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海上战争与海洋霸权

在古代和中世纪历史上，从来不乏著名的海战。而到了现代，海上冲突在技术和战术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18世纪60年代，法国首相舒瓦瑟尔公爵（duc de Choiseul）曾经写道：“在今时之欧洲，决定各国陆上实力平衡的，是其殖民地与贸易，换言之是其在海上的实力。”他的看法当然是对的，但并无新意。实际上，几百年来，大探险和贸易扩张导致的海上对抗，早已把欧洲人内部的矛盾冲突带到了新发现的世界之中。

海上扩张、私掠许可证以及海上劫掠之间的共生关系诞生于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ippe Ⅱ）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Élisabeth Ⅰer）的战争以及在菲律宾进行的对荷兰叛乱者的战争。16世纪60年代，奥兰治的威廉一世（Guillaume Ⅰerd'Orange）鼓励“海上无赖”（泽兰、荷兰以及弗里斯兰的水手和渔民）去攻击各国的沿海城市，在各国海岸线伺机劫掠。这样看来，谁在技术、战术和策略上的创新能力最强，海洋就属于谁。西班牙人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优势，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极其出色的船舰：盖伦帆船。这种船舰在16世纪不断得到完善，既是一种牢固稳定、运载能力大的商船，又是一种火力强大、灵活机动的战舰，可谓集二者长项于一身。16世纪下半叶，盖伦帆船对海上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582年的特塞拉岛战役中，西班牙人把盖伦帆船改装成武装战舰，毫无疑问地取得了胜利；而这场战役最让人惊讶的，是双方参战船只的数量之多：阿尔瓦罗· 德· 巴赞（Álvaro de Bazán）率领的西班牙舰队部署了25艘全副武装的战船，迎战菲利普· 斯特罗兹指挥的由60艘船只组成的法国舰队。而六年之后，即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西战争中遭遇了惨重的失败。这场战争，双方也调动了巨大的力量：每一方都部署了几百艘船舰、2000多门大炮以及数万名水手、炮手和士兵参战。不过，如果把这样一种物资及人力动员能力当作欧洲各国在16世纪的发明，那就大错特错了。

最早在海战中使用大炮的是中国人。从公元8世纪开始，中国人就喜欢采用从战船上发射抛射弹的战术以避免与敌舰进行接舷作战。在公元1000年后不久，宋朝的海军就有大量装备了投石器或投射器的帆船。14世纪末，中国人在离南京不远的地方大量生产用于海战的射石炮。天朝帝国的每一艘战船都装备了50门不同类型的大炮以及1000颗左右的圆炮弹。大名鼎鼎的郑和远航索马里和亚丁湾以及征服斯里兰卡时就使用过这些武器装备。但从1432年开始，随着腐儒文官在朝廷得势，主张开展海洋探索的一派受到压制，中国人退回到他们的陆上堡垒，直到19世纪都没有再出来过。不过，中国战船火力之强大，堪称当时世界战舰之典范，更是被欧洲人描绘得神乎其神。

其实，中国的皇帝们明白掌握大炮的重要性，但他们也清楚想要有效地使用大炮何其困难。所以，后来中国人在打击侵扰其沿海地带的海盗时，并不使用火器，因为无论是对于火枪还是对于大炮，他们都没有信心。一方面，要为火枪大炮搞到合适的弹药装备非常困难；另一方面，在开火时，火枪和大炮自己经常发生爆炸。何况想要在汪洋大海上命中目标，根本就是异想天开。16世纪，远东海战用的还是传统的方式，也就是用弓弩、长矛、刀剑相搏以及派出大量士兵一齐冲上敌船，而船上的大炮主要起一个威慑的作用，实际上很少使用。这样一种态度，在当时那些对亚洲军事技术水平推崇备至的欧洲人看来，简直是不可理解的。欧洲人无法倚仗数量取胜，就只能追求在质量上胜出。他们从一开始就重视打击的猛烈性和有效性，比如1503年，瓦斯科· 达· 伽马对印度的卡里卡特就进行了无情的炮轰，史料记载“铁弹与炮火如狂风暴雨般袭击了那座城市”。海战正在发生一场革命。

双桅战船与盖伦战舰

几乎在整个16世纪，欧洲的主要战船都是地中海双桅战船。这种战船需要用桨划动，所以侧舷容易受伤，只能从正面而非侧面发动攻击。这种战船不可能把大炮安装在侧舷，但可以把它们装在艉楼上，或者在甲板上搭炮台。双桅战船通常搭载的是一门60磅青铜炮、两门16磅青铜炮以及15门更小口径的大炮；这样就组成了相当强大的联合火力。最大的那门炮的最大射程接近3000米，但操作起来十分复杂。

