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追诉时效问题

结合此次刑法修正，讨论追诉时效涉及的核心问题在于：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部分犯罪的刑罚进行调整的背景下，追诉时间应依旧法还是新法来确定？例如，《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职务侵占罪中数额较大的法定刑由“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降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那么对于修正案生效前实施的行为，其追诉时效应为5年还是10年（【例1】）？又如，《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开设赌场罪的法定刑由“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升至“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那么又应如何确定追诉时效（【例2】）？

在展开分析之前，需要了解学界关于追诉时效定位的不同观点：“实体制度说”认为，追诉时效本质上是或主要是一种刑事实体法制度，是刑罚消灭事由或者刑事责任阻却事由；[16]“程序制度说”则认为，追诉时效本质上是或主要是一种刑事程序法制度，超过追诉时效是国家刑罚权合法发动的程序障碍。[17]由此，要想对刑法修正造成的追诉时效判断问题展开公允的探讨，就必须兼顾上述两种不同的学术立场和分析框架。在明确这一前提后，对于追诉时效问题，我们将进一步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