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加入侵华行列
尽管自从中英冲突开始，法国即及时作出了反应，多艘法国军舰被派往中国海面，显示法国的实力和态度，并先后派遣国王特使真盛意和法国驻广州领事拉第蒙冬考察中英战争的情况，收集中国各方面的情报，他们的活动也确乎为建立近代意义的中法关系开辟了道路。但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法国的政策显然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得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之后，法国政府也及时调整其对华政策，明确表示法国与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商业关系与法国在这一地区的武力配备不相称[50]，指出中国对外贸易口岸由原来的广州一口增加到现在的五口，加上香港的割让，不仅会迅速提高英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战前英国就在广州对外贸易中占有五分之四份额），而且美国、荷兰、普鲁士、比利时等也正沿着英国人开辟的道路前进，而法国与中国的年贸易额不足200万法郎。法国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措施，为其商人打开中国市场提供便利和保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国政府在决定召回拉第蒙冬与真盛意的同时于1843年冬任命资深外交官、前法国驻希腊公使拉萼尼（Lagrené）[51]为特命全权公使前往中国，实现法国对华政策目标。1843年11月9日，法国外交部长基佐在给拉萼尼下达的训令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法国的对华政策和拉萼尼使团的具体使命。
在这道训令中，法国政府明确规定拉萼尼的首要使命是负责与中国谈判并缔结中法两国商业关系协定，该协定必须与亨利·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以英国的名义在南京签订的通商条约相类似。基佐认为这是法国商人将来要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他们要与其竞争者享有相同的待遇，这样的协定是必不可少的。基佐在训令中指出：“尽管法国对茶和中国其他商品的消费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似乎不可能达到很大的规模，像其他那些其习惯和口味与我国不同的国家那样增加，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家的众多市场上销售我们的工业产品，其中首先是毛、棉织品，巴黎五光十色的化妆品，也许还有酒。”他要求拉萼尼设法为法国的航行和商业取得中国让予英国的全部权益：也就是说《南京条约》和其后签订的《虎门附约》给予英国商人的全部权益。鉴于钦差大臣已明确宣布，新税则除适用中英贸易外，也适用于中国与其他所有国家的贸易，因此，基佐告诉拉萼尼“不必再为法国商业要求与英国相同的权利”。至于针对英国商业所做的特殊规定，“除非在您到达中国以前的这段时间的实践表明有必要为我国的特殊利益在上述两个协定之外再作某些改正或补充”，否则，拉萼尼不必为法国提出特殊的要求。基佐强调，这些权益必须置于一个正式条约的担保之下，否则，即使中国政府“同意法国船舶进入刚刚向英国贸易开放的四个港口，并在那里接待我们的领事或者领事代理，允许我们的商行享受给英国的全部好处，乃至满足您向它提出的特殊要求，您的使命尚没有完成”。“实际上，对于英国来说，7月21日公布的海关税则和通商章程，如果缺少这一必要的手续，那么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拉萼尼使华的主要目的，不仅为法国商业和航行获得与英国相同的权益，而且首先要取得与英国同样的保证。“显然，这一目的只有通过缔结中法友好通商及航行条约才能达到。”[52]
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法国外交部长基佐还给拉萼尼布置一个任务，令他在与中国成功缔结通商航行条约之余留意考察中国的工商业和农业情况，搜集相关情报，以使法国的工商业主掌握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的必要信息，指出“您使命的首要成果之一，应该使我们的商人和工厂主获得中华帝国商业法规的确切情况和法国工农业产品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的机会，以及中国货物在我国消费者中找到市场和采购回装货物等详细信息，后者对我们的船舶很有用。为此，先生您将从农商部长的备忘录中了解有关目前该部所掌握的有关中国的农业、商业和工业情况以及您所经过的国家或者您应该留意的那些国家的有关情况”[53]。
除了在中国谋取商业利益之外，法国也要求分享政治特权。鉴于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以及战争赔款等其他政治性的要求，因此，基佐也让拉萼尼提出一些在中国人看来似为政治性的要求，如设立领事机构，对同胞行使领事裁判权，在通商口岸停泊军舰，以确保判决的执行。由于当初中方出于方便的考虑主动要求英国军舰停泊在通商口岸以维持秩序，所以基佐估计中方也有可能主动向拉萼尼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基佐认为这不是义务而应视为权利，法国应该得到这一权利，而且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这一权利，所以他向拉萼尼指出：“您不必把它看成是一种义务，而是把它当作获得必要权利的一种手段。对此不要犹豫，如果需要的话，甚至要促使中方提出此建议，因为如果我们的军舰不能像英国的军舰那样在通商口岸停泊的话，那么我们在中国并没有享有给予英国人的全部权利。我们将根据我们的需要行使这一权利。如果我们不能马上在所有的通商口岸停泊军舰的话，我们可以在其中选择对目前法国商业最有利的口岸，在那里您可以停泊一艘我们舰队的军舰，其任务是要使我们的国民尊重领事的权威。”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鸦片战争时期，由于中国刚刚向西方开放，礼仪问题是中外双方交往时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人尤其重视所谓的“平等”问题，拒绝向中国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节。