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社会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对外来劳动力进行社会调查和研究，其中，专门针对女性农民工的研究始于90年代。最早关注农民工性别差异的是李树茁，其于1993年发表《八十年代中国人口迁移的性别差异研究》一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谭深研究员自1993年开始从事农民工特别是女性农民工研究，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外出务工女性研究”项目（1993～2000），著有《农民流动与性别》一书。她的研究从性别角度关注打工妹的处境、经历以及态度形成的性别因素。

进入21世纪，女性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社会适应等问题已经开始引起政府、公众及学者的高度关注。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流动与城市化学术研讨会”，讨论女性迁移与城市融合过程中的性别差异问题。会议认为，迁移过程是分配稀缺资源的过程，也是社会性别角色规范和分工调整的过程，该过程伴随社会性别的烙印（钱伟，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进行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出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性别建构表明，性别建构下的社会分层体系是客观存在的。“在整个社会分层体系中，我们能够清晰地观察到性别的建构，尤其是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一些优势位置，性别成为流动的天然屏障”（陆学艺，2004：180～211）。

然而，这些关注尚不够充分。在21世纪初中国进行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研究等诸多大型调查以及理论和经验研究中，尽管存在性别变量，然而将性别作为核心概念解释流动现象的研究还相对较少，有关女性阶层的论述也比较少见。这使我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会想起吉登斯的判断：“多年来，有关社会分层的研究一直存在着性别盲点——仿佛女性是不存在的”（安东尼·吉登斯，2003：376）。

事实上，国内学者针对女性农民工的相关研究一致表明，同男性农民工相比，女性农民工处于弱势处境，而且承担更大风险。沈渝（2010）认为，进城女性农民工比例有所上升，经济社会地位和社会期待有所提高，但是由于受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女性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仍然是弱势群体。王峥（2008）通过对山东济南、青岛、临沂和聊城等城市制造业青年农民工的调查研究发现，性别不同的农民工在就业年龄、收入水平、劳动保障方面存在差异，但相比之下女性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面临诸多不利。总之，当代社会分层研究者已经达成这样一个共识：性别与阶级、种族是导致当代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层最重要、最普通的三种机制（李春玲、吕鹏，2008：186～187）。

因此，对于中国女性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研究就显得迫在眉睫。国内关于移民社会适应性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社会适应的心理学研究、社会学对农民工的社会适应研究和水库移民的社会适应研究。在这里只对前两方面的研究现状加以梳理。

1.心理学对社会适应的研究

心理学主要从个体视角研究社会适应，探讨个体社会适应的心理素质、社会适应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等问题。

有心理学家认为，社会适应所需要的心理素质被称为“社会适应性”（陈建文、王滔，2003；陈建文、黄希庭，2004），但是社会适应性由哪些因素构成则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个体的社会适应性应该从以下因素加以考察：自我的激发、自主性、自我系统的开放、信息的包容、自我控制调节、环境控制和压力应对等。而且它们不是截然分开的，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刘立新，2001）。还有学者认为，社会适应是人们在长期社会适应过程中形成的人格特征，在人们适应社会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它影响个体对社会压力的感受和理解，决定个体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适应社会。他们认为，对于社会适应的结构应该从以下四个维度概括：心理优势感、心理能量、人际适应性和心理弹性（陈建文、黄希庭，2004）。也有学者认为社会适应是指当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个体的观念、行为方式随之而改变，使个体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的过程（林崇德等，2003：1068）。根据该定义，个体的社会适应包括两个方面：观念（或心理）与行为。据此，心理学家一般将个体的社会适应操作定义为两方面：外显行为（如学习成绩、行为问题等）和内隐问题（如抑郁、主观幸福感等）。

关于社会适应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心理健康的实质就是社会适应；而另一些人则反对心理健康标准的社会适应论观点（陈建文、王滔，2004）。还有研究者认为，个体的心理健康不仅仅指没有心理疾病，还指个人在与环境达成协调的基础上，能够为自我成长和发展提供有利的心理空间。这里强调的是个体与环境的某种和谐平衡，而这种平衡既是社会适应的心理功能，也是心理健康的本质之一（赵丽丽，2008a：12）。

