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

标志着西欧步入“现代”的重大事件之一：地理大发现。

地理大发现，主要指的是以1522年麦哲伦及其船员们完成环球航行为高潮的一系列地理探险活动。地理大发现使得欧洲发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使得他们的原材料来源、未来商品倾销的市场以及劳动力的来源地有了极大的扩张，这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崛起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达·伽马开辟了绕过好望角的航线，这些都是地理大发现中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名字我们已经耳熟能详。我们经常会有一种疑问：如果不是历史上这些非常重要的人物，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这个世界会不会还是现在这个面貌？这是一个非常难以解答的问题。帕斯卡就曾经提过一个这样的命题。罗马共和国后期有一位埃及女王——伊丽莎白·泰勒演过的电影《埃及艳后》的主人公，名叫克丽奥佩特拉（Cleopatra）。她因为既拥有巨大的权力，又美貌无比，所以在恺撒、安东尼和屋大维之间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帕斯卡有一句名言：“要是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长得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就会改变。”[2]克丽奥佩特拉如果只有权势而没有美貌，她对于这些政治人物的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我们知道，美貌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增之一分或减之一分都不行，何况是在鼻子这么关键的部位上。帕斯卡是借此讲历史有很多偶然性。

我们今天也有很多人会有种种的假设。像“假如慈禧太后在光绪变法之前就已经死了，中国将会是什么样”，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无穷地追问下去。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些偶然性的作用也许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地理大发现，尤其是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整个现代世界的面貌肯定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地理大发现是构成西方在现代世界、在整个地球上占据优势地位的一个核心事件。

然而，如果不是哥伦布，在那个时期或迟或早也一定会有别的人发现新大陆，因为新大陆就摆在那里，而在当时的西欧，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别的国家，每年都有无数的探险家踏上探险的征途。在别的方面我们也有类似的例子，比如对于现代科学乃至于对于现代文明的影响非常大的微积分，即使不是莱布尼茨，还有牛顿也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这已经被证实了。

所以，一个人的名字，和他所做出的事迹之间，有时候并不见得就能够完全画等号。没有哥伦布大概也会有新大陆的发现，没有莱布尼茨实际上也可以有微积分的发明。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偶然性就完全被排斥了。我们只是说，有时候对这样的问题可以再细分，再做进一步的剖析。

标志着西欧步入“现代”的重大事件：除了地理大发现，还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我们会选择相关的论著，来回顾这些标志着西方由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的重要事件。

先说现代，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差异，就在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模式非常不同。用我们所熟悉的话来说，传统社会是一个简单再生产的社会，它的基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长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化。而现代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不断地在变化，它不断地在发展，经济发展尤其是以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进行的。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许多现代生活的因素，在古典的希腊罗马、在中世纪都不存在，而是在现代社会诞生的过程当中逐步呈现出来的。这些因素既包括经济发展方式上的大不同，也包括整个社会的、政治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既涉及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现在各种意识形态的国家都认可的、普适的价值开始得到了确立，还涉及现代科学的飞跃发展以及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根本变化等等。这些因素是我们先后会接触到的。

我们先从文艺复兴入手，来谈谈现代社会在诞生之初所出现的一些变化。文艺复兴，通行的说法是，在14世纪到16世纪之间，以意大利为中心所出现的这么一个社会文化上的大变动。文艺复兴有一个专门的词Renaissance，这是个法文词，相当于英文里面的rebirth，再生。因为文艺复兴在表面上，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显得像是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重新复活，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一样。当然，我们更确切地知道，虽然文艺复兴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借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化重新复活的形式，但是实际上已有了全新的不同的蕴含。

文艺复兴为什么会出现在意大利或者是以意大利为中心？

因为，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化，总是跟经济的变化相适应而发生。在14世纪到15世纪前后，整个意大利半岛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俗点说，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那时的意大利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在14—15世纪的时候，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里面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是指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式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而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问题，还涉及精神因素、文化因素以及法律、政治的因素等。这是我们随后讲到宗教改革的时候，还要从别的角度来阐明的。这么一个大的变动之所以出现在意大利，当然还有其特殊的原因。