在这方面，法国外交部长基佐也事先向拉萼尼做了必要的交代。他在训令中首先要求拉萼尼在没有得到中方体面接待的保证前不能暴露自己作为法国特命全权公使的真实身份，“尽管您是以特命全权公使的身份离开法国的，但是，先生，您不要暴露这一身份和使用这些权力，直到您事先被保证将得到有利的接待时。事实上，重要的是，无论对于中国政府拒绝接受您的建议，还是对于那些您不可能同意的礼仪的要求，您都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态度”。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要不要去北京的问题。基佐不主张拉萼尼去北京，一是因为中方不会邀请拉萼尼去北京，如果中方提出这样的建议，拉萼尼应正式声明，他将仿照前英国特使阿美士德（Amherst），拒绝履行叩头仪式，行屈膝下跪礼，不能向中国皇帝行与他向法国皇帝所行的不同礼节。基佐认为，“这一声明将防止中国当局坚持这样一种猜想，即以为您的使命是向‘天子’宣誓，您的礼物则是藩属的贡品”。二是基佐认为拉萼尼被邀去北京，不会给法国带来实惠，却有可能招致英国人的妒忌并由此损害法国的利益。所以，在他看来，即使清廷同意一反常规，对拉萼尼免去要求许多中国高级官员行使的礼仪，邀请拉萼尼去北京，“也是非常遗憾的。因为这样的旅行会造成您与英国全权公使行动路线的不同，我担心因此对我们的利益带来或多或少令人不快的结果而不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的好处”。总之，在礼节方面，基佐只要求拉萼尼从中国当局得到与英国代表同样的待遇，即“在广州或沿海的某一地方，与一位或数位全权代表，以与亨利·璞鼎查先生最近使华所采取的同样方式进行谈判，那么，您就已经实现了国王政府的目标”[54]。
为了更好地维护法国在远东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在派遣拉萼尼使团赴华的同时，法国政府决定派遣一支海军舰队驻扎中国和印度海域。随之也出现一个新的需求，那就是对海军基地的需求，直到那时为止，法国舰队只能向葡属澳门、英属香港或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寻求帮助、避难和修理的地方。法国政府认为欧洲其他列强在这一地区都有殖民地，法国不能缺席，法国的国旗也一定要在中国海面上飘扬，“为我们的海军建立一个军事基地，为我们的贸易建立一个仓库”[55]。这一基地必须符合许多条件：靠近中华帝国；有一个很大的、封闭的、易于防守的内陆港口，以便船只不用担心那里频繁而又可怕的暴风雨；它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地方，便于防御；气候适宜；水源清澈而丰富。
由于法国对这些地区不是十分了解，难以确定应该在哪里建立法国政府所期望的海军基地，所以基佐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给拉萼尼确切的训令，告诉他法国以前考察过的一些地方。位于欧洲与中国的航线上，马六甲与新加坡附近有2个岛屿：阿南巴斯群岛（Anambas）和纳土纳群岛（Natunas），其居民属于马来西亚人，从航海的角度讲可能是合适的据点，但它们与英国人、荷兰人在新加坡、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重要殖民地为邻，基佐认为潜伏着冲突的可能，所以，不是很理想。还有2个岛屿，是位于交趾支那海岸线上的昆仑岛和占婆岛，地理环境于健康不利，也不被看好。这些地方拉萼尼可以进一步考察，以确认它们的价值。交趾支那海岸线上还有一个地方是岘港（Tourane），法国人杜康伯（Du Camper）、布根维勒（Bougainville）和拉帕拉斯（Laplace）曾多次访问该半岛，都赞扬它的锚地，认为是交趾支那最开阔和最安全的停泊场地之一，但基佐认为这些长处不能弥补不利的气候条件以及因该半岛所处的大陆位置而带来的不便。从商业的角度讲，也不合适。基佐认为似乎应该优先考察大的群岛上的某个地方，如苏禄群岛（Soulou）上的巴西兰岛（Bassilan），尤其应该留心考察，它在西班牙属地菲律宾以南，位于棉兰老岛的南端和婆罗洲的北边，它似乎被一个伊拉诺斯部落（Illanos）所占领，在这个岛上，苏禄贵族只不过行使受争议的权力，在这里建立殖民地，在商业地位上很快可以与英国殖民地新加坡竞争，如果说新加坡位于欧洲、印度到中国的航路上的话，那么巴西兰岛则位于太平洋、美洲西海岸、澳大利亚、中国和菲律宾港口的航线上。拉萼尼首先必须核实的一点是，它是否有一个封闭的易于防守的港口，这是实现法国政府目标的主要条件。
在提供了上述几个候选据点的情况后，基佐叮嘱拉萼尼对这个计划一定要严守秘密，因为“从他到达中国海面的那一刻起，他的一切行动自然会受到密切的、带有妒忌性的监视”。因此，为了远离各种猜疑，海军司令必须亲自负责或者命令下属军官对那些被认为是合适的据点进行勘测，以便在那里建立新的殖民地。在完成这一预备工作并与海军司令士思利进行协商后，在确信已勘测的据点不仅从航海、军事、商业的角度值得法国选择，而且当地首领和居民的态度对法国也十分有利，使得占领轻而易举且毫不迟延，拉萼尼才可以马上前往该地，如果它们是独立的，就与当地的首领就割让问题进行谈判和签约，或者与其承认的宗主国进行谈判和签约，但必须向他们表示要得到法国政府的批准。在签订条约后，海军司令可以留下一艘军舰在被割让的据点上，以防当地首领违背其承担的义务，直至法国国王批准该条约为止，并以国王的名义占领该岛屿。只有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假定有其他国家窥视该地，可以允许将法国的国旗插在该岛上。[56]
需要指出的是，基佐11月9日的训令虽然已经非常详尽，对于拉萼尼的使命以及注意事项均做了一一交代，但考虑到路途遥远和通信的缓慢，基佐并没有规定拉萼尼不能越出训令的范围，“我丝毫不想将您的任务局限在我刚刚描述的框架里”,“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疆域在欧洲人的探索中显得如此辽阔，如此多的新奇事物激起他们强烈的好奇，那么大的差异吸引他们的注意，您的旅行将会提供真正的利益”。这就给拉萼尼的行动留下一定的自由空间，也使拉萼尼得以把握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才能，将出使成果扩大到极致，为法国带来超出预期的利益。