2.社会学对城市适应的研究

（1）概念界定

《社会学百科辞典》中并无“适应性”一词，与之比较接近的是“同化”与“调适”。但是在一些学者看来，适应不是简单地被同化，从字面上看，同化有消极、被动之含义，而适应比同化更具积极主动性，因此调适更加接近适应的本意（朱力，2002）。《社会学辞典》对“适应行为”的定义是：个人为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的行为。个体通过社会化，知晓自己的社会权利与义务，形成与社会要求一致的知识、技能、价值观与性别，在社会交往及社会行动中采取符合社会规范的行动，人的一生是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王康，1988：352）。

在国内学者对不同群体（流动儿童、独生子女、农民工、异地求学大学生等）进行的“适应性”研究中，衍生出社会凝聚（social cohesion）、社会融入/融合（social inclusion）、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等概念。学者对这些概念的应用，可以分为两类。

一些学者将以上概念区别使用。有学者认为融入是乡城流动人口在城市的适应过程及结果（杨菊华，2009），社会融合是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任远、邬民乐，2006）。还有学者认为，城市融入是指农民工进入城市，能与城市当地人和谐相处（张肖敏，2006：5）。也有学者认为，这些概念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基本一致，只是在应用和概念界定方面的侧重点不同。社会整合与社会凝聚强调移民与当地社会的互动性，社会融入较多地被用于社会福利研究，与社会排斥是一对相斥的概念，强调移民的平等性。社会适应强调的是移民的主动性（陆淑珍，2012：11）。

有学者并没有将适应与融入（融合）区别对待，而是将其视为同一过程，用社会融入替代社会适应，认为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符平，2006），也有学者认为这些概念本质上并无显著区别（范晓光，2008）。还有学者分析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适应，得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方面的结论（张文宏、雷开春，2008：119；杨菊华，2009：20；刘建娥，2010）。

（2）城市适应的维度

城市适应由哪些维度构成？诸多学者认为其是个多维度概念。

两维度城市适应：生存适应和发展适应。生存适应包括工作生活适应、经济适应、居住环境适应；发展适应包括价值观、认同感和归属感。还有研究者从个人因素与制度因素视角将农民工的城市适应进行比较，认为个人因素对适应起到重要作用，制度因素中的社会保障制度有积极作用（郑梓桢等，2011）。

三维度城市适应。有学者把城市适应分解为三个维度（朱力，2002；张海波、童星，2006a）：经济、社会和心理。还有学者将每个维度进一步分解，认为经济层面适应包括相对稳定的就业、相对稳定的收入和住所；社会层面适应包括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社会交往；心理层面适应包括归属感和价值观两方面。许传新（2007b）将城市适应操作化为工作适应、人际关系适应、生活适应等方面。目前，关于三维度城市适应的研究已经出现一些成果（李培林，2003；杜鹏等，2008，钱文荣等，2009）。

四维度城市适应。风笑天（2013）从经济适应、生活适应、心理适应和环境适应四方面对移民的社会适应进行研究。马凤鸣（2012）则认为社会适应要从职业适应、生活适应、人际关系适应、文化适应四个维度进行测量。

除了对城市适应进行多维度分析之外，还有学者认为移民社会适应的各个维度之间存在递进关系。朱力（2002）的研究认为，经济层面的适应、社会层面的适应和心理层面的适应是依次递进的关系。经济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是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心理层面的适应属于精神领域，它反映出进城农民工对城市化生活方式的认同程度。心理和文化方面的适应，才是流动人口完全适应城市社会的标志。农民工要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需要满足物质上城市人、社会上城市人、心理上社会人的三个条件（李强，2004：75）。

结合以上学者们的分析，在笔者看来，农民工告别广阔的农村天地、来到繁荣的城市后，要想真正地适应城市生活，被城市文化所接纳，首先应该找到工作，获得一定的劳动收入以保证自身的生存。这不仅是每个个体的生存前提，也是外来者立足城市的基本条件，此乃经济层面的适应。其次，外来者更要形成与当地人类似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是农民工进一步适应城市生活的体现。最后，这种生活方式与交往方式会影响农民工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使其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进而在观念以及情感上找到归宿，在心理上获得认同，此为心理层面的适应（田凯，1995）。总之，城市适应是外来者不断地在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社会心理上做出调节，从而顺应自身所处生存环境的过程。

