商约谈判的动机是值得称赞的，但是我不得不说它超出了您使命的目标与范围，这在您出发时我给您的训令中有明确的规定。您被派遣到中国，并不是作为政治代表，也没有谈判资格，而仅仅是负责考察当地情况，特别是有关当时正在进行的该帝国与英国之间的战争形势，搜集有关这场令人瞩目的战争所产生和可能产生的后果的各种事实与情报，以及那些可能引起法国商业界兴趣和扩大对华贸易的途径的信息。但是，您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去缔结条约。如果在签约的时候，中国全权代表要求您出示全权证书，那么您会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且无法掩饰这种尴尬。”[33]

真盛意信中所提到的拉第蒙冬，是法国政府于1842年9月21日新任命的法国驻广州首席领事，这是法国政府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所采取的一个新的举措，旨在加强法国在华的影响。拉第蒙冬曾在致清朝钦差大臣耆英的信中这样明确表示说：“自从法兰西国王陛下政府获知和平重建以来，其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派遣一位领事驻扎广州。他相信这一措施将有助于扩大中法两个帝国早已存在的友好关系。”[34]拉第蒙冬在任领事期间也为法国打开中国门户尽了力。1843年7月29日在到中国后不久，他在写给外交部长基佐的一份报告中即建议法国政府采取更为积极的对华政策，以扩大法国在远东的势力。他大胆地指出，英国在亚洲的扩张必定会导致英俄在亚洲的矛盾激化，这就为法国扩大在亚洲的势力提供了机会；为此，法国应在红海、暹罗湾和东京湾各占领一个港口或岛屿，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则要取得一个类似香港的岛屿，以便与中国之间建立更短、更安全的航线。[35]

9月6日，拉第蒙冬与“阿尔克墨涅”号（l'Alcmene）舰长富尼埃杜普朗（Fornier-Duplan），还有法国驻广州领事馆主事利乌尔（Rivoire）、8位军官及其他许多随行人员前往潘仕成美丽的别墅（也是前两次中法会谈的地点），与清朝的钦差大臣耆英和两广总督祁举行了1个多小时的正式会谈。

会晤中，拉第蒙冬除向中方递交法国外交部长基佐的信件外，还交给钦差大臣另一封他与富尼埃-杜普朗舰长共同拟定的关于发展中法关系的信函，提出在商业上分享中国给予英国人的权益的要求。不过，拉第蒙冬十分谨慎，他认为在与中国刚刚建立关系时，应该表现得谦逊一些，不要提出一些会带来极大不便的要求，避免带来被拒绝后的失望，“当我们取得与英国类似的地位时，那么我们就得到了我们目前所能希望的一切，不能使这一地位具有伤害中国自尊心的不利之处”[36]。为此，他以书面的方式向钦差大臣耆英提出这一要求，称“两国的和谐关系虽然持续了两个多世纪，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的主人法兰西国王只希望他的臣民能够分享天朝帝国给予其他国家人民同样的特惠。因此，我很荣幸请求阁下给我一份盖有印章的正式文件，其内容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为处理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所取得的各节相似。这份文件将由我交给法国政府，它将会由此看到对法国同情中国的回报”[37]。

对于拉第蒙冬的这一要求，钦差大臣耆英慨然应允，声称既然中国政府对英国人都如此慷慨，尽管中国人与英国人在过去和近来有过纠纷，那么中国政府对法国也应友好对待，法国与中国维持了长久的友谊，而且皇帝希望所有的欧洲人能够受到同样的对待。

在此一要求得到满足后，拉第蒙冬又趁机提出以下要求：给他一份有关通商章程的文件；另外，希望两广总督能给一个收到法国外交部长基佐信件的回执。这两个要求也都被耆英和祁接受。拉第蒙冬认为促使他们来到广州的两大问题（一个是接待他的问题；另一个是关于法国分享中国给予英国的商业利益问题）都解决了。在他们离开以前，舰长富尼埃-杜普朗趁机向钦差大臣提出士思利舰长曾向两广总督提出过的要求，即释放那位年青的中国教徒问题。钦差大臣耆英亦答应致函北京的刑部尚书，提醒这件事。

