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万里之遥，片刻周知”：作为中西交流“纽带”的电报线与其初入上海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人在电报技术的应用中开始展开了“全球毗邻”的想象。1845年，世界上第一家电报公司——电气电报公司（the Electric Telegraph Co.）在英国成立。当时的英国每新建一条铁路，就会在铁路旁竖杆架设电报线。因此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本土的电报网络在铁路建设的带动下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并迅速由本土向外延伸。1851年，横跨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敷设成功。1855年，丹麦、瑞士、挪威之间的海底电缆建设完毕。1866年，英国在大西洋铺设了连接英美两国的海底电缆。自此，电报成为洲际间通信最具效率的选择。

随着电报线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延展，欧洲各国的势力开始迅速向世界各地扩张。因而电报不仅仅只是一种通讯手段，同时也成为欧洲国家向东方发展帝国利益的重要手段。1870年，英国人沿着阿尔及尔——马耳他——亚历山大之线路，将电报缆线敷设至印度。这代表了一种通过电报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而将西方与东方世界连接为一体的野心。正如布里格斯和马韦里克（Briggs and Maverick）1858年在一本著作中所写的：“电报的潜能使之注定要成为世界文明的力量地球上所有国家结成至关重要的纽带，才能合而为一。”[2]

作为一个拥有四亿人口消费潜力的重要市场，西方各国对自雍正朝开始便闭关自守，不与西洋开展贸易等往来的中国自是极为看重，皆急切盼望能尽早将中国纳入由“电报”所构建起的全球通讯网络当中。19世纪60年代起，英、俄、美、法等国便以各种方式，试图将电报技术输入中国。1863年，英国公使卜鲁士在给清廷的照会里不吝宣传电报的好处：“贵国（即清廷）果能安置飞线”，则“所有往来文报均可飞行投递京外，实于国政军务有补。”[3]1864年12月，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接到来自美国国务卿威廉·亨利·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关于在中国境内寻求架设电报线之可能，使中国的消息能传之欧美的训令：“（电报）插入你所驻在的富庶帝国之内，是极为必需，而且重要的。”[4]1865年11月和1866年3月，当时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与英国参赞大臣威妥玛分别向清廷递交了《局外旁观论》与《新议论略》，是为“赫德—威妥玛条陈”。条陈吁请清廷“借法自强”，而电报则作为自强“新法”之一被重点提及。赫德认为，电报属“外国可教之善法”，“应学应办”。故“中华如定意试行”，西洋各国当“无不忻（同‘欣’）悦”，此等新法可收“往来通商、国帑充实、保全主权之效”。[5]

包括蒲安臣、威妥玛在内的外国驻华使节不断尝试将电报引入中国，原因显而易见。不通电报的现实使他们与各自母国的通信等效率低下，由此给他们行使职务及个人生活带来诸多不便。1868年10月7日，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在一封信里便曾向人抱怨电报不通给他与欧洲间通信所造成的不便：“我收到您于9月19日从巴黎发给我的电报，这封电报由雅加达转来，到我手上已是本月5日了。”“它从巴黎到雅加达，只花了两天时间。”可是从“雅加达到我这里北京却花了整整14天”，“至今电报还不能直达北京，这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事呀”。[6]

当然，“令人遗憾的事”绝不止于此。像威妥玛、蒲安臣这样的各国驻沪公使、领事所发照会，一般都是为各自国家商人之利益而请。因而像蒲安臣、威妥玛等在内的外国驻华使节或代表不断向清廷投书，希望能够获得在中国境内架设电报线路的权利，其现实层面的考量乃是希望借通行电报而极大提升传递商业信息的效率，从而替各自国家的商人在对华贸易当中争得主动权。为说服清廷接受自己的建议，威妥玛甚至在《新议论略》中“主动”替中国沿海之商民的利益谋划：“夫商情之所重者为何首在通信迅速。试想数十年前，沪粤商民遇有贸易相商之件，冬时发信，须侯夏令方得回音。自有轮船以来，往返信函不过二十余日，可谓较胜从前，今若添设通线，则数刻之内，来往俱达。”[7]