（3）城市适应的影响因素

关于这个问题，与心理学家关注个体的研究视角不同，社会学家同时从社会、制度等宏观层面以及个体微观层面上寻找原因，认为影响因素涉及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因素（家庭婚姻、购房能力与住房条件等）、就业状况（职业与收入、务工时间）、土地权利、制度安排、社会心理等。

微观上看，既有研究认为，个人特征是影响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的基本因素。受教育程度对城市适应的影响表现为正向线性关系（续田曾，2010；段志刚、熊萍，2010）与“U”形关系（王桂新等，2010）两种；性别因素的解释力可能因为其他变量的引入而消失（张翼，2011）。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会说当地话、在打工地生活时间长的农民工，社会适应水平更高，而社会排斥及网络资源对于社会适应也会产生影响（马凤鸣，2012：148；渠敬东，2001）。总之，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赵延东，2002）以及工作经历（曾旭辉，2004）都会影响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宏观上看，有学者认为，影响农民工社会适应的原因是制度性因素。李强（2002）、潘泽泉（2004）分析了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社会排斥在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起到的阻碍作用。

（4）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

要使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尽快使其实现市民化、城镇化，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这也会以农民工对城市的“居留”意愿选择体现出来。总结来说，个人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都会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定居城市的意愿。

第一，制度因素。我国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市用工制度、城市住房供给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对人口的城乡迁移起着阻碍作用（卢向虎，2005），是影响外来农民工定居城市的一个主要因素。李强（2003）指出，户籍是影响中国城乡流动和迁移的最为突出的制度障碍。中国的流动劳动力大军最终归于农村还是城市，他们有没有机会在城市定居下来，取决于制度变革的未来趋势（蔡昉，2001）。

第二，个人因素。有研究表明（李强、龙文进，2009），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年龄对外来人口的留城意愿有一定的影响。有学者利用2008年浙江和江苏两省的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留城定居，年龄对留城意愿的影响呈现倒“U”形，受教育程度对留城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此不同的是，黄乾（2008）利用上海、天津、广州、沈阳和昆明5城市1076个农民工的样本数据，分析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个人社会特征变量和社会资本对留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也有学者针对江苏、山东、湖南、河南、陕西、四川、重庆7省市的实地调研分析结果认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等个人特征，住房类型、有无农地、社会保险状况等经济因素，子女读书地和配偶工作地等家庭及社会因素，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段志刚、熊萍，2010）。还有学者基于2008年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4城市农村外出劳动力的调查数据发现，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再迁移意愿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性别、年龄、婚姻对留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李楠，2010）。

第三，城市经历。外来人口的城市社会适应程度和从业经历会影响其留城意愿。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工作状态，如城市生活时间、在城市工作的稳定程度影响其留城意愿，城市生活时间越长，农民工越倾向于定居城市（王毅杰，2005）。随着城市生活时间的增加，一方面，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其能够越来越适应城市生活；另一方面，与农村的交集变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把农民工“拉向”城市（任远、邬民乐，2006）。

职业、收入和住房情况对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影响（熊波、石人炳，2009），收入越高、务工时间越长，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越强烈（黄祖辉、毛迎春，2004；段志刚、熊萍，2010）。与本地居民交往越多的农民工留城意愿越强（李楠，2010）。黄乾（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总体上不强烈，农民工的就业状态、月收入、农村土地、住房情况、养老保障状况等经济因素对其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有学者利用7省市的实地调研结果发现，工作地、在城市居住的时间和就业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段志刚、熊萍，2010）。还有学者基于2008年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4城市务工人员调查数据结果发现，月收入对留城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李楠，2010）。以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的外来新移民作为研究对象的结果表明，就劳力型移民而言，职业（尤其是“个体工商户”）、住房产权、好朋友数量、社会认同以及所在城市等因素的影响最为突出（刘于琪等，2014）。