在会谈结束时，中法双方代表脱帽行礼道别。拉第蒙冬对这一交往礼节大为赞赏，认为清朝官员接受这一外交礼仪，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证明在经历了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以后，这个国家的官员思想已发生重大变化，使人希望与欧洲的关系不仅仅停留在这些改善上。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前，在华领事们没有任何政治性质，他们只被认为是其同胞的调停人，而且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调停也仅仅限于行商。但自从最近的通商章程订立以来，在广州派驻了一位英国领事，不过领事的设置并没有大事炫耀，只是通过英国全权公使的一个正式通知。我与富尼埃-杜普朗舰长一致认为，我携带有您的国书，无论从国书本身还是从它的目的来说，预料到将来国王终将派遣使节驻扎北京，因此让中国高级官员习惯于过去未曾使用的礼仪是合适的。同样，虽然条约没有规定驻在国发给领事证书这一外交惯例的应用，但是这些中国官员已经明白，国王派驻中国的领事在到达中国时都要出示外交部长给驻在国当局的国书”[38]。

根据6日会谈达成的协议，钦差大臣耆英和两广总督祁如实履约，不但让手下将新订的海关税则和一份虎门条约的副本一起交给拉第蒙冬，同时也写了致法国外交部长基佐的复函。在9月12日致基佐的信件中，他们首先礼节性地赞美法国的强大和中法关系历史的悠久，称“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法兰西帝国是欧洲的一流国家之一，它与我们帝国的贸易已长达三个世纪，两国一直和平友好相处，从未发生纠纷、争议与不和。法国商人在处理事情时常常有条不紊，他们的行为总是符合法律与正义”。然后他们向法国外交部长通报了道光皇帝已下令准许外国人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口通商，他们负责制定有关通商和税收的章程，声称“税收的微薄无疑证明了我们对来自远方的外国人的慷慨大方。法国商人经商与英国人一样出色，我们对法国商人也将给予与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从我们的皇帝那里得到的恩惠”。最后，他们还对拉第蒙冬做了一番表扬，指出：“刚刚抵达广州的一等领事拉第蒙冬先生，携带有尊敬的大臣的国书。另外，他曾在欧洲其他国家担任过许多不同的职位，在这些地方，他以其谨慎、和蔼与随和的性格受人注目。他将很容易引导法国商人，并使之认真阅读有关税则的全部规定，扩大我们的贸易关系和友好往来。这就是我们给尊敬的法国大臣的回复。为了避免误解，我们请您使用与我们所用的相同的称呼。”[39]

而在9月10日写给拉第蒙冬的信中，他们满足了拉第蒙冬在会谈中提出的要求，明确表示法国商人将与英国人和其他国家的商人享有同样的特权，“今后，各国商人都可以一体均沾中国皇帝的恩惠。皇帝欢迎外国人，向他们开放其取之不尽的资源和利润。既然法国与中国具有悠久的友好关系，其商人迄今态度温和，遵守秩序，行为合乎公道，那么法国就更有理由享受这样的待遇。任何其他国家都将不再受到特殊的优待”。他们向这位法国领事介绍了新的中外通商制度，今后外国人可以在五口通商，税收也更为简单，“为了促进商业贸易，我们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与上海五口开放，税则中所指定的各项税收和根据吨位对商船所征收的吨税是唯一可以收取的税，其他税收今后一概取消，通商章程中的其他规定是出于我们皇帝对外国商人的仁慈和善意，皇帝希望解除对他们的束缚，向他们开放更大的利源，可以说，皇帝的恩惠泽及四方”。为了防止中外贸易中可能出现的麻烦或争执，他们还提请法国领事注意让法国商人服从有关走私、敲诈、汇率、商品没收等规定，“对于走私、敲诈、汇率的确定、商品的没收等的规定参照其他国家的有关规定，其他国家的代表表示赞同。可敬的一等领事同样应使其商人服从这些规定，以免引起麻烦或者争执。当商船到达某一港口时，它们只能在限定的地方停泊和从事交易，不能超越界线。它们也不能到指定的上述五个口岸以外的其他中国港口进行买卖。这些规则正在制定之中，一旦皇帝批准，我们将会正式通知”。为了使法国商人能够及时了解并遵守中国新的对外贸易政策、规定和税则，耆英和祁还让拉第蒙冬请人将其翻译成法文，在其国家公布。在信末，他们赞扬拉第蒙冬在会谈中所表现出来的彬彬有礼，承认拉第蒙冬的领事身份和地位，“可敬的领事来广州执行任务，并携带贵国大臣的国书，其中提到领事在其他国家任职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才能、智慧、和蔼与礼貌。因此，我们将以最隆重的礼节来招待他，将他置于与英国领事完全平等的地位”[40]。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耆英、祁致基佐的信件抬头写了双方的职务和名字，而且在法国外交部长Minsitre 前面加了Grand，以便与中国的大臣相当；但耆英、祁给拉第蒙冬的信件，只有发件人的职务和名字，没有收件人的信息，我们只是通过信里的内容来判定收件人。这可能与鸦片战争时期中外官员交往礼仪和相关规定，以及双方的身份地位的平行问题有关，而当时外方对平等问题特别敏感、特别在意。

