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意义

人口流动本身就是一种性别化现象，是社会经济因素与性别相结合生成的一种现象（Chant，1992；Bravo-Ureta et al.，1996；Dang et al.，1997；Yang and Guo，1999；Kanaiaupuni，2000，转引自He and Gober，2003：1221）。女性农民工在大都市工作、生活的适应状况，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以及农民工自身生活的改善密切相连。她们在城市里工作生活得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城市就业及相关人口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效果，也关系到城市的和谐与稳定大局，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伦斯基在论述农业社会特征时曾说过，与有文化的少数和无文化的多数之间的文化分化相并行的是将城市少数和乡村多数分开的一种分化，这两种类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如此不同，以致在一种典型的社会成长起来的人在突然遇到另一种社会中哪怕是最普通的问题时也会显得十分愚蠢。这使得关于不能适应城市生活的“乡巴佬”和在乡村显得迟钝的“城市傻瓜”的笑话越来越多（伦斯基，1988：234）。因此对大都市女性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2.1 理论意义

以女性农民工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可以丰富相关社会学理论。性别是理解社会经济变化的一个视角。广义上看，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框架、主导理论和方法模式大多是以男性中心、依据男性经验建立起来的，而针对女性的理论有待进一步拓展：功能主义在解释男女差异方面似乎能力有限，经验主义把性别作为一个变量而不是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也将性别因素抛开，而女性主义理论自身还不足够发达（Pedraza，1991：305）。传统研究假定男性和女性处于一个“单一的社会”里，将男性经验和立场作为普遍知识的一种代表，从中概括出来的普遍性对于所有参与者都同等适用，女人被系统地排斥在知识体系之外而被迫保持沉默。因此，以女性农民工这一独特群体作为对象研究，不仅能够丰富现有的相关社会学理论，而且可以更好地反映女性在社会世界中的独有经验。

1.2.2 现实意义

首先，基于女性视角展开研究，可以更好地关注这一群体。事实上，女性不仅在生理和心理上不同于男性，而且二者在生活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也有很大差异。相较于男性农民工以及本地女性劳动力，女性农民工的外地人、文化水平较低以及来自贫困地区等诸多标签，使得该群体不仅在经济方面，在社会地位方面也处于弱势，在整个社会分层结构中处在底层位置，属于“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其次，基于女性农民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社会以及社会现象。城镇化或城市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必经的阶段，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是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迈进的必由之路。在这条必由之路上，女性在婚姻家庭、子女教育、家庭消费和社会治安稳定等方面发挥作用，同时作为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家庭决策的重要参与者，成为进城农民与乡村社会联系的关键。外来女性能否成功地适应城市生活，不仅关系到女性劳动力自身的发展，也关系到我国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城市化实现的程度，关系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发展与和谐，因此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李树茁等，2008）。针对农民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农民工研究的缺失，导致我们无法全面理解当代中国农民工现象。

最后，在北京建设国际型大都市的背景下，对北京外来农民工的城市生活状况的了解以及居留意愿进行实证研究，不仅有助于发现她们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了解当前女性农民工的社会地位，而且有助于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农民工相关政策，保障青年女性农民工的权益，促进社会公正，加快新生代女性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对我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发展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