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知识的多重形态

案例研究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社会知识？

第一种是解释性知识，即有关影响、起因或者推动力（动力条件和行为、事件的因果关系）知识。这类知识的作用，在于帮助我们知晓事实、行为及事件因何发生，为何以这样的形态而非其他形态发生，它们在什么条件下发生，推动力来自什么。比如关于社会变革的研究，案例研究者需要抽丝剥茧，将真正的变革从无关紧要的各种影响因素中区分出来，认识“改变社会结构的罕见时刻”，以及变革产生的力量来源17。案例分析中常见的动力研究、转折点研究、比较历史研究，以及传导机制研究等，大多属于这一类。

第二种是理解性知识，即挖掘特定条件下的行为（行动）之特点、内涵和意义知识，这类认识活动常见于人文取向的分析作品。理解与解释的不同在于，解释的重点是证明和行为相关的原因，而理解的目的，则是认识人类社会各种行为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是一般的，也可以是独特的。比如，说明自杀行为和自杀者与群体的关系有关，涂尔干提供的是解释性知识——解释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因素，影响着自杀现象发生；而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阐释了中国社会关系的特征，他提供的是理解性知识——理解中国的社会关系区别于其他关系的结构性特点。

第三种是规范性知识，即挖掘有关 “价值评估”的知识，它们可以作为标准，用于鉴别什么是有益伦理，有益行为，有益关系，良序社会，或者怎样的制度干预是公平的，等等。这类知识的目标，在于发现对人类延续有益的生存原则，并力求将其转变成行为规范或制度原则。因为人类的认识活动，不仅关切解答客观现象，还关切优良社会的建设，这就需要建立价值标准，对利害进行评估，以寻求良好生活的价值选择。

为何规范性知识不是一项个人见解，而是社会知识？规范性知识由学者阐发，似具有主观性，但它反映的应不是个人而是公共事务的“主观性”，它们是经由“交互主观性”18作用，形成的社会价值事实。案例研究常使用一些具有描述和评估双重含义的概念，比如德性，还比如自由，它们都不是单指个人德性和个人自由，而是人们在社会共处及相互关联中所需的德性和自由。这些概念既是对客观现象的描述，具有事实客观性，又是对行为特征的评估，具有价值导向性。价值作为公共事务的重要标准，往往需要通过案例研究得到阐发，在这一点上，案例研究可以对政策研究做出贡献，因为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某项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和有效性，还需要认识它对行为的激励后果，是否对社会整体有益19。规范性知识可以通过确立或修正人类对于理想状态的界定20，来补充解释和理解性知识的不足，帮助人类朝向理想和文明方向行进。

规范性知识无法与“客观研究”完全分开，是因为它事关甚至能够影响多数人的判断标准。比如，上述“朝向理想和文明方向行进”，实际上必须包含有价值标准：什么是理想方向，什么是向文明行进，它们需要通过规范性知识的生产和辩论加以阐明。众所周知的例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他提出一项规范性知识——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更理想的分配制度。这里的更理想属于价值标准，马克思提出这一标准，显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生活之更理想，而是他认为，对于广大的劳动者来说，社会主义是更理想的分配制度。还比如人类学家吉尔兹提出，在理解人类行动的动机方面，地方性知识比普遍性知识更具真实性21，因而也价值更高。

规范性知识可能修正人们的价值观，比如在市场经济发源并扩散的初期，有关商业行为的道德争议广泛发生，这是因为大量的商业行为是新现象，商业关系与传统关系存在不少道德原则上的差异，社会研究经历了激烈辩论，才确立了“商业盈利”的道德位置，使得受到法治约束的商业行为具有了正当性。22与此类似，指出人身依附关系具有阻碍发展的缺陷，这也是包含价值性的知识：对于经济活动的推动，人身依附不如独立对等关系更具建设性作用。这些有关社会的研究，不仅包含有规范性知识：商业行为具有正当性，依附性对经济发展具有损害性，等等，而且它们阐发的价值标准，并非有史以来就存在，而是经济社会进入复杂阶段后的产物。这意味着，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规范性知识会发生改变，所以需要不断研究和认识。

规范性知识对于研究者之重要，在于他们经常需要意义判断。比如，为何一些议题重要于其他议题？为何一些制度更为基本关键？一般的分析较少涉及这些问题，因为“意义”对于他们的解释工作而言，表现为要素关联的显著性程度事实，而非价值高低的比较。在很多研究领域，人们一般认为，从纯粹的经验现象中推不出价值证明，因为经验研究只关乎事实，它使用规范，却无法证明规范，规范和证明有各自“独立”的逻辑轨道，就像无法从“是”中推出重要与否。但案例研究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的研究问题选择，一般就包含有“是否重要”的判断，为什么要分析这个而不是别的案例？为什么要收集案例资料去证明一个不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去做对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的问题？这些在一般的“中性”研究中不会过度重视的问题，却是案例研究者首先需要考虑的。

上述三类知识，都可以成为案例研究追求的目标。显然，这对研究者的要求不是低了，而是更高了。除了经验观察，提供理解和解释性知识，案例研究还可能提供价值性知识，这突显了知识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解释和理解，它的反思性特征也同样重要。知识来源于两种途径：其一，经验现象的证明、归纳、演绎和推论，其二，反思，通过考量一种潜在性——评估确定和已知的事实，将其与人类的经验、信仰和追求联系起来。这种反思能力，即在尚未关联的事项中建立预设的关联，以求发现潜在性对于社会的影响意义，属于人类所特有。人类的认识活动，可以通过反思性的预设关联, 来构造无法直接从经验现实中出现的信念，而社会科学的案例研究可以做到两者：发现事实，同时阐发价值原则和信念。

因此，社会科学的案例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它可以提供多样知识，不仅可以在要素因果关系上发现解释性知识，也可以对特定的现象或行为特征提供理解性知识，更可以通过反思活动寻找和更正价值性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