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扩张

文艺复兴时期是欧洲扩张真正的黄金年代。无所畏惧的气概、骑士冒险精神和贸易开拓创新交织在一起，在起始阶段为这场扩张提供了动力，但这些并不足以支撑其持久展开。要想理解西方的扩张如何得以持续，就必须对诸如福音布道、帝国天命论以及欧洲人对烟草等热带产品的迷恋等因素有所了解。

一项地理发现，只有其发现者最终回到出发地向人们展示探索的成果，为后续新的探索打下基础，才算得上名副其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持续探索和经验积累才是根本。毫无疑问，在哥伦布之前，维京人早就踏上过美洲的土地，但是使欧洲认识到美洲这块新大陆存在的，却是西班牙人。诚然，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非洲、亚洲、美洲及大洋洲的文明就已经拥有许多可以称之为科学的知识，但地理发现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在15世纪之前是不曾存在过的。直到1488年，葡萄牙人巴托洛缪· 迪亚斯（Bartolomeu Dias）率领的探险队沿着非洲的海岸线绕过好望角，他们对自己海洋探险功绩的叙述才算为“地理发现”这一概念作出了定义。他们要求人们承认他们的伟大功劳，同时要求得到与这一功劳相应的待遇。所以说，实现“地理发现”的人们其实是完成了两个层面的行动：地理层面上，他们到达了某地并在那里逗留，而在回到出发地后他们希望其他人追随他们的探险步伐；文化层面上，他们宣告对所发现之地拥有所有权的行为是一种自我确认行为，这种行为使他们随即获得了对所发现之地的财产权和管理权。他们认为他们是最早到达的，是文明的。要想回到过去已无可能，未来被他们掌控。因此，葡萄牙民族诗人路易斯· 德· 卡蒙斯（Luís de Camões, 1524年生于里斯本，1580年死于里斯本）写下名言“扬帆远航去，生死不足惜”（Navegar é preciso, viver não é preciso）来歌颂这一切，也就不足为奇了。

1492-1542年的探索与征服

983年

维京人到达美洲 维京人从冰岛出发，抵达了格陵兰岛的西南海岸，并在纽芬兰建立了一些渔场。

1492-1504年

哥伦布的航海旅行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进行了四次美洲之旅。头两次，他探索了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第三次和第四次，他登上了美洲大陆的海岸。

1497-1542年

北方航道 约翰·卡伯特于1542年，加斯帕（Gaspar）和米格尔·科尔特·雷亚尔（Miguel Corte Real）于1497-1502年、乔瓦尼·达·韦拉扎诺（Giovanni da Verrazzano）于1524年，雅克·卡蒂耶（Jacques Cartier）于1534-1542年先后发现了北方航道，并探索了纽芬兰海岸、拉布拉多半岛、海湾以及圣劳伦斯河和曼哈顿岛。

1499-1500年

安达卢西亚人的航海旅行 阿隆索·德·奥耶达（Alonso de Ojeda）于1499年、佩德罗·阿隆索·尼诺（Pedro Alonso Niño）于1499年、文森特·亚涅斯·平松于1500年、迭戈·德·勒佩（Diego de Lepe）于1500年、路易斯·瓜拉（Luis Guerra）和阿隆索·贝莱斯·德·门多萨（Alonso Vélez de Mendoza）于1500年、胡安·德·拉·科萨（Juan de la Cosa）和罗德里戈·德·巴斯迪达斯（Rodrigo de Bastidas）于1500年先后探索了从巴拿马到巴西伯南布哥市之间的美洲大西洋海岸。

欧洲奇迹

从世界范围来说，大探险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出现在1492年至1522年。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Christophe Colomb）率领他的船队于1492年启航，其目的地是通过向西航行横渡大西洋以抵达亚洲。结果哥伦布并未如愿抵达远东，而是到达了巴哈马群岛的瓜纳哈尼岛。1522年则是第一次环球航行的船队返回西班牙的年份。那支远航船队先是由费尔南多· 德· 麦哲伦（Fernand de Magellan）率领，在他死后由胡安· 塞巴斯蒂安· 埃尔卡诺（Juan Sebastián Elcano）接任。这次环球之旅的实现其实是被迫改变航线的结果。他们本来打算再次横渡太平洋而非借由印度洋返回伊比利亚半岛，所以环球航行并不是他们的原计划。在这两次航行之后，在一统众王国封地建立君主制帝国的野心激励下，欧洲的扩张已成不可扭转之势。而在当时没有任何人预料到这一新兴的趋势拥有何其强大的力量。

地理大发现的本质以及欧洲的殖民扩张曾经引起广泛的争议。按照传统的观点，这无非是为了长期控制资源和争夺世界市场而展开的竞争。而新近的一些研究突破定式，将一些重要的文化因素纳入了考虑范围，特别是现代国家的出现、一些港口城市受到强大的海洋势力的把控等因素，此外还有骑士理想对水手心态和行为影响这一因素。所谓的骑士理想，简而言之，混合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闯荡天下的豪情、成就事业的能力和创造未来的才智。所有这些因素激励着当时的欧洲人为了博取成功、财富和荣耀而甘愿承担个人风险，踏上冒险的征途。而且在1400年之后，也没有任何政治或宗教权力禁止欧洲人进行海洋探险，而这种探险看上去就像是他们对自身人性进行的一场雄心勃勃的探索。著名的“欧洲奇迹”之说，无论那是否真的是一种奇迹，仍不啻为对欧洲在第一次全球化中起到的根本作用的一种合理的解释。

哥伦布、麦哲伦和埃尔卡诺引来后继者竞相效仿。紧随地理大发现时代而至的便是殖民时代，其主要构成在1500年左右便已确定下来。那是伊比利亚半岛主宰世界的时代。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君主制国家向其他欧洲人指明方向，并在各自的地盘上建立起了帝国，帝国的两个权力中心分别设在美洲和亚洲。尽管1493年（或许更早）颁布的教皇谕旨授予两国国王在“有待发现和征服”的土地上进行福音布道的专属委任权，但很明显，从一开始，他们就不会孤单。1497年，布里斯托尔（英格兰西部）的商人们就派威尼斯人约翰· 卡伯特（Jean Cabot）去往纽芬兰。回来后，卡伯特宣称自己“发现了一块长达700里的陆地，是大可汗的国度”。其实他和五年前的哥伦布一样发现的是美洲。他还宣称那里有着大片的鳕鱼渔场、精美的丝绸和有待治理的王国，真可谓“机不可失”。于是亨利七世亲自出面为他筹措了再次航行的资金，结果这一回，卡伯特却一去不复返了。后来人们才知道，派往北大西洋的五艘船舰中，有四艘因为遭遇风暴而不知所踪。一位朝臣就此冷语嘲讽道：“他莫不是跑到海底去开疆拓土了。”但这并未浇灭英国人的热情，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更低纬度的南边，因为那里的海洋航行网络更加可靠。

