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样本描述

本研究依托北京市团市委进行的调查数据，从中选取户籍为农村户口的男性与女性有效样本共计7268份，样本状况描述如表3-1所示。

表3-1 农民工样本基本状况描述

表3-1 农民工样本基本状况描述-续表

3.1.1 受教育程度

从表3-1中可以看出在京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整体上看，女性受教育程度分布呈现出比较均衡的结构特点，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及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大致相等，各占三成左右的比例。相比之下，男性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分布呈现倒“T”形，即低学历多、高学历少，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高中的占了绝大多数，二者共占男性农民工七成多的比例，而大专、本科及以上的男性比例急剧下降，分别只有16.8%和9.8%。同男性农民工相比，低学历（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民工中，女性数量较少，而在高学历（大专、本科及以上）的农民工中，女性数量较多。

若把受教育程度根据对应年限转换为连续变量（原问卷调查的是受教育程度而非受教育年限，我们对其进行如下转化，初中及以下为9年，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为12年，大专为15年，本科及以上为16年，由此得到，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2246年，标准差为2.51658年；而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7989年，标准差为2.57444年，应用独立样本检验其差异，t=6.811，p=0.000，可见，在京女性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高于男性农民工，且具统计显著性。

国内其他学者也做过类似调查。研究针对河南省安阳、濮阳、南阳和许昌4城市8个村庄的女性农民工进行电话问卷调查（N=856），结果表明，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女性农民工比例最高（57.1%），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19.0%，高中文化程度的占11.9%，中专毕业的占7.1%，只有4.8%的人具有大学学历（孙朝阳，2009）。还有学者针对河北省外出农村劳动力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女性劳动力还是男性劳动力，其受教育程度都呈现“橄榄形”（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特点（王东平，2010：47）。有学者对A市女性农民工进行过调查，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普遍集中在高中水平，占全部农民工的42.3%，初中文化的占34.6%，中专和大专及以上的分别占13.5%和3.8%（刘鸿谕，2013：11）。国家统计局2010年的统计数据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中文化程度为中专、大专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9%和6.4%，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转引自刘奉越，2012）。

可见，以上调查结果与笔者的调研数据具有一致性。通过比较以上数据，可以发现，尽管不同学者的调查时间、调查区域不同，但是我们能够从中看出一些趋势。在京女性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不仅高于在京男性农民工，而且也高于其他地区的女性农民工。这些结果提醒我们，一味简单地以“低素质”描述农民工，至少对在京女性农民工贴标签是不符合实际的。

3.1.2 年龄

衡量人口迁移结构的一个有效指标是年龄。从表3-1中可以看出不同性别农民工的年龄分布。女性中，20～30岁的占到绝大多数，有近八成的比例（77%）。相比较而言，年龄较小以及较大的女性则分别只占7.8%和15.2%。从分布上看，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的年龄分布具有类似结构，20～30岁的男性占到绝大多数（73.5%），而年龄较小和年龄较大的所占比例很小。可以认为，无论是男性农民工还是女性农民工，20～30岁都构成在京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

另一方面，从平均年龄看，在京女性农民工为26.1344岁，标准差为3.7814岁；男性平均年龄为26.3866岁，标准差为3.92051岁。对其差异进行独立样本检验，t=2.651，p=0.008，结果表明，在京男性农民工的年龄显著大于女性农民工。国内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结论，农村女性流动人口主体为中青年，平均年龄低于男性流动人口（苏群、刘华，2003；Roberts，2002；李旻、赵连阁，2008；扈海丽，1997）。

再来看国外学者的研究。有学者基于199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发现，泰米尔纳德邦有133.58万移民——87.53万女性和46.05万男性，女性迁移人口占65.53%，男性占34.47%，女性移民数量超过男性；其利用哥印拜陀市、蒂鲁巴镇的470个样本及金奈的485个样本调查女性移民的趋势、模式和性质，女性移民年龄分布见图3-1。从年龄上看，有近四成迁移女性年龄在21～30岁，在全部迁移女性中占比最高（Sundari，2005），其次是31～40岁，再次是41～50岁。迁移女性的年龄分布与本调查类似，20～30岁女性是迁移的主力军。

图3-1 国外学者研究的女性移民年龄特征

3.1.3 在外打工时间

从表3-1可见，近六成的女性农民工外出打工时间为1～5年，近三成的女性农民工外出打工时间为6～10年，外出10年及以上的占12.1%。相比较而言，男性农民工在以上三种时间年限上的比例分别为55.2%、30.1%、14.7%。从平均值看，男性农民工平均外出年限为5.91年，标准差为3.800年；女性农民工平均外出年限为5.58年，标准差为3.64年。对其差异进行独立样本检验，t=3.535，p=0.000，可以看出，在京男性农民工在外打工时间显著长于女性。

3.1.4 家乡所在地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本研究将家乡所在地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广西和内蒙古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表3-1可知，无论是对于男性农民工还是对于女性农民工，来自东部、中部、西部的流动人口比例分别依次下降，男性从46.9%降至37.1%再降至16.0%；女性从48.1%降至36.6%再降至15.3%，即流动人口的家乡距离北京越远，其在京打工的比例越低。东部地区省份离北京更近，更具地理优势，因此选择北京作为其打工之地的人数也最多。从性别上看，来自东部的女性比男性高出1.2个百分点，来自中部的女性比男性低0.5个百分点，而来自西部的女性比男性低0.7个百分点。可见，同男性相比，女性更加倾向于近距离迁移，从而印证了拉文斯坦的人口迁移理论。

3.1.5 婚姻状况

关于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状况，本次调查结果表明（N=3337），未婚有友的占31.6%，已婚的占38.3%，未婚无友的比例为29.2%，另外，离婚、丧偶等占0.9%。再来看男性农民工的数据（N=3376），未婚有友的比例为31.2%，已婚的为35.5%，未婚无友的比例为32.6%，其他婚姻状况的为0.8%。可见，无论是对于男性农民工还是女性农民工，已婚者都占到外出迁移者的绝大多数，其次是未婚有友，而未婚无友的农民工所占比例最低。

利用卡方检验分析得知，χ2=9.660，df=2，p=0.008，可见，在京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差异显著，已婚女性的比例显著高于男性，单身中男性的数量显著多于女性。进一步分析已婚者与其配偶的居住状况，已婚女性中（N=1256），配偶与其同在北京居住（包括在京工作和在京无业）的占89.7%，配偶在老家务农的占3.5%；而在已婚男性中（N=1181），配偶与其同在北京居住（包括在京工作和在京无业）的占68.3%，配偶在老家务农的占7.9%。可以看出，同男性农民工相比，女性农民工配偶与其同在京的比例远高于男性，这表明女性更倾向于同其配偶一同迁移，形成夫妻迁移或举家迁移的模式。这同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以及夫唱妇随的婚姻模式有关，而更多的男性倾向于独自打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