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开一国两制研究之先河

刚刚面世的《辞典》，不仅是澳门历史上第一部而且也是全中国第一部关于一国两制的综合性百科类型工具书，是一国两制研究史上的首创，开一国两制研究之先河。《辞典》的出版貌似偶然，实则有其必然性，是必然性与偶然性有机统一的产物。

（一）一国两制研究日趋成熟的必然产物

一国两制作为我国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基本国策，从其正式提出到宪法确立国家于必要时可设立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依据，至今也就是3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伴随着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颁布以及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内地和港澳地区曾掀起过关于一国两制研究的一次又一次高潮。综观这些研究，大都围绕着一国两制构想的产生、形成、内容、意义及其实践等方面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形式多为论文和会议论文集，有关的专著或著作也有一些。随着一国两制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和日趋成熟，广大读者在学习、研究一国两制时，对于其中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原则等问题的认识，因学术研究的百花齐放而观点各异，有时难以做到准确理解，急切需要一部较有权威的工具型书籍来提供指引和帮助。

由于一国两制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特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陆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允许台湾、香港和澳门这三个地方实行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其内容涉及国体、政体等核心概念，因此，有关一国两制的研究，从学科类别来讲，首先属宪法学范畴，一国两制正我国是宪政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此外，一国两制还涉及了地方政治体制等内容，因而它又属政治学研究范畴。对一国两制的研究正是现代宪法学和现代政治学领域的全新课题和重要组成部分[3]。除此之外，一国两制的研究，还要求对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以至哲学等人文社会基础学科予以认真关注，因此，有学者认为一国两制可理解为一个综合性、跨学科理论课题，甚至也可界定为一新型且覆盖面大的交叉学科[4]。正因为如此，编写一本涵盖一国两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原则以及相关学科方方面面知识的大型工具书籍，便是摆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两个特别行政区专家学者面前的一项当仁不让、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作为我国现在仅有的两个特别行政区之一的澳门，其实践一国两制的巨大成功显然值得高度重视。沐浴在一国两制阳光下充分享有学术自由的澳门学者得天独厚，担起相关编写工作的重任理所当然。由于百科全书较之单纯的词典等工具书在规模和内容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最后，按百科全书独有的体例编写的一国两制综合性大型工具书——《“一国两制”百科大辞典》便应运而生。

（二）一国两制研究继续深入的客观要求

伴随着一国两制从构想到实践，有关一国两制的研究，如同一国两制的实践一样，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成功实践，向世人不可辩驳地证明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性。人们通过对一国两制的不断研究，也越来越坚信一国两制的制度创新性和理论创新性。然而，一国两制的科学性和创新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停滞不前，相反，一国两制正因为其创新性而无先例可循，其在实践中要不断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通过解决问题的过程来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而且，一国两制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同时又会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地迈向成熟。

从现有理论和特区实践，人们已不难作出认定，一国两制绝不是权宜之计，一国两制绝不是消极防范，一国两制绝不是可有可无、可上可下、可兴可废，一国两制更不是向资本主义让步的产物。作为大思维，它的生命力、优越性才刚刚得到启动；作为大决策，它的成效才刚刚得到凸显；作为大理论，它必将在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以至哲学等领域受到越来越大的关注。作为这项大思维、大决策、大理论发源地的中国，特别是身临其境、身体力行验证这项大思维、大决策、大理论的特别行政区居民，尤其是官员、学者，更应当当仁不让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推动相关理论的系统化与完善化，深化对一国两制的理论研究，从而确保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有效运作，确保特区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5]。而要继续深入开展对一国两制的研究，除了坚持科学、严谨、求实的精神和态度，本着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的原则外，还需要对有关一国两制的一些基本概念、原则和制度等内容，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科学的总结和判断，对一些涉及一国两制研究的普及性基础知识进行系统、专门的介绍。而要达至上述目标，辞典型的百科全书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百科全书作为概要记述人类一切知识门类或某一知识门类的工具书，其主要作用就是供人们查找必要的知识和事实资料，其完备性在于它几乎包容了各种工具书的成分，囊括了各方面的知识，常被誉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因此，一国两制研究的继续深入，客观上也要求编写《“一国两制”百科大辞典》。

（三）一国两制研究的既有成果奠定了理论基础

百科全书由于收录某一知识领域的各种专门名词、术语、地名、事件、人物、著作等内容，因而被认为是对人类过去积累的全部知识或某一类知识的书面摘要。正因为如此，它也被视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一个时代科学文化发展的标志。因此，百科全书式的工具型书籍并不是随便就可以编写的，它必须要以有关的理论研究相对完备，有关的知识累积达到一定程度为前提条件。试设想，在一国两制构想提出的初期甚至一国两制实践的前期，要编写有关一国两制的百科全书式大型工具书籍，恐怕是只能想而做不了，因为作为一种全新的制度安排，人们对它的认识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基本性的概念、原则等内容，还处于摸索、完善阶段。在没有形成比较一致或成熟的看法或意见之前，编写一本带有文献参考指导性作用的工具书，既不科学，也不现实，更不可行。

