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尚书·盘庚》初本不分篇。《汉书·艺文志》载《尚书》类典籍有“大小夏侯章句各独二十九卷”和“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976，这与《史记·儒林传》谓伏生治《尚书》“独得二十九篇”977的说法相合，故《盘庚》此时尚为一篇。《艺文志》又载“欧阳章句三十一卷”978，可知至欧阳氏时始分《盘庚》为三篇。《隶释》卷一十四所载熹平石经以欧阳氏《尚书》为底本，亦分为三，上、中两篇及中、下两篇之间各空一字，以示区别。此后，各代刊本里《盘庚》上、中、下三篇次序均同，无异说。

清代学者俞樾“尝取《盘庚》三篇反复推求”979，认为三篇所述与盘庚迁殷史事不符。兹将俞说详细征引如下：

篇首曰“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盖民习于耿之奢淫，故至殷而民不适有居，言不安于所居也。盘庚“以常旧服正法度”而告之曰“无傲从康”，又曰“不昏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又曰“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又曰“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所再三致告者，皆勉以本业，戒以荒淫，正与去奢行俭之指合。且曰“自今至于后日”，则为既迁后所作可知。使其时尚未迁，则但可如中篇之末所云“今予将试以汝迁”，不当曰“自今至于后日”也。又自“王若曰格汝众”至“罚及尔身弗可悔”，凡数百言无一语及迁，至中篇则屡言之曰“视民利用迁”，又曰“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又曰，“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岂非中篇述未迁时语，故屡及之？上篇乃盘庚迁殷后正法度之言，与迁无涉乎。故以当时事实而言《盘庚》中宜为上篇。《盘庚》下宜为中篇，《盘庚》上宜为下篇。曰“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者，未迁时也，曰“盘庚既迁，奠厥攸居”者，始迁时也；曰“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者，则又在后矣。

这个分析试图从《盘庚》所述史事的内在联系中来说明三篇次序有舛误。此说遭到杨树达先生的驳难：

上篇首云“盘庚迁于殷”者，乃计谋决迁后之辞，非已迁之辞也。自“我王来”至“厎绥四方”，皆殷民吁戚矢言之语，而前人皆误以为盘庚告民之辞者，以文有“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之云，谓新邑必指将迁之殷言也。……今据《竹书纪年》所载南庚迁奄及盘庚迂殷之年计算，知殷此三王居奄之时日，不过二十二年，殷民称之为新邑，良非无故。新邑斥奄，非斥殷，则“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之语为殷民之语，非盘庚之语明矣。中篇云：“予若吁怀兹新邑”，予若吁乃若吁予之倒文，怀兹新邑正谓殷民怀恋奄都也。必知此义而后知三篇之次序井然不紊，无可移易，俞樾谓中下二篇当为上中二篇，上篇当为下篇者，非也980。

这个说法并没有将俞说驳倒。如《盘庚》上篇首句“盘庚迁于殷”，俞说谓指盘庚迁殷以后事，杨说谓指盘庚计谋中事，从文义分析而言显然以俞说为长。又如“新邑”之称于中篇凡两见，作“予若吁怀兹新邑”和“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新邑”当指新迁之邑，不大可能指旧居之邑。杨说以“新邑”指奄，很难使人信服。尽管俞说曾被驳难，但由于驳难不力，所以俞说仍有很大影响，杨筠如《尚书核诂》在《盘庚》篇序里曾称引俞说，并谓“俞说近似”981。顾颉刚、刘起釪两先生认为俞说“与三篇内容相符合”，并且在《“盘庚”三篇校释译论》里“采取了他的说法，把各篇次序按讲话时间的先后纠正过来：以原中篇为第一篇，原下篇为第二篇，原上篇为第三篇”。982

