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

社会流动是社会学研究中一个重要而热门的领域（王章辉、黄柯可，1999：1～5）。在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变革中，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中国人口迁移空前活跃。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为2.53亿，其中，农民工总量为2.74亿，外出农民工为1.68亿，本地农民工为1.06亿（国家统计局，2015）。

在诸多迁移目的地中，北京以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独特优势，长久以来就对外来人口具有无穷的吸引力，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首选迁移地。实际上，北京因其高速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蓄水池。统计数据显示，到2014年末，北京市总人口为2152.0万，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18.7万[1]，我们不难推算出北京外来人口之庞大规模。

在席卷全国的迁移浪潮中，有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男性在流动人口中占据主体地位的状况正在发生改变，女性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越来越高。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男性迁移人口与女性迁移人口的性别比是123.1，其中省内迁移性别比为119.3，省际迁移性别比为139.1。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根据0.1%抽样数据推算，女性流动人口数量达到7385万，已经占据“半壁江山”（段成荣等，2009）。可以预计，伴随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里的女性流动人口数量会快速增长。从国际上看，女性移民也呈现相同趋势。非洲、亚洲及世界其他地区的20世纪移民的主要特点是出现了移民的女性化（Crush and Dodson，2010）。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流入发达国家的女性移民数量已经超过男性。据联合国人口司估计，2000年全球移民女性占到48.8%。迁移到欧洲和北美的女性移民比例分别为52.4%和51.1%。2003年进入美国的70万移民中有55%是女性。一些发展中国家（如阿根廷）女性移民的比例也高于男性（Sam & Berry，2006：408）。

以上事实表明，中国出现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类似的迁移趋势。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倡导的就业平等使中国女性最大限度地得到与男性同等的就业权利与就业机会，劳动参与率非常高；另一方面，伴随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大城市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激增；再加上家庭式迁移方式的出现，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女性劳动力选择到城市就业，在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农村女性已经来到城市，然而迁移与性别关系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Liang and Chen，2004：425）。现有的城市生活研究没有对女性给予特别的关注，性别因素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针对女性这一流动群体如何适应城市生活的研究更加有限，她们的劳动价值往往被低估，甚至被忽略（杨云彦，2001）。

事实上，中国大地上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同男性劳动力一样，是社会变革和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在付出青春与汗水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为中国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她们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如何适应城市是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正如联合国秘书长2006年在《国际移徙与发展》报告中所说，“移徙的成功在于移徙者和东道国社会的相互适应。为了完成这一适应过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尽早促进迁徙者在其居留的目的国融入当地社会，符合移徙者和东道国社会的最大利益”（联合国秘书长报告，2006）。因此，如何让这些外来者尽快适应城市，使其实现从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变，不仅是党和政府应该关注的，也是学术界应该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