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吾从周”——孔子思想产生的诠释学处境

在《论语》中，曾记载孔子的弟子们要将孔子称为“圣人”，而孔子却对此称号加以婉言拒绝的事情。孔子之所以要谢绝这种称号，就是因为他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学者，并非什么“圣人”，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在《子罕》篇中，孔子自己也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一套具体看待问题的思想方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将这一段话翻译成现代学术话语就是说，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必须要抛弃主观的、偏执的、固定化的和目的论式的思维方式，使得心意状态始终处于一种待发的勃然状态也即“澄明”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出事物的本然面目。孔子的这种思维方式实际上为我们重新理解他本人的学说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即要从具体的生存境域出发去体验他，而非采取先验预设的态度去解析他。

因此，在当前语境下，对孔子学说的阐释，著者认为最好不要接着后儒们的说法继续讲，而是应该从头开始讲，也即要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历史还原，从其现实的生存语境出发。惟有如此才能正本清源，去除各种蔽障，从而触摸到一个鲜活的孔子。在著者看来，这种历史还原的第一步就是回到“原点”（孔子所处的生存语境）和“元典”（《论语》《孔子诗论》等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文本解读）；再把加在孔子头上的“圣人形象”悬搁起来；最后将在孔子思想影响下发展出来的汉儒、宋儒及当代新儒家统统都加上括号，存而不论。经过这样一种还原，我们发现，历史上的孔子只不过是一位由师而官又由官而师，为自己的人生信念奋斗一生的文化传承者而已，他所有的思想学说、人生旨趣、价值追求无不由此境域生发出来，因此我们的理解起点便也理应由此开始。

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表达对西周社会的向往之情：“吾从周”（《论语·八佾》），“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甚至还说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因此很多人认为孔子的社会理想是重建西周的奴隶制，是复古的、倒退的甚至是反动的，这其实是对孔子的很大误解。众所周知，孔子思想是西周末年中国文化由神本走向人本过程中诞生的，因此在神权日益受到普遍怀疑和人的主体力量日益凸显的文化背景下，孔子只能在自己身处的文化传统即周代的礼乐文化中去开掘和确立新的价值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的“吾从周”思想与其说是一种复古的表现，倒不如说是后人理解孔子的一种“诠释学处境”。

“诠释学处境”这一概念来自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在这本著作中，海氏指出：“一切解释都有其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而这种前提的整体性就被称为“诠释学处境”[2]。对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其一，就诠释者而言，他需要从先行把握的“前理解”出发来理解存在者的意义，这是一切解释能够成立的根本源泉；其二，就被诠释者而言，它需要以一种业已完成的完整形态进入到解释活动中，只有这样，被解释者的意义才能彰显出来，这构成了诠释的前提。“诠释学处境”的观点虽然来自于海德格尔，但这种思路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孔子的“吾从周”思想却不乏借鉴意义。

首先，按照上面对“诠释学处境”第一个层次的理解，不难发现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必然建立在它所能继承的传统之上。也就是说，在我们能理解历史传统之前，其实早已被“抛入”到传统之中了，正如加达默尔（Gadamer）所言：“其实历史并不隶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3]这正是人类历史文化无法改变的宿命，孔子当然也不例外。

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地，在他带去周朝丰富的文化典章的同时，还用周朝的礼乐制度对这块商奄旧地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造，从而使礼乐文化在鲁深深扎根。春秋时期，虽然鲁国也毫不例外地发生了礼崩乐坏的现象，但是由于礼乐文化传统深厚，其礼乐制度还是被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这在很多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鲁舞乐之醇美，令来访的吴公子季札叹为观止[4]；鲁典籍之完备，令来访的晋韩宣子由衷地发出“周礼尽在鲁矣”[5]的赞叹。这些相对可靠的文献记载都足以证明当时鲁国礼乐制度的完备程度。正因为孔子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深厚、礼乐氛围浓郁的环境当中，所以他不仅在孩童时期就受到了礼乐文化的熏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6]。而且成年之后，更加勤奋好学，非常喜欢钻研礼乐文化。据说，他曾向郯子学习过古代官职制度[7]，适周曾问礼于老子[8]；为学习祭祀之礼，他“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为研习音乐，他曾向鲁国乐官师襄子学琴[9]；此外，他还亲自去周都洛邑，跟着周大夫苌弘学习古乐舞，并“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10]。孔子在收徒授教的过程中，更是不遗余力地把传播礼乐文化作为其毕生的使命。这一切，使他很早就因知礼、懂礼而闻名于鲁国，以至于当时鲁国“三桓”之一的贵族孟僖子临终前立下遗嘱，要求自己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在他死后拜孔子为师；后来夹谷之会，孔子也被鲁定公任命为相仪，并利用当时各诸侯国都非常重视的“礼”，成功化解了一场外交危机，提高了鲁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因此，长期的礼乐文化熏陶以及对礼乐文化内在精神的深刻领会，使得孔子成为了当时礼乐知识最为广博的大儒。

