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利一国两制事业之推进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上曾指出：“‘一国两制’事业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祖国内地共同发展繁荣的事业，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已经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把这一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需要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10]其中的社会各界人士当然包括了澳门特区的居民，尤其是致力于澳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家、学者。因此，尽管一国两制在澳门的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形成了符合澳门实际情况的“澳门模式”，但一国两制的实践永无止境，仍具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要把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不断推向前进，就必须进一步加强一国两制的宣传推介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全面准确地阐述一国两制方针，广泛深入地宣传一国两制方针，深入浅出地解读一国两制方针，使一国两制方针更加深入人心。同时，我们还要深化对一国两制的理论研究，认真总结一国两制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研究解决一国两制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丰富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把一国两制方针贯彻好、实施好。《辞典》的出版，无论对于一国两制的宣传推介，还是研究深化，都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一）全面了解一国两制构想产生及形成过程的解码器
一国两制构想的首创者当推邓小平先生。但一国两制构想到底是如何产生并形成的，学术界还是有不同的看法。《辞典》通过“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等条目的内容，来说明一国两制构想产生的历史背景；通过“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一纲四目”“叶九条”“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条目的内容，来介绍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过程；通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物类条目的内容，帮助读者了解历史人物在一国两制构想产生及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辞典》还将与一国两制构想有关的、涉及宪法学或政治学等学科的一些基础知识，如“国家结构”“国家制度”“国体”“政体”“自治”“和平共处”等，以及有关的法律文件或著作，如《中英联合声明》《中葡联合声明》《邓小平文选》《澳门回归大事记（1972～1999）》，杨允中博士撰写的《“一国两制”与现代宪法学》以及主编的《“一国两制”与宪政发展——庆祝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研究会论文集》等，都尽量收录进来。这些条目犹如解码器一样，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内容介绍，帮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比较系统地了解一国两制这一构想产生的社会条件和逐步形成过程，从而揭开罩在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之上的神秘面纱。一国两制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的产物，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纵观国际形势，根据中国的国情，从实际出发，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提出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基本国策。了解一国两制构想的产生及形成过程，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一国两制方针的基本内涵和特征，这也是我们正确解读一国两制方针的必要前提。
（二）准确理解一国两制方针基本内涵和特征的金钥匙
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就必须要正确把握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征。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征虽有联系，我们在描述其基本特征时离不开其基本内涵，但它们又有区别，前者是指一国两制所反映出来的内在的组成要素，它主要是从事物自身的内在组成部分的角度来认识这一事物，而后者是指一国两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它主要是从事物自身所表现出来的外部特殊属性的角度来认识这一事物。人们在研究一国两制时，有时往往不加以区分，容易将作为一国两制基本内涵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澳人治澳”或“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等作为其特点或特征。
为了帮助人们更好地区分并准确理解一国两制方针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征，《辞典》除了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一条目中明确列明其基本内涵外，还将其基本内涵所包括的内容尽量作为单独条目来编写。不仅如此，对与基本内涵有关的名词或术语，如爱国主义，爱国爱澳，爱国爱港，祖国，民族认同，民族意识，基本国策，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旗、国徽等，也都有所收录。至于体现澳门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具体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和文化制度等内容，编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亦尽力收录。对于有助人们把握一国两制方针基本特征的知识，编者也认真挑选，有所收录。如为了说明一国两制方针的中国特色性，《辞典》安排了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若干条目；为了说明一国两制的理论创新性，《辞典》安排了有关国家形态、中央与地方关系、统一战线等若干条目；为了说明一国两制的制度创新性，《辞典》将基本法所规定的若干制度作为条目；为了说明一国两制方针的长期性，《辞典》将认识论、实践论的一些知识作为条目，如知行统一观等。此外，《辞典》还将有关专家、学者论述一国两制的著作予以收录，拓宽人们理解一国两制方针基本内涵和特征的视野，如萧蔚云主编的《论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制》、杨允中博士撰写的《我的“一国两制”观》、骆伟建教授撰写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概论》等。总之，凡是编者能想到的有益于人们正确理解一国两制方针的条目，都在《辞典》收录范围之列。这些详尽的条目和丰富的内容，无疑是我们打开一国两制这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
（三）详尽细解一国两制基础知识的工具书
宋朝大诗人陆游在给其儿子传授写诗的经验时，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意思是说，要想写得好诗，不单单要在诗词本身下工夫，还要练好诗外功。诗外功一般是指本专业以外的其他知识，现在通常还包括本专业的基础知识。一国两制的宣传推介和理论研究工作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对一国两制本身的一些基础性知识不能很好地了解和掌握的话，是很难学习研究好并宣传推介好一国两制的。