上述9月6日中法会谈和耆英、祁致基佐、拉第蒙冬的信件，表明中法外交和通商关系的基本原则已经确立，也就是说，法国可以享有与英国和美国同样的权益和地位。然而，根据法国政府的规定，拉第蒙冬事实上也没有与中国政府举行谈判的资格，法国外交部长基佐曾明确指出：“拉第蒙冬是作为领事被派往广州的，他仅仅是一个领事，绝无与中国政府谈判的任务。”[41]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时法国在华代表、军官与外交官为了为法国谋取利益，不但不遵守法国政府的训令，擅自越权，冒充政府谈判代表，而且他们之间也常常为邀名夺利，不顾法国国家利益，彼此拆台，在会谈中向清朝官员透露彼此不好信息，这在我们前面叙述的海军部派遣的士思利舰长与外交部派出的国王特使真盛意各自与中方谈判的情况已有所揭示。更有甚者，士思利在得知法国政府将任命拉第蒙冬为法国驻广州领事的消息后即于1843年4月15日致函两广总督，通报“我已得到通知，法国国王已任命拉第蒙冬伯爵为驻华领事，这位高级官员不久即可到达。他负有建立天朝帝国和法兰西王国之间政治与贸易关系的特殊使命，这对两国都极为有利”。“在我离开后，阁下若有重要信件交给法国国王政府，我请您等待该领事的到来，他是陛下唯一授权与中国皇帝政府处理外交关系的人。”[42]士思利明知当时真盛意正在与中国官员洽谈，他向两广总督提前透露这一消息，实际上是要否定真盛意作为国王特使的身份，暗示中方不必与真盛意商谈两国关系事宜。而据拉第蒙冬说，真盛意在给法国政府的正式信函中则告发士思利和巴日两位海军高级官员，并让沙厘也那样做。拉第蒙冬还说，“几个月以前我就得知，真盛意卷入了一个假冒官员的问题。这给我们法国人的品德披上了一层极坏的外衣”[43]。

而拉第蒙冬与真盛意两人之间的矛盾更大，直至两人都因此被法国政府召回。在1843年7月11日抵达中国后不久，拉第蒙冬就与法国国王特使真盛意产生矛盾和争吵。当时协助真盛意工作的法国驻广州领事馆实习领事沙厘向中国官员介绍拉第蒙冬的身份时，称拉第蒙冬和自己一样是领事，真盛意地位高，是总领事，有法国国王的荣誉勋章，并拒绝在领事馆工作上协助拉第蒙冬。另外，发行很广的《中国丛报》也曾报道：真盛意为商务代表，沙厘为领事。拉第蒙冬对真盛意和沙厘的做法十分恼怒，称真盛意为“假冒代表”[44]，同时命令沙厘立即停止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真盛意与中方的谈判，不许沙厘与真盛意协商并受其领导，自7月21日起，沙厘与中国当局也不再有任何关系。[45]当沙厘向拉第蒙冬提议真盛意可以协助他的工作时，拉第蒙冬则坦言他不相信真盛意“有权执行国王政府的任务，所以我就断然拒绝，并说明我不愿意和这样一个人合作”。