哥伦布：是狂妄大胆，还是志在必得？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先后在葡萄牙王室和西班牙王室面前阐述经由大西洋前往印度的可能性。他何以有如此坚定不移的信念？至今仍众说纷纭。

经由未知海域向西横穿大西洋前往亚洲，在当时看来当然是一种狂妄的想法。然而哥伦布却对此表现出一种谜一样的自信，乃至他向葡、西两国国王请求的，不仅是给他一支舰队，还要他们先行承诺他对于他将发现的土地享有特权。这样的要求，仿佛说明他对于自己将要进行的探索有着十足的把握，他的底气令人觉得他对于将要发现的大陆似乎有着提前的了解。所以有人提出了存在着“先于哥伦布的发现者”的说法，认为可能早已有一位航海者偶然地到达了大西洋的彼岸，而此人在返回欧洲后，在临死前把自己的发现透露给了哥伦布。绰号“印加人”的加西亚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甚至说那个航海者就是来自韦尔瓦的阿隆索·桑切斯（Alonso Sánchez）。

以脾气暴躁易怒出名的葡萄牙水手瓦斯科· 达· 伽马（Vasco de Gama）于1498年5月20日在印度西南沿海的卡里卡特（Calicut，今译科泽科德，Kozhikode）登陆。与他同行的大概有十二个人。他们是从葡萄牙启航的，目的是“寻找香料和基督徒”。自从7世纪伊斯兰教开始扩张以来，基督教觉得自己势单力薄，亟须充实新生力量。此次航行，达· 伽马在绕过非洲之后，抓了一位向导把自己带到了印度卡里卡特的胡椒大市场。这标志着西方在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谨慎发展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过去的岁月中，葡萄牙已在其大西洋和印度洋航线沿线建立了一系列集市要塞。它们就像威尼斯的集散市场一样，人们时而在那里打仗，时而在那里交易——而且常常是战争和贸易同时进行。葡萄牙船舰可停泊的港口沿着海岸线一年年向非洲南部挺进，它们冒险靠港停泊，有时是为了补给用水，有时是为了抓捕向导或人质。他们还利用靠港停泊的时机掳掠当地女性，教她们讲葡萄牙语，再把她们放回岸上，目的是希望她们以及她们的后代将来可以为葡萄牙人充当译员并向葡萄牙人提供宝贵的帮助。

在前往印度的路上，达· 伽马摈弃了这种做法，他严禁女性登上他的船舰。因为，他认为“有了女人的存在，他们（水手们）就会忘记我们每时每刻都是在向死亡进发”。在绕过好望角之后，由于人手不足和沿岸支持站点缺乏，这些葡萄牙航海家必须提高警惕。此外，许多当地商人，尤其是穆斯林商人，常常劝说沿岸富裕国家的领导人不要和这些外来者做生意。1502年，达· 伽马再次返回卡里卡特时，他的舰船“持续轰鸣发炮，铁石炮弹如雨点而降”，状况恐怖，令这座城市陷入恐慌。尽管起初有些激进，但葡萄牙人带来的影响绝不像有些人指责的那样充满破坏性，当地的商人还是可以继续正常活动而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至少在一个世纪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到来之前一直如此。1500年，在葡萄牙人佩德罗· 阿尔瓦雷斯· 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到达巴西海岸的几个月之前，安达卢西亚人文森特· 亚涅斯· 平松（Vicente Yáñez Pinzón）及其手下已经抵达了那里。

葡萄牙人在亚洲：借助贸易展开征服

哥伦布发现美洲，令葡萄牙王室感到措手不及。于是，葡萄牙人也着手探索一条通往印度的海上航路，以保障自己对香料贸易的垄断。之后，他们一方面向印度洋扩张，另一方面征服巴西，在那里建立起葡萄牙帝国。

虽然葡萄牙人并未放弃使用武力来展示力量（1502年达·伽马就曾炮轰印度卡里卡特），但他们在到达亚洲大陆之初，主要采取的还是一种贸易的姿态。为了保护葡萄牙在当地的商行等机构的安全，并遏制欧洲、阿拉伯以及奥斯曼土耳其等竞争对手，葡萄牙周旋于印度各王国之间，与它们建立了各种同盟或互惠关系。但这还是为它最终进行军事殖民扩张埋下了伏笔。葡萄牙军事殖民扩张的主要执行者是阿方索·德·阿尔伯克基（Alfonso de Albuquerque）。1509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er）任命此人为印度总督，将其派往印度。次年，他就发动了一场征服之战。卡里卡特对他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他得以顺利地拿下了果阿（Goa），果阿就成为葡属东印度的首府。在这场征战之后，葡萄牙人在锡兰、马六甲、马鲁古群岛、东帝汶、澳门以及长崎等地相继建立了一系列贸易港口。此外，葡萄牙人还通过在海洋沿岸各地建立的众多要塞，向来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用。

插图 左页，阿方索·德·阿尔伯克基一行抵达果阿。1889年出版的《卡萨纳滕斯法典》（Codex Casanatense）中的插图（藏于意大利罗马，卡萨纳滕斯图书馆）。

向内陆进发

平松在他忠实的手下的陪同下，驾着四条快帆船，从伊比利亚半岛启航，向着通往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的安全航路进发。在越过赤道之后，他一直向南航行，直到再也看不到北极星。1500年1月，他和同伴在一个海角上岸，他们占领了这个海角并将其命名为“圣玛丽慰藉角”（Sainte-Marie-de-la-Consolation）。之后，他们继续向北前进，先是到达了亚马孙河（Amazone）河口，将其命名为“甜海圣玛丽河”（Río Santa María de la Mar Dulce），随后又到达了奥里诺科河（Orénoque）河口，将其叫作“甜河”（Río Dulce）。对这些江河的探索预示了随后几十年发生的事情。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活动与葡萄牙的殖民活动的一大区别，就是前者没有止步于沿海地区，而是敢于沿河流上溯深入大陆内部。而这片大陆在1507年被最终命名为“亚美利加”，为的是向一位名叫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佛罗伦萨航海家、地图师及间谍致敬。在西班牙人的想象中，这片大陆的内部有许多强大而繁荣的帝国在等待他们去发现。而印第安人为了让这些外来者尽快离去，也不断地为这些幻想添枝加叶。在从欧洲出发向西通往亚洲的航道上，这条连续而漫长的美洲海岸线勾勒出的轮廓渐渐清晰起来。这样一片以前从未被人提及的巨大土地出乎意料地横亘在那里。想要到达自己的终极目的地——那些盛产香料的岛屿，首先必须要穿过这片土地。平松仍然坚信自己到达的不是巴西，而是亚洲的一个巨大的海角，但敏锐的维斯普奇却作出了相反的判断。他认为这些土地绝对是一片全新的天地。所以，他在1503年春写给佛罗伦萨政治家、作家洛伦佐· 德· 美第奇（Laurent de Médicis）的信中，欣喜地将它们叫作“新世界”（mundus novus）。在占领了牙买加、古巴、佛罗里达以及巴拿马等加勒比海地区之后，接下来就是对美洲进行“伟大的征服”。

