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期中法关系追溯

中国和法国，一在东亚，一在西欧，都是文化灿烂的大国。但在古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因山河修阻，云天遥隔，彼此并没有交往，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中法两国第一次接触发生在13世纪中叶。当时，蒙古势力强盛，建立了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定都和林（今乌兰巴托，1264年迁都大都，即今天的北京）。而西欧国家则在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统治下，企图同蒙古建立联系，想说服蒙古大汗信奉基督教，共同攻打小亚细亚的突厥人，为此曾多次遣使蒙古。1248年，法王路易九世（1206—1270）派遣以隆如美（Andre de Longjumeau）为首的使团前来蒙古。次年，隆如美一行抵达和林，适逢贵由大汗（定宗）去世，王位未定，隆如美只带回皇后要求法国归顺的一封复信。1253年，路易九世又派鲁勃吕克（Guillaume de Rubrouck）东来。鲁氏从君士坦丁堡启程，沿黑海北面经陆路于同年12月抵达和林，受到蒙哥大汗的接见，在和林住了4个月。但鲁勃吕克的传教和联合蒙古的使命也未能实现，蒙哥大汗在给法国国王的复信中不但只字不提联合之事，且再次要求法国国王归顺蒙古帝国。自此之后，法国国王知道联合蒙古无望，便不再遣使中国。中法两国真正建立联系实则开始于17世纪。

17世纪，即在中国的明末清初，随着上一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在欧洲大陆掀起了一股“东方热”，欧洲各国的商人、冒险家、传教士，抱着各自的目的，纷纷前来中国。在此背景下，法国也紧随葡、荷、英诸国之后，派人重莅华土。1611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第一个来华，次年回国征集教士，于1618年再次来华，1628年死于杭州，葬在杭州方井南。金尼阁曾利用意大利人利玛窦的遗稿，编成一部《基督教在华远征史》，第一次向欧亚介绍中国土地、制度、风俗习惯、法律、道德和宗教思想。他还与中国学者王征一起编译名为《奇器图说》的著作，其中有很多是关于水法（喷水）器械方面的内容。他所著的《西儒耳目资》，按照读音汇编汉字，是第一部按拉丁字母编排的字典。

1643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即位后，一度国势强盛，为与荷、英等国竞争，积极发展法国在远东的势力。1685年，路易十四正式以法国政府名义，派遣白晋（Joachim Bouvet）、张诚（Joan Franciscus Gerbillon）等5名耶稣会士来华，命他们在宣教之余，注意搜集科学和艺术方面的情报。这些传教士带着路易十四致康熙皇帝的信以及科学仪器，于1687年7月抵达宁波，1688年到了北京，受到康熙的接见。由于这些传教士懂得一些科学，多才多艺，一度颇受朝廷的重视，尤其是白晋和张诚两人，他们曾参与修订历法、制造新炮和修复旧炮以及中俄交涉等工作，并将《实用几何学》译成满文和汉文。白晋还教康熙皇帝数学。1693年康熙生病，白晋等用金鸡纳霜治好他的病，康熙为此专拨皇城里的一所房子供法国传教士之用。同年还派白晋回法国再招一些传教士来中国服务，并让白晋带去很多礼物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其中的书籍构成今日法国国家图书馆汉文藏书的一部分。白晋在国内物色到7名耶稣会士，于1698年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批传教士在中国的最大贡献是测绘地图。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到康熙五十七年（1719年），白晋、雷孝思（Regis）、杜德美（Jartoux）等从测绘长城全图开始，然后测绘清代十七省的分省地图，历经11年，最后完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皇舆全览图》，并将原稿送到法国，由著名刻版家安维尔（Anville）刻成。

在法国传教士中，另一位值得一提的是蒋友仁（Michel Bénoit）。他曾受乾隆皇帝的委托，仿照法国宫殿，设计圆明园的畅春园，其中谐奇趣、蓄水楼、花园、蓄雀笼、方外观、竹亭等12处的喷水池和白石雕刻全部模仿路易十四时代的风格。十分遗憾的是，1860年，这座象征18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的建筑物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

在17世纪法国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中国人随西方传教士去法国求学的现象。1681年，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带中国人黄嘉略和沈某二人去葡萄牙和法国。沈于1693年回国，黄则留在巴黎，与一法国女子结婚，1716年死于巴黎。他曾在法国皇家图书馆工作，负责编纂汉法字典，遗稿由傅莽续成。巴黎图书馆现还藏有黄嘉略亲笔写的法文借书条，时间是1716年12月19日。1721年，另一位名叫胡约翰的中国人随傅圣泽神甫到法国。胡居法时，曾协助解释康熙送给法王路易十五的中国书籍。

在早期赴法的中国学者和学生中，较为著名的是高类思（1733—1787）和杨德望（1734—1787）。高、杨二人都是北京人，出国前在北京随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学习3年，1751年被送到法国继续学习法文、拉丁文和神学。路易十五每年给他们每人1200锂奖学金。1764年他们准备回国前曾拜访当时的法国国务秘书贝尔丹（Bertin）。贝氏又挽留他们继续学习一年，专攻自然科学，并安排他们参观里昂丝织厂和圣德田武器工厂等，学习绘画和铜版雕刻术。回国前高类思和杨德望还受到法国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杜尔果（Turgot, 1727—1781）的接待。杜氏是中国的崇拜者。交谈中，杜氏向高、杨提出52个问题，希望他们回国后加以调查研究，能给他满意的答复。这52个问题包括以下四类：财富与土地类30个；技术类15个；博物类4个；历史类3个。1765年1月，高、杨在法学习14年后启程回国，法国政府赠送了工艺品、新式利器、装饰玻璃、陶瓷、手提印刷机、望远镜、暗箱、显微镜、金表等礼品。1766年1月，高、杨回到北京。回国后，他们与法国传教士共同编成《中国兵法论》《米谷保存法》《中国古代论》等论文，对杜尔果所提问题予以答复。