如前所述，真盛意虽然没有谈判的资格和权力，但是他作为法国国王特使的身份是毫无疑问的。拉第蒙冬是法国驻广州领事，在促进法国在华利益方面，两人应该有共同的目标。但他们俩因为个人权力之争，竟然不顾国家的利益与声誉，互相攻击，甚至将争端公之于报纸，对法国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拉第蒙冬认为法国领事馆被置于真盛意的控制之下，“我不能忍受的是他们把我当成傻瓜，并使国王授予我的权力失去威信。这个阴谋策划得如此奇特，甚至可以说如此巧妙，以致我到现在都不敢将自己介绍给两广总督”[46]。7月29日，拉第蒙冬就此致函法国外交部商业与诉讼司司长吕伊斯（Drouyn de Lhuys），诉说真盛意和沙厘的不是，并请后者转告外交部长基佐。在与中方的接触中，他也不管是否得体不时指出真盛意乃“假冒领事”。他与真盛意的矛盾尤其是在澳门的报纸上公开他们之间的书信，以致他们的冲突在当地轰动一时。

法国代表之间的不和与相互攻击，也让当时的清朝官员感到为难和不解，不知道究竟谁是法国政府真正的代表，当与谁会谈。因此，在拉第蒙冬刚到澳门，要求与中国官员会见时，广州知府在对其进行礼节性访问时就提出几个问题：1.要求会见两广总督的动机何在？2.在对沙厘采取处罚后，为何不对真盛意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呢？3.为何士思利舰长第一次会谈离开时向他们建议与真盛意联系呢？虽然因为拉第蒙冬携带有法国外交部长的国书，可以证明他的领事身份，不便拒绝会见，但从中也说明法国代表之间的矛盾还是引起中方的怀疑至少困惑。在9月6日会谈前一日，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的代表又提出真盛意的身份问题，只是与拉第蒙冬一起的法国舰长富尼埃-杜普朗说明国书已完全能够说明这一问题，中方代表才不再坚持。[47]耆英、祁在9月10日给拉第蒙冬的官方信函末也提及此事，希望法国方面引以为戒，指出：“从今以后，如果有人在这一城市自称领事，并希望与我们进行会谈的话，如同此前真盛意和沙厘两位先生所做的那样，我们会拒绝与他们的会晤。我们明确宣布这一决定，希望避免将来的一切麻烦。至于区分真假代表问题，这也许能加深我们彼此的了解，我们正式向可敬的领事表示，我们希望您采取必要的措施。”[48]

法国政府对于拉第蒙冬与真盛意的矛盾尤其是在澳门的报纸上公开他们之间的书信以致他们的冲突在当地轰动一时，极为不满。1843年10月24日，法国外交部长基佐致函真盛意，“我对拉第蒙冬与您之间通信的内容，特别是它们被公开发表在澳门的一份报纸上，感到十分的遗憾。另外，尽管我也承认这一轰动一时的事件不是由您首先挑起，但是它不仅有损法国的尊严，而且也影响使节的地位和必要性。拉第蒙冬先生本应举止谨慎、得体，但其轻率的行为使其不能恰当地完成任务，并为国家谋取利益，因而受到国王政府的责备”[49]。于是，基佐命令拉第蒙冬结束在中国的使命，任命代理法国驻马尼拉总领事北古（De Bécour）接替拉第蒙冬的位置。

上述士思利、真盛意和拉第蒙冬的活动，虽然各行其是，甚至彼此不和，但他们的目的又完全是一致的，都试图与清朝政府缔结一个与中英《南京条约》类似的协定，以便为法国争得与英国相同的特权。再者，他们的活动虽然一定程度上都超出了政府授权的范围，但在实际上为法国政府制定新的对华政策奠定了基础，不但他们所提的一些对华政策和主张后来为法国政府所采纳，而且他们的活动还使当时的清朝官员对中法之间签订条约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从而为不久中法较为顺利地签订《黄埔条约》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