其次，再从“诠释学处境”的第二个层面来看，处于“被解释者”地位的礼乐文化，其本身就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它的兴衰也必然随宗法制度的兴衰而转移。当周朝初建，周公“制礼作乐”确立宗法制度时，此时的礼乐文化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因而可以达到鼎盛时期；而当春秋末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论语·季氏》）、“周之子孙，日失其序”[11]，并出现了严重的权力下移现象时，礼乐文化也必然会随之崩坏。在春秋以前，当礼乐尚未崩坏时，礼乐的精神实质深深地隐藏在礼乐的具体规定之中，人们无法看清它，也无须看清它，只需按规范行事就够了；而当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时候，礼乐文化这座大厦的根底就被暴露无遗了，这就为人们更全面地认识它、把握它创造了条件。尽管礼崩乐坏并不是孔子所希望看到的，但是残酷的现实又使他不得不回过头来，去认真反思礼乐文化的精神所在，以图挽救即将崩溃的文化传统。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周代礼乐文化不仅是孔子思想生成的基础和前提，而且也是其无法逃避的“诠释学处境”，因此“吾从周”思想的提出具有必然性，是对其所处历史状况的真实反映。明确了这一点之后，我们便可以沿着这种思路，进一步探讨孔子“吾从周”思想的实质。

事实上，孔子渴望回到“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周代，并非单纯的历史追忆，而是带有深刻的忧患意识和现实情怀。换句话说，孔子的“吾从周”并不是要生吞活剥地去机械复制周代礼乐文化，而是希望以此为范本，重新开创出西周礼乐文化繁荣的景象，这种情况颇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们所要复兴的也不是古希腊的社会制度，而是那种在古希腊人身上体现出来的蕴涵深厚的人文精神。同样，在孔子那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2]。周代文化不再是一种僵死的制度符号，而是作为其生命存在的“前理解”，直接进入到对现实社会发展的筹划之中。

《论语·述而》篇中，孔子曾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所“述”的内容固然是周代的典章制度，但其所“述”的目的却是希望以一种对话的姿态面对前代文化，通过敞开的诠释方式，揭示出与存在融为一体的本有的文化精神，并通过这种方式批判地继承既有的思想资源，从而确定未来发展的方向，引导人们返回到文化的原初。由此可以说，孔子与周代文化（传统）的关系不再是一种“我——它”的对象化关系，而是一种“我——你”[13]的对话性关系。所以，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思想不应该被视为文化的复古或历史的倒退，而是应该理解为一种悬置概念、直面传统文化与价值本体的存在方式，其意义就在于通过语言这一媒介，以古今对话的方式将传统和现实这两个“文化主体”有机地关联在一起，以此来筹划未来、引导现实，从而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开辟广阔的空间。

这样，如果再联系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来反观其“吾从周”思想的话，一方面可以说，孔子突出强调了对文化传统的传承与认同，这一点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14]；另一方面，这种对待传统的态度也会使当下进入到传统中并改变着这种传统，从而使传统在时间的延展中获得超越性和永恒性。可见，周代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其实是孔子批判现实、展望未来的理论基点而非归宿，他所“从”的“周”也决非简单地重复周代的礼乐制度，而是要通过周代文化这一存在物来追寻使其成其所是的那个“存在”。这种“存在”只有在时间性中才“在”，此在只有领会到时间性，才真正领会到了存在，而这正是孔子一再强调要“从周”的原因所在。

总之，孔子的“吾从周”思想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复古思想，而是在把握了文化继承与发展的一般规律、领会了礼乐文化精神内涵的基础之上，对周代文化精神的一种传承与超越。也可以说，他的“吾从周”思想具有一种时间的生成性特征，不仅接续了传统（曾在），保证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而且还站在现实的立场上（现在）不断地筹划着传统，并最终将自己的价值理想直指未来（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