在派遣耶稣会士来华的同时，法国也曾尝试与中国开展商业贸易。在16世纪，即有法国人保尔密哀（Binot Paulmier de Gonneville）、维拉查诺（Giovanni Verrazano）、巴尔蒙第哀（Jean Parmentier de Dieppe）等分别于1503年、1523年和1528年东航，开辟航道，但均未能抵达中国。17世纪，法国又曾多次组织“印度公司”和“中国公司”，但也始终未能在中国打开局面。据比较可靠的说法，法国第一艘来华的商船是“昂菲德里特”号（l'Amphitrite）。1697年耶稣会士白晋回国后，上奏法国国王说，康熙皇帝要求与法国通商，希望每年有法国船只来华。于是，路易十四批准建造“昂菲德里特”号驶华。该船载重量为500吨。出发前，路易十四指示舰长第拉洛克（Dela Roque）沿途注意考察中国海岸线、登陆港口、风汛、潮汐、水流，并尽可能搜集中国港口、海岸线的地图及中国人的航海记录，另注意打听亚洲和欧洲国家与中国贸易情况，同时提醒舰长尊重中国当地的风俗习惯，避免与地方当局发生争端。

“昂菲德里特”号于1698年3月起航，同年11月到达广州。1700年1月驶回法国，1701年又作第二次航行。两次共载来约20名传教士。第一次从中国运回大量丝绸、瓷器，第二次运回大批漆器。法语把中国漆器叫作“昂菲德里特”，原因即在于此。此后，法国国内一方面因受封建行会的束缚，对中国的丝绸等物品持抵制态度。1716年，商会竟下令将所有从印度、中国运来的丝棉织品统统烧掉。另一方面，法国政府又一直没有放弃对华贸易的努力。1704年，“法国总理”号及“圣法兰西斯”号商船，携部分资金东来，试图在广州设一巨大货栈。1705年，“中国公司”改称“对华贸易王国公司”，享受对华贸易权。1712年，另一新的对华贸易公司成立，获得对华贸易50年的权利。该公司于1713—1714年先后遣船三艘来华。1719年5月，该公司又与印度公司合并，于广州设商行一所，与中国贸易，获利颇丰。1770年印度公司解体后，法国海军大臣地布因（De Boynes）于第二年以王国理事部代替该公司的广州理事部，并命提摩梯为理事长。1776年，为负责在中国的贸易，法国国王明令更改以往商业行政方式，在广州设立领事，并提醒广州领事在处理民刑事件中应极端谨慎，避免使中国政府产生反感而损害商务的发展。

随着中法交流的增多，17、18世纪法国国内一度还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产生极大兴趣，形成一股“中国热”。首先，在哲学思想领域，当时法国有名的大哲学家、大著作家，如伏尔泰（Voltaire）、魁奈（Quesnay）、杜尔果、狄德罗（Diderot）、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Rousseau）及其他许多学者，无不大谈中国文化。伏尔泰盛赞“中国文化在思想领域里的发现和达伽玛和哥伦布在自然世界里的发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大事”[1]。他本人在其著作里极力表达了希望恢复中国文化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在其名著《各民族风俗论》（1786）中，他把中国历史放在首要的地位。在《哲学辞典》一书中，他将许多有关中国的事情列入条目，对孔子、康熙、乾隆、中国的自然神论、理学、教育制度等多加肯定。他还把元曲《赵氏孤儿大报仇》改编为《中国孤儿》剧本，副标题为“孔子伦理五幕剧”。以魁奈、杜尔果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也对中国充满敬意，他们认为土地的产品是国民财富的真正和唯一的基础，中国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魁奈有“欧洲的孔子”之称。杜尔果则曾说动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于1756年仿照中国皇帝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而法国一些具有辩证思想和革命要求的思想家则看到了中国文化落后的一面，展开批评。如以创立“三权分立”学说著名的孟德斯鸠在其名著《法意》一书中谈到中国王朝的政治制度时，就指责中国政府专制多而共和的意味太少，对耶稣会士赞美的中国道德提出质疑。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狄德罗虽然承认中国有古老的文明，但他认为到近代，中国已停滞不前，与历史进步的潮流背道而驰。他对中国伏羲、神农等传说人物表示怀疑。激进派思想家卢梭对中国的专制制度和儒家学说也没有好评。他指出，中国文明进步并不能纠正社会的弊病，他嘲弄中国人缺乏“斗争精神”。这些法国思想家们对中国封建专制和文化所作的批判，在19世纪反馈回中国，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除中国的思想体系在法国引起反响外，中国的艺术也对法国产生了影响。当时，中国的艺术品和工业品在法国宫廷里随处可见，法国市场上也到处是中国物品。法国人不但学会了中国的瓷器烧制技术、织物染色技术，且在绘画、建筑方面也仿照中国画风和园林艺术。从艺术史角度来说，中国艺术品传入法国所产生的最重要的一个后果是，素来盛行于法国的古罗马风格的巴洛克式艺术在17世纪末被富有中国风味的洛可可式艺术所取代。洛可可艺术风格的特点是轻盈、活泼、曲线丰富、色调灰淡、光怪陆离，重自然逸趣，同谨严匀称的古典风格完全相反。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19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法之间这种有益的文化交流被侵略与反侵略的关系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