除了各国驻华的使节，包括上海、广州、福建等地的英、美商人也不断向地方官员提出将电报线加入当地的要求，甚至有迫不及待者偷偷在吴淞至上海之间架设了电报线，旋即“被乡民将电杆悉行毁去”。[8]作为一座因对外贸易而在近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上海在19世纪60年代成为外国商民以及各种商业信息汇聚所在。正是这种由开埠而引发的中外人员汇聚，以及对外经济活动的日益繁荣，使这座城市最终成为电报进入晚清中国的第一个突破口。

在西方意欲展开对话贸易的所有国家当中，英国、俄国、丹麦走在了前列。受向东方扩张之利益驱动，英国早在1868年便组织起东方电报公司，试图凭其海上霸权将电报缆线穿过地中海、红海、印度洋，最终使东南亚和香港接入其电报通讯网络。经过与清廷的反复沟通和交涉，1870年，英国人终于获准铺设从香港，经广州、汕头、厦门、福州、宁波到上海的电报线。为了满足清廷关于“线端仍不得上岸，稗与通商口岸陆路不相干涉”[9]的要求，英国人在电报线登陆之方式上不得不做出妥协，言明所有缆线“由沿海水底暗设，不过仅有线端一头在通商口岸洋行屋内安放”[10]。

丹麦的大北电报公司则在俄国的支持下开始修建从港口城市海参崴，经长崎至上海的电报线路。同时，大北公司同英国大东电报公司签订代办沪港水线的合同。根据英、俄双方达成的协议，电报线建成之后，由于电报拍发业务所得获利以上海作为地理界线，双方各得一半权益。[11]1871年4月，大北电报公司建成1759公里长的沪港水线，这成为中国内地开通的第一条电报水线。上海由此成为晚清中国率先接入全球电报网络的城市，向北可以经日本长崎至海参崴，向南可以经过香港与欧美诸国通信。尽管当时清廷对洋人在上海架设电报有关于“可听其在水底安放，惟线端仍不得上岸”[12]之规定，但当时在上海的租界内已经有电报陆线架设，比如租界内各职能部门，包括工部局、公董局与各巡捕房、救火会、自来水塔之间，以及各大型企业、工厂之间，均有专用的电报线相互连通，并且与口岸码头之通向海外的海底电线接通。[13]

沪港水线的接通使上海第一次接入由电报组成的全球性信息交流网络当中，至此外洋与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信息可以更加迅捷地相互流通。在上海的外国商民对电报所带来的信息传播效率之巨大提升兴奋异常。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报道中国第一条海底电缆竣工时曾全文译登了莫尔斯发来的通报。莫尔斯在电报中不吝以“最伟大的成就”“最伟大的工作”等溢美之词来形容电报通达上海，并且认为上海通行电报，是与埃及之苏伊士运河通航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14]或许莫尔斯对上海接通电报的溢美赞叹颇能代表当时相当一部分在华外国人内心的激动情绪。苏伊士运河的通航将欧洲到中国的距离从120天缩短到55天，而电报则使欧洲和中国被拉近到一种“毗邻”的境况。在垄断信息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当时，电报的使用在商业竞争当中往往意味着“力量上的优势”，比如“在英国本土的商人，现在已经完全能够控制贸易的局面，因为他只要打出一个电报，便能在六个星期后接到他在英国所需要的任何订货”。[15]

由于清政府坚持海线不能登岸的规定，因此大北电报公司在陆上架设电报线的努力不得不秘密进行。1871年，大北公司将海线接至吴淞口外的大戢山岛，并偷偷派出伪装成泵船的工程船只，将海线引入泥沙淤塞的长江南水道，并选择在红庙登陆，穿过浦东北部，并在张华浜对岸设置水线房。由于未见清政府地方官员对此提出抗议，不久之后大北公司又秘密将电报线沿长江、入黄浦江至苏州河，在租界内旗昌洋行码头以下一英里处登岸，并在南京路5号设报房。尽管这一次江海关道台沈秉成于1873年8月19日向驻沪十三国领事发照会提出抗议，但由于各国领事始终对此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大北公司将陆线引至岸上的举动逐渐演变为一既成事实。[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