首先，意大利处于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之中。从古罗马帝国后期到整个中世纪，西方世界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地中海来发展的，整个文明世界对于西方人来说，就是以地中海作为内湖、作为核心地带而得到发展的。而意大利处在整个地中海北岸的中部，它连接着北欧，连接着西欧、中南欧和小亚细亚，是地中海世界的一个交通要道和主要的贸易通道，这使得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要知道，地理位置对于特定地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是很大的。比如，英国在现代史上的崛起是非常晚的事，现代之初在西欧舞台上唱主角的先后是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英国真正地成为引领整个西欧世界的一个强国，是到了16世纪、17世纪以后的事。这中间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新大陆的发现。新大陆的发现，使得原来处于偏僻一隅的英伦三岛变成了欧洲通往新大陆的前哨，这个变化是非常之重要的。

优越的地理环境以及别的因素带来的经济发展，是意大利当时在整个西欧占据了优势地位的一个原因。那个时候，意大利各个城市的工商业高度发达，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得许多在中国甚至是到了最近几十年来才熟识的经济生活当中的一些因素，在那时就已经出现了。比如，贸易的发展也带来了麻烦，因为意大利政治上处于高度分裂的状态，做生意结算非常不方便，各种不同的货币怎么结算成了很现实的问题，所以银行业、汇兑业务等逐步发展起来。又比如，欧洲长期从东方世界运来香料，也从别的地方运送特产，这本身是一桩非常发达、一本万利的买卖，但是也有很大的风险。如果碰上了海盗或者暴风雨，就有可能血本无归。怎么样能够保证正常的生意进行呢？保险业在这个时候也应运而生了。这样的因素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也就是说，当代经济生活当中的一些重要因素，在那个时候的意大利就开始逐渐地发展起来。这些新的因素对于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在政治局面上和古希腊的雅典、斯巴达时代有点相似。虽然整个意大利半岛的人很早就有了意大利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应该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意识，但是在实现民族的统一、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当中，意大利可谓步履蹒跚，进行得非常艰难。

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梵蒂冈的存在、罗马教廷的存在。教皇的至高权力和他居于核心的那样一个政治实体的存在，能够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靠教皇来统一意大利好像做不到，世俗的权力和他抗争得非常厉害，但是他却有足够的能力来破坏别的势力统一意大利的企图。所以，意大利在政治上是长期分裂的。

但是在过往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政治上的分裂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数学家，而还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罗素，就曾经评论说，人类历史上文明的几个高峰期都不是在大一统的时候，而是在政治上高度分裂的时候出现的。他列举了古希腊、先秦时期的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还包括19世纪初的德国。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现代文明的成就之一——这个成就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肯定的——就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也能够允许学术和思想的自由发展。但是这样的条件至少在以前是不存在的。

意大利的主要政治单位是城邦，就是以一个城市为核心构成一个国家。城邦之间的关系当然是非常之复杂，它们之间合纵连横，一会儿相互为敌、一会儿彼此为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变化非常频繁。城邦的政治形式也多种多样。政治统治的类型千变万化：有罗马教廷所控制的梵蒂冈；有的城市完全是由几个寡头来统治；有的城市是共和制，是多数人说了算。

还有的城市更奇怪，意大利人那个时候非常之富有，富有得对自己生命的珍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要花钱雇别人来为他们打仗。众所周知，现在的瑞士是全世界最热爱和平的民族，瑞士已经都好几百年没有发生过战争了，但是大家也许不知道，瑞士曾是欧洲历史上输出雇佣兵最多的一个国家。那时候，就有很多瑞士雇佣兵被意大利富有的城市所雇用。但是你花钱买他的武力，总不如他把你取而代之，对于他来说更合算。反正都是为钱卖命，还不如自己成为钱的主人。所以，用雇佣兵就有这个风险，有的城市就完全被雇佣兵的头领篡夺了统治权。

我们之所以专门谈到雇佣兵这一点，是因为如果你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会看到有一些章节专门提到应该建立一支常备的国民军。为什么他会总谈这些事？就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在那里。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所处的非常复杂多变的那样一种政治局势。这种形势对于民族国家的统一来说是件坏事，但也使得个人政治才能的发挥得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使得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思考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层面和高度。所以从某些方面来说，倒不见得就完全是坏事。

