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迁移动因

“社会学家主要关心的不是动机而是客观的结果”（玛格丽特，1989：31）。然而，在笔者看来，动机决定态度，态度决定行动。只有充分了解行动者的主观动机，才可能对客观结果给予充分的解释。农民工的外出动机与其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息息相关，迁移动因是本书展开以下诸多研究的根本前提。国内学者关于迁移动因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说（宋林飞，1995）、普遍贫困化说（孙立平，2001）、向往城市生活说（王春光，2001）等。国内外还有研究和理论表明，女性和男性一样，由于不同区域间经济以及非经济机会差异而迁移（Lewis，1954；Todaro，1985，转引自 Canfei and Patricia，2003：1221），个体之所以外出打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里能够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和更明朗的个人发展前景。在京农民工群体的迁移动因也是这样吗？

本书针对“外出打工原因”的调查结果如表3-2所示。可知，女性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前三项原因及数量比例分别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29.8%）、为了挣钱（26.4%）、出去增长见识（21.6%）。而对于男性农民工而言，外出打工的第一原因同女性不同，女性外出是为了自己的发展，而男性外出则是为了赚钱，有近三成比例（29.1%）的男性农民工出于经济原因而外出打工，27.7%的男性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外出打工，比例位居第二，18.3%的男性农民工出去是为了增长见识。

表3-2 外出打工原因

表3-2 外出打工原因-续表

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外出打工的原因存在一定差异。女性的首要原因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其次才是赚钱；男性正好与女性相反，首要原因是赚钱，其次才是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即女性视个人发展为第一要务，而男性的第一要务是赚钱养家。另外，女性因“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城市的生活条件更好”“出去增长见识”而外出打工的比例分别比男性高出2.1、0.9和3.3个百分点。这些数字表明，城市吸引力对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影响更大，女性劳动力更容易被城市的生活所吸引。可以这样认为，年轻女性离开农村的迫切愿望，远不是贫困或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等所能解释的，同男性相比，都市生活对女性的吸引力更大。

从本数据可见，劳动力是否迁移与流动的因素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即劳动力流动具有性别选择性。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点是短期钟摆式流动，这种短期钟摆式流动具有非随机性，即影响男性流动的某些因素对于女性来说可能并不重要（Yang，1999，转引自姚先国，2009）。正如有学者分析认为，对于男人来说，劳动力移民主要是针对社会层面因素做出的一种回应，几乎不存在个人或家庭方面的预测能力。相比之下，对于女性来说，劳动力流动主要是由个体特征来决定的，宏观上的社会层面因素不如个体性因素那么重要（Yang & Guo，1999：929；He & Gober，2003：1223）。

现在将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原因按照“推”与“拉”的方向进行如下分类，将“务农太辛苦”“在家没事可干”“不愿过农民的生活”“别人都外出务工”四类归类为“推”的因素；将“为了挣钱”“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城市的生活条件更好”“出去增长见识”四类归类为“拉”的因素。结果表明，女性农民工中，因“推”的因素而外出打工的占13.9%，86.1%的女性农民工由于“拉”的因素而决定外出。男性农民工中，由于“推”的因素而外出的占17.5%，82.5%的人受到“拉”的因素而外出。可见，无论是对于女性农民工还是男性农民工而言，城市“拉”的作用远远大于农村“推”的作用。而且，“拉”的因素对于女性的影响高出男性3.6个百分点，“拉”的作用对于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从中我们似乎能够发现这样一种趋势，即尽管女性通常能够在农村安分守己地工作，勤劳耕耘，但是同男性相比，女性更加向往城镇生活，更能够被城市生活所吸引。

再来看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关于外出打工的动因，可以大概归为两类，赚钱是首要原因。朱考金（2003）的研究表明，农民工来南京打工“以挣到更多的钱”为目的的占被调查对象的66.3%；李强（2003）的研究认为，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核心驱动力是在城市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王东平（2010：48～49）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男性农民工还是女性农民工，均把“城里赚钱多”作为外出务工的首选理由，比例分别为39.8%和28.9%。“看看外面的世界、开阔一下视野、学点东西”是位列第二的原因，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分别为30.7%和27.5%。