阿兹特克帝国

在弗朗西斯科· 埃尔南德斯· 德· 哥多华（Francisco Hernández de Cór-doba）于1517年发现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后，古巴总督迭戈· 贝拉斯克斯· 德· 奎拉尔（Diego Velázquez de Cuéllar）组织了一支远征军，交由自己的前秘书、好友及教子埃什特雷马杜拉人埃尔南· 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统领。这支舰队只有11艘舰船，大约500名士兵：对于这样一场艰难的长途远征而言，这样的力量是根本不够的。上岸后，一个从海难中幸存还学过玛雅语言的西班牙人赫罗尼莫· 德· 阿吉拉尔（Gerónimo de Aguilar）以及一名印第安少女，即后来非常有名的马林切（Malinche），加入了这支远征军。马林切会讲阿兹特克人的纳瓦特尔语，这就使科尔特斯得以和阿兹特克皇帝蒙特苏马（Moctezuma）的密使们进行交流。阿兹特克人对西班牙人及其武器和战马感到震惊，于是向科尔特斯进献了许多礼物，希望他们离开。但阿兹特克人的做法反而激起了西班牙征服者的贪婪。1519年7月，科尔特斯在墨西哥湾海岸建起了韦拉克鲁斯城（Veracruz），并从那里出发，来到了坎波拉（Cempoala），一位部落酋长前来向他抱怨阿兹特克的苛捐杂税。于是科尔特斯令人将从古巴来时乘坐的舰船沉入海底，以示背水一战的决心，同时又招募了大量土著士兵作为同盟军。8月，这支军队抵达了特拉斯卡拉（Tlaxcala）：在那里，又有许多土著人赶来加入，壮大了征服者的队伍（总人数达到12000人，其中西班牙人只有600余人）。随后，科尔特斯向乔卢拉（Cholula）进军。而蒙特苏马早已布下了陷阱。结果，科尔特斯的人识破了陷阱，在那里对阿兹特克人展开了一场屠杀，然后在1519年11月8日攻进了阿兹特克帝国宏伟的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

征服者科尔特斯乘胜追击，俘虏了蒙特苏马。为了控制这位皇帝，他又从古巴调来一支援军，充实力量。而在大神庙（Grand Temple）屠杀后，科尔特斯不得不应对土著人的反抗。大概阿兹特克人觉得蒙特苏马已经当了叛徒，所以投石砸死他。土著人步步进逼。在1520年6月30日至7月1日那个著名的“悲痛之夜”（Noche Triste），科尔特斯和他的伙伴、同盟军逃往奥通巴（Otumba）和特拉斯卡拉。阿兹特克人的攻击令他们损失惨重。他们在特拉斯卡拉重整旗鼓，准备了几艘双桅横帆船，拆成零件运送，以期最终夺取特诺奇蒂特兰。1521年8月，在鼠疫、饥馑和战争的多重折磨下，这座壮美的城市屈服了。8月13日，阿兹特克最后一位皇帝库奥特莫克（Cuauhtémoc，意为“坠落的雄鹰”）缴械投降。科尔特斯立即着手重建这座城市，在那里建立了新西班牙总督辖区（现代墨西哥的摇篮）的首府：墨西哥城。

在击溃阿兹特克帝国之后，对中美洲其他地方的征服便势如破竹了。佩德罗· 德· 阿尔瓦拉多（Pedro de Alvarado）向危地马拉进军，而科尔特斯手下其他将领，如克里斯托瓦尔· 德· 奥利德（Cristóbal de Olid）和冈萨雷斯· 达维拉（González Dávila）迅速占领了洪都拉斯、尼加拉瓜以及尤卡坦。而哥斯达黎加则从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开始受到危地马拉的殖民。

高地的主人

在1524年至1528年间，另一个埃什特雷马杜拉人，弗朗西斯科· 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为征服秘鲁而进行了几场战役。他在巴拿马时，就听说南方有一个富有的帝国，名叫“比鲁”（Birú）或“皮鲁”（Pirú），于是他就前往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的沿海地带去探险。当分别代表印加帝国不同地方权力的瓦斯卡尔（Huascar）和阿塔瓦尔帕（Atahualpa）两兄弟为争夺帝国控制权而爆发皇位继承权内战之时，皮萨罗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他入侵印加帝国，并在1532年建起了圣米格尔城（San Miguel）。随后，他获准与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尔卡城（Cajamarca）会晤。后者为了震慑这些外来的访客，乘坐黄金打造的御轿，在王公贵族的簇拥下，在一万名印第安臣民的追随下来到了卡哈马尔卡。不料西班牙人早已设好了埋伏，成功地将其抓获。阿塔瓦尔帕向皮萨罗提出愿意支付赎金。这事本来就这样成交了，但皮萨罗最后还是对这位印加皇帝进行审判，指控其乱伦（因为他按照印加太阳神教的教义娶了自己的姐妹）、兄弟相残和一夫多妻。最后，西班牙人将阿塔瓦尔帕处以死刑。之后，皮萨罗就向印加帝国的首都，位于海拔3000多米的高地之上的库斯科城（Cuzco）进发，并于1533年11月进入了该城。皮萨罗还派军前往的的喀喀湖，在那里建起了豪哈城（Jauja），并于1535年在沿海地区里马克河的陡岸上建立了利马城（Lima）。而其手下的部将塞巴斯蒂安· 德· 贝拉尔卡萨尔（Sebastián de Belalcázar）则前往大陆北部，于1534年建起了基多城（Quito）。

两个世界的碰撞：征战双方的武器

虽然阿兹特克人多势众，但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在武器和战斗技术上的优势令他们望尘莫及。倚仗着火枪和铁制装备，每一个西班牙人都能以一敌数十。有一份当地土著人的史料记载了当时那些欧洲人在作战时的残暴：“西班牙人协同进攻，用矛和剑大肆杀戮包围着他们的人……他们砍碎阿兹特克人的头颅……有的人奔逃不及，连肠子都被西班牙人挑了出来，践踏在脚下。”

铁与火对羽与石的战争

阿兹特克人不只是在武器装备上劣于西班牙人，而且在作战时也毫无组织章法。他们既不懂排兵布阵，也不懂在撤退时应该进行掩护、且战且退，而是队长一旦战死就溃不成军地放弃阵地。西班牙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曾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历经对穆斯林的战争，都是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而且装备着适合攻城拔寨的火炮。在组织起征服军之前，火器和战马已是西班牙军事征服的主要法宝。