简而言之，拉萼尼此次赴华的使命包含商业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三重任务。法国不甘心在远东地区落后其他的欧洲国家，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市场上须占有一席之地，获得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同样的权益，在东南亚觅得一块殖民地或海军基地，并发挥与法国的国力相称的影响。法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政策由过去的消极旁观一变为积极介入。后来的事实证明，法国这一步对于它成为远东列强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及时的。
鉴于拉萼尼所负使命重大，法国政府为他的这次出使配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随拉萼尼出使的有一等秘书斐里埃侯爵（le marquis de Ferrière le Vayer），二等秘书大古伯爵（le comte Bernard d'Harcourt）；随员蒙热（前任真盛意使团原成员）、达拉安德（Fernand Delahante）、拉纪胥子爵（le vicomte de Laguiche）、达郎塔公爵（le duc de Tarente）、查鲁斯（le baron de Charlus）男爵；主事敏体呢（Montigny）；翻译加略利（J.M.Callery）；医生伊凡（M.Yvan）;《辩论日报》记者莱蒙（Xavier Raymond）。另外，还配备一些工商业人士和海关方面的专家，协助拉萼尼更好地完成法国政府的目标。这些人以“代表”的身份加入拉萼尼使团，他们的任务是研究法国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销路，法国工厂主与对手竞争时所应采取的方式，以及判断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哪些商品可以满足法国人的需要而不至于有太大失败的风险。与使团的其他成员一样，这些商务代表也直接受拉萼尼的支配，他们只听从拉萼尼的指示，也只向拉萼尼一个人汇报他们调查的结果，以使拉萼尼明了他应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他们包括财政贸易部代表兼海关首席监督伊蒂埃（Jules Itier），海关雇员兼伊蒂埃秘书拉沃莱（Charles Lavollée）；工商业代表有丝织业代表埃德（Isidore Hedde），棉纺织业代表奥斯马纳（Auguste Haussmann），毛纺织业代表隆铎（Natalis Rondot），巴黎化妆业代表雷纳（Edouard Renard）。此外，还有拉萼尼的夫人和两个女儿，总计20人。[57]海军部则派出6艘战舰[58]护送和协助拉萼尼的中国之行。同时，为避免使团内部出现分歧和不和，这次法国政府还吸取以前的教训，明确规定使团的所有成员都应服从拉萼尼一人的指挥，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则由拉萼尼征询海军准将、舰队司令士思利的意见。[59]基佐要求拉萼尼“只要情形许可，最好您与我们海军舰队司令进行协商，这种事先的协商将有助于维持您和士思利先生之间关系的融洽。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国王陛下的外交人员与协助完成任务的有关官员之间也应始终保持这种融洽的关系”。
在作了上述精心安排后，拉萼尼一行于1843年12月12日自布雷斯特启程，经过254天的航行，于1844年8月13日抵达澳门。
需要指出的是，出于共同利益，拉萼尼使团的访华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英、美两国公使的支持和帮助。早在拉萼尼乘坐的“美人鱼”号（la Sirène）尚未启程离开法国时，拉萼尼就收到了英国驻华公使兼港督德庇时（Davis）的来信。此后在旅行过程中，他又在英国殖民地开普敦、马六甲、新加坡等地受到隆重的接待。英国方面传递的欢迎和善意的信息自然没有被这位细心而富有经验的法国外交代表所忽视。英国方面之所以没有如法国外交部长基佐所猜测和担心的那样——英国可能会对法国的对华政策表示妒忌和怀疑，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英国政府认为，中国对西方越开放，对欧洲文明接受越多，那么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就越正常，排外体制就会被逐渐取代，这对英国和所有西方国家都有利。因此，英国不反对法国分享其从中国获取的利权，不反对法国与中国建立和发展关系。其二，在曾任法国驻英国大使的基佐接替梯也尔担任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后，英法两国关系也有所改善，双方对此都非常重视和敏感，并不希望因为中国问题影响新近建立的友谊。所以，英国欢迎法国代表的到来。德庇时正是奉英国政府之命，于1844年7月19日致函尚未抵达中国的法国特命全权公使拉萼尼，愿意在拉萼尼出使中国期间提供所需的帮助，将刚刚签订的中英条约和通商章程全部中英文材料交给拉萼尼，供他参考，并在信中转达上述意思，即英国政府认为中西关系的正常化对所有西方国家有利；英、法两国的友好关系鼓励他们的代表互相提供帮助。[60]8月16日，拉萼尼在到达澳门不久即回复德庇时，除向后者表达感谢外，说明在推动中西关系问题上，法国政府的想法与英国政府的想法一致，“阁下所告诉我的英国陛下政府为推动中国与西方所有国家的关系而下达的指示，与本国派遣由本人率领的使团赴华的想法是一致的。法国国王的大臣们与英国女王的大臣们实际上都认为，中国与西方文明接触越多，那么它与欧洲的联系在英国的支持下也就越多，从而对商业贸易的贡献也就越大”。并在信中向英国公使表达互助的意愿。[61]
除了英国公使的善意欢迎增强了拉萼尼的信心之外，美国特使顾盛（Cushing）所传授的有关与清朝官员谈判的经验，则为拉萼尼制定谈判策略提供了具体帮助。在拉萼尼使团抵达中国后，顾盛将其与中方谈判的各个阶段和所有细节均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拉萼尼，虽然由于中美《望厦条约》条约还没有最终批准，不便将条约提供给拉萼尼参考，但他还是将条约序言提供给拉萼尼，并向后者指出中美条约与中英条约的不同之处。拉萼尼对于顾盛的慷慨和帮助非常欣赏和感激，在给基佐的信中多次提到。从这些信件中可见，拉萼尼从顾盛那里所得到的启发至少有以下几点。1.除了英国人已经取得的特权外，顾盛为美国争取到了新的利权，换言之，中美条约超越了中英条约，由此拉萼尼希望自己也能像顾盛那样为法国、为西方世界取得新的权益，而不满足于英国人和美国人业已取得的成绩，中法条约也能超越中英、中美条约，提供一些新的利权，从而为法国赢得利益和荣誉。2.根据顾盛传授的经验，拉萼尼认识到，为了实现这个新目标，需要耐心和等待，需要秘密准备，他在写给法国政府的报告中说道，顾盛等了4个多月时间，“这使我从中获得启发，并且有一天可以用来有力回击没有耐心的巴黎舆论界”[62]。也正是鉴于这种想法，当中方代表耆英提出推迟会谈的要求时，拉萼尼在排除尊严和礼节因素后便接受耆英的要求，以便自己趁机了解更多的信息，做更充分的准备，以掌握谈判的主动权。3.根据顾盛在与清朝官员的谈判过程中屡屡以“北上”“进京”进行要挟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拉萼尼在谈判过程中也如法炮制，向法国政府声称“正是由于这一精心设计的武器”，美国公使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和最有争议的那些让步。[63]可以说，此时拉萼尼的“胃口”和谈判的方针已经不同于他离开法国的时候，也偏离了法国外交部长基佐定下的目标。