另一类是开阔眼界、见世面。有学者对烟台打工妹的调查表明，外出打工动因位列前三位的分别是：见世面（40.4%）、跟风随大流（22.9%）、自己攒嫁妆（15.2%），而赚钱只是位列第四（林青，2009：17）。还有结果表明，20 世纪90年代以后，除第一位的经济动因之外，农民工外出的心理因素变得重要起来，“外出见世面”作为进城原因的比例在两次调查中都超过50%（李强，2003）。

再来看针对北京外来人口的调查。有学者根据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北京市流动人口离开老家外出流动的原因（翟振武等，2007：34）。结果表明，“为了挣更多的钱”是流动人口从老家出来的最主要原因（38.8%）；因为“老家太穷”而外出的流动人口比例为22.8%；为了“挣口饭吃”的流动人口占9.5%。可见，这些流动人口从老家出来的原因以经济因素为主，即这些人主要是在农村经济收入低下等“推力”因素的作用下离开老家的，属于典型的“生存型”流动人口。

再来看国外的相关研究结果。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的三位学者发表研究指出，男性更可能因为个人经济回报与发展等“利己”动机而出外打工，而女性更可能因为帮助家庭等“利他”原因而选择离开故土。[1]

有研究者使用近年中国农村教育研究数据——甘肃儿童与家庭调查（GSCF）数据进行分析。该调查组从2000年起开始追踪甘肃省20个县的2000名农村儿童，分别在2000年、2004年、2007年及2009年进行4轮数据收集。截至2009年，受访者年龄为18～21岁，其中大约一半的人已经外出打工。研究者把促使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的因素分为三类：个人经济动机、利他主义动机（即支援家庭），以及与经济无关的个人发展动机。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男性打工者比女性打工者更可能将个人经济回报列为首要动机，而在“为家庭成员支付医疗费用”这一利他动机上，男性与女性的选择较为接近。但是，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将“为家庭成员支付学费”作为首要动机。此外，家中若有姐姐，那么受访者将学费列为首要动机的可能性会降低。大部分打工者都十分重视超出直接经济回报的“个人发展与提升”，但男性比女性更加强调这一点。研究者指出，尽管年轻打工者中性别比例看似平衡，但男性与女性很可能是出于不同的原因而选择离开家乡。相比之下，女性的利他主义动机更为强烈，而男性在经济与非经济方面的利己动机更为强烈。此外，打工者希望获得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回报（Chiang，Hannum，& Kao，2015）。

根据以上诸多学者针对不同地域流动人口进行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经济因素是驱动农民工外出的一个主因，但并非第一主因，至少对在京女性农民工来说不是如此。事实上，我们知道，中国“三农”问题的实质是贫困问题。对于外出打工者来说，“赚钱”“帮助家里”等肯定是促使其外出打工的重要原因，这是很常见的动机。在京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确受到经济因素的驱使，但是这并非其最主要的动因。在多样性的外出动机中，为了自身发展才是该群体外出的首要原因——对城市生活的渴望、发展自己、开阔视野、锻炼独立能力等对其有更大的吸引力。

中国有很多充满经济活力与生活魅力的城市，农民工外出打工也可以有很多选择之地，这些外来者为何选择来北京呢？在分析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原因之后，再来分析他们为什么选择北京作为打工地点。针对“来北京打工的原因”，调查结果见表3-3。从中可见，女性农民工来北京的主要原因中位列前三的分别是：“北京机会多”“个人能见大世面”“北京有亲戚”，比例分别是25.2%、14.0%、13.3%。相比较而言，男性农民工来北京的主要原因中位列前三位的分别是：“北京机会多”“个人能见大世面”“北京是首都”，比例分别是23.9%、15.5%、13.8%。另一方面，分别只有8.6%和11.3%的女性农民工和男性农民工将“北京比别的地方容易挣钱、挣钱多”作为其来京打工的原因。以上数字再次表明，同男性相比，女性农民工来京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小。