几个月后，贝拉尔卡萨尔在安第斯高原，今波哥大（Bogotá）附近，遇到了另两位征服者。其中一位是贡萨洛· 希门尼斯· 德· 克萨达（Gonzalo Jiménez de Quesada）。他是从加勒比海沿岸出发，带着700人溯马格达莱纳河而上，寻找传说中一个强大印第安国家的踪迹：据说那个国家的首领经常全身敷满黄金粉下到澙湖中沐浴，以求众神庇佑；那便是神秘的埃尔多拉多黄金国（Eldorado）。结果，克萨达征服了奇布查部落，在1539年正式建立了圣菲波哥大（Santa Fé de Bogotá）。另一位征服者是德国人尼古劳斯· 费德曼（Nikolaus Federmann）。他之前为了征服委内瑞拉花费了较长时间。先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Quint）把那里的一大片土地让给了德国金融家族韦尔泽家族（Welser），用以偿还部分贷款。德国人和其他欧洲人别无二致：他们同样利欲熏心，立即出发去寻找埃尔多拉多黄金国了。许多深入内陆的探险队最终一无所获。而他们于1527年在加勒比海岸建造的科罗城（Coro），由于气候恶劣、人烟稀少，非常萧条。因此，对委内瑞拉的殖民要等到1545年埃尔托库约城（El Tocuyo）建立以后才真正起步，而随着迭戈· 德· 洛萨达（Diego de Losada）于1567年领导建起加拉加斯城（Caracas），对该地区中部的殖民才算实现了飞跃。而在这块大陆的南部，一些曾经参加征服秘鲁的老兵在佩德罗· 德· 瓦尔迪维亚（Pedro de Valdivia）的率领下发起了对智利的征战（因为他们在那里遭到了印第安阿劳干人的抵抗，所以把那里叫作“印第安的佛兰德斯”）。阿劳干人已经学会了驾驭战马和使用火器，所以令西班牙人无法像开始那样占尽便宜，最终西班牙人只好和他们达成协议订立契约。

1541年，未来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城（Santiago）建成，这就要求西班牙人加强在智利土地上的存在，而拉普拉塔河也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在土著同盟的协助下，亚松森城（Asunción）得以建立，成了巴拉圭政府的首都。而港口城市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直到1580年才最终建成，它地处巴塔哥尼亚高原的门户，当时既贫穷又荒凉。

世纪中叶

到了1550年左右，伊比利亚的势力在全球范围扩张，令人越发难以质疑天命论。一定是神选中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君主们，使他们得以凌驾于世界其他君主之上。几十年前，在得知埃尔南· 科尔特斯把墨西哥的大量财富进献给自己的老对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之时，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Ⅰer）慨叹道：“我真想看看亚当的遗嘱，何故把我排除在外，不让我也分一杯羹。”而葡萄牙国王更是自封为“贸易与航海之王”，体现出他对于贸易和航海采取了一种与当时其他国家迥然不同的态度。其实，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中国就曾在印度洋展示自己的实力，其代表就是内官监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到达了阿拉伯地区和非洲；然而，由于厌恶航海、鄙视商业的儒家官员对朝廷施压，中国的海洋贸易早早地偃旗息鼓了。还有，在马来西亚，穆斯林商人虽然可以获得和印度教徒一样的贵族头衔，却无法企及最为显耀的职位。相反，在哥伦布首次航行成功之后，卡斯蒂利亚的一些豪门显贵就想方设法要从新发现的土地上谋取利益。

再来看看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受到了地理条件的限制：几道海峡成为它的天然边界，而它控制的红海则扼住了连接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和印度的交通要道。向印度洋东部和南部航行时，一旦偏离那几条已知的借助季风航行的季节性航路，航海就会变得艰难而危险。波利尼西亚人生活在更加偏东的位置，堪称真正的“海洋人”，他们早就摸透了太平洋海风固有的脾性，常常逆风航行；但他们的居住点分散于新西兰、复活节岛以及夏威夷，彼此相距太过遥远，难以保持联系。这些民族就一直维持着这样的状态，直到18世纪英国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来到他们那里。

相反，大西洋却为欧洲人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无论季节，大西洋上的信风总是按同样的规律吹往同一个方向，即从非洲西北部吹往加勒比海，或从非洲南部吹往巴西。两道信风之间的区域便是所谓的赤道平静带；从全球范围来看，无论在哪里，无论在赤道以北还是以南，赤道地带经常会刮强烈的西风。这样一来，招募勇猛的航海家，并通过牢牢掌控的制海权来大力促进海上贸易，就成为欧洲的一种特色。

与海上扩张形成天然乃至必然对应的陆上扩张在那时却毫无起色。在俄国，伊凡三世（Ivan Ⅲ）早在几十年前就派遣探险队去探索“暗黑之地”，目的却是去西伯利亚猎获在欧洲、中国及中亚广受欢迎的松鼠和貂等北方动物的毛皮。而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与世隔绝的封建王国，长期陷于大名之间的混战。幽居在京都城里的幕府将军并不知道，葡萄牙人的来犯已然不可避免。1543年，他们终于来了。

美洲城市发展史

在从征服阶段向殖民阶段过渡的时期，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的永恒冲突在新大陆上表现得越发明显。1542年，查理五世暂时叫停了新的征服，以腾出手来对已征服的土地进行重新整治，着手应对印第安人口危机、制度混乱等问题，还要从神学和法学上来回答西班牙人乃至欧洲人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生存是否合理的问题。从此，“伟大的征服”这一页被翻了过去；随之开启的是另一个非常不同的纪元。在这个新的纪元，轮到地主、商人、总督以及主教这些角色粉墨登场了。从那时起，以古希腊罗马地中海文明为样板，同时结合在中美洲及安第斯地区传承千年的土著城市建设强大传统，建造起来的城市，就成了治理这片土地的核心要素。

西班牙帝国是一个由城市构筑的帝国。在1580年左右，它在美洲已经新建约225座功能完善、人口聚居的城市，分布于从佛罗里达到巴拿马、从巴塔哥尼亚高原边缘到亚马孙平原及安第斯山脉深处的广大区域。西班牙人通过城市建设，渐渐将美洲融进了西方历史，并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构建了人口、领土与财富之间的关系。1492年，8000万欧洲人还住在仅仅600万平方公里出头的土地上。而到此时，这一面积已经增至先前的五倍；平均人口密度则降至原来的六分之一；而且，“海外有着数不清的财富和未解的奥秘”在欧洲各地都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观念。

欧洲人移民海外渐渐形成一些趋势，并稳定地保持到了20世纪。而美洲各地原有的文明同时迎来了难以想象的剧变浪潮。在这些浪潮的冲击下，有些美洲文明适应并幸存了下来，还有一些则彻底消失了。形形色色珍奇商品的商业贸易发展起来了；黄金和白银的交易量飙升到挑战理性的程度。