从上述法国、英国、美国代表在华的关系来看，融洽与慷慨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观念：中国对西方门户开得越大，西方国家就越有利可图；一国所取得的利益，别国得以均沾。正是这种共同的利益驱使列强在中国问题上常常能够走到一起，而鸦片战争时期就是列强在华合作的肇始。
礼仪问题是鸦片战争时期所有西方各国政府和使节在与中国政府和官员打交道时极为重视的一个问题，如果说敲开中国的大门，进入中国的市场，与中国建立商贸关系是西方人当时追求的物质利益的话，那么与中国建立在西方人眼里“平等”的外交关系，迫使中国人接受西方世界的国际交往原则，则是西方人所追求的另一重大利益，即政治“权利”和精神利益。以爱面子、好荣誉著称的法兰西人在这方面自然不会亚于英国人和美国人，从他们与中国人的实际交往来看，他们对礼仪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务实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这不仅表现在基佐给拉萼尼的训令中，也体现在法国来华的各位使节与中方的交往之中，而尤以拉萼尼最为苛刻。
在拉萼尼与耆英正式会晤以前，双方先后有过4次接触。第一次接触是在1844年8月28日下午，澳门县丞张裕和另一位官员受耆英派遣，到拉萼尼下榻的旅馆看望拉萼尼，同时转交耆英致拉萼尼的回信，拉萼尼鉴于使者的地位，并没有出来亲自接待，而是指派一位领事馆员接待中方使者。
第二次接触是在同年的9月2日下午，曾在此前的中法会谈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广东富商潘仕成和曾在中美条约谈判中担任钦差大臣助理的翰林赵长龄奉耆英之命前来看望拉萼尼。之前的29日潘仕成已致函拉萼尼翻译加略利，传达此意。拉萼尼得知后给耆英写了一封回信，本准备不接待耆英派来的使者，也不与之进行公务性交谈，但后来拉萼尼还是改变主意，接待了潘仕成和赵长龄两人，陪同拉萼尼的还有斐里埃、大古（d'Harcourt）和加略利等人。在礼节性的寒暄过后，为了更好地显示这次活动的友好特征，拉萼尼还让他的夫人到客厅招待中国客人。不过，拉萼尼已决定从一开始就让潘仕成明白，他们之间的会谈只限于礼节性的交谈。因此，当潘仕成在离开前解释说有些事情使耆英不能在8月20日之前来到澳门时，拉萼尼因极力回避与谈判有关的任何谈话，便威胁说，“假如钦差大臣因广州的事务走不开的话，那么我将自由行动，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我有一天直接去他的办公地点找他”。听到这些，潘仕成和赵长龄未等拉萼尼把话说完就抢着叫嚷起来，说钦差大臣肯定不会同意让拉萼尼如此尴尬和费劲。拉萼尼推测，“很显然，耆英不喜欢在广州举行会谈，那里完全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处在中国人的偏见和反感的包围之中”。而拉萼尼内心里也完全赞成这一想法，他认为在澳门这样一个半欧洲化的城市里，耆英会显得随和许多，也更容易对付。根据耆英的要求，拉萼尼指定9月12日作为中法双方谈判的开始日期，地点定在澳门，考虑到中国人普遍行动缓慢和难以预料的延迟，拉萼尼认为这一宽松的期限使他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条约草案，“这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工作，由于要将英国人和美国人先后获得的权益顺理成章地结合起来而变得更加复杂”。
第三次接触是在9月上旬，耆英的助手，一位姓胡的五品官员奉命将耆英的照会送交拉萼尼，拉萼尼指定使团的一位官员大古伯爵接待，并嘱咐谈话不要超出日常琐事。根据约定，11日胡姓使者前往加略利处领取拉萼尼答复耆英的信件。这是耆英给拉萼尼的第二封信，主要是要求后者同意将会谈推迟几天，理由是9月中旬正值纪念孔子诞辰、秋祭、万寿节、清朝建立百年庆祝活动，等等，耆英在信的最后一段非常明确地表示，希望谈判在开始后不被任何障碍所打断。拉萼尼查明该信中所列举的理由确凿无疑，因此没有理由从坏的方面来猜测这一推迟要求，不便拒绝耆英的要求。当然，拉萼尼在给法国外交部长基佐的信中猜测耆英这样做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等待北京方面的指令，他说：“我相信，如果耆英能在与我开始谈判前收到皇帝的最新命令的话，那么他会很高兴的。将我们的谈判推迟到本月底，他就有足够的时间收到北京方面对其在我到达后所写的信的回复。这很合乎情理。”不管怎样，拉萼尼也希望他与耆英的谈判在开始后不被打断，以使谈判能迅速、愉快地结束。他也刚好利用这段时间来完成条约条款的编纂工作，该条约将确定今后法国与中国的关系。拉萼尼决心把英国人和美国人所得到的全部权益（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割地赔款除外）包含在法国条约里，他对基佐说：“我只请求阁下不要忘记，自从我离开巴黎以来，这个问题从正面看已经发生变化，而新近缔结的中美条约则使我有义务把前人成果中通常很分散的各种权益都包含在一个条约里。”[64]
第四次接触是在9月17日，耆英责令澳门县丞张裕将第三封信由快艇[65]送给拉萼尼，主要是通知后者他离开广州到澳门的日期。澳门县丞派遣一位下属送信，但被拉萼尼拒收，拉萼尼要求澳门县丞亲自送信。澳门县丞虽然爽快地答应了，但是他为自己辩护说，璞鼎查和顾盛都是通过同样的途径收到广州方面寄给他们的信件的，如果说前几次他亲自到这里来，那是因为耆英要求他来询问拉萼尼的情况，并把情况转告耆英。拉萼尼指派夏勒斯（Charlus）从澳门县丞手中接过耆英的信，这件事才算告终。
从以上历次接触来看，拉萼尼对于礼节非常重视，甚至可以说到了过于在乎的地步。这种情况在他与耆英的正式会晤中继续存在。