第四，心理因素。蔡禾、王进（2007）发现，一方面，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向城市迁移的意愿就越强烈。个体感受到的压力及歧视等主观心理因素会影响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另一方面，农村浓厚的乡土人情、熟悉的生活方式对其产生一股巨大的情感性拉力。这种城乡之间推拉的博弈不断使农民工产生心理焦虑，是对城市“积极融入”还是“逃离”不知所措，从而导致“认同的内卷化”“边缘化”“隔离性融合”的产生（王春光，2006、2011；李强，2011）。还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城市归属感对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再迁移意愿产生积极影响（李楠，2010）。

将以上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因素进行简单归纳总结，可以发现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选择不同地区的流动人口进行研究，选择的自变量不甚相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个人特征，在城市的生活状况以及心理因素等方面对于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所得结论不尽一致。

（5）针对北京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有学者基于北京农民工的样本数据，分析其留城意愿决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北京农民工选择是否在京定居是一个根据受教育程度的正向自我选择过程，但是在个人能力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选择效应。参与社会保险能够使农民工的定居意愿显著提高，而社会资本似乎并不会对农民工的定居意愿造成影响（续田曾，2010）。还有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民工越倾向于留城；单身的要比已婚的留城意愿强；配偶在城市的要比两地分居的强；流出地越穷的农民工，其留城意愿越强；自我阶层认同越高的，其越倾向于留在城市（尉建文、张网成，2008）。

1.3.2 国外研究现状

在西方，移民适应性研究是社会科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尤其是在美国、加拿大等移民国家中，类似的研究不胜枚举。当然，国外研究中针对中国农民工的研究较少。通过查阅相关文献，有以下研究可以作为借鉴。

城市移民生活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滕尼斯、涂尔干、马克思、韦伯，以及齐美尔等人。前几位大师从宏观层面着手分析，而齐美尔则是基于城市社会心理展开研究。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齐美尔明确指出，个人必须适应城市。深受齐美尔影响的帕克以及美国芝加哥学派则于19世纪90年代开始对从欧洲来到美国的移民进行研究。帕克和沃斯强调“城市社区”和“传统社区”的差异，雷德菲尔提出“城-乡连续统”（folk-urban continuum）的概念，进而提出移民的适应模式。他们认为，迁移人口的适应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改变自我，用较长的时间进行调适，调适内容包括①职业改变，②生活方式改变，③社会关系调整，④社交活动参与，⑤居住环境改变；另一种适应模式是重建原有的生活环境与文化（赵丽丽，2008b：11）。

近年来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如下。

1.关注性别差异

20世纪70年代，性别差异首次被引入社会学研究领域。安·奥克利认为性别分工不是由男女生物学上的差异决定的，而是社会有意造成的、性别不对等的社会规范（林红，2004：118）。早期的国际移民研究在性别上偏向于男性，除少数例外（如1984年特刊《国际移民评论》），女性移民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列入国际移民研究范围。现在有超过3000个关于女性移民的引用，研究领域包括人类学、经济学、法学、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Sam & Berry，2006：408）。

Fan（2000）比较移民过程中的性别差异，认为同女性移民相比，男性移民更容易转移到城市地区，更容易从农业产业就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而且男性移民更容易在有声望的职业上就业。Pessar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女性移民普遍获得更大的个人自主权和独立性，而男人失去根基。与此相反，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女性移民由于获得“弱关系的机会不平等而使地位有所下降”（Liang & Yiu，2004：425）。

2.适应性的概念

“适应性”的正式定义最早由Redfield、Linton 及Herskovits于1936年提出，他们定义适应性为这样一类现象：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成的群体由于连续不断的直接接触，其中的任意一群体或两个群体的原始文化模式发生变化（Redfield et al.，1936：149，转引自Berry，1992）。该定义现在被视为对这一概念的经典界定，也是研究适应性的学者引用最多的。这种变化可以立即发生，也可以在随后的较长时期内发生。适应性过程中短期的变化有时是负面的，其本质往往具有破坏性。然而，大多数正在经历适应过程的个人，在一段时间之后，通常都会对新文化情境产生长期的、积极性适应（Beiser et al.，1988，转引自Berry，1997：13）。

美国社会学家高斯·席德（Goldscheider G.）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移民》一书中对移民适应性下的定义是：可以将移民的适应界定为一个过程，在该过程中，移民对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做出反应。从农村到城市常常包含这三方面的变化（Goldscheider，1983）。在这里，高斯·席德强调适应过程中的变化，把适应理解为行为本身，在变化的环境中，移民不断地进行行为调整。