在新建的美洲城市里，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是与住房居所联系在一起的。所谓居民，通常指的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他出身于某个知名的家族或姓氏，有房有地，拥有财产以及法律行为能力。地中海文明的父系模式被严格地照搬了过来。不过，也存在着一些女性居民，她们主要是出身于克里奥尔名门望族的女性，有的拥有印第安农奴和巨大的庄园田产，有的则是宗教人士，经营管理着拥有自治权的修道院。城市的环境虽然为不同种族的通婚提供了便利，但法律地位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比如，在智利，有一些白人征服者和印第安人结合生下了孩子。这些梅蒂斯人如果能够得到父亲的承认，就成为父亲家族的成员，成为白人精英；否则，他们就只能留在母亲的家庭里，被当作纯粹的印第安人来对待。城市为不同种族的通婚创造了便利条件，但当时的法律还是竭力要把西班牙人与土著人、非洲人隔离开来，说是为了避免受其他种族“恶习”的影响，努力保持“善良基督徒”的纯正血统。城市发展的逻辑并不是独立于乡村的：空间规划是按照从城市到乡镇、村屯等人口较少的聚居点分层级设计的。它们之间通过各级道路以及王室官道组成的交通网络联系在一起。而沿海地区的各港口城市作为连接印第安海上商路系统的枢纽，通过航海舰队构筑成一个与西班牙相连的系统，以此来保障殖民统治。

印第安诸城市格局

虽然西班牙治下的美洲城市各有特色，但都有一些共同点。它们的格局基本上都是棋盘式规划的，被划成一个个正方形的建筑地块。城市都是环绕着市政广场向外延伸的：市政广场是城市的核心，权力机构（市政厅、主教堂、政府）都聚集在那里，各类节庆和集市也都是在那里举行。市政广场附近街区的地块按等级分配给不同地位的居民。

1573年颁布的一系列人口敕令成为规范之后美洲城市发展的法律文书，其效力甚至一直持续到美洲各国独立。根据这些敕令的规定，一般城市中心都是按照方格式棋盘的几何图形来建造的。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规则的设计，比如围绕金矿或银矿发展起来的城市，那里居民的住房杂乱拥挤，因为它们几乎都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一般的城市都是围绕着一个大广场建构起来的，广场上划出四个地块，分别用于建造市政厅、主教堂或大教堂、王室或政府官邸，还有就是“征服者及卓越奠基人”（有时甚至还包括曾与白人征服者结盟的印第安首领）等名门望族的府邸。环绕着主广场的，主要是一些社交场所、集市、会议场馆和散步区域，还有举行庆祝活动和各类演出的剧院，街道横平竖直、纵横交织。街道交错形成的地块依次分配给不同地位的居民。居民必须在规定时间里建起自己的房屋，否则地块就会被收回。随着城市的建设，在市中心的这些街区以及郊区不同种族不同籍贯工匠的聚居点，渐渐出现了商业街。这些工匠中，有很多都是黑白混血儿和解放了的奴隶（指被主人释放或自行赎身获得自由的奴隶），他们在自己的家庭式作坊门口售卖自己的产品。再到后来，各类店铺、各色酒馆（在墨西哥叫作“pulquerías”，而在秘鲁叫作“chicherías”）也多了起来。印第安人的社区和领地通常位于郊区，虽有一些小路或街道相连，但与市中心相隔遥远。在城墙之内，城市一般都拥有数平方公里的空地，用于饲养牲畜、牧草种植或作为公共林地。在这片区域，渐渐建起了一些大牧场、种植园、大农场，成为城市不断扩大的开放边界。

街市的日常

美洲城市的时空分布是有等级的，不同的地点和时间都有各自的节奏。教堂等级的不同（从大到小依次为：教区主教座堂、牧区圣堂、小礼拜堂）标志着其所在区域重要性的不同。一个家庭住得离教堂越近，说明其家主越有威望：生活在城市中心就意味着享有崇高的地位、财富和社会尊重。圣徒、圣女及信徒等宗教雕像的位置向居民们清晰地描画出城市中心的范围，而教堂的钟声、弥撒以及宗教游行，点缀着日常生活并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平日里，市政官员负责对小麦、酒水、油料及纸张等物资进行正常而公正的分配。大部分居民平时的食物，就是一些玉米、土豆、木薯、肉类或鱼干。集市开放的日子总是和主要圣徒的纪念日凑在一起。这时，各行业的工匠就会在街面摆摊，叫卖自己的服务和产品。民众的不满情绪有时也会演变成斗殴、骚动、暴乱和劫掠。在这种发生混乱的日子里，经常有建筑物被烧毁，比如在1692年，墨西哥城的总督府就在当地的暴动中被付之一炬。

在“伟大的征服”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炫富和追求时髦成了美洲城市生活的一大特征。17世纪初，爱尔兰一位旅行者托马斯· 盖奇（Thomas Gage）的记录曾引起轰动，他说在美洲“连黑人女子和奴隶都有珠宝首饰，逛街时都戴着珍珠项链和手链”。在加拉加斯，权贵家庭或拥有可可种植园的豪门富户（mantuano）的白人女子常常在去教堂参加弥撒时带上众多奴隶，以互相攀比排场，根本不把当时的反奢侈法律为反对公开炫富而规定的限制和罚款放在眼里。酒馆、酒窖以及酒肆成为或公开或秘密的休闲场所，而公共演出（主要是戏剧和斗牛）则为新大陆的城市民众提供了彼此连通的空间，增强了凝聚力。

美洲社会随即自愿或被迫地受到外来克里奥尔化的影响。一方面，大量来自其他大陆的人亟待融入美洲社会；另一方面，来自欧洲、非洲和美洲不同种族的人之间的通婚每天都在发生。由此，美洲的城市真正变成了全球化的实验室、新世界的大熔炉。

印第安海上商路

如果说美洲融入西方是通过城市发展实现的，那么海运交通则是城市得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为这种海运交通提供保障的，就是印第安海上商路系统（Carrera de Indias）。印第安海上商路，指的是西班牙为规划和确保横穿大西洋的交通而设置的一整套船舰运输系统。事实上，这条商路成为巨大的全球供应网络的核心，它囊括了美洲、菲律宾和中国。它也代表着对1492年以来积累的大西洋航海经验的传承。甚至可以说它是更加悠久历史的结晶，因为克里斯托弗· 哥伦布得以实现穿越大西洋的首航，本身就凝聚了葡萄牙人和卡斯蒂利亚人在他之前围绕非洲进行的长达将近一个世纪的海洋扩张的经验。

西属美洲的种族混杂

随着西班牙人对西印度的征服，一系列此前未知的疾病扩散开来，同时社会和经济发生重组，颠覆了当地的原有的人口结构，在加勒比群岛尤其如此。欧洲殖民者和非洲奴隶的到来把西属美洲变成了一个各种族混居的世界。