拉萼尼与耆英的第一轮互访是在1844年10月1日和3日。会晤前双方代表已就访问的时间和礼仪问题进行往返磋商。耆英于9月29日傍晚按照中国的礼俗从广州经陆路前往澳门。耆英抵达不久后，潘仕成和赵长龄即将耆英和他的首席助手黄恩彤的名片送到加略利处，请其转交拉萼尼和海军司令士思利。在协商访问的礼仪问题时，法方首先就耆英的衣着问题提出要求。此事的起因在于，人们发现耆英在与美国代表顾盛第一次会晤时穿着十分寒酸，他的服装与其说朴素还不如说简单。为此，拉萼尼责成翻译加略利就这个问题与中方联络人潘仕成和赵长龄事先协商。他们解释说，顾盛所确定的钦差大臣接见他的日子恰巧是个斋日，政府规定这一天不能喧闹和放声大笑，尤其在仪仗队和随行人员方面。至于服装，任何中国官员除了在其住处和办公的地方外都不能佩戴象征他权力和职位的服饰。因此，钦差大臣前往顾盛那里时的穿着与其以前去璞鼎查那里的穿着是一样的，也许颜色更暗些，因为那天不允许穿着鲜艳。为了进行他的礼节性访问，钦差大臣来澳门时可以举行盛大的仪式，只要拉萼尼指定的日子是个良辰吉日。至于服装，他将按中国的法律和习俗所规定的那样穿着。在作了这些解释之后，潘仕成和赵长龄又郑重其事地推算日历，挑选日子，他们发现9月30日和10月2日是凶日，而10月1日和10月3日则是吉日。因此，拉萼尼确定10月1日由他接待耆英，10月3日则为他回访耆英的日子。在确定钦差大臣的衣着和访问日期后，潘仕成和赵长龄还代表耆英将耆英的全身画像请加略利转交拉萼尼，以表达耆英个人对拉萼尼的友好和对法国的特有的敬意，并请加略利转告拉萼尼，耆英以前对外国人从未这样，这是一次先例和特例，他将穿着朝服的画像送给拉萼尼，是为了弥补他不能穿着同样鲜艳的服装来访问拉萼尼的遗憾。
9月30日下午3点，在预定的时刻，拉萼尼的主要助手斐里埃和大古在加略利的陪同下前往耆英在澳门的官邸。黄恩彤、潘仕成和赵长龄接待了他们，并把他们带到耆英那里。钦差大臣热烈欢迎他们，谈话只是围绕他送给拉萼尼的画像、想见拉萼尼的愿望以及对拉萼尼的友谊、三个世纪以来中法两国和平友好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在这次会谈中，耆英不遗余力地表现他的殷勤，而他周围的官员也都争先恐后地表示他们对法国的好感。另外，他们对英国人和美国人所用的字眼则并不那么友好。他们说：“他们的头发是红的，他们的皮肤上有黄斑；但是你们法国人和我们一样，头发是黑的，我们两国很相似。”他们甚至一致认为斐里埃和加略利长得跟中国人一模一样。在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约定耆英将于次日下午1点半或者2点访问拉萼尼。
10月1日下午1点30分左右，耆英及其随行人员到达拉萼尼下榻的旅馆。中方人员比耆英访问美国代表顾盛时的人数要多得多，他们的穿着虽然因拉萼尼的要求不像访问顾盛时那么寒碜，但在法国人看来仍然相当可怜。整个仪仗队有150—200人，由步兵组成，有些背着矛或长枪，有些带着滑膛枪，还有些拿着盾牌和弓箭，另有一些骑兵，他们骑在很瘦弱的小马上面，肩上扛着蒙古人的弓和很长的竹箭。走在最前面的是军旗手，伴随着法国人听来“非常刺耳”的中国音乐。拉萼尼派他的助手斐里埃、大古、加略利、蒙热及达拉安德等人去迎接坐在轿子中的钦差大臣，自己则在楼梯上等候耆英。拉萼尼按照法国的方式接待耆英一行，在安排位置方面以右为上，始终将右边让给中国客人。
值得一提的是，拉萼尼对耆英外表的描述不同于欧洲的舆论界，他在向法国外交部长基佐汇报时这样介绍耆英：“耆英完全不像欧洲舆论界所描绘的那样奇丑，他的年纪在55—60岁，体形肥胖，具有贵族风度。他举止高贵，自童年时代起就习惯于宫廷习俗；说话简洁又准确，用加略利的话来说，带着一种稀有的高雅。他也可以算是中国最娴熟的书法家之一。在其平静、威严的外表下隐藏着丰富的感情，当谈话令他高兴或触动心弦时，他的目光就变得炯炯有神，人们可以从他的前额看到某种非凡的智慧的迹象。”此外，拉萼尼对黄恩彤也颇有好感，他评论道：“他的首席顾问黄恩彤是陪同他的人中唯一算得上政治家的人，他也同样具有中国精英分子和卓越人士所具有的一切外表特征。这是一个细心周到的人，从第一刻起，我就决定要对此人予以关注，以便日后他能给予我帮助。”[66]
接着，双方开始礼节性的闲聊。耆英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他信上说过的话：过去的三百年如何如何，未来的一万年又如何如何。拉萼尼则向耆英介绍了出席会谈的法国全体成员，包括使团成员、法国商务代表以及法国舰队的部分高级军官，他还强调说这些商务代表的使命是要使中国了解法国的工业进步状况，同时把有关中国文明的确切看法带回法国。会谈围绕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进行。为了遵循中国人一成不变的惯例，大家便聊起法国，它的面积、资源、气候以及周边的国家。拉萼尼称之为“这是一堂完整的地理课”。黄恩彤向拉萼尼表示“他不会忘记过去的功课，它们是由士思利上将、璞鼎查先生和顾盛先生教授的”。同时他们谈了有关中国的问题：在中国旅行的方式、北方的严寒，等等。拉萼尼对这些无聊的问题感到十分厌烦，但它们都是中国礼仪的一部分，不得不勉强应付。为了引起中国人对法国商品的兴趣，同时结束无聊的谈话，拉萼尼便建议耆英参观他的房间。耆英对塞夫勒（Sevres）出产的一套精美的茶具非常惊讶。另外，里昂制造的雅卡尔（Jacquard）丝织肖像画也吸引耆英及其随同人员的注意。特别令耆英高兴的是，他在前一天晚上送给拉萼尼的画像被挂在小客厅的墙壁上，他用最热情的话向拉萼尼表示感激之情。
访问延续了近一个小时，于是，拉萼尼便带耆英一行到餐厅品尝法式小吃。耆英非常羡慕餐桌上摆放的法国铜器、水晶和瓷器，它们品种齐全，款式雅致。对于法国的酒，尤其是香槟酒和葡萄酒，耆英及其助手们同样给予高度的评价。小吃持续约45分钟之久。3点一刻，钦差大臣和他的随行队伍离开，会谈结束。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与拉萼尼分手时，耆英不像来时那样简单的握手，而是一再地与拉萼尼拥抱。这是耆英采取主动的，拉萼尼以为不应拒绝。不过，此次会谈中，尽管耆英多次询问拉萼尼夫人的情况并表示希望见到她，拉萼尼鉴于这次会晤的官方性质，没有满足耆英的这一要求。从上述会谈情景，可见拉萼尼对礼节之注意。
法方对礼节的重视还表现在10月2日与中方就耆英接待拉萼尼礼节问题的商量。中方联络人潘仕成向法方表示耆英的临时官邸不够大，建议将拉萼尼的随行人员限于10—12人。但是拉萼尼嘱咐加略利明确告诉中方，他希望第一次出席会谈的所有人员，包括外交官、海军军官和商务代表都能同行，并委托加略利就此与中方进行协商。最后中方只好将耆英的官邸临时扩展，以便容纳所有的法国客人，并放置一张与法方同样大的餐桌（后来大厅的最好部分被临时改建成餐厅，潘仕成向其澳门的朋友借来玻璃和墙纸用于装饰），足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宾客。此外，双方还约定耆英将按照中国的礼节来接待拉萼尼，将左边让给拉萼尼，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个表示尊重的位置。耆英将亲自迎接拉萼尼，把后者一直引领到他的座位。