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世间之快捷无有过于此”：电报与晚清上海信息传播的“近代化”

从电报进入晚清中国的历史来看，电报作为一种“知识”第一次进入国人视野是在1851年：第一部介绍电报技术的著作——《电气通标》由美国人马高温（D. J. Macgowan）在宁波刊行出版，书中介绍了电报机的原理，电报的用途、功能，及其在欧美的应用状况等，这是电报的相关知识第一次传入晚清中国。之后，又有B．Hobson编译之《博物新编》（1855年）、W．A．P．Martin《格物入门》（1868年）中部分涉及电报相关知识，像林鍼、斌椿、张德彝、志刚等晚清较早有留洋经历的出国人员也在他们的回忆、笔记中屡次提及电报。但无论是洋人所著的科技书籍，还是林鍼等晚清较早出外留洋人员在回忆、笔记里的偶尔提及，都并没有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引起太多反响。因而当丹麦大北电报公司（The Great Northern Telegraph Company）在1870年之际将电报循海路从香港铺至上海时，电报对当时绝大多数的国人而言，依然是“中国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17]。

所“未见”“未闻”者，除了作为“物”的电报本身之外，最重要的还是电报技术所展现出的，在信息传播效率上的惊人优势。在《申报》其第一篇介绍“电报”的文章《电机信缘起》中，作者将电报的优势归纳为“收电气通之，虽数千里之程，顷刻可达。迩来其地各城各镇俱有电路，四通八达，分布经纬。或报军情，或捕盗贼，以及商贾物价，无日不知，无处不达”。[18]“四通八达，分布经纬”倒不新鲜，官办的邮驿体系也能做到，但“数千里之程，顷刻可达”就显然非电报所不能了。清代官驿，因其制度完备且管理严格，故在信息传递效率上被认为是“为前代所未有”[19]。晚清时，从广州到北京，按正常驿递的速度需三十至三十五天，速度较快的“五百里加急”需要大约十六至十天。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推算出，官办驿递系统传递信息的极限应在每日600—700里左右。[20]“千里之程”无论如何也需要一到两天左右时间才能将信息送达。而文章却称使用电报，可以使信息“顷刻可达”，虽未免有夸张嫌疑，但足见出电报所代表的信息传递方式在其效率上对中国人传统信息传播速度概念和体验构成了一种颠覆。

恰由于电报传播信息的效率于当时的国人而言“闻所未闻”，因而传播信息的效率成为《申报》论及电报时的讲述重点。1872年5月30日的《电气告白》里，作者将“电报”两字拆开分别解释：

电气通表一法，又名电表，又名电线，究竟电报二字可以包括矣。何为电？即迅雷风列之闪电，世间之快捷无有过于此也。何为报？即报信通音、传书寄柬之谓也。我西国都郡县镇业已装遍，四通八达经纬纵横，无处不到。凡遇至要之事，用电线通报，虽万里之遥，片刻周知，所以有裕国便民之宏用。至于行商坐贾更不可少。[21]

电报传信，“万里之遥”而能“片刻周知”，文章作者以为这般速度，已似疾风迅雷。在古代，作为自然现象的疾风闪电已经是对速度最为极致的想象和理解。因而古人常以“风”“电”等自然现象与速度做比，以表其迅疾。比如《庄子·逍遥游》里就赞叹“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苏轼在《前赤壁赋》里也有“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这样的词句。因而“何为电？即迅雷风列之闪电”这样的表述，其实是延续了比附自然现象的文学传统，意在向读者表明电报传信之快捷“世间无有过于此”。