《辞典》就是一部详尽细解一国两制基础知识的首选工具书。它完全按照百科全书的体例来编写，并充分反映一国两制的跨学科特点，全书具有主题突出、体例创新、内容丰富、容量巨大的特点。从时间跨度上看，涵盖了远古时期至当今社会；从地域范围上看，包括世界上有关的国家和地区，是名副其实的古今中外。《辞典》收录了一国两制这一研究领域内相关名词、术语、事件、人物、地名、法规、著作等，基本涵盖了一国两制所涉主要相关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等基础知识。在条目的选定上，力求体现一国两制的创新思维，又遵循辞书的传统规范。条目释义通常按定性词、相关背景、基本特征、关联要素等内容撰述。因在澳门出版，《辞典》较多运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相关事例，让澳门居民阅读起来有一种特别的熟悉感和亲近感，提高《辞典》的可读性。此外，《辞典》还把同一国两制有一定渊源的一些事例，如两千年来中国历代当政者对特殊边远地区实行的特殊政策，如改土归流等，以及作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组成部分的历代变法代表事例、人物，如戊戌变法、王安石变法等，也有所收录，以强化对一国两制的理论渊源的认知，强化对中华文明体系的认知，编写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此外，凡是专有名词，基本上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机关审定的为准，力求规范化。尚未审定或尚未统一的则以“约定俗成”为原则，沿用习惯用法。总之，《辞典》是详尽细解一国两制基础知识的首选工具书。
（四）正确解析一国两制实践的指南针
一国两制构想突破了一个主权国家实行一种社会制度的传统理论模式，形成了一个国家内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同时存在、共同发展的新格局。一国两制还突破了传统的国家结构模式，使国家结构呈现出既不是简单的单一制，也不是联邦制，而是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设置特别行政区，授予其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实行高度自治等，这一系列创举无疑是具有生命力的。然而，一国两制的这种创新性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停滞不前，相反，一国两制构想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丰富自身的内容。一国两制的创新性也不意味着其实践过程会是一帆风顺的，相反，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争议甚至矛盾。诚如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5周年大会所上所讲的那样：“‘一国两制’作为一个崭新事物，我们在实践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矛盾。要正确分析和妥善处理出现的矛盾，关键是要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11]
由此看来，要正确分析和解释一国两制在实践中遇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关键是我们要深刻领会一国两制的科学内涵和丰富精神，并将其运用于解决一国两制实践中发生的争议。而要做到这一点，了解一国两制的来龙去脉，掌握其基本内容，熟悉一国两制的实践过程等，便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我们面对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或矛盾会感到无从下手，甚至可能人云亦云，无所适从。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的《辞典》，为我们正确解析一国两制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指引。对于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的有关法律争议及其圆满解决，《辞典》都有所收录，如因香港居港权案件、行政长官任期争议等引发的基本法解释活动，《辞典》中都有体现。从这些争议的成功解决中，我们可以看出，只要牢牢把握住一国两制的科学内涵，严格按照基本法的规定办事，不仅争议和矛盾可以得到顺利解决，香港和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也会得到切实保障，一国两制的伟大事业最终也能够取得更大成功。
（五）深入破解一国两制难题的奠基石
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已成功实践10多年。然而，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永无止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12]。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不能满足已有的成绩，更不能故步自封，要继续创造自身发展史上的新高度。一方面，一国两制构想作为邓小平理论中最富中国特色的内容之一，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运用历史智慧进行开拓创新的典范，它自身也是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另一方面，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实践，虽说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一国两制作为一种科学理论，从其提出到升华，都离不开对其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只有这样，一国两制的事业才能不断向前推进。
要不断向前推进一国两制事业，就必须要深入破解一国两制实践中的难题，如中央和特区的关系如何在基本法框架下良性互动发展？内地与港澳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中如何既保持各自制度的特色，又能实现共赢？特区的政制发展如何体现循序渐进，又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等。而要破解一国两制实践中的难题，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对一国两制实践中既有成就的总结，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对一国两制实践中经验教训的分析。而要做好这些工作，又始终离不开准确理解并完整把握一国两制的内涵。《辞典》作为以一国两制为主题的百科全书式大型工具书，其内容本身就是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成果的集中反映形式之一，它为我们继续深化研究一国两制，深入破解一国两制难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一国两制”百科大辞典》的出版，是澳门特区迈向第二个10年进程中的一件盛事，也是一国两制研究领域的一件大好事，更是澳门学界的一桩大喜事，极富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本文原载于《“一国两制”研究》2011年第9期，原署名“常谈”为笔者笔名。
[2] 荣开明：《邓小平理论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39页。
[3] 杨允中：《我的“一国两制”观》，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1，第222页。
[4] 杨允中：《我的“一国两制”观》，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1，第12页。
[5] 杨允中：《我的“一国两制”观》，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1，第27页。
[6] 杨允中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宪政法律文献汇编（增订版）》，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0，第228～229页。
[7] 杨允中：《我的“一国两制”观》，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1，第5～6页。
[8] 杨允中主编《“一国两制”百科大辞典》，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1，前言。
[9] 杨允中：《我的“一国两制”观》，澳门理工学院，2011，第5～7页。
[10] 杨允中：《我的“一国两制”观》，澳门理工学院，2011，第230页。
[11] 杨允中：《我的“一国两制”观》，澳门理工学院，2011，第226页。
[12] 杨允中：《我的“一国两制”观》，澳门理工学院，2011，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