最后，法方要求一切必须建立在完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法方对尊严和礼节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10月3日下午1点，拉萼尼一行出发，他坐上由4个强壮的中国人抬的轿子，在其他30—40辆轿子的随行下，前往相距2公里的耆英官邸。半小时后，他们到达钦差大臣的官邸。四周围满了好奇的人们，中间搭起了露天舞台，乐师和演员们为法国人表演了类似拉萼尼称之为“我们外省乡村节日中的节目”。由于没有大炮，放了三盒烟火，以示对拉萼尼的欢迎。拉萼尼始终坐在轿子里，直到耆英官邸门前。黄恩彤、潘仕成和赵长龄一起帮他从轿子里搀扶出来。在他们的陪同下，拉萼尼穿过官邸的部分房间，来到耆英所在的前厅。耆英马上过来，在与拉萼尼拥抱后，递给他左手，然后把他带到专为接待而准备的房间。这是一间狭小、昏暗的房间，在白天，看上去像是隐修院，中间放着一些小灌木，可能是为了弥补过于拥挤的房间。在房间的尽头放着一把沙发，它被一个可以随时用作茶几的东西分成两部分。耆英坐在右面，拉萼尼坐在他的左边。在墙的两边放了两排椅子，左边是士思利上将、斐里埃、潘仕成、北古、大古和赵长龄。右边是黄恩彤、夏尔纳舰长、海军高级官员，等等。其余的人坐在对面，加略利为了便于翻译，被安排在耆英的右边。
就会谈的内容来说，仍限于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比如，中方询问拉萼尼关于巴黎大小、房子高度及周围的距离，拉萼尼的旅途情况、多长时间，拉萼尼夫人及孩子是否疲劳，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双方还谈到了铁路，当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人听到轮船在陆地上滑动而不是在水上航行时的情景时，“他们那强烈的好奇心使我几乎不能想象他们的机械”。此次会谈不少于3个半小时，其中包括点心和晚宴。
用餐开始时，是一些糕点和五颜六色的糖果，它们的形状完全是中国式的，每个瓷碟上放着4样糕点，瓷碟上印着万年和好的花样。为了向耆英表示其非常欣赏这一巧妙的设计，拉萼尼请求耆英同意他带走盘子和糕点，并向他保证一定把它们保管好，以作纪念。耆英非常欣赏拉萼尼的礼貌举止，又开始重复他对法国的好感，说法国始终是中国真正的朋友，从来没有给中国造成任何损失。耆英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激动，一边紧紧握着拉萼尼的手，一边向后者表示，当他得知法国钦差大臣来到中国的时候，他是多么的高兴。
当拉萼尼以为酒宴已接近尾声，谁知才刚刚开始。就在他们用完糕点、水果不久，接着开始典型、地道的中式晚餐：燕窝汤、海参、鱼翅，样样俱全，除了传统的筷子。为了避免筷子的不便和由此带来的尴尬，中方让法国客人用叉子代替筷子。不过，拉萼尼还真的使用了筷子，他的理由是他完全按法国的方式来招待钦差大臣，所以他也坚持要按中国的方式受到接待。“我事先就决定接受这一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文明的不便之处。因此，我就极力要求使用筷子。”由于耆英的示范和指点，拉萼尼不费多大力气就会使用这些餐具了。“这最后的举动将我主人愉快的心情推到了极点。他宣称，从今以后我们俩合二为一，只有一个钦差大臣来处理两国的事务。”在晚宴期间，耆英根据中国的习惯，赠送拉萼尼一个玛瑙制的鼻烟壶，作为他第一次招待拉萼尼的纪念品。离开餐桌后，拉萼尼主动要求参观里面的房间。于是，耆英带领拉萼尼一行径直来到他的办公室，在那里欣赏了他的各种书法作品。
在离开以前，双方约定，下次耆英来访的时候不再举行仪式，在友好的会谈中讨论正事，并从整体上分析形势。拉萼尼也以同样的方式回访耆英，在作一些预备性的解释后，开始讨论条约的各项条款。为了确定日子，他们又查了一下日历，5日、6日被认为是吉利的日子，因此，耆英的访问定于5日，拉萼尼的访问定于6日。下午5点，拉萼尼及其随行人员便向耆英等人告辞。[67]
耆英与拉萼尼的第二轮会谈就是3日确定的5日、6日的互访。与第一轮纯粹礼节性的会谈不同，第二轮会谈不再举行任何仪式，会谈内容也由日常闲聊转入正经的政治性会谈。
10月5日下午1点半，耆英按约定时刻到达拉萼尼的旅馆，陪同他的有其助手黄恩彤、潘仕成、赵长龄等人。拉萼尼本希望谈话更加隐秘，只有他和耆英两人，但他发觉这是不可能的，他猜想，“面对其同胞的偏见，耆英似乎为了避免过于沉重的责任，他需要几个其言行的官方证人，尤其是黄恩彤，从未离开过他”。同时，拉萼尼对于黄恩彤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他“可以说是中国少数最卓越的人士之一，他在礼部工作达15年之久，才智过人，比任何人都了解让步的限度，可以使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免去担心。似乎可以肯定，假如没有他的协助，耆英会拒绝与外国全权特使进行谈判”。法国方面出席会谈的是拉萼尼的几位助手：斐里埃、大古以及翻译加略利。会谈在拉萼尼的办公室进行。
在最初的习惯性寒暄过后，拉萼尼即言归正传，发表他对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整体形势和中西关系的看法。他详尽地阐述了法国是从何种角度去看待刚刚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在中国所造成的局面，力劝清政府放弃闭关政策，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指出：“孤立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利益、热情与文化关起大门，它会形成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当然也不会有任何冲突、分歧。但是在条约体制下，彼此有权利与义务，障碍被排除，交流是不可避免的。孤立政策是中央政府坚定不移的基本原则，但在边界，你们则与外界发生关系，这样的孤立只不过是一种法律上的谎言，相信中国有一天会走向灭亡。”然后他又补充道，“西方文明是建立在不同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之上，能预见可能产生的危险，它特别关注战争艺术、对非正义的行为要求赔偿的方法以及击退侵略性的暴力行为的手段。此外，在冲突时为了给自己增添机会，每个国家都极力寻找盟友，这些盟友在战争时期可以获取帮助，或者得到物质上的支援，或者通过他们的劝告或调停对其敌国进行干预。但是，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尤其在清王朝建立以来，中国文明全神贯注于和平艺术而对进攻与防御的方法则非常陌生。它骄傲自满，常常不知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一切，由于它的体制导致对外界全然无知，并以此来维持一种会给国家带来严重危害的安全感。然而，在此期间，只要地球的两部分有一点开放，那么不管北京政府是否有预见、如何努力，中外都会有所接触。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双方产生需要，而满足这种需要的迫切性一定会导致无视最严厉的禁令。中国人对鸦片的喜爱，英国人和美国人对茶的嗜好，便是如此。由此，随着接触的日益增多，就会有纠纷，就会有战争。”[68]因此他提醒说，最近的战争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对中国人是致命的打击，突然受到所不熟悉的尚武文明的威胁，在经过一连串的不幸和灾难后，被迫向征服者求和。
