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的界定

1.2.1　理论选择和研究方法的界定

如前文所言，本书选择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为理论基础。对于其具体的研究方法，我们在此先做简要解释。

虽然对很多学者而言，将政治经济学应用于全球价值链和制造业升级的研究看似突兀，甚至会产生牵强的印象，但是，熟悉相关国外文献的学者可能了解：这一领域对于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正是竞争力和全球价值链研究的重要理论先驱。在很大程度上，前面提到的相关研究难以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融合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这一领域的很多理论思想最早源于政治经济学及其所属的广义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范式。

我们以这一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典型理论：全球价值链和竞争力理论为例，介绍一下政治经济学在这一领域的理论地位。

全球价值链理论源于政治经济学学者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根据谢富胜与黄盛(5)的梳理，格瑞菲提出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6)理论源于其早期的“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GCC）(7)，而全球商品链则是基于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商品链”(8)理论提出的。其差别只是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内在关系和国际剥削的批判，在“全球价值链”理论那里已经转变为全球生产网络中不同企业如何获取更高收益实现“升级”的具体对策。“研究的中心问题由‘商品链如何在系统层面上产生全球的不平等’转变为‘商品链是如何在企业层次上促进经济发展的’”(9)。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以波特为代表的竞争力理论上。刘刚等曾尝试比较波特的“竞争力”与美国垄断竞争学派的“经济剩余”概念，发现两者同样具有明显的理论联系。例如，广告和公共关系等活动在竞争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是波特竞争力理论的重要内容。波特认为“在国家层面上，‘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10)。波特所说的生产力水平则体现为“价值生产率”：“国家经济的基本目标是提供人民高水平的生活。要实践这个目标并非依赖模糊不清的‘竞争力’一词，而是借助运用劳动与资本等国家资源所得到的生产率；生产率又是每单位劳动与资金的产出价值，并且由产品的质量、特性（这两者决定生产价格）以及生产效率来决定”(11)。波特标识“竞争力”水平的“生产率”，明显不同于传统的生产率指标。传统指标中，生产率是产品数量与要素投入量之间的比率，是一个技术指标。而波特的生产率指标，却将产值和价格作为分子。这种“生产率”实际上是产品的总附加值（总收入）与要素投入（总成本）之间的比率，是一个“利润率”指标。依据波特的“生产率”定义，在相同要素投入的条件下，产品数量不变，通过广告宣传、品牌包装和公共关系等行为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同样被视为提高了“生产率”和“竞争力”。可见，波特的“竞争力”概念已经最大限度地将非生产性劳动及其对利润的贡献纳入其中。所以，在波特所讨论的竞争战略中，以这些非生产劳动为主体内容的“差异化战略”已经成为企业竞争战略的重要内容(12)。

波特并非第一个强调非生产劳动与利润率关系的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学者、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样在哈佛大学学习和工作过的巴兰和斯威齐(13)，早在20世纪中叶就已经强调了非生产劳动在市场竞争中发挥的特殊功能。与波特大力倡导“差异化战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兰和斯威齐完全从理论批判的角度揭示了非生产性劳动与利润率之间的特殊关系。这集中体现在垄断资本学派的“经济剩余”范畴中。“经济剩余的最简短的定义，就是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14)。到底要在总产出中扣除哪些成本，是理解经济剩余概念的关键。巴兰强调，不能“坚持把经济剩余与统计上可以看到的利润等同起来”(15)。也就是说，巴兰和斯威齐以“经济剩余”概念来强调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在统计原则和某些经济理论上被视为“成本”的支出，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必要的，是一种浪费。这些支出不构成经济剩余概念中所提到的成本，相反，是对经济剩余的消耗。非生产劳动就是不应被计入“成本”的劳动消耗，这种消耗是对经济剩余的浪费。对此，巴兰以“面包”为例进行了经典的说明：“假定在第一个时期，100名烤面包工生产出200只面包，其中100只面包当作他们的工资，另100只被资本家作为剩余。烤面包的生产率是每人2只面包，国民收入中剩余占有的份额是50%。……再假定现在只雇佣80名工人烤面包，总共生产1000只，而其余20名工人从事以下工作：5个人负责继续改变面包的形状；1个人把能加速面包发酵的化学物质与之拌和在一起；4个人为面包设计新包装；5个人编写面包广告，并在大众传媒中播送；1个人负责仔细注视别家面包公司的活动；2个人密切关注反托拉斯领域法律的进展；最后2个人负责面包公司的公共关系。在新的环境下，80名烤面包工人的总产量是1000只面包，该公司100名劳动力的总工资是500只面包，利润加租金利息是500只面包。初看起来，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之间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总产量有了增加。国民收入中劳动力份额仍为50%，保持不变，给剩余分摊的份额看来也没有变化。……但这样的结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实际情况是，在早期资本家把所有经济剩余作为利润用于支付地盘和利息。现在经济剩余的份额则一部分用来支持非价格竞争销售方面的成本，换句话说，就是损耗掉了。”(16)可见，在巴兰看来，用于广告和公共关系等活动的非生产劳动是不必要的，其劳动耗费实际上是对“经济剩余”的浪费，应从成本中“扣除”。

可见，与竞争力理论相比，美国垄断资本学派在相反的方向上强调了非生产劳动对于利润率的特殊意义——前者是在提倡的语境下“把它放进去”，后者则是在批判的语境下“把它拿出来”(17)；前者将它作为重要的战略进行提倡，后者则是作为不当的行为进行批判。批判也是一种揭示，或者说是更为深刻的揭示。

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内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全球价值链和“中国制造”升级问题上的应用较少的主要原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资本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整体持批评和否定态度，关于垄断资本和全球范围垄断竞争的研究也持批判性揭示的基本态度。但是，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族工商业发展和本国经济增长的视角探讨“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领域的转型升级，则需要对本土资本的逐利甚至是垄断行为持开放和包容态度。在当前背景下，“中国制造”的升级往往需要以本国资本为载体，甚至具体表现为本国资本对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的追逐。这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转变政治经济学在这一领域的基本理论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实现将政治经济学应用于本国产业和国际竞争领域的“主体性”与“再出场”。由于涉及基本的学术立场，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本书的基本立场、价值取向和主要理论设定。

首先，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竞争学说为主要内容。在“价值链竞争”中，承认并依托于资本作为竞争主体和竞争载体的主体地位。“中国制造”升级也指向“中国制造”的资本在竞争中胜出，实现更高附加值和更高利润的研究主题。

其次，我们坚持以劳资关系的视角作为主要理论切入点，承认并依托于劳资双方利益的对立性。其实，正如前文所述，即使是在波特的竞争力理论中，劳动者薪酬的提高，也被视为竞争力提升的重要表现。相对于资本的超额利润，在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上，我们更倾向于支持提高劳动者报酬，缓解劳动者“相对贫困”的升级路径和政策导向——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一贯理念，我们也认为这种倾向于增加劳动者利益、提高劳动报酬份额的产业发展路径更为健康，也将在全球范围的竞争中表现出更具稳定性和竞争力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