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昊天上帝崇拜和祖宗崇拜的逐渐结合，从“以祖配天”到“以德配天”的觉醒，是三代宗教、政治、伦理发展的趋势。那个时候，宗教、政治、伦理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礼”。殷周之际的变革使周初统治者把血缘性的祖宗崇拜，发展为政治与道德性的祖宗崇拜，把外在性的天神崇拜，逐渐内在化、道德化了。《易经》、和同、阴阳、气、五行，表达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

孔子把对超越之天的敬畏与主体内在的道德律令及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结合了起来，把宗教性转化为内在的道德性，突显了“仁”。“天”不仅是人的信仰对象，不仅是一切价值的源头，而且也是人可以上达的境界。孔子强调要在人事活动中，特别是道德活动中去体认天命。孔子关切小民利益，主张德政。其“仁”学是人道主义的价值理性。子思以德气“五行”说与“天命之谓性”的形上学，孟子以内在价值源头的开掘，“仁义内在”“人性本善”说及“仁政”思想，荀子以重视社会文化制度建构与后天教育的礼乐之学和知识学进路，从不同方面推进了儒学。

孟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揭示了关于人性的新的观念：善性良知是天赋于人的，是先于经验的，是人区别于动物或他物的类特性、类本质，在人之类的范围内是具有普遍性的。仁、义、礼、智、信等，不完全是社会他在的道德规范，同时又是本心所制定的法则。这就是道德生活的内在性。“四端之心”本身即涵有道德价值感，同时又是道德判断的能力和道德主体自我实现的动力。荀子在经验的层面上指出人性本恶，认为人之为善是后天的，主张“化性起伪”。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化性起伪”，其根据在于他有“虚静之心”，即人性虽恶，但其心则非，因而主张走德化教育之路。

《老子》中的“道”是一个终极实在的概念，它既是形上本体，又是人生的法则。它是不受局限的、无终止的、一切事物的源泉与原始浑朴的总体。“道”周行而不殆，周流万物，即在循环往复、不断返回本根处的运行中，实现出有形有象的器物世界，即“有名”的世界。“道”是“有名”与“无名”、流变与不变、整体与过程的统一。庄子把“道”论发展到极致，并提出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理想人格论和“心斋”“坐忘”的工夫论及直觉体验型的“知”论。

先秦儒家是“天”或“仁”或“诚”的形上学，“天”“仁”“诚”是创生万物的超越根据。儒家的天道与性，有其刚健、清静、澄明的精神。在此背景之下，儒家肯定“有”，也就是现实的日用世界。道家之“道”，也是生成万物的超越根据，道家以“无”设定真实的本源世界。就道体而言，道是无限的真实存在；就道用而言，道周溥万物，遍在一切之用。《庄子·天下》赞扬关尹、老聃“建之以常无有”。这是真正的哲学智慧。道家这种既无又有、既相对又绝对、即妙用即存在的双向圆成的玄道，启发了后世的魏晋玄学、宋明道学（理学）之即体即用、即无即有的模型。道家强调无用之用；儒家强调有用之用。儒家之“有”“用”，即积极建构人文世界，以人文化成天下；道家之“无”“用”，则要从人文世界中超越出来，回归到自然而然的自然境界。《易传》则是儒道两家有机的完美的综合。

兵家孙子从多方面探讨了军事规律，以整体、综合和动态流衍的方式把握战争全局，其避实就虚、奇正相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显现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谋略权变，充满了辩证的智慧。

墨子思想主旨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其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兼爱、非攻、天志、明鬼等十大主张而言，乃以兼相爱、交相利为中心。墨家也主张“义政”“善政”并以“天”为源头。其“天志”思想，是平民意志的外化，其论证方式，则是以“利”为枢纽的。

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以“法”为中心，“法”“术” “势”相结合的君主集权思想。他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他认为人的心性俱恶，人皆自利。君国之利在耕战。历史观上，他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名家代表了中国的又一种智慧。无论是惠施的十大命题，还是公孙龙的白马论、坚白论、名实论、指物论，抑或是后期墨家的名、辞、说、辩，乃至荀子的正名学说，都是中国式的逻辑学。

先秦时期的本体论、宇宙生成论、道德形上学、社会政治哲学、人生论、知识论与逻辑学都非常发达，极有价值。

这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是文化基因。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展示了中国哲学的活力与魅力。多样的范式、深沉的意蕴、智慧的追求、人格的感召，是后世哲学家们不断回味、不断汲取、不断反哺、不断诠释、不断超越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