近代史上的重大海战

1571年10月7日

勒班陀海战 在这座希腊城市的海面上，土耳其人在阿里·帕夏（Ali Pacha）的指挥下迎战奥地利的唐·胡安（Don Juan）统领的基督教联军。后者最终获胜。而土耳其折损了30000人和190艘战船。

1639年10月21日

唐斯海战 这场海战是西班牙海军与荷兰海军在英国海岸的唐斯锚泊场展开的。西班牙几乎损失了整支舰队，并有6000多人战死。

1798年8月1日

阿布基尔海战 英国海军纳尔逊上将（Nelson）在埃及地中海阿布基尔湾沉重地挫败了布律埃斯·代加利耶（Brueys d'Aigalliers）统率的法国舰队。法国损失了将近4000人。

1805年10月21日

特拉法加海战 为了推翻拿破仑，英国与俄国、奥地利、那不勒斯以及瑞典结盟，将一支舰队交由纳尔逊指挥，在加的斯海湾粉碎了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

在地中海上，一般的帆船在面对这些双桅战船时总是没有招架之力；可到了大西洋上，情况就发生了逆转。因此，威尼斯人对其加以改良，造出了一种特别的帆桨大战船：它可以同时靠风帆和划桨驱动，除了在船艏和船尾安装了八门重炮之外，船身两侧也装备了七门以上大炮。这样一来，它就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战争武器。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据说当时，土耳其人把六艘威尼斯帆桨大战船误当作商船，对它们发起攻击。结果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威尼斯帆桨大战船发起反击，猛烈的炮火与船上部署的步兵队相互配合，击沉了土耳其人的70艘双桅战船。后来，双方（一方是西班牙、威尼斯、萨伏瓦、热那亚、马耳他骑士团以及教皇国组成的联盟，另一方是奥斯曼帝国）在这场战争中一共投入了约400艘战船和16万兵力。双方一直打到弹药耗竭，士兵们只能开始互相投掷橘子和柠檬。亲历者这样描述那地狱一般的景象：“海面漂满了杂物，不仅有桅杆、横桁、船桨等木船的残骸，还有数不清的尸体，整个大海都被染红了，成了一片血海。”光是奥斯曼帝国舰队一方，就损失了200艘炮船和3万兵力。

盖伦帆船：16、17世纪的海上霸王

航海前往美洲，促使人们对既有船舶的形态进行反思：人们需要一种集大帆船的承载容量和快帆船的可操作性于一身的船舰。结果就出现了盖伦帆船。从16世纪末始，贯穿整个17世纪，都是盖伦帆船承担着对从美洲发往西班牙本土的财富加以运输和保护，也是盖伦帆船保障着马尼拉和墨西哥各港之间的联系。与葡萄牙人设计的快帆船不同，盖伦帆船主要是由西班牙人设计的，随后很快就被其他欧洲海上强国仿效。比如在瑞典的盖伦帆船中，有一艘名为“瓦萨”（Vasa）号，本来是作为瑞典舰队的旗舰而建造的，结果在1628年8月10日的首航中就沉没了。1961年，它被打捞出水，成为唯一 一艘留存至今的真实的盖伦帆船。不同的地理环境提出了不同的创新要求。在16世纪中期，那些拥有众多深水港的北海及英吉利海峡沿岸国家，因为行动范围受限，战船操作性和武器装备差，所以还只能勉强自卫；而葡萄牙和西班牙（它们在1580-1640年由同一个王室统治）的船舶已经驶向了天涯海角。它们的盖伦帆船既是战舰也是商船，有着尖尖的船头、水线低、吃水浅，适合远洋航行。16世纪20年代，它们的自重一般来说还只有250吨，到了后来，它们的自重翻了一倍。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遭受失败，显然是英国人更加熟悉战场环境、他们的战船操作更加灵活、他们的炮击术更加高超（英国人的战舰上配备了适合进行连续排射的炮架）等多重因素所致的。更重要的转变是战术层面上的：从那时起，排出齐整阵形进行长程远射就成了海上战斗的标配。直到蒸汽船出现之前，在这方面就没有再发生过大的改变。

防御系统

从那时起，人们就有了这样一种经验，那就是战舰上必须尽量多装备大炮，“因为大炮可以摧折敌舰的桅杆和横桁、洞穿撕裂其舰身，使其沉没”。掌握了远距离炮击术就能在海战中掌握主动，至少在防御性海战中就是如此，因为进攻中机动性至关重要。这一原则，是由葡萄牙人在15世纪确立的，而17世纪的世界海洋新霸主荷兰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1600年，荷兰人在发明了新型的三桅战舰之后，开始组建能够进行超长程作战的远洋舰队。这种三桅战舰中，最常见的为300吨位、装备40门大炮的战舰。它们行动迅速、装备精良，惯于以成排正面攻击的方式消灭敌舰；当时与它们抗衡几无可能。1639年的唐斯海战说明了它的杀伤性：它们把西班牙舰队53艘战舰中的40艘送入了海底。

