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哲学、思想及其历史

无论是哲学、思想及学术范畴，还是哲学史、思想史及学术史范畴，都是相互涵摄、难以卒定明确内容和边界的模糊概念。为此学术界曾展开长时间的讨论，以1983年《哲学研究》组织的“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专题讨论为界，此前的学术界基本上是思想史、哲学史及学术史不分，甚至互相重合替用[8]；此后的学术界则将思想史、学术史及哲学史分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看待，随着学科主体意识的觉醒，学术界开始自觉讨论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虽然各执一词、无有定论，但也在一些基本的问题上达成共识[9]，对学者们继续深入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奠基的作用。

事实上，中国旧学传统中并无哲学、思想等称呼，而是近代以来受西学影响，从西方翻译过来的“舶来品”。钱穆先生说：“在中国学术史上，可谓并无纯粹之思想家或哲学家。‘思想’二字，实近代中国接触西方以后所兴起之一新名词，中国旧传统只言‘学术’，或言‘学问’，不言‘思想’。”[10] 所以对这些范畴的研究，须从最根本处着手，即首先对哲学、思想和学术进行根本性的界定，才能相应确定哲学史、思想史及学术史的内涵和外延，虽然这样的研究难免切割中国旧有之传统学问，但也是中国学界之现代化进程所必然面临的抉择，这正是张岱年先生所论“综合创新”的开始，笔者虽力有不逮，亦愿跟随前辈学者思考之脚步。

1.哲学与哲学史

哲学一词是日本人西周翻译出来的[11]，意为“希求贤哲之智之学”，简称哲学。何谓哲学？这是个众说纷纭、常讲常新的话题，笔者无意于梳理哲学这一范畴的产生及发展演变历程，也无法尽举前辈学者之研究成果，而只能就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对哲学之反思略论一二。如汤一介先生认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12] 李锦全先生认为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于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根本观点的理论体系”。[13] 张立文先生说：“哲学是指人对宇宙（可能世界）、社会（生存世界）、人生（意义世界）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14] 宋志明先生认为：“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15] 可以看出，尽管学者们对哲学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点，即哲学不是只有西方哲学一种范式，中国同样有自己的哲学。这是中国哲学成立的前提，也是中国哲学史得以成立的前提，更是本书得以成立的前提。

哲学史，顾名思义就是哲学的历史。由以上可知，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包含整个宇宙、社会和人生，是对整个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观念和把握。李锦全先生认为哲学史“是理论思维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汤一介先生认为哲学史应解决“历史上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性”，张岂之先生认为：“哲学史是研究人类对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认识。”[16] 可见，哲学史研究之对象主要是历史上之哲学理论及将哲学史作为一个活生生之有机生命体时，其内在系统和发展演变之逻辑。究其特征则表现为高度的概括和抽象，以哲学概念和范畴为思考的基点。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内在逻辑”或“内在逻辑必然性”之对象，指的是历史上对哲学之发展演变起到推动作用或开辟出新领域的哲学家，而不包括只是阐述重复前人哲学成果而自己一无建树的哲学爱好者或追随者，哲学爱好者可能是思想家，也可能是哲学史家，但不可能是哲学家。

2.思想与思想史

所谓思想，是指人们对整个世界，包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所有现象的描述、思考和解释体系。[17] 这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其内容包罗万象，如侯外庐先生就说：“这部中国思想通史是综合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在一起编著的。”[18] 侯外庐先生这种对思想及思想史的界定和研究方式已经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两个最重要范式之一。一般地说，思想包含哲学，因为纯哲学的形上之思作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本来就是人们对所处之整个世界及其行为和存在方式的反思。而关于具体领域的，实际影响了一般或者普遍之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所思所想也属于思想的范畴，诸如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等，当然这一类思想可能是理论化的，也可能是非理论化的，因为思想的产生源于人们对当下生活的感悟[19]，而只要其出现在现实中并产生一定影响就可以作为历史中之思想而存在[20]，如《尚书·尧典》曰，“钦明文思安安”，马融注：“道德纯备谓之思。”《周书·谥法》也说：“道德纯一曰思。”需要说明的是，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固然需要知识分子的不断求索和思考，但就新思想产生之初或人类社会思想产生之初来说，现实生活之感悟才是思想得以萌芽发生的唯一来源，且思想之产生不是突然而然的，尤其是早期思想，是要经历漫长时间的酝酿和众多思想家的共同开拓和发展才能完成的，中国如是，西方亦如是。

关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分为两种范式：一种是以侯外庐先生为代表，主张思想史研究的范围不仅包含哲学思想，还应该包含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张岂之、李锦全、汤一介等先生皆主此意见[21]；另一种是以葛兆光先生为代表，则认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更“精英化”和“经典化”[22]，须为“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23]。笔者认为两种说法各有其道理，不必拘泥于孰是孰非，思想史的研究不一定非要一成不变地按照同一个套路去走，而应该大胆创新，跟上思想史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只要真正达到了思想研究的目的就行。总的说来，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更广。

综上，哲学史与思想史作为两门相互独立的学科，虽然颇多重叠涵摄之处，但也有明显区别，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研究对象和范围不同，哲学史以哲学思想之内在逻辑联系为对象，而哲学史史料须是历史上有“所见”之哲学家著作才行，思想史的材料则不仅包含哲学史，还包含很多其他社会思想，诸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二是研究方法不同，哲学史以理论思维为主，即使是中国哲学的特殊体验也必须建立在义理之学的基础上，多强调形而上者，但思想史可以是考据、训诂，更可能要通过社会历史环境及生活事件等去研究；三是研究责任和目的不同，哲学史研究需要选择历史上对哲学发展有重大贡献和推动作用或是开辟新的哲学研究领域的学者，通过对他们之哲学思想的考察和研究，进而揭示整部哲学史的内在逻辑演变历程，“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24]，所以除了阐述历史上哲学家之“见”外，还必须有“我见”[25]，思想史则必须对所有思想家所有领域的思想进行研究以梳理出整部思想史流变发展的规律，则思想史再经典也应回到历史本身去研究而不能掺杂太多研究者的“我见”。所以不是每一个被记载的哲学爱好者都能被称为哲学家，但无论他们是重述前人哲学思想还是无所建树的诠释或力行，他们都能算是有思想的学者；四是研究的深度和旨趣不同，哲学史是一种反思，是对已然成型的哲学理论的再思考，是对思想的“思想”，而思想史则在于呈现出思想的原貌和流变历程，换句话说，哲学史是要反思思想“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思想史则是解答思想“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笔者才拟定了本文的题目：先秦气论思想新探。在这里，笔者不是为了写作先秦气论思想史，也不是为了写作先秦气论哲学史，而是站在整部中国哲学史的视野，将先秦气论思想史看作整部中国哲学史这一活生生的有机生命体之一部分（好比是支撑整个身体的双脚），以对先秦气论思想的总体考察为基础，运用哲学研究之“综合创新”的方法，对其进行再反思，以期为推进中国哲学及其历史之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尽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