种族多样和混杂是西属美洲社会的特征。由于第一代西班牙征服者来到美洲时，那里缺少欧洲女性，他们便和美洲印第安女性以及非洲女性发生关系，并和她们生养了孩子。这些孩子有的会得到他们的承认。而非洲奴隶来到美洲，更是增加了不同人种混杂的机会。所以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名词，用以指称不同人种混杂生下的孩子：一半西班牙血统一半印第安血统的孩子叫作“混血儿”（métis）；一半混血儿血统一半西班牙血统的叫作“卡斯蒂佐”（castizo）；一半西班牙血统一半非洲血统的叫作“黑白混血儿”（mulâtre）；一半黑白混血儿血统一半西班牙血统的叫作“摩尔人”（maure）；一半摩尔人血统一半西班牙血统的叫作“希诺人”（chino）；一半非洲血统一半印第安血统的叫作“桑博人”（zambo）。

经过了几十年节奏不规律的航行之后，从1561年开始，每年都有两拨船队离开西班牙驶往美洲。每年4月，“新西班牙（墨西哥）”[Nouvelle-Espagne （Mexi-que）]船队从塞维利亚（Séville）起锚，驶向终点韦拉克鲁斯（Veracruz），而每年8月，“梯也拉费姆”（Tierra Firme）盖伦帆船队启航驶往卡塔赫纳（Carthagène）和波多贝罗（Portobelo）。到了来年3月，这些船队的所有船只都满载金银财宝齐聚于哈瓦那（La Havane），一起扬帆返航西班牙。

租赁出去的船只从塞维利亚或其外围港口出发驶往母马湾（le golfe des Juments），准备横渡大西洋。然后，它们径直随波逐流地漂到加那利群岛，在那里补充必要的给养。接着，只要没有受到任何自然或人为因素的阻碍，便乘着信风的驱使，抵达小安的列斯群岛、多米尼克或瓜德罗普。此后，盖伦帆船们便向南驶往梯也拉费姆，而新西班牙船队则掉头北上。它一般会在波多黎各靠港停泊以加满水、装满木材，然后直奔韦拉克鲁斯——这段航程通常耗时一个月。船队到达韦拉克鲁斯后，停泊在深水环绕的离岛圣胡安德卢阿（San Juan de Ulúa），因为那里适合排水量巨大的船只靠泊，并能保护它们免受北风袭扰。

船队运来的商品货物——从西班牙出发时运载的是纺织品、葡萄酒、油料、纸张、水银和奴隶，而从美洲返航时运载的是白银、黄金、宝石、靛蓝、可可、糖、木材和皮革——被分装到平底小船上转运至城中，这时城里就会举行大型商贸交易会。由于当时的卫生条件非常恶劣，货物要尽快转运至通向墨西哥城沿路的哈拉帕（Xalapa）。韦拉克鲁斯和哈拉帕都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许多浩大的骡拉车队从那里启程把所得的商品运往整个总督辖区。有相当多货物都被运送到太平洋沿岸的阿卡普尔科（Acapulco），然后从那里继续转运到菲律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Manille），来自墨西哥的白银被廉价卖给中间商，换来丝绸、香水、宝石、象牙、瓷器及香料等商品。

而航行在加勒比南部海域的盖伦帆船队常常承担着不可预料的巨大风险。它们从多米尼克驶往南美洲的真正门户卡塔赫纳（Carthagène），到了那里它们才算真正开始赚钱。而它们主要的收益还要等到抵达巴拿马大西洋沿岸的迪奥斯港（Nombre de Dios）和波多贝罗港（Portobelo）才能实现。这两个港口的位置极其关键，因为它们联系着太平洋、秘鲁总督辖区、智利，乃至拉普拉塔河。直到17世纪中后期，直接海路运输最终形成气候之前，它们的存在都是至关重要的。

西班牙盖伦舰队的大西洋和太平洋航线

从16世纪到18世纪，新西班牙舰队的船只和梯也拉费姆的盖伦帆船不断地把美洲的财富运往西班牙本土。它们运送的，不只是黄金和白银，还有可可、糖以及木材，同时还把西班牙出口的葡萄酒、油以及纺织品运往新大陆。而马尼拉盖伦帆船队则从阿卡普尔科出发，通过菲律宾都督辖区把美洲新大陆和亚洲连接了起来。

波多贝罗港在迪奥斯港于1595年遭受弗朗西斯· 德雷克（Francis Drake）私掠船队袭击后取而代之。它是一座位于大西洋沿岸的防御性商贸要塞，以集市著称。它也曾是跨地峡商路的起点，因为从那里出发，艰难地涉过肮脏危险的沼泽地、穿过森林中的崎岖小道，就能抵达位于太平洋沿岸的巴拿马市。成包的货物在那里被装到南方船队的船只上；它们先是驶去瓜亚基尔（Guayaquil）为基多王国供应物资，接着驶往派塔港（Paita），在那里卸下发往上秘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货，最后驶向利马的卡亚俄港（Callao）。事实证明最后这段路很麻烦，因为逆风，船队有时需要耗费数月时间才能走完这段航程，所以也经常用骡队沿秘鲁海岸运送发往卡亚俄的货物，因为这样反而比走海路更快。然后再由几艘船只从那里出发南下运送供应智利的物资。骡队也会同样用来运送经由秘鲁发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商品，途中会经过波托西（Potosí），那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对奢侈品有着永远都满足不了的需求。骡子们背负着沉重的货物，沿拉普拉塔河而下，经由胡胡伊（Jujuy）、萨尔塔（Salta）和图库曼（Tucumán）艰难前行。由于运输困难，导致商品价格大大上涨，同时也致使走私成风。

返回西班牙也是如此。在得知梯也拉费姆的盖伦帆船队抵近波多贝罗之时，秘鲁总督就会通知当地商户准备好要发出的商品，并收齐要上缴给西班牙王室的税赋白银。这一回，南方船队就要把商人们从卡亚俄护送到巴拿马，途中会停靠特鲁希略港（Trujillo）和派塔港。如果顺风顺水的话，这段行程要走三个星期。它们在瓜亚基尔与“黄金盖伦帆船”会合，再前往巴拿马。梯也拉费姆的盖伦帆船队在得到南方海舰队从卡亚俄港出发的消息后，才会离开卡塔赫纳港前往波多贝罗，以防秘鲁的白银滞留于巴拿马乃至被人劫掠。 劫掠的事情只发生过一次，那是在1671年，后来的牙买加总督、当时还是海贼的亨利· 摩根（Henry Morgan）攻进巴拿马，抢走了175头满载黄金、白银和珠宝的骡子。

从巴拿马出发，先用骡队取道十字架之路（camino de Cruces），随后换乘平底小船抵达波多贝罗。在那里等盖伦帆船队一到，就出发转往哈瓦那。哈瓦那是一个安全的海港，不仅拥有坚固的防御工事，还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一家兵工厂。在哈瓦那港过完冬的战舰，有时还包括新西班牙舰队，就会加入商人们的船队，一起返航西班牙。船队必须赶在8月飓风季节到来之前起锚，否则就只能待在古巴过冬了，那样虽不失为一件乐事但耗费极其高昂。船队从哈瓦那出发，穿过危险的巴哈马水道和百慕大群岛，那里通常被用作修理受损船舶的站点。到了私掠船猖獗横行的亚速尔群岛，就要出动印第安舰队的战舰为商船护航。最后，有幸平安返抵西班牙的货物和乘客就可以在加的斯（Cadix）、巴拉梅达的桑卢卡（Barrameda de Sanlúcar）或塞维利亚下船了。