除社会科学家之外，人类学家也在研究城市生活适应性。麦基（1898）从人类学视角定义适应性，认为这是一种交流和相互促进的过程，使社会从原始、野蛮向文明、启蒙发展。当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人群体彼此连续不断地接触对方时，就会产生适应性问题。但是有一点很明确，不同文化个体之间的连续不断的亲密接触是适应性的基本组成内容，其中的一个群体或两个群体的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这些学者还指出，文化模式的变化对于至少有接触的一个群体是必要的，同时认为适应性会自动形成（Redfield，Linton and Herskovits，1936，转引自Berry，1992）。

3.适应与融入的联系与区别

国外学者对城市适应及城市融入进行如下区分。

Teske和Nelson（1974）认为适应和融入（acculturation and assimilation）是两个单独、截然不同的过程。适应的影响力可能是双向、互惠的（即有接触的两个群体相互影响）；而融入的影响是单向的，即主群体对另一群体单方面施加影响（Sam & Berry，2006：12）。Simons（1901）也认为适应是“互惠适应的双向过程”。不过，她认为适应与融入（assimilation）一词等同，认为融入就是调整或适应的过程（转引自Sam & Berry，2006：13）。

帕克对适应与融入做了如下区分。根据人类生态学框架（芝加哥社会学学派的标志），帕克提出进入美国的新移民学习适应美国主流文化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接触、竞争、适应和融入（contact，competition，accommodation and assimilation）。群体通过迁移而彼此接触（contact），然后进行竞争（competition），形成某种程度的适应（accommodation），最后达到同化（assimilation）。适应是融入的前一个阶段，如果外来移民不能首先做到适应城市生活，那么就无法谈及融入城市环境。要想进入主流社会，他们不仅要接受并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和习惯，还必须在教育和职业方面取得成就，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社会认可，进而实现同化和融入。就流动人群来说，他们大多正在经历城市适应过程，只有成功地完成这一阶段，才可能达到对城市的认同与融入。对于帕克来说，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是渐进的和不可逆转的。他的分析模型在美国社会学界得到普遍认同和推广，成为我们思考迁移者如何在移民后适应主流文化的基石（Padilla & Perez，2003：36）。

另一方面，不同学科由于其关注对象及研究视角的差异，学者在词汇使用上也有所偏好。人类学家倾向于使用术语“适应性”，社会学家倾向于使用术语“融入”。当人类学家将其研究注意力从原始社会转到移民社会时，并没有使用社会学家使用的“融入”，而是坚持使用适应性，其主要关注的是所谓的“原始”社会如何发生改变，与开化人群的接触如何使之变得更加文明。而社会学家使用术语“融入”或“适应性”时针对的是移民研究，移民通过与“移入地社会的接触，逐渐与移入地社会人民的生活方式相一致”（Sam & Berry，2006：13）。

4.适应性的层次

适应性最初被界定为群体层面上的一种现象，现在则被广泛认为是个人层面的现象。群体层面的适应性包括：①物理空间的改变，包括到陌生地方居住、新的住房类型、人口密度的增加、城市化，以及更多的污染等。②生物性方面的改变，包括新的营养状况和新的疾病。③政治方面的改变通常会使移民群体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可能会失去某些权利。④经济方面的改变可能会使人们远离某些传统，而转向新的就业形式。⑤文化方面的改变（这是核心），包括改变原有的语言、宗教、教育和技术机构。⑥社会关系的改变，包括群体间和人际的交往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在个人层面上，一般说来，发生迁移的人往往会远离以前接触的那些人，发生包括价值观、态度、能力、动机、身份等方面的改变（Berry，1992：70）。

除了存在群体层面和个人层面之间的区分，这两个层面上发生的变化也经常不同。在群体层面上，变化要么是在群体的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或群体的政治组织中发生。在个体层面上，变化可能涉及身份、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此外，个体层面发生改变的速率（即态度、行为等）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对适应性的全面研究涉及两个层面上发生的改变（即群体和个人）以及两个层面的相关性（Sam & Berry，2006：14）。

