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灵魂三问及“祝福”三义
“捐门槛”之事，对祥林嫂而言并不仅仅是单纯的逃避，或者说即使是逃避，真正的恐怖也不是被“锯开来”本身的痛楚，而是被“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展开对“祥林嫂的精神分析”。“分”不仅是被分开，更是对身体的完整性的破坏。被分开的身体可能各有祸福，一般而言可能也不成什么问题，但在祥林嫂这里，却意味着人间耻辱的继续，以及自我主宰和选择权的继续缺失。无论死后下地狱还是上天堂，只要神灵不灭，就是再世为人，理该有不同于今生的命运和可能。所以，避免被“分”，保全身体的完整性，对于祥林嫂来说，实在是求生意志的体现，最低限度也是要为自己的未来保留几分可能性。至于最高，则应是可能条件下的人生（鬼生）之幸福了。周作人说：“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14]用在这里显然也是适合的。知堂又说：“以生前的感觉推想死后况味，正亦人情之常，出于自然者也。常人更执着于生存，对于自己及所亲之翳然而灭，不能信亦不愿信其灭也，故种种设想，以为必继续存在，其存在之状况则因人民地方以至各自的好恶而稍稍殊异，无所作为而自然流露，我们听人说鬼实即等于听其谈心矣。”[15]常人如此，英雄又何尝不然？我们熟知的现代史上的烈士名篇，林觉民氏就义前《与妻书》中不亦有言：“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16]
对外人来说，“那两个死鬼的男人”可能没什么区别，对祥林嫂来说，感受和意义或大为不同。作品对祥林嫂的第一任丈夫卫祥林着墨不多。第二任丈夫贺老六，总体来讲与祥林嫂也是一种压迫关系的组合，贺老六作为买卖婚姻的参与者，以男权和夫权参与到整个对祥林嫂的压迫结构之中，是压迫者之中的一分子；但另一方面，他当然也是整体压迫结构的受害者，与祥林嫂同属“苦人”阶层。作品表明，他们在婚后的共同生活中，建立了“苦人的共情”，并由此开始致力于建构共同的未来：“母亲也胖，儿子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这样一种相濡以沫、甘苦与共的生活会令失去一切之后的祥林嫂无限留恋是毫不奇怪的。所以我们看到，她是在含羞带笑地重温与“第二个男人”的温暖生活时，被提醒“落了一件大罪名”的。意思是，她对“我们的阿毛”和她的“他”的伤悼和怀念，是有罪的。她需要赎买的“罪”，是对这种温暖生活的留恋乃至贪念。所以，柳妈的话带给她的“恐怖”和“苦恼”，与其说是面对再嫁的惩罚，不如说是对留恋和记忆哪一部分生活的选择权和自主权的惶恐。对她来说，“捐门槛”与其说是对惩罚的逃避，不如说是对生存权的捍卫，包含了相当程度上地主动改变命运的努力。错误道路上的满怀热望的努力，正是人间悲剧赖以产生的条件，然而悲剧的结局并不意味着诚实的努力毫无意义。“善女人”柳妈提供的“捐门槛”的理由是“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作品对祥林嫂听了劝告之后的反应的描写非常耐人寻味：“她当时并不回答什么话，但大约非常苦闷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两眼上便都围着大黑圈。早饭之后，她便到镇的西头的土地庙里去求捐门槛。庙祝起初执意不允许，直到她急得流泪，才勉强答应了。”结合前引她在事后从鲁四太太的态度受到致命打击的结果来看，祥林嫂经过一夜的煎熬，最终以坚决的态度奉行，应该并不只是简单接受了柳妈的建议，而是在这里面寄托了更多的愿望和心思。这些愿望和心思寄托于在生的“这一世”和死后的“下一世”两个层面，既是为人生的努力，也是为“阴司”的筹划。在前者，结果很快揭晓，可以说她恐怕是寄托了不当预期，捐了门槛之后仍不能参与祭祖活动，意味着“替身”并不能洗刷她“这一世”的污点身份。这样看来，“礼教”确实在“吃人”，把活人逼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但“这一世”的希望彻底破灭，是否意味着“下一世”也同样无望呢？我想，对于祥林嫂，这起码仍是一个答案有待揭晓的指望。
从为“下一世”筹划来考虑，“捐门槛”是为了避免死后被“分身”，从而保全身体的完整性。这对于祥林嫂来说，与其说是为了逃避被“锯开来”的痛楚，不如说是来自两方面的心理需求：
