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门舶——“四不像”的三桅大海船

印度洋帆船的跨洋航行能力，早在中国三国时期即有记载，康泰在《扶南记》中说，印度河三角洲有大船“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唐代鉴真东渡时，漂流至广州，看到“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舶深六七丈”。但是，在历史文献中很少看到婆罗门（印度）和波斯帆船的历史图像，这一点与地中海帆船历史图像遗存大不相同。

现在能看到的古印度帆船图像，仅有印度南方的百乘王朝（Satavahana Dynasty）钱币上的双桅船图案。此船桅以“人”字杆支撑，船尾有一个侧舵。除了这一历史图像，印度古船在7世纪还留下了唯一的一件婆罗门舶历史图像，那是佛教造像在中印度结下的善果。

1819年，一队英国士兵进入印度深山猎虎时，意外闯入湮没已久的石窟群。当时，一位军官在一个支提窟（“支提”意为“塔”）的石柱上，刻下一行字：“约翰·史密斯，第二十八骑兵队，1819年4月28日。”这个约翰·史密斯的偶然发现，改写了印度乃至全世界古代艺术史。这个石窟就是后来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阿旃陀（梵语意为“无想”）石窟。如果以中国艺术宝库类比，它就是“印度的敦煌”，但比敦煌更古老。

公元前3世纪，孔雀帝国的阿育王开创了凿山造窟的先例。公元前2世纪，中印度人在今天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北部的温迪亚山（Vindhya）上开凿阿旃陀石窟，这个工程持续到2世纪下半叶，由于中印度佛教发展陷入低潮而停止。460年，虔敬的佛教徒诃梨西那（Harisena）成为伐迦陀迦（Vakataka）王朝的统治者后，空寂已久的山谷中又响起斧凿之声，石窟开凿持续到7世纪。

7世纪，印度阿旃陀石窟壁画中融合了东西方帆船多种元素的“婆罗门舶”

阿旃陀石窟现有30座石窟，从东到西绵延550米，石窟集印度古代建筑、雕刻和绘画之大成，尤以壁画艺术著称于世。由于洞窟开凿年代分属不同时期，壁画内容也有所不同。有的内容为小乘佛教，有的内容为大乘佛教，而晚期的第1、第2窟，世俗性题材增多。

阿旃陀石窟最出名的壁画是第1窟的《波斯使节来朝图》，一些学者曾推断此画表现的是波斯萨珊王朝国王库思劳二世（Khosrau Ⅱ，591—628年在位）所派的使节，来访问遮娄其国王补罗稽舍第二世（Pulakeshi Ⅱ）。同样，有学者依此推断第2窟第2廊第1室的一幅海船壁画，表现的也是波斯使节乘船来朝。但从此室整体壁画来看，它反映的仍是佛经故事，其中一部分是“贤者本生”，船画应是“海商本生”。

这幅“海商本生”讲的是海商普鲁纳的故事。普鲁纳驾船出海做生意，因经常在航行中诵读佛经，在海上遇到海怪时，得到神的救助，得以脱险。七次海外航行后，他回到故里，皈依了佛门，并把贩运香料和香木挣的钱捐给寺院，用于修缮僧舍。所以，称此画为“婆罗门舶渡海图”也许还贴切一点。当然，此船型也并非真正的“婆罗门舶”，它更似于一艘“四不像”大海船。

这幅壁画创作于7世纪左右，有些残损，但仍可见画中是一艘大海船，船员正在诵经，迎战海怪，破浪而行。这艘大海船几乎每个地方都非常独特：其船首有船头雕像，还绘有船眼，船首桅装有一前桅圆帆，三根主桅装有宽大的方帆，船尾也装有一面帆；船体圆滚滚的，近于僧伽罗（我国古代对斯里兰卡的称呼之一）风格；船尾的两支可以联动的长桨，固定于船尾“四分之一舵”的位置，同时又与一个中央机构相连，近于古埃及桨帆船的样式；船的首、尾两端有游廊，很像中国唐代海船的风格；船尾楼不高，有顶盖，呈半敞开状，里面放满了陶罐，可能是用来压舱和贩运的用苏合香树榨取的香树脂“苏合油”（这种香树主要产于非洲、土耳其、伊朗、印度等地），或者是爪哇的香料。这一点更证明它是一艘商船。最令人不解的是，此船有三根高高的桅杆，悬挂着中国式的方帆，而不是印度洋通常使用的斜桁三角帆。

这艘“四不像”的“婆罗门舶”是一艘融合了地中海、印度洋和太平洋帆船多种元素的混合帆船，较之其他海船，有更强的远航能力，能战风斗浪，甚至不畏海怪。7世纪左右的印度海船几乎没有留下可靠的历史图像，这幅佛教壁画中的大海船虽然“四不像”，但仍是极珍贵的印度洋海船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