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

哲学并非西方文化的专利，任何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都是哲学。所以中国哲学的研究不必非得像冯友兰先生那样“选出西方哲学可以名之者”加以研究[26]，也不必像胡适先生那样“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为解释的工具”[27]，而应该以自己哲学之民族性为前提，在充分深入地理解自己哲学之内在系统的基础上，综合外来哲学之精华，创造出符合当下实际的新文化、新哲学，或者说继承性地创造出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的新形态，故而有所谓“儒学三期说”[28]。所以中国哲学的研究，绝不是“哲学在中国”，而是要实现中国固有哲学之内在系统的现代化，中国哲学史研究也只是中国哲学的历史而不是“哲学在中国的历史”。

与中国思想史不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应该更集中。汤一介先生认为：“‘哲学史’应该把研究的内容更集中、重点放在研究人类理论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的历史。”[29] 所谓理论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就是指历史上重要哲学家之理论思维逻辑及其与前人理论思维之逻辑关系，之所以是重要哲学家，是因为历史上无所建树的哲学研究者比比皆是，他们的理论思维能力与成果有限，亦不能与前人衔接，无法占据中国哲学史所呈现之中国哲学“一以贯之”之“道统”或理论及思维主线。可见，不是所有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都能被写入中国哲学史，而只有那些对哲学发展有重要贡献和推动作用或开辟出新领域的哲学家才行。但中国思想史不同，它可以把“国学”“经学”直接当作研究的对象。

中国哲学的内在系统是一贯的，也是独有的，与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并世为“三大文化”，或者说是文化的“三路向”[30]。所以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不必非得从中国传统哲学寻找根据，也即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观点，事实证明这很难完成、几近于不可能；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也不能以西方哲学之范式为原则和导向，以丧失中国哲学民族主体性为代价的现代化哲学历程也被证明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然而中国哲学面向世界已不可避免，且中国之社会也在几经变动后出现了既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西方之特色社会，这就要求中国哲学及其历史之研究者们在进行文化思想之生产时要慎之又慎，“综合创新”也必须要有基本原则和指向，即以中国社会当下的实际和世界文化格局为背景、以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为根本起点、以西方文化之精华为素材，创造出超越东西方文化的社会主义新文化。[31] 中国哲学及其历史的研究本来就担负着未来中国文化创造的历史使命，所以中国哲学界迫切需要建立完备的独立的中国哲学学科及中国哲学史学科，迫切需要改变中国哲学及其历史的研究始终被作为“史”而不能参与思想生产之历史命运[32]，迫切地需要参与到未来世界文化创造的历史进程中，唯有如此，中国文化才能绵延不断，中华民族也才能屹立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而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