5.适应性的维度构成

卡尔·博兰尼（Karl Polany）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生活的适应包括三层含义：首先是系统层面的整合，即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制度四者相互衔接，农村流动人口在各方面被城市所接受。其次是社会层面的整合，即农村流动人口在生活方式以及行为上与城市居民不存在明显差别。最后是农村流动人口在心理上对城市拥有归属感（转引自王春光，2006）。

还有学者从客观和主观方面分析适应性的构成维度。客观方面，移民适应性涉及：①移民的经济经历，包括移民在迁入地的行业和职业，在迁入地的社会流动以及收入和支出。②文化经历包括同迁入地社会建立起来的沟通渠道，通过语言学习同迁入地社会进行文化、符号互动。这些改变也可以发生在饮食习惯、宗教或道德信仰以及习俗等方面上。③社会经历包括整合进迁入地社会成员的关系网络中，同时还涉及正式组织以及各类次级社会组织的参与程度。④政治方面包括参与投票及选举、组建新的政党和团体，代表移民和少数族裔群体的特殊利益。适应性的主观方面有三个主要因素：第一个是身份认同。这涉及移民自我身份的认同感，从对迁出地的忠诚转移到对迁入地的认同。第二个是内化，指移民态度和价值观的变化过程，其与文化适应的客观过程密切相关。第三个是移民满意度，其可能会根据迁移经历而有所不同（Goldlust & Richmond，1974：198-199）。

Teske和Nelson（1974）对适应性进行了比较完整的分析。在这两位学者看来，适应性包括物质特征、行为模式、规范、体制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改变。但是他们没有进一步从心理学上对不同文化成员如何彼此适应进行分析，这项工作由Berry（1980）完成。

Berry对适应性的分析主要集中于文化适应性上。他认为文化适应性是发生在群体与个体层面上的接触给个人情感、行为和认知等方面带来的改变（或可称之为行为变化和文化适应压力）以及随后长期的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方面的改变（Berry，2003）。文化方面包括群体习俗的改变以及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改变，心理方面包括个人对社会适应过程的态度变化、文化认同方面的变化（Phinney，2003），以及他们的社会行为相对于接触群体而发生改变。最终的适应性具有核心性的心理特征，包括个人的福祉和社会技能，这些正是复杂日常世界的正常运转所必需的（Ward & Furnham，2001，转引自Berry，2006：305）。在此基础上，Berry还认为，适应性还涉及经济层面。经济适应性是指在新的文化中获得的工作是令人满意且有效的（Berry，1997：14）。另外，学者Searle与Ward从经验上将适应性分为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心理适应是指心理变化，是个体经历适应性的最终结果，其涉及个人福祉和良好的心理健康，包括清晰的个人和文化认同、良好的心理健康、个体在新的文化背景下获得的个人满意。社会文化适应是指个人在跨文化的环境中管理其日常生活的能力（Sam & Berry，2006：306）。

总之，在Berry看来，良好的文化适应研究和理论应该能够突出两种截然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确认两个群体正在发生的文化和心理变化（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是如此），并确定这些变化从何而来（Sam & Berry，2006：19）。

6.适应性的方向

关于适应性的方向，有学者认为其是单向过程（Gordon，1964；Graves，1967），也有学者认为其是双向过程（Taft，1977；Teske & Nelson，1974）。单向过程视角认为适应性变化发生在一个方向上，是某一个体或群体向另一群体的单向转变，最终将完全趋向于主流文化点上，即一群体发生单向改变，变得与另一群体很相像。戈登的同化论就是持此种观点。另一方面，以Berry为代表的双向过程视角认为，进行接触的个人和群体都要发生改变，但并不一定会朝向一个中性的或中间点改变。两个彼此接触的个人或群体会相互影响，并进而区分出四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目前，大多数心理思维倾向认为适应性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Sam & Berry，2006：17）。

适应性的双向过程视角是对单向过程视角的有益改进，但是仍然无法避免一些学者的指责。鲍里斯等人（Bourhis et al.，1997：369-386）指出，双向视角的问题在于没有重视主流社会对移民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因为迁入地主流群体的某些策略对移民的适应性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Berry在其原有的双向过程视角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第三个维度：主流文化群体对非主流文化群体文化适应的影响（Berry，2003：17-37；Berry et al.，2002，转引自石长慧，2012）。