领航与压阵

印第安商路上每拨船队的船只数量是有变化的：在16世纪中期，通常是15～20艘；到了18世纪，达到37～45艘；而在经济收缩期，则不超过15艘。每年发船的次数也是有变化的。开始阶段，是每年两拨；之后变成每年只有一拨；到17世纪末，更是缩减为每二三年一拨。从1680年至1716年，新西班牙船队总共只租赁出去14拨，而梯也拉费姆船队只租赁出去五艘盖伦帆船；之后，直到1776年最后一拨船队发出，其间情形一落千丈。因为从那时开始，单艘船舶出航的方式渐渐兴起。

什么样的船只适合横渡大西洋？船舶租赁行会（Casa de Contratación）对此有着明确规定。船舶租赁行会于1504年在塞维利亚成立，是负责组织和调控海洋交通运输的机构。按照它的标准，横渡大西洋的船只，总吨位必须达到106吨以上，船体至少长18米、宽5米、深2.5米（指龙骨到甲板的高度）。而实际使用的船只类型繁多，包括三桅战舰、邮船、双桅横帆船、三桅帆船、三桅商船、独桅帆船、三桅小帆船、有帆驳船和双桅小帆船。当然最常用的还是盖伦帆船。这种船船体修长，肋骨以橡木制成，非常坚固；龙骨长度必须是船身最宽处宽度的三倍，而船身最大宽度必须是其吃水深度（指吃水线到龙骨最低处的距离）的三倍。随着时代发展，造船技术突飞猛进，船舶吨位也不断增大。一般船只的总吨位都有200吨～300吨，有些甚至能够超过800吨。

民用商船队航行要靠军事舰队护航。当时的战舰上装备着卡勒弗林轻型长炮、加农炮、小型鹰炮以及各种口径的炮弹。商船上一般也会装配两门青铜大炮。护航战舰的数量不一定。从西班牙出发前往印第安商路的商船队至少要配备两艘战舰。而盖伦帆船队出海时通常配置八艘武装战舰。

现在很难估算这些船上到底有多少门炮，不过我们知道当时一支八艘船的舰队可以承载260门炮。在这些船舶中，有一种特别的船只，叫作“银盖伦帆船”，从波多贝罗或韦拉克鲁斯出发，承担着从美洲返程运输贵金属（黄金、珍珠和宝石，尤其是祖母绿宝石）的任务。直到1640年之前，银盖伦帆船都是每支舰队的首舰和旗舰。它们在出航时，通常装备着20～26门青铜大炮，而护卫舰只上则装备20～22门大炮。后来，装备的炮数随着船舶吨位的增加而增加，来自圣马科斯（San Marcos）的800吨位的大船上装备了44门大炮，就是为了从瓜达基维尔河的大西洋入海口溯流而上直达目标港口塞维利亚。

沉睡在海底的文化遗产

有许多从美洲启航前往塞维利亚的船只永远到达不了自己的目的地。它们有的遭遇了风暴，有的碰到了英国或荷兰等对手的海盗或私掠船，而葬身于海底。“阿托查圣母”号（Nuestra Señora de Atocha）盖伦帆船就是如此（右图中，这艘帆船正停靠在哈瓦那港进行紧张的装货作业）。它于1622年满载珍宝遭遇风暴而沉没。1985年，人们在佛罗里达沿海发现了这艘沉船。

17世纪初，新西班牙的一支船队大约可以运载2250人，其中包括“海员和战斗人员”，即船上工作人员。每艘船上至少有60名工作人员。战斗人员包括炮兵和步兵；而海员需要承担与航行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个岗位的工作，包括：驾驶员、牧师、船副、食品贮藏管理、警卫、外科医生，以及填补船缝和潜水；此外当然还有纯粹意义上的水手，包括资历深浅不一的水手。在1630年左右，首舰上一般配置约280名工作人员，而旗舰配置250名。负责整支航海舰队的舰队长以及他手下的步兵队都在首舰上，首舰的船尾还装着艉灯，在汪洋大海上为跟随在自己身后的舰船指示航路。舰队长由国王委任，一般都是贵族出身，能收到关于航行路线的秘密指令，帮助他在发生海战时（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作出最佳的应对。他也能收到间谍发来的情报，因此免受攻击，减少损失。旗舰负责在航行中为舰队压阵，等待或援助掉队的船只。首舰和旗舰一般每天联络两次，或至少尝试联络两次。

可怕的船上生活

对于绝大多数乘客（他们中很多人在登船进行如此漫长的旅行之前，从来没有出海航行过）来说，印第安海上商路上的航行简直是集一切难言痛苦之大成。所以，在欧洲语系中，“当上掌舵的”或“成了老水手”意指在经历了“麻木”或“昏睡”后幸存下来，它们饱含了欧洲人在前往热带地区的途中遭遇各种可怕疾病折磨的辛酸苦痛。

令人感到焦躁不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航程极其漫长。当时，在西班牙和美洲之间往返一次，平均要耗时18个月。从西班牙的加的斯横渡大西洋前往美洲的韦拉克鲁斯，一般要花75～85天，有一些航行甚至耗时长达153天，最快的也要60天左右。返程航线耗费的时间更长，平均要128天，最长的要298天，最短的也要70天，接近去程的平均耗时。从韦拉克鲁斯乘船去哈瓦那，运气好的话，需要25天；运气不好的话，可能要112天。一般来说，从梯也拉费姆去加的斯， 100天的航行是必不可少的，而返程更加艰辛、更加危险，耗时在65～148天不等。

登船横渡大西洋的乘客分成两类：一类是有印第安旅行许可证的乘客，他们在登船时都有亲人相送，或有一群随从、仆役及奴隶护送；还有一类是偷渡客，他们躲在船帆或缆索设备里，启航后常常会因为海风吹动船帆而掉落下来，摔在甲板上。船长一般会给这些偷渡客提供吃喝，但如果他们在起锚之前被船长发现，就会被赶下船去，而且可能被判处到非洲服六年苦役外加充军三年的刑罚。如果他们当过水手，船长可能会招他们当见习水手。

之所以有这么多偷渡客，是因为许多船长、随船军官以及船组人员直接参与组织了偷渡大西洋的非法活动。以至于18世纪初，当新任秘鲁总督、圣布沃诺亲王卡尔米纳· 尼古拉奥· 卡拉齐奥罗（Carmine Nicolao Caracciolo）随船队前往美洲赴任之时，就在他乘坐的那艘“圣罗莎”号上，除了715位合法乘客之外，还搭载了300多个偷渡客。偷渡客数量如此众多，很可能会导致船上准备的食粮不足，从而使整船人的生存陷入危机。