在马基雅维利之前，但丁就已经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位置，如果我们看过但丁的相关著作就会发现。因为还在但丁的时期，究竟应该以谁为首来完成意大利的统一，就已经成了不同党派之间殊死斗争的一个根本缘由。就像希腊的文明是以雅典作为中心的一样，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有一个中心，就是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几乎所有的作家、文人、艺术家甚至是作曲家，即使他们原本不是佛罗伦萨人，他们的成就、他们所受的教养、他们所做出来的事情，好多也都是和佛罗伦萨相关的，佛罗伦萨成为整个意大利的文化中心。世俗生活、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当然也会发生变化。富有的阶层慢慢地想要发出更多的声音，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自然也会导致观念的变化。我们可以从文学作品中看到这一点。看薄伽丘的《十日谈》、但丁的《神曲》，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这些变化。可以说，在整个中世纪，唯一合法的意识形态支配、笼罩着整个西方文明的思想体系，那就是基督教神学。在这样一种神学观念的支配下，现实的人生是次要的，而来世才是最为重要的。现实生活的目标，是使你的信仰更加纯洁，是使你外在的行为更加符合各种戒律，以保你来世能够获得拯救。所以现世更多的是被看作一个过渡阶段。人的欲望本身是人得救的大敌，甚至自然的美好对于人们来说也有可能是恶魔的诱惑。而一旦现实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世俗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以后，人的现实需要、现实的欲望满足，就变得重要起来，甚至是代表着传统的森严价值观的教会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我们看《十日谈》里面，荒淫无道、男盗女娼的就是教父和修女，而这些人恰恰是应该代表最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应该是基督教德行的体现者。不过这一点也非常好理解，我们去看晚明的一些小说，比如“三言二拍”，也会看到里面那些“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人物，往往都是儒生、道士、和尚，恰恰是这些表面上好像看来最应该遵守清规戒律的人。这也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确是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

佛罗伦萨的长期繁荣和一个家族有很大关系，就是著名的美第奇（Medici）家族。我们看文艺复兴时期一些重要人物的传记都会发现，他们和美第奇家族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关联，比如达·芬奇、马基雅维利。文艺复兴是对现实生活更加重视、更加肯定的这样一种文化。想要突破中世纪的浓郁文化氛围，采取古典文化复兴的方式，当然是来得比较自然、比较容易的一条道路。

简单地说，文艺复兴的基本精神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用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他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的论断，文艺复兴的基本精神就是人的发现。简单说来，就是以人为本。这个“以人为本”，不是我们现在强调民生的新的施政路向，而是和“以神为本”的中世纪的世界观正相反。以人为本强调，人是有价值、有尊严、有自由、有选择的，人的现实的生活是美好的、值得过的，人的欲望并不见得都应该受到压制。可以说，这是一种对于世俗生活的肯定和向往。

文艺复兴的文化繁荣和政治方面的状况分不开，这点我们刚才已谈到。用布克哈特的话来讲：“政治本身成为一门艺术。”的确，不同统治形式的城邦在一起，不同的利益纠结在一起，尤其是内政和外交纠结在一起；几个强大的邻国总是希望插一脚，西班牙、法国都希望对意大利施加自己的影响，弄得意大利的政治局面极为纷纭复杂。正是这样复杂的局面，使得政治人物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看司马迁的《史记》，写到了先秦时期来往周旋于各国的好几位重要人物，他们的政治才能的体现和个人的业绩，离开了当时极其复杂的那种政治局面，是不能够想象的。

马克思、恩格斯都是有着高度文学修养的人，他们在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经常会有非常精彩的论断。他们曾谈到文艺复兴，那的确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这个大变动就是封建制度的普遍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恩格斯更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3]这的确是一个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位——马基雅维利。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去看另外一个声名显赫的巨人达·芬奇的传记。关于达·芬奇有一个比较早的、精彩绝伦的传记《诸神复活》，作者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zkovsky）是十月革命时从俄国跑出来在欧洲流亡的白俄罗斯人。达·芬奇的确很能体现文艺复兴时期的特点。人们的精神蓬勃向上，主观的世界已经远远不够人的灵魂逗留其中，人们不断地向外界开拓，充满了各种好奇心，要使自己的各种潜能都尽可能地发挥。文艺复兴的这种精神气质可以说在达·芬奇身上人格化地体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