7.适应的影响因素

行为变化与适应性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这已经得到许多验证（Cuellar，Arnold，& Maldonado，1995；Rogler，Cortes，& Malgady，1991）。有许多因素以不同方式影响人们的适应，这些因素包括家庭结构和功能、某些宗教信仰和实践、性别、多数和少数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性格特点、群体开始接触时的年龄等。民族、种族、宗教、语言以及打扮方式将移民同迁入地文化区分开。因此，一些新来的群体成员可能比其他人受到更严重的歧视（Padilla & Perez，2003：39），现将影响适应性的因素归纳如下。

（1）迁移之前的影响因素

第一，年龄。个体的年龄同适应性过程存在某种相关关系。如果适应性过程发生在个体早期（如进入小学之前），那么该过程一般比较顺利（Beiser et al.，1988）。若个体在年龄稍大时经历适应性过程，则经常会遇到问题，尤其在青春期开始经历适应性过程时更是如此。如果适应性过程开始于个体经历某些生活之后，例如退休时或父母年纪大、以家庭团聚的方式迁移入成年子女的生活中，此时的适应性过程似乎存在更大的风险。第二，性别。性别对于适应性过程有不同的影响。有大量证据表明，女性比男性有更大的风险问题。第三，教育。①教育本身就是一种个人资源，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常通过正规教育培养，较高的受教育水平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完成迁移的适应性过程。②教育与其他资源具有相关性，如收入、职业地位、支持网络等，所有这些都是对适应性过程进行保护的因素。③对于移民来说，教育可以使他们适应迁入地社会的特点，能够对语言、历史、价值观、新的文化规范进行预先适应。④推/拉动力和期望。Kim（1988）发现，那些具有较高“推”动力的人会遇到更多的心理适应问题。然而，那些具有高“拉”动力的人的问题几乎一样多，移民对新社会的生活有极其强烈的或过高的期望，有时甚至是不现实的，而当这些期望得不到满足时，个体就会产生更大的适应性问题。⑤文化距离。文化距离是指两种文化在语言、宗教等方面的不同，一般且一致性的发现是，文化距离越大，正向适应性越小。较大的文化距离意味着个体需要有更多的文化抛弃，同时需要更多的文化学习；较大的文化距离容易引发群体间的负向态度，并诱发更激烈的文化冲突，从而导致适应难度的增加（转引自Berry，1997：21-23）。

（2）迁移过程中的影响因素

第一，居住时间。一个人经历适应性过程的时间强烈影响适应的类别和程度。与时间有关的积极适应一般来说呈U形曲线：在迁入地社会早期出现的问题不多，随着时间的推进，则会产生较严重的问题，最终个体才能实现更积极的长期适应，即在迁入地居住的时间长短对定居意愿产生积极影响（Khraif，1992）。第二，适应策略。文化适应策略已被证明与积极适应有很大的相关性：采用整合策略应对适应性通常是最成功的，边缘化策略并不成功，采用融入与隔离策略则处于二者之间。有一种解释是，整合策略包括许多保护性因素：两个文化群体（即有两个社会支持系统）中的个体愿意互相体谅（即存在积极态度，没有偏见和歧视），个体具有较为灵活的个性（Berry，1997：24）。第三，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对于适应性的影响作用被广泛认同，偏见和歧视对于个体有显著的负面影响（Fenton，1989；Halpern，1993，转引自Berry，1997：25）。还有研究表明，感知到的歧视同移民适应性呈负相关（Liebkind & Jasinskaja-Lahti，2000；Noh，Beiser，Kaspar，Hou，& Rummens，1999，转引自Berry et al.，2006：306）。如果迁移者在迁入地与当地人有频繁的社会互动或更广泛的社会网络，那么对他们选择永久定居就会产生正面影响（Reyes，2001）。

有学者对移民的适应过程进行多变量模型分析，如图1-1所示。该模型表明，迁移之前的因素与迁入地的社会环境对适应性共同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些因素可以被归为七类。其中，四种是“客观”或个体外部因素，三种是“主观”或个体心理方面因素。在该模型中，迁入地社会居住时间长度是自变量，该变量与迁移之前因素和环境决定因素有交互作用，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不一定相互独立，也并非完全取决于相同因素（Goldlust & Richmond，1974：198）。