然而，俞说并非无懈可击。

首先，对于《盘庚》篇的时代、作者和性质的判断，俞说是有问题的。他说：“《盘庚》之作当从《史记·殷本纪》说，纪云：‘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是《盘庚》之作在小辛时，作盘庚所以讽小辛也，伤今思古，犹《小雅·楚茨》诸篇之义也。”983按照殷人通例，对于祖若父、兄辈先王只称祖某、父某、兄某，如武丁在二期卜辞中称父丁、三四期卜辞称祖丁，直到五期卜辞才称武丁。又如盘庚，在一二期卜辞中绝大多数称父庚、祖庚，般庚之称只在周祭卜辞中流行。虽然小辛之时的卜辞尚未发现，但依通例，当时称盘庚应为兄庚984。《盘庚》篇只以盘庚为称，必非作于小辛之时。又如殷代不用“天”字，《盘庚》却用了五个，虚词“而”、“则”等均为周代所始用，《盘庚》篇却多用。凡此皆说明此篇不当作于小辛之时。其实《史记·殷本纪》关于《盘庚》之作除了俞氏所称引的一种说法之外，还有“告谕诸侯大臣”之说。《史记·殷本纪》两说并存而未加抉择。历代注疏家多以为《盘庚》篇为盘庚诰诫臣下之语，周代才加工润色而写定。王国维说“商书之著竹帛当在宋之初叶”985，当近于实际。《盘庚》应为周代人依据商代诰谕之辞所撰的述古之作。

其次，俞氏按照他自己的理解为《盘庚》三篇重新排定次序，说是“《盘庚》中宜为上篇，《盘庚》下宜为中篇，《盘庚》上宜为下篇”。这在文献版本流传上是毫无根据的。《盘庚》原为一篇，至汉始分为三，然三篇次序从不紊乱。古代文献中因错简而前后次序混乱者，间有所见，然均以十几字乃至几十字为限，成篇文章误倒者尚未有闻。若一定说《盘庚》上、中、下三篇次序皆错，一定得有文献版本学的证据，而俞氏却没有提出这方面的任何一点根据，其根据仅仅是“以当时事实而言”，这样，人们不禁要问，俞氏所谓的“当时事实”是否合于历史实际呢？

最后，关于盘庚迁殷的路线俞氏信《帝王世纪》之说。《后汉书·文苑传》载杜笃《论都赋》：“般庚去奢，行俭于亳。”注引《帝王世纪》：“般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来，奢淫不绝，般庚乃南度河，徙都于亳。”986此说盖以《史记·殷本纪》“祖乙迁于邢”987为本，认为自祖乙至阳甲六王一直居于耿。《索隐》：“邢音耿，近代亦本作耿，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988《正义》引《括地志》云：“绛州龙门乡东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国也。”989此耿的地望在今河南省温县东，位于大河北岸，故有“般庚南渡河”之说。《帝王世纪》谓“徙都于亳”，与《尚书·盘庚》的“盘庚迁于殷”显然不合。俞氏不仅没有对这个矛盾加以辨析，而且忽略了《竹书纪年》“盘庚自奄迁于殷”的记载，俞氏一方面谓盘庚徙都于亳，另一方面又以盘庚迁殷为事实依据而重排《盘庚》三篇次序，不析其间的矛盾纠结，所以其立论的根据是有问题的。

总之，以上几个方面的讨论可以说明俞樾重新排定《盘庚》三篇次序的论断是缺乏根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少人还是相信俞说而认为历代相传的《盘庚》三篇次序是排错了呢？对俞说的肯定，一般都先有这样两点认识：（一）认为盘庚是自奄迁于殷的（尽管俞氏不承认这一点）；（二）认为盘庚迁殷后，“更不徙都”。显然这两点认识都源于俞氏所忽略的《竹书纪年》。俞氏的对《盘庚》三篇次序的重新排定和这两点认识是合拍的。《盘庚》中篇谓“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是谋划迁徙之事，所以当在迁殷之前，下篇谓“盘庚既迁，奠厥攸居”，指刚迁完毕；上篇谓“迁于殷，民不适有居”，当指民众在殷住了若干时间以后的事。对盘庚迁殷作如是解，那么自然就要肯定俞说的正确了。《帝王世纪》和《竹书纪年》的说法是矛盾的，俞氏虽然以前者为立论依据，论断粗疏，却恰恰符合了后者所载盘庚迁殷史事。不少人正是从肯定《竹书纪年》这一点出发来相信俞说的，而对俞说的粗疏、舛误则都置于不论不辨之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