随着一国两制由构想变成现实，并逐步取得成功，一国两制的研究也渐渐深入，成果也越来越丰富，这为编写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提供了知识上的积累和理论上的准备。随着研究的深化，人们对于一国两制的认识也由表及里，对一国两制理论的基本认知也慢慢自成体系。即使一国两制理论在实践中面临重大挑战，人们借助于已有的研究和认识，也能主动而严谨地作出理智的思考和判断，而这又有益于人们关于一国两制思维体系的自我完善，最终，一国两制的知识体系逐步步入成熟。当一国两制研究的理论成果丰富到一定程度时，编写百科全书式的工具书也就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辞典》的出版自然水到渠成。

（四）一国两制实践的巨大成就提供了丰富素材

一国两制构想的生命力正在于它的实践性，一国两制构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目标决定了其具有强烈的实践性。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一国两制在这两个地方的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澳门为例，回归祖国10多年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澳门各界人士务实进取，保持了社会繁荣稳定，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上所讲的那样：“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的10年，是‘一国两制’在澳门成功实践的10年……也是澳门各界人士积极探索符合澳门实际的发展道路、不断取得进步的10年。”[6]

一国两制在港澳实践的巨大成就，为一国两制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澳门作为一国两制理论的前沿阵地，澳门居民都是实行一国两制的行为主体，而澳门学者更应成为一国两制理论研究的积极参与者。在澳门所发生的一切，无论从政治、法律，还是从经济、民生，以至社会、文化等方面观察，都是特区在一国两制下依法施政的结果，都直接和国家的进步发展构成正相关。所有成就都可归结于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所有不足都可理解为一国两制这一新生事物尚待完善。一国两制实践的巨大成就，其本身就值得我们好好去分析总结，特别是要在一些规律性问题的认识上及时作出回应、作出配合、作出选择[7]，而其中当然就包括了百科全书式工具书的编写。这正如《辞典》的编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一国两制’作为崭新的制度创新与发展模式已在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取得奠基性、阶段性成果。‘一国两制’与特别行政区制度已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鲜事物，它给人们带来的是新制度生命力与科学性的验证，是开放、实践、创新思维的巨大说服力，是东方文明体系对新时代新形势的回应。”[8]《辞典》的编写正是体现这种说服力和响应的最好方式之一。

（五）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设立打造了扎实平台

编写百科全书式大型工具书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高质量的百科全书的编写往往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编写一国两制主题工具书则更是一项史无前例的挑战，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一国两制作为一种新事物其本身还处于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要编写这样的一本综合性大型工具书，不仅需要超人的勇气和过人的胆识，还需要有一个富有拼搏、协作精神并具战斗力的团队，否则，光凭个人的单打独斗，是难以编写出一国两制主题的工具书的。当然，编写一国两制大型工具书，离不开核心人物的作用，无论是计划的推出，还是框架及内容范围的确定，以至具体的编写，都需要一两位对一国两制有系统研究和深入认知的专家或学者来领军、统筹。

澳门被历史选中成为验证一国两制新理论、新思维的示范区，无论特区政府还是特区居民都是历史的幸运者——成为正确实践一国两制的参与者。澳门回归后，特区政府官员也好，社会各界包括学者也好，都应用永无止境的追求与探索来拓展澳门的一国两制事业[9]。在众多的探索者中，杨允中博士便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位。从澳门迈向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开始，杨允中博士便开始关注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他的研究领域也始终未离开过一国两制，并一直处于理论研究的前沿。他不仅身体力行，亲自开展一国两制的研究工作，还发起成立澳门学者同盟，利用民间的力量，从多学科角度开展对一国两制的理论研究。不仅如此，杨允中博士还积极推动特区政府加大对一国两制的宣传推介与研究力度。在他的积极呼吁和多方奔走之下，2008年8月12日，经行政长官批示，特区政府成立了旨在“建立关于‘一国两制’原则的策略性资料参考依据”的属项目组性质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一国两制研究中心。这不仅为国内外学者研究一国两制提供了机构平台，也为编写一国两制主题的百科全书式大型工具书，从组织和人员方面提供了保障。在中心成立一年后不久，杨允中博士便通过一国两制研究中心这个平台，正式启动《辞典》的编写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全体编写人员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遵循百科全书独有的体例和一国两制所体现的创新精神，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广度与深度的统一、重点条目与非重点条目的统一、主要学科与关联学科的统一、传统认知与思维突破的统一，并通过高定位设计、高标准切入、高质量把关，向精品目标进发。无论是条目的选择还是具体内容的撰写，编写人员都精益求精，反复推敲，力求观点鲜明、资料准确、资料新颖、叙述客观。《辞典》正式出版前，易稿达30余次。经过逾一年半时间的不懈努力，《辞典》终于按计划与公众见面了，这其中包含着以杨允中博士为核心的编写团队的多少辛勤汗水。当然，《辞典》的出版也离不开特区政府、澳门理工学院及内地和澳门社会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