一方面避免一部分身体在阴间继续受苦，另一方面希望保全完整的身体去迎受另一种生活。柳妈“诡秘”的谈话带给她“恐怖”和“苦闷”，意思是“恐怖”带来“苦闷”，而“苦闷”中孕育着新的想象。简言之，短暂温暖生活的回忆，已经是祥林嫂无法失去的最后的生之依据，她要积极自救。我们看到，在这种自救中，她停止了诉苦和絮叨，再次像初来鲁镇时那样，“整日紧闭了嘴唇……默默的跑街，扫地，洗菜，淘米”。这时的祥林嫂是沉默的，对于鲁镇人的嘲笑和戏弄，“她大约从他们的笑容和声调上，也知道是在嘲笑她，所以总是瞪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后来连头也不回了”。在这沉默中，有顽强的心声在支撑着她。鲁迅说，他的写作，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17]，从这里，我们读到的正是这样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之一面。这一面最终在祥林嫂与“我”邂逅的“灵魂之问”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这里我们需要引入原文来感受一下那种挣扎的顽强和力量：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蹰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蹰，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
从原文可以看出，祥林嫂的“灵魂之问”并非一时兴起，而可以说是琢磨已久，深思熟虑。三问环环相扣，间不容发，对于没有思想准备的被问者确实是攻势凌厉，难于招架。三问的核心是最后一问：“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这是向识文断字又见多识广的“外面来的人”就不可知又难以揣测的“鬼生”世界发出的希望之问。她在连串提问中显得意气勃发，思虑周密，完全不像是失魂落魄之人，而有点类似于回光返照，可以看作是她拼尽最后的生命向人世发出的呼喊。
关于祥林嫂对“我”的最后追问，从“我”或是从祥林嫂的角度解析，历来有不同的论述。从“我”的角度，如前所述，通常被认为是指向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和批判主题，认为在“我”对祥林嫂的回答中所体现的吞吐、含混和思想上的犹疑，是知识阶级自身不成熟的表现，面对祥林嫂这样的底层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求助束手无策。这当然不算无的放矢，但仔细推敲，可能也并不能说是这段对话所呈现的全部真相。在“我”对祥林嫂的回答和相应的思想活动中，所体现的“为对方考虑的多虑”，并非在这里才偶然一见，而或可说是作者鲁迅一贯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的体现。同样是小说，《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面对青年是否应该剪发的问题时的考虑，可算是这里的“我”的同类，而这位小说中的N先生的表现，明显有着作者自身经历的影子。辛亥革命前夕鲁迅在绍兴中学任学监时，曾阻止学生的剪辫风潮。据他1934年的回忆，当时的情形是：“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
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
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18]这些例子里面的所谓“多虑”，不是说真的想多了，多余，而是指设身处地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充分为对方着想。作为一种伦理态度，遇事为对方着想当然是一种美德，但如果它不是偶一为之，而是反复出现，就应视为一种思维方式或习惯，其特征值得充分注意。面临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首先要将问题情境化，避免抽象看待；其次要充分估量问题的复杂性，而非以不变应万变，拿绝对原则应对丰富多态。应该说，正是这种看待和考虑问题的复杂思维，赋予了鲁迅及其作品更为丰富的内涵，使我们从他笔下看到和想到了更多的东西。具体到“我”与祥林嫂的对话来看，“我”为祥林嫂着想的内容，已被充分描写出来，不难理解。需要考虑的是，“我”的这些考虑投射于祥林嫂，究竟能起到怎样的作用，与她有怎样的关系？
从祥林嫂的角度考虑，“我”的模糊回答，或许恰恰给了她最后的微茫希望，可以算是在漫天大雪、寒气逼人的世界中对末路之人的最后“祝福”。对鲁镇来说，减少了一位“谬种”，社会秩序得以维护，一切如旧，永在“祝福”。而且“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对于享受了人间祭品和香火，醉醺醺地在空中蹒跚的“天地圣众”来说，祥林嫂在祝福时节“及时”死去，何尝不是一种用于“祝福”的祭品？这样看来，“祝福”这个篇名，实际有三重含义，分别存在和作用于不同对象间的施受关系：一是“我”对祥林嫂，二是祥林嫂之死对鲁镇，三则是鲁镇对天地圣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