表3-3 来北京打工的原因

从表3-3中还可以看出，除了机会多与个人能见大世面之外，女性来北京的另一个原因是北京有亲戚（13.3%），男性的另一个原因是北京是首都（13.8%）。这表明，女性和男性选择北京作为工作生活目的地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差异。女性由于北京有依靠才选择来到这里，可见女性的依赖性更大，而男性则更具独立精神，更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看一看。

再来看其他学者对女性农民工到北京打工的动机研究。40.4%的女性向往城市的生活方式，想见世面；28.8%的女性认为农村没有发展机会，外出是为了寻求个人发展；而选择挣钱养家的占到全部女性的 9.6%（刘鸿谕，2013：10）。

从以上分析可知，“北京有亲戚”是女性进城的主要途径之一，但不是男性进城的主要途径。这一结论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一致，“社会亲情网络”在女性进城途径中占据主要位置（程名望、史清华，2006）。正如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女性外出打工的特点是：她们很少独自一人单枪匹马来到城市，通常是因为已经有亲戚或朋友在流入地打工，她们来到城市后一般都有住所，工作也有着落。许多人在迁移之前就已经找到工作（Meng，1998）。当她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可以从亲朋和老乡处短期住宿，从而确保个体的人身安全。如果大城市里没有亲戚或朋友，她们会三五成群地与同村姐妹或同学一起来到城市。也就是说，女性在来城市之前就有了比较强的家庭和亲朋网络，这使她们更容易克服到来初期的不适应（周莹洁，2008）。这表明，农村女性对社会关系的依赖比男性更强，她们多从亲戚、朋友和老乡处获取就业和市场信息。而男性对亲戚、邻居等社会网络的依赖较弱，他们更愿意依靠自己的能力到城镇去打拼。

从国际上看，女性移民的原因各不相同。Hsia Diner（1983）以19世纪的爱尔兰移民妇女为研究对象，专注对女性的流动迁移原因和后果的研究。当时整个欧洲正在经历从农业封建社会到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贫穷、没有土地、社会和经济混乱由于19世纪40年代末的大饥荒而更加严重，再加上单一的继承制和单嫁妆体系，爱尔兰未婚和晚婚家庭日渐增多。来到美国的移民中，超过一半是爱尔兰妇女，世纪迁移基本上成为女性的群众运动。Hsia Diner（1983：4）的研究表明，迁移的根本原因是爱尔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爱尔兰对女性的吸引力越来越小。女性很少有结婚或就业的机会，许多人不得不背离她们出生的土地。因此，不只是饥荒和贫困，而有杰克逊（1984：1007-8）所谓的“土地-家庭-婚姻环环相扣的关系”促使妇女迁移（转引自Pedraza，1991：312）。

还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年轻单身女性具有利他主义精神，她们到海外工作的动机主要是支持她们的家庭。在菲律宾，延展性的亲属关系十分盛行，因此年轻女性不仅愿意支持其父母和弟妹，还有她们的侄子、侄女和祖父母。然而，同已婚女性相比，年轻菲律宾人移民的部分原因是挣钱供养自己的未来。在斯里兰卡，年轻单身女性迁移的目的是帮助她们的家庭成员。在当地嫁妆是女性全家一个较大的财政负担。因此，女性往往希望自己能够赚到一大笔钱（Oishi，2002）。

由此可见，在京女性农民工外出的动机不仅与在京男性农民工不同，而且与其他城市的女性农民工也相异，同国外女性更是有别。正如人口迁移理论所论述的那样，迁移者在迁移过程中遇到不同程度的引力和阻力，不同人群对此做出不同的反应，个体特征对于其是否决定迁移以及迁移地点的选择都会有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