耆英及其助手们专心致志地听着拉萼尼的话，沉默不语。他们不时悄悄地交流一下眼神，不由自主地露出赞许的表情。拉萼尼见此谈兴更浓，他在不伤害中国客人的民族自尊心的前提下，接着前面的话题又做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孤立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必须承认这一点。只有使中国与商业世界的关系正常化，才是明智的。但是这还不够，既然已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一决定的后果，否则就会感到只有不便而没有任何好处。因此，重要的是，将来要在西方列强中结交朋友，以便当有一天需要某些忠告时，不会被突然拒绝，只好屈从敌视西方思想的习俗或传统。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拉萼尼一边特地转向潘仕成，因为他是士思利舰长与广州高级官员会谈的见证人，当时中方恳求舰长让法国为中国调停，一边补充说道：“几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很有可能再次发生，或者是与我们，或者是与其他国家。过去的经验对你们是有用的，要知道你们所签订的每个条约以后可能会成为绝交的一个原因，而多边关系亦同样会增加纠纷的发生。因此，在必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求助于与你们利益相近的某一外国。为此，你们应该环视四周，以便了解是否存在某些障碍，阻碍有朝一日中国与基督教国家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69]
如果说前几次的谈话可以比作地理课的话，那么这次的谈话则给中国人上了一堂政治课，更确切地说，是一堂国际关系课。而拉萼尼的动机则在于劝说中国与法国这样的基督教强国结盟，并为此扫除各种障碍。因此，当钦差大臣耆英开始重复追溯明朝以来中国与法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时，拉萼尼并不认同，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加略利的翻译，让他回复耆英，“我以为这一友谊只是对中国单方面而言，对我们法国来说肯定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更确切地说他们力图引起我们相反的感觉”。拉萼尼的理由是，直到1842年为止，中国一直向法国商船征收各种税收，另外，甚至在1840年时，法国人还因其宗教热情被判违反中华帝国法律而遭受野蛮的对待，并成为中国法律的牺牲品，这一法律与法国人的思想观念截然相反。黄恩彤、潘仕成和赵长龄同时解释说，他们不知道拉萼尼所说的事情，也许外国罪犯试图进入中国内地，他们因触犯法律而受到惩罚，但可以肯定，这不可能因为他们是法国人或者因为是传教士的缘故，他们每个人都可以保证他们从未听说过类似的事情。拉萼尼接着带有威胁的口气说：
然而，这种事情仍然存在，不过我并不是来要求你们对这些事情做出解释，也不是来要求你们改变你们的法律和习俗，这取决于你们。当这些法律损害我们的尊严和利益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应做什么事情。而我只是作为朋友来跟你们交谈，向你们指出那些有一天可能会妨碍你们在我们国家赢得同情的障碍，有很多不可预料的事情迫使你们求助于这种同情。你们的处境由你们自己来判断，你们将来的要求也得由你们自己来预测。因此，决定必须由你们自己作出。对我来说，至少我要尽我所能来启发和开导你们。当然，如果我得到我们大皇帝的命令，与离我国如此遥远的你们举行会晤，那么我相信这对你们可能会有所帮助，以一种非常坦率的态度告诉你们事情的真相，它对你们可能会有用处。[70]
耆英对拉萼尼的上述言论一边表示感谢，一边说拉萼尼的立论牢不可破，与石头和钻石同样坚固，保证中国一定会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并说将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破坏建立在严肃条约基础之上的和谐关系，但他仍以旧习惯不能改变来掩护自己。因此拉萼尼继续加以说教，指出：“你们已经改变很多，不要忘记，你们尚须完成的变革对你们的好处比对我们的好处大得多。”对于耆英吹嘘中国强大，她能支配庞大的军队以及满族、蒙古的亲王率领无数的骑兵，只要皇帝一声令下，他们就能立即勇敢地冲向敌人，以攻克某一个省份，等等，拉萼尼反问：“但是，当英国人向南方进军并威胁首都的时候，所有这些亲王都在哪里？”耆英只能借口距离遥远无法调动很多军队及时到达。拉萼尼立即反驳道：“您非常清楚，你们的文化与战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西方的舰队和轮船在你们的蒙古兵有时间跨越几个省份之前就能跨越辽阔的海洋。请你们承认并相信这一事实：你们的海陆军完全达不到我们海陆军的程度，我们之间的战争将是不平等的，《南京条约》足以证明这一点。我知道，你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仿效我们。因此，直到你们能够支配属于我们的资源的时候，你们才会优先考虑排除以后可能会阻止你们与拥有军舰和轮船的国家交朋友的所有障碍。”[71]有关这个问题的谈话持续了很长时间。拉萼尼认为，对这些事情的解释有助于提醒中国人，让他们不要忘记外国的优势。