只要上了横渡大西洋的航船，所有的人都要面临同样的危险：暴风雨、触礁、搁浅、超载、糟糕的船况、驾驶员和船员能力不足或懒惰怠工、火灾、战争时期遭受敌舰的攻击、和平时期遭遇海盗船、私掠船或海贼船的攻击。从16世纪到18世纪，难得有一次横渡大西洋是顺顺利利的。风险最高的地区是加勒比海域。统计数字表明，在印第安海上商路开辟后的第一个世纪里，有一半的海难都集中在韦拉克鲁斯、坎佩切（Campeche）以及佛罗里达半岛附近的海域。四分之一的海难发生在古巴和圣多明哥（Saint-Domingue）周边区域。而在塞维利亚及其外围港口（一般是安达卢西亚沿海的码头，通常在船舶受到追击或发生危险时启用）发生的海难只占总损失的20%不到。在18世纪，从美洲返航西班牙的航行中，有10%的遇难船只沉没在安达卢西亚沿海，5%沉没在亚速尔群岛海域，17%沉没在大安的列斯群岛及其周边海域，12%沉没在弗吉尼亚沿海；而在巴哈马水道（那里分布着许多岩礁，包括臭名昭著的维斯凯诺礁、瓦卡斯礁以及维博拉斯礁）出事的船只数量占到了遇难船只总数的44%。

船上空间缺乏，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舒舒服服的。位于船尾的主船舱通常由船长和随船步兵队长居住。船尾另三间客舱分别属于驾驶员、船东和财务官（如果是首舰或旗舰，这最后一间客舱则需要和瞭望员及联络员分享）。在商船上，一百多人挤在两个人货混装的底舱里。贮藏舱是用来储存食粮或急救物资的。而其他旅客、货舱装不下的货物还有大炮都装在甲板间的统舱里。

军官及有一定地位的乘客可以在发生危险时躲进船尾的主船舱或上层舱避难。锅炉位于船只的前楼。船上吃的都是热量非常高的食物，而且只有启航后的头几天有水果和蔬菜。每个星期的菜单都包括五种不同的套餐，我们现在知道它们的主要食材是什么。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是以肉食为主，包括饼干、培根和咸肉，配一份鹰嘴豆米汤或菜豆豌豆蚕豆炖肉。星期三和星期五则是吃鱼的日子，包括饼干、鳕鱼，配油和汤。星期六是奶酪当家，包括饼干、奶酪，配油和汤。

每天分发给每个乘客的固态食物不超过750克，另外每人每天可以得到三升水。这样的食物对于生病的乘客来说难以下咽、难以消化。所以如果他们的病情恶化或正处于康复期，就可以享受到特殊的食谱，包括白饼干、粗面粉、鸡肉或羊肉、鸡蛋、杏仁和葡萄干。称量分配食物都是公开进行的；每天，食物分配官在确认每个乘客身份后，把当天的食物分发到其手中。食品贮藏管理员和炊事员协助食物分配官进行这项工作，另有一位文书员配合记录每天分发的食物数量。

疾病肆虐

船上的卫生条件极其恶劣：成群的老鼠在贮藏食物的舱室横行出没。渐渐就有人患上各种轻重程度不等的疾病：出血症、腹泻、痢疾、“说胡话”、痉挛抽搐。还有斑疹伤寒（也叫作“船热症”）以及坏血病（或者叫“维生素缺乏症”）；这些都是导致船上人员死亡的常见病症。在胡安·包蒂斯塔·德·马斯卡鲁阿（Juan Bautista de Mascarúa）的船队（1698-1702年）和胡安· 德· 贝拉斯科（Juan de Velasco）的船队（1698-1702年）上，分别有22%（457人中死亡100人）和27.5%（303人中死亡73人）的乘客死亡。

西班牙向新大陆的移民潮

从16世纪到17世纪，有许多西班牙人离开故土，到哥伦布发现的陆地上去奋斗打拼。不过，移民的过程并不自由：必须获得西班牙王室颁发的许可。

对美洲殖民属于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室提出的一项计划，受到西班牙法律的制约。虽然在一开始，尤其是在哥伦布第三次前往美洲时（1498年），还不得不征调囚犯来充当士兵和殖民者，但很快，随着新大陆的消息传回西班牙，移民新大陆渐成潮流。从1503年起，要想去美洲旅行，就必须向船舶租赁行会提交申请。行会的官员会从申请者中遴选具有专长的人士，而阿拉伯人、犹太人、异教徒和吉卜赛人的申请都会被拒绝。尽管法律上有诸多限制，但新大陆还是很快就迎来了来自世界各地各种族的人们，因为人们总能找到规避法律的办法。西班牙王室鼓励农民和手工匠人移民美洲，同时相对于孤身移民，更加提倡举家移民。查理五世甚至颁布法律，强制要求独自前往美洲的已婚男子返回欧洲把妻子也接过去。

死在海上：移民的恐惧

1624年，安东尼奥·巴斯克斯·德·埃斯皮诺萨（Antonio Vázquez de Espinosa）神父在其《1622年随新西班牙及洪都拉斯舰队航海旅行》（Voyage et navi-gation de la flotte de Nouvelle-Espagne et du Hon-duras en l'an 1622）中讲述了遭遇海难的悲惨时刻。

“接下来的一夜……在百慕大群岛附近，从东偏东北方向刮起风来，风力强劲，大海随即疯狂地掀起巨浪……恐怖的强风暴持续了至少36个小时……风暴无情地卷起如重山般的浪峰，侵扰着、围困着、攻击着可怜的船舶和悲哀的乘客，令他们根本无处可逃。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大海和巨浪与狂风互相碰撞着、撕扯着，在晦暗迷茫中纠缠着……最可怕的，还要数那些恐怖的鲨鱼，它们因为在这激荡的海上尝到了从我们船上落入海中的火腿和肥肉而兴奋不已，纷纷挤到船舷旁边，只等着哪个可怜的家伙掉下去成为它们的猎物。”

一旦船上有人得了流感、麻疹、天花或梅毒，就要对他们进行隔离。隔离是为了预防这些疾病扩散而必须采取的措施，但又会令这些横渡大西洋的乘客陷入更深的焦虑，因为这样一来，即使陆地已经近在眼前，他们也被迫继续待在船上。会有一些医生上船来为他们服务。这些医生会给他们开出一些药丸、药膏和香脂，会“生生切开”他们的伤口，或者给他们开出一些离奇的东西，其中一些有时更接近巫术，而不是医学。像“蜥蜴油、黏土油、煤灰精、鹿角精、青蛙膏、蝙蝠膏、蟹眼粉、处女奶”，统统都是那些行走在印第安海上商路的医生所兜售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