上述对电报使用图景理想化、传奇化的浪漫主义叙述，由于缺乏现实依据相衬，因而至多能勾起人们对这一新兴信息传播技术的好奇和兴趣。但对电报从好奇向实际使用的转变，毕竟需要来自现实生活经验的说服。所谓电报“顷刻可达”，这里的“顷刻”究竟快到了何种地步？在1874年2月13日《申报》上刊登的《电信之速》一文中，人们终于能找到答案。据《电信之速》一文讲，南京与上海之间的通信，民信局在19世纪70年代时开始采用脚划小船在两地间运送信件，“今日信明日可以到苏也”，相比之前“三百里之遥，须二日递到。往来则必五日始得回音”，时人皆已“称便”。而采用电报传信之后，“凡在沪询及近处通商口岸，可以不论广东香港等，皆可立待回音”。即使远涉重洋，电报依然能隔日传信，比如美国副领事翻译晏公正在前一日收到从美国发来之平安家报，“路隔重洋，程途万里，不想亦能得对日之信”。也因此，《申报》在文章里感慨“内地未能准行通达耳，不然何等其便，揆及公私大有裨益”，并且“竚（同“伫”）望中国效尤耳”[22]。

接入上海的第一条电报线——沪港水线以香港作为中转地，将上海与大英帝国的中心伦敦连接在一起。过去，从伦敦到上海的通信，需先电报传至香港，再通过香港邮船捎至上海。而今电报直达上海，省去了香港至上海水路运输时间的损耗。伦敦和上海之间虽然远隔重洋，但两地间的通信却能克服空间的限制而“顷刻可达”。1877年3月19日《申报》上的《电音迅捷》一文列出了沪港（电报）水线接通之后，在伦敦、香港和上海三地之间使用电报传信的速度：

电线之自中国东洋与伦敦接连者，本有两路，一往北而西，一由南而西。电随气随线以行，极形迅疾，即万里程途，转瞬可到。故电信传往伦敦不逾一分时应可达至，特路远而气力较大，是以分作数段，在每段分局接信后再行传送。因之电信到英约须半日。兹闻往北之电线公司接信转送办理甚速，譬如，伦敦正月十八日上午十点钟逾四十分已接到香港同日上午十一点钟逾十六分之信，及又接到上海下午二点钟逾三十分之信。英正月二十日下午一点钟时，在伦敦已接到长崎同日十二点钟逾四十分之信，及上海二点钟逾十分之信。或有间曰伦敦十点钟逾四十分得香港同日十一点钟，逾十六分之耗，一点钟，上海二点钟，逾十分之耗，未免失之倒置矣。不知英京伦敦坐处上海之西已一百二十度，故太阳之起于伦敦较迟，八点钟之时上海时值申刻，伦敦尚值辰刻也。[23]

上海与香港、长崎、伦敦之间的通信，本来需要依靠定期的远洋班轮实现，故而信件从上海或伦敦被寄出到收悉，其间时隔月余并不稀奇。而电报接通之后，一至两个小时之内便能音信互通，这使电报技术的使用者产生了一种由技术造成的关于远方的“毗邻感”，这是过去由“物的移动”（即通过身体、骡、马、舟、船等交通工具）实现信息传播的年代所无法想象和体验到的。这也便可以理解，当上海与欧美各地之间的通讯时间，自1871年沪港水线接通之后从过去的以日月计转变为以分时计，何以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不小反响，以至于《字林西报》将之称为“这一年最重大的事情”[24]。

电报的颠覆性，不仅仅局限于人们接收信息的经验层面，同时也极大改变了经贸活动得以展开的信息传播之基础条件。电报之引入上海，首先归因于商业利益的驱使：在中国的商业活动和竞争始终呼唤更快速、及时的信息传播。无论是各国政府派出的使节、代表，如威妥玛、卜鲁士等，还是当时在华从事贸易的商人，对于只能依靠远洋海轮维系欧美与中国之间的通信联系都感到无法满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西方人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反复试探清廷对架设电报的态度，并最终如愿以偿地将电报线从香港接至上海。沪港水线成为中西之间开启交流的重要“纽带”。或许这种“交流”在当时绝大多数在沪的西方人看来，其意义怕不是莫尔斯所谓“知识的扩散”，也不是通过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来消除中国和西方之间彼此存在的敌意和歧视，而是一种资本全球化大背景下对华经济活动的开展。电报线接入中国之后，中西之间信息传播效率的提升更多意味着一种 “（经济）力量上的优势”[25]。正如上海最早的一家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在其发刊词中所说：“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26]