然后，拉萼尼开始谈论那些令中国人更关心的话题。他知道钦差大臣很想了解法国的意图，进京和割让领土问题一直困扰着他。除此之外，法国还可能提出其他的计划，如：中国派遣使节到巴黎，法国在北京驻扎与俄国相似的使团，等等。其实，基佐的训令并没有这种意图和计划。这是拉萼尼从美国代表顾盛那里获得的启发，他想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因此，早在耆英到达澳门以前，他已对这些计划作了模糊的解释，并故意向一些人泄露秘密，因为他知道他们守不住秘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谈判中更容易对付耆英。于是，拉萼尼从谣言开始他第三部分的谈话，他对耆英说：“有人对您说，我要去北京。不仅我自己一点不想去，而且我奉命不去北京。”听到这些话，钦差大臣高兴得叫起来，虽然他平时很克制，此时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的助手们也都个个随声附和。但拉萼尼马上接着说：“但是，我奉命不去北京的条件是，皇帝的大臣们必须同意我的要求。”耆英感谢拉萼尼的“善意”，并让其承诺“进京”在将来不会再成问题。拉萼尼继续说道：“不从事一项令你们感到难受的活动于我固然很高兴，但是为中国的利益着想，失去一个可使我们的关系更加亲近，也许日后还会带来最丰富的成果的机会，我感到十分遗憾。因为如果我在北京，那么也许贵国的某位大人物也会去巴黎。这样，你们就会欣赏我们的文明，你们也会让我的同胞对你们的文明给予高度的评价。”他一边转向黄恩彤，一边继续说道：“像您这样聪明、能干的人在法国怎么会不让人欣赏呢？你们的逗留怎么会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呢？如果将来你们接受了欧洲的惯例，在国外设立常驻机构，难道你们不认为这会给你们带来无数的好处吗？假如把你们再带回到与英国人交战的时期，那么此时他就可以在欧洲为你们的事业进行辩护，在那里澄清常常被敌视你们的舆论所歪曲的事实，最后还可以为你们争取中立国的支持，如同与别国交战的欧洲列强的大使在同样的情况下为其国家所做的那样。这就是你们在彻底走出孤立状态后能够赢得的利益，这种孤立是你们为了维持有害的法律而导致的后果。这就是我对法国在北京派驻公使不能引起关心中国命运的皇帝顾问们的有益的思考感到遗憾的原因。”[72]
耆英边点头边表示同意拉萼尼的观点。至于实行这一点，黄恩彤则认为不可能。他回答说：“敢于第一个提出这一意见的人会立即遭受法律的严惩。另外，哪一个中国人能忍受这漫长旅行的疲劳呢？”就他来说，他是绝对不能忍受15天的旅程的。拉萼尼叫喊起来，“刚才您还向我夸耀你们国家的强大，对我说你们希望组织一支海军，拥有自己的军舰和水兵，可是您作为帝国的堂堂官员，居然在我国妇女儿童都不会害怕的旅行面前退缩！榜样必须来自上面，否则你们的人民也就变得不好动。”黄恩彤是一个风趣的人，他承认他所谓的个人对长途旅行的反感只是一种借口，需要克服的困难在于更上层的官员，皇帝被一些墨守成规的人所包围，要克制对这些人的厌恶是徒劳无益的。拉萼尼逐字逐句地说并嘱咐加略利仔细翻译下面的话：“我可怜这样的帝国，在那里，耆英和黄恩彤的意见不如那些无能的大臣或阿谀奉承的顾问们的意见更受重视。”“在法国，皇帝将全国最出众的人物召集在他的周围，可谓圣贤中的圣贤，他信任他们，如果他们不对他说实话，那么他就让他们远离他。你们认为哪一种体制更可取呢？”[73]
然后，拉萼尼又把话题由进京问题转到耆英所关心的其他问题上。他说：“有人说我们是仿效英国人来向中国要钱的，但法国是一个强大和慷慨的民族，它只要求它应得的东西。”耆英未等拉萼尼把话说完就高度赞扬法兰西民族所独有的高尚情操。另外，他还补充说，美国公使亲自负责消除有关法国向中国人要钱的谣传给中国人所造成的不安。这去除了压在耆英等人心上的重负。
正式会谈持续了约两个半小时。拉萼尼觉察到中方人员已面带倦容，于是便吩咐吃点心。他已了解，在正式会谈结束后紧接着随便的闲谈，临时安排用餐，是在中国进行访问或者接待来访所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他此后与耆英进行谈判以及他们各自的代表举行会谈时，在中间休息或者结束时无一例外都安排丰盛的美食，且持续时间往往很长。用餐完毕，重新开始严肃的会谈。拉萼尼迅速概括了上面所谈各节，并关切地劝告中国今后应该对其法律和传统进行富有远见的修改，以结交对中国怀有好感的强大的友邦。考虑到时候不早，耆英等人也已很累，拉萼尼宣布会谈结束。双方约定，次日拉萼尼去耆英官邸，在预备性会谈结束后，将检查各自的全权证书，并确定条约谈判的方式。
这次会谈给所有出席人员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拉萼尼力图使中国人明白实际情形，表明法国能带给中国利益，“使该国家中比较了解欧洲文明的两三人物的头脑里产生一些新思想，这些思想今后也许会开花结果”。他并不担心其言语的尖锐和随便会留下不好的印象，因为有士思利的榜样。“虽然今天的情形与过去不同，但人们不难发现，最近所发生的一连串事情对中国人的打击很大。我相信我没有弄错，因为从今天起我与钦差大臣的关系变得更加友好和亲密。”[74]
第二天，即10月6日下午2点，拉萼尼在斐里埃、大古、加略利等人的陪同下来到耆英官邸。第二次会谈内容远不如第一次会谈重要和有趣。耆英一开始就重复他那不变的话题，即明朝以来中法两国的友谊，认为法国是唯一从未向中国提出任何不公正要求的国家，且从未做有损中国利益的事。拉萼尼矢口否认这种友谊的存在，要求中方拿出证明来。耆英便拿中法之间从一开始所建立的紧密关系以及即将签订的条约作为中法友谊的证明。但是拉萼尼则表示这个条约只包括了中国与英国和美国已经达成的那些规定，而且这些商贸方面的让与，直到当时为止对法国的利益远不如对英国和美国的利益大。拉萼尼想趁机提出传教问题，但耆英回避该问题，谈话也就没有继续。
接着，拉萼尼提议，双方核对彼此的全权证书。拉萼尼让加略利翻译他的全权证书，然后他将这份没有签字，也没有派遣书的全权证书译文交给钦差大臣。同时，耆英也把信件交给他，这是他所有的唯一的书面文件。耆英向拉萼尼展示了表明其全权的官方标志——一颗金质的钦差大臣大印章，该印章可以追溯到清朝建立，它的外形呈椭圆形，为实心金质，其重量不少于四五公斤。它被极其小心地锁藏在一个精美的文具盒里，它时刻陪伴着耆英，并由一位官员专门守护。应拉萼尼的要求，耆英还将两广总督的印章也向拉萼尼出示，后者的形状和重量与前者相同，但质地不同，为实心银质，不过其做工与年代远不如前者珍贵。然后轮到拉萼尼向钦差大臣出示盖有法国王玺的全权证书。在履行这一手续之前，耆英提议，如果拉萼尼愿意的话，他们互免全权证书的核查，耆英的用意无非是向对方表示其信任，因为他自己的身份在经过他刚刚负责的一系列谈判之后没有人会提出异议。不过，拉萼尼更愿意遵循惯例，履行一切该履行的手续。
在完成这一手续后，剩下来需要协商的是关于条约本身的讨论方式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中法条约的谈判将采取与中美条约谈判所采用的同样方式，即耆英和拉萼尼指定各自的代表，他们或者在拉萼尼所住旅馆或者在耆英的官邸轮流会商，将对拉萼尼所拟订的条约草案进行讨论，讨论结果交由耆英和拉萼尼最后批准。这一办法的好处在于，当遇到分歧或者比较激烈的争论时，耆英和拉萼尼可以不卷入辩论，这样他们的个人关系不受影响，双方也更容易达成一致。拉萼尼指定斐里埃、大古为谈判代表，加略利担任翻译；耆英则指定黄恩彤、潘仕成、赵长龄为代表。[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