自成体系的加勒比地区防御要塞

1492年12月，在“圣马利亚”号大帆船沉没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用剩余物资在今天海地的领土上建起了一座堡垒，他将其命名为“耶稣诞生堡”。虽然这座堡垒存在的时间很短，遭遇也很惨（1493年，当哥伦布再次来到此地时，发现这座堡垒已经被当地的土著人毁掉了，驻扎在其中的小队都被杀死了），但它拉开了在美洲土地上修筑防御要塞的序幕。一开始，它们的作用是保护在美洲征战的殖民者，不久之后，效忠于欧洲各海洋强国的私掠船在这一带的活动变得越来越猖獗，迫使西班牙王室大力兴建防御要塞，以保护其在这块大陆上的财产以及通往其本土的海路交通。当然，这些要塞也不一定能够实现防御的目的。16世纪英国弗朗西斯·德雷克的私掠船队和17世纪海盗亨利·摩根发动的进攻就暴露了这种保护体系的弱点。不过，1741年，英国人爱德华·弗农（Edward Vernon）率部攻打美洲的卡塔赫纳要塞就遭到了失败。他们本来坚信自己能够夺取那个要塞，甚至已经提前铸造好了要在那里流通使用的钱币。

在那时的海战中，对阵两军舰队常常面对面一字排开，互相进行猛烈的炮轰，然后全速冲锋以摧毁对方。当时的英国人还只能亦步亦趋地对这种海战战术理念进行抄袭和改进。不过不久之后，他们就拥有了一支适合远洋航行的舰队，其速度更快、行踪飘忽不定。那是一支由数百艘三桅战舰组成的舰队，对荷兰人的海上霸权形成了巨大的威胁。1655年，在占领牙买加之后，英国人就对加勒比海域形成了长期的威胁。在这种独特的背景下，西班牙人选择了一种不同的策略。

西班牙人意识到，要维持一支在全世界范围行动的军队，耗费过于昂贵。所以他们认为更合适的办法是对海军的任务加以分解，使各部专司其职。在这种策略的指导下，西班牙人在太平洋、加勒比海域和大西洋分别建立了护航舰队，即南方海舰队、巴洛文托舰队和亚速尔舰队。不过，对西班牙成就海上强权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它从16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许多战略要地建造起的堡垒林立、战壕密布、固若金汤的防御要塞。

这些防御要塞的建造，既传承了欧洲建筑的传统，又在材料和技术上根据热带地区的实情进行了相应的改变。所以有一些专家提出，这是一种美洲特有的防御要塞建造流派。另一些专家则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这不过就是把意大利地中海建筑的传统简单地照搬到了新大陆而已。军事工程师世家安东内利便是这些防御工事的奠基者。其实，这两派的观点都有其道理。随着时代发展，美洲修筑的防御要塞出现了一种“克里奥尔化”现象，也就是对肇始于欧洲的建筑原则进行了本地化的改良。

军事工程师巴蒂斯塔· 安东内利（Battista Antonelli）是跟着他的兄长吉奥瓦尼· 巴蒂斯塔（Giovanni Battista）（主要是在西班牙和北非）学习了修筑防御要塞的技术。毫无疑问，他可以被视作加勒比地区防御要塞最早的建造者。

1586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命令他“检查美洲海岸各地，寻找适合兴建要塞和城堡之地”。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间，他一直在巴拿马、卡特赫纳、古巴、圣多明哥以及佛罗里达等地开展这项工作。许多海盗，特别是英国、法国和荷兰的私掠船，都曾经在哈瓦那或波多黎各防御要塞的铜墙铁壁前碰了满鼻子灰。当然，有的时候，这些海盗也取得了不俗的战果。

弗朗西斯· 德雷克（Francis Drake）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典型的伊丽莎白时代的骑士，也是英国第一批无所顾忌的冒险家的代表，集英勇无畏的航海家、久经战火的老战士以及雄心勃勃的贸易商三者特质于一身。德雷克的独特之处在于，和传奇小说中刻画的那种崇尚无政府个人主义的海盗形象相反，他把自己视作正规的战士、自己国家君主的代表。把他叫作“海盗”是对他最大的侮辱，因为作为私掠船长，他的身份是得到伊丽莎白女王承认的，而且这个身份拥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在死后，德雷克被笼罩上了荣耀的光环。在与西班牙对抗了近30年后，他在进攻波多黎各圣胡安的战斗中被打败了，随后死于巴拿马大西洋沿岸的波多贝罗。虽然他的形象确实受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民族主义的美化，但他在他那个时代的确享有很高的声誉。德雷克先后当过航海家（他在1580年完成了英国第一次环球航行）、船长、奴隶贩子和政客。如果抛开这些标签，德雷克及其追随者们（冒险家、海盗以及海贼）的这种私掠行为可以被理解为欧洲人海洋进取精神的一种不够规范的表达。的确是那个时代的欧洲人以一种可怕的效率发展出了海盗这个行业，而这种活动随后便在全世界普及开来。