当电报作为一种信息传输方式介入洲际间的经济活动，既有的国际贸易格局正发生着变化。一位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1877年10月2日发自上海的报道中写道：“电报的出现改变了一切，赛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任何人只花一点美元就可获知伦敦、纽约、巴黎或圣彼得堡当天的行情，再没有人可能比别人有更多的信息优势。电报出现前，所有贸易都操控在少数人的手中，小人物没有任何机会。而现在，任何人都可依照自己的意愿来做买卖，大商行不可能因为早几天拥有独家信息而挤垮他。”[27]

借助于电报，少数人凭借对信息的操控获得时间优势的情况不复存在。上海与欧洲各城市之间互通货价信息的速度大大加快，加之1870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上海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航程缩短近四分之一，其“直接的结果是，在上海买到生丝时，随即在伦敦市场上出卖，在1871年夏季这一方式已大为通行，丝商用这种方法避免营业中的风险，只要能获得最细微的利润，就能鼓励他又去收买生丝”。这促使一部分并不具有资本优势的人获得了进入原本风险极大的跨洋贸易领域：“贸易的机会吸引着具有小额资本或信用的人。”[28]

不但是国际商贸活动因电报的使用而发生着变化，国内贸易（尤其是江南地区围绕湖丝、茶叶等展开的贸易）也随着电报的引入和发展而日益繁荣。在电报出现之前，货价的跨省传播一般由商户雇专人专事传递：“盖因丝货、茶叶产于江浙，而洋货则来自广东，此往彼来，殆无虚日。且有常川住居广东之人谓之坐庄，专为探听货物之多寡，价值之低昂。而设遇有可以贸利或有某货滞销不可运往者，即专遣捷足，兼程赶回，不过数日可到。”[29]又或者“让飞剪船递送”，由于“最先获取相关利率及商机信息者，便可据此先下手为强”，以至于“每个航程对于商人而言，都是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赛跑”[30]。这种对信息优势的追求往往建立在占据大量资本的基础之上。这种基于对信息的控制而发展起来的贸易网络无助于上海与国内各商业市镇之间发展起频密且活跃的经济联系。

19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电报事业的展开，上海至江南乃至全国各市镇的电报线路相继架设。1881年，津沪电报线从上海出发，经苏州沿运河北上，从而在京杭运河这条当时最重要的南北货物运输通道上建立起了迅捷的信息流动渠道。1882年，沿长江建设了上海至镇江、南京（两年后延伸至汉口）的电报线路。1884年，上海南下至宁波、福州、南宁等地的电报线开通。电报线路所途经的恰是出产和转运蚕丝、茶叶等主要商品的市场。因而电报的出现，极大促进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商品货物贸易。1883年4月，《申报》发文认为通行电报当有利于江南地区蚕丝交易之活跃：“本年蚕丝一汛，杭、嘉、湖各属均可迅达电音，本埠该业市面当有振兴之兆”，6月上旬，“本埠丝市开盘，从南浔往来电报络绎不绝”[31]。正是由于电报在商业活动中所发挥的互通信息之关键作用，因而在1876年，尽管当时绝大多数的国人对于这种新出现的西方科技兴趣了然，甚至于有较大抵触情绪，但从事进出口和国内贸易的商人阶层却最先接受了电报。英国驻沪领事在一份贸易报告中就曾指出，电报和轮船作为新引入中国的西方科技成果，甫一出现便受到商人阶层的重视：“尽管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对此表示愠怒不悦和麻木不仁，然而据说在诸如杭州、湖州和苏州等丝、茶大市场上经营的商人们都极其希望得到这些工具。”[32]1882年11月25日的《申报》也以赞许的口吻称：“今日之中国既轮船广其货之载，复有电线速其音之传”，两者共同促进和活跃了晚清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内外贸易往来，也奠定了上海作为江南地区经济和贸易中心城市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