图1-1 移民适应性多变量模型分析

总之，国外迁移研究大多关注国际移民永久定居和暂时停留或循环流动模式的不同（Massey & Akresh，2006），针对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学界仍存在不同观点。但是通常被广泛接受的因素包括流动经历、流入地的社会网络、与社会互动的强度以及一系列社会经济人口变量。而其他社会人口变量，比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等也都会影响定居决策（Massey，1987）。

1.3.3 现有研究评述

从以上国内外文献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关于外来人口适应性的研究内容比较广泛，但是总体而言，目前国内研究存在以下不足。

1.概念使用尚未统一

学者经常使用的与城市社会适应相近的概念主要有社会融合以及社会融入等。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对于此概念的区分有不同见解。

笔者倾向于认为，社会融入是建立在适应社会的基础上的，即只有在适应城市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融入社会，即适应城市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基础，融入是适应过程的深化。城市适应是个体在城市生活中处于自在的一种状态，指乡土社会中的居民迁移至城市社会，学习城市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朱虹，2008：157）。城市适应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状态，是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水平或程度，通过日常生活中连续不断的、通常不被人们明显觉察的一系列磨合、冲突而实现个体或群体与社会环境的协调与和谐，最终实现对迁入地的社会融入。

2.研究对象

国内有关农民工城市适应状况的研究大多数以男性农民工为对象，从男性的经验出发，关注男性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为男性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解释，这样的研究结论“不免带有男性性别偏见或性别盲点，而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结论、观点、理论/理念及对策性建议等也必然或多或少地具有某种男性中心的倾向”（转引自吴小英，2003）。

事实上，迁移本身就是性别化过程。一方面，这是由不同性别在家庭生活以及再生产上的角色设置而决定的；另一方面，男性和女性在迁移过程中的行为存在差异，这与其从事的职业以及性别导致的城乡间文化差异有关。另外，男优女劣、男强女弱、男主女从这些固化的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在市场经济中仍发挥着一定作用，在这样一个社会性别等级差距拉大而非缩小的社会情境里，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必然有所差异。

3.研究范围

国内农民工研究主要以某个城市或地区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尽管出现一大批研究成果，但是针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女性农民工城市适应性的研究还相对缺乏，对于北京地区女性农民工的研究更是少见。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一线”大都市甚至特大城市聚集了大量农民工，构成中国经济改革的风向标，所以，针对北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农民工的适应性研究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而这类研究结果之少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另外，人与人的互动、人与社会的互动不仅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进行的，更是在一定的空间及地域里进行的。地域是人与社会双向运动的场所，人与社会的互动离不开现实的具体地域。而不同的地域有其不同的特点，因此不同地域中的人们行为也各有差异。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都市因其所处地理位置差异而在文化、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各地的文化传统、居民职业结构、生活习惯方式、风土人情等都不尽相同。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处北方暖温带的华北平原上，其人口结构、城市化程度、工业化发展阶段、政治组织以及社会分层性质与地处东部的上海、南部的广州和深圳这些城市必然有明显差异，因此外来移民在城市生活和城市适应性等方面也必然存在差异，再加上外来移民在不同城市中权利和经济地位的分布不同，所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决定了移民在迁入地的适应境遇。正鉴于此，本研究针对北京市的女性农民工，分析她们在北京的城市适应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4.研究理论

从研究理论上看，同流动人口迁移研究相比，对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或社会融入的理论研究还很少（杜鹏等，2005；刘传江、周玲，2003）。目前的社会适应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美国这一典型移民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而提出的（李明欢，2000），国内学术界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流动人口研究主要是借鉴和简单应用西方相关理论，而西方学者的理论分析并不适合或者完全能够解释中国社会情境中的人口流动问题。如果用针对国际移民研究而提出的理论解释我国特有的国内迁移、流动现象以及农民工的适应性问题是有局限性的。另外，关于女性移民理论的研究不足。无论是国内移民研究还是国际移民研究，尽管存在诸多移民理论，但是关于女性移民理论方面的研究还是很少，缺少以女性视角进行移民研究的机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