迈向18世纪

西方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海上军事霸权，是建立在对军队及舰队组织方式进行根本改变、取得重大发展基础上的。从1530年开始，欧洲各国王室官僚系统就开始招募海员和士兵，并为造船工厂和海军士官提供资助，使它们的舰队得以壮大起来。在1670-1710年间，专制制度蓬勃发展巩固了各国的君主统治。而同一时期也是海盗行业没落的时期，这并不是一个巧合。

18世纪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欧洲各王朝在陆上和海上持续混战。围绕法国以及印第安问题展开的七年战争从1756年持续到1763年，真正标志着西方走向了新的战争形式。在许多学者看来，那才是第一次世界性的战争，因为它是在亚洲、美洲和欧洲同时进行的。在当时的战场上，对速度的要求还是胜过对准度的要求，这种要求决定了士兵的行为。没有人命令他们用武器瞄准，他们的武器上一般也没有瞄准用的准星。在陆地战场上，部队轻型化、按师建制以及野战炮兵的创建都使战争的形式有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海战同样取得了发展。随着英国舰队占据主宰地位，17世纪欧洲各国舰队所保持的表面平衡被打破了。舰船成了培养和锻炼战争经验的真正工厂，而建造舰船也是对技术能力的巨大考验。1789年，全欧洲共有440艘战列舰，其中英国有153艘，装备了批量生产的标准化钢炮。而到了1810年，英国皇家海军拥有战舰1000多艘，包括243艘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的战列舰，总运载能力高达861000吨位，海军服役士兵142000人。这支海军实力如此强大，而且具有在全球任何地方开战的能力，因此很快就成为即将登上巅峰的大不列颠帝国的利剑。

加勒比海的海盗、海贼以及私掠船

1570-1629年

英国“鲨鱼”德雷克和荷兰海贼海因 他们是加勒比海域海盗行当的祖师。

1633-1640年

建立海盗港 随着勒瓦瑟（Leva-sseur）的到来，乌龟岛变成了海盗的基地。西班牙人对该岛的海盗进行了一系列打击。

1640-1655年

成立兄弟会 乌龟岛上的居民互称“海边的兄弟”。英国人征服了牙买加岛，该岛随即成为私掠船的活动基地。

1660-1668年

黄金时期 法国西印度公司委任贝尔特朗·道吉龙（Bertrand d'Ogeron）为乌龟岛总督（1664年）。在他任内，该岛迎来了黄金时期：亨利·摩根、奥洛人以及巴斯克人米歇尔等海盗齐聚于此，并从那里出发去进攻和劫掠太子港、马拉开波和巴拿马。

1680-1688年

衰落期 海盗成了所有国家的威胁，各国消灭海盗的意愿越来越强烈。1688年，亨利·摩根死亡，标志着这种海盗活动方式的终结。

天文测量怀表 16世纪末，柯尔（H. Cole）制作。它可能曾经属于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

欧洲人在海洋上达到的技术能力是无可置疑的。比如，1841年2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架着两门32磅大炮的英国蒸汽装甲舰“复仇女神”号（Nemesis）在驶向广州的途中，仅用一天时间就摧毁了中国九艘战船、五座堡垒、两个军事哨所和一座沿海炮台。1853年，几艘俄国装甲舰轻而易举就打败了奥斯曼海军舰队；也是在1853年，西方战舰又用大炮轰开了海防工事坚固的日本，迫使其从此打开了国门。

如果不了解舰船技术的演变，不了解海战的演进，怎么能理解大探险的历史进程？当然不能。因为推动它们向前发展的，是相同的主角和工具。正如军事史专家杰弗里· 帕克（Geoffrey Parker）所指出的那样：“欧洲各国对于彼此之间在陆上和海上争战的持续关注，最终产生了惊人的红利。这主要是由于西方国家在军事上的优势，催生了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霸权。”

笼罩着新大陆的恐怖阴云

在17世纪长达七八十年的时间里，为对抗西班牙，欧洲列强派出了各种私掠船、海盗、烤肉海匪以及海贼与其为敌。这些雇佣兵相聚在“海边的兄弟”的名下，把乌龟岛变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盗贼和杀人犯的老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