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三绝

东汉对于西域的政策一直是摇摆不定的。在历史上称为“三通三绝”。从汉光武帝时期休养生息、不开西域，到汉明帝后期第一次短暂开通之后断绝，只剩下班超一个使团在苦苦支撑，这是第一通和第一绝。汉和帝时，在班超、窦宪等人鼓舞下再开西域，到汉和帝去世后撤出西域，这是第二通和第二绝。

第二次断绝还有另一个因素。可以说，东汉对西域政策的不稳定，还和国内羌人问题有关。在西汉时主要的对手是匈奴人，但在东汉中后期，羌人成了王朝的心腹大患。由于与羌人频繁作战，东汉的国库消耗很大，不可能同时应付多场战争。[94]

羌乱最早是一支叫烧当羌的部族发动的叛乱。烧当羌在汉明帝时期就和汉地发生了战争，而战争的高潮是在汉章帝时期，直到汉和帝时才得到了控制。

“烧当羌之乱”结束后，接下来是先零羌的作乱。“先零羌之乱”直接和出征西域有关，公元107年（永初元年），正是由于征发羌人前往西域，引发了羌乱。为了对付羌人之乱，西域的官员当年就被召回，西域正式进入了第二次断绝时期。

公元123年（延光二年），当羌乱暂时处于低潮时，敦煌太守张珰上书，请求重新启动西域战略，认为要防御匈奴，必须以动态防守代替静态防守，汉安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第三次开启了西域的门户。这时，就轮到班勇出场了。[95]

班勇是班超的小儿子，事实上，在第三次开通西域之前，班勇就已经展现出了战略才华。在公元119年（元初六年）时，敦煌太守曹宗就曾经派长史索班带领千余人到伊吾驻扎，曹宗这样做，是因为汉军一旦撤离了西域，匈奴就会借助车师、鄯善等地，骚扰汉朝的西部，造成较大损失；只有派兵驻扎在伊吾等地，采取前置防御，才能阻止匈奴祸害汉朝的边境。

索班驻扎后，车师前国和鄯善都来投诚。这件事引起了匈奴的警惕，于是派兵联合车师后国将索班军队攻没，赶走了车师前王。鄯善王急忙向敦煌太守求救，曹宗向朝廷请求派兵五千人进攻匈奴。

这件事传到了朝堂上，当时掌权的邓太后召集群臣讨论，公卿们大部分都认为国库无法应付西域的军费，应该将玉门关关闭，与西域断绝联系。

班勇却主张必须进行前置防守，才能避免匈奴的破坏，只要派人前去实行羁縻政策，也就是召集亲汉的当地人加以武装，汉朝不用出多少人力和物力就能起到防守作用，这样的做法花费最小，却可以减少大量的边境损失。

邓太后最终采取了折中的做法，给了敦煌郡三百人，设置了一个西域副校尉的职务。但是，西域副校尉驻扎的地点不是在西域，而是在敦煌。这样，实际上起不到防守作用，之后匈奴的破坏也印证了班勇的判断，汉朝的西境遭受了较大的损失。

公元123年，朝廷重新采取进攻姿态，班勇立刻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担任西域长史，率领五百人出屯柳中。

第二年正月，他到楼兰取得鄯善王的归附，再从楼兰经过西域老北道（孔雀河道）到达龟兹一带，龟兹王率领姑墨、温宿投降。到这时，汉朝的势力就从东面和西面同时夹住了位于吐鲁番盆地的车师。班勇发兵万余骑攻击占据了车师前国的匈奴军队，赶走了匈奴，收复车师前国五千余人，打通了北道。

公元125年（延光四年），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兵马六千骑，加上鄯善、疏勒、车师前国的兵马，向车师后国进攻，将其击败。这次胜利获得了八千名俘虏，加上五万多马匹。班勇将车师后王和匈奴使节押往索班战死的地方斩首，算是报了仇。

第二年（永建元年）吐鲁番盆地内外的车师六国全部平定。当年冬天，班勇和诸国兵马出击匈奴呼衍王，除呼衍王逃走之外，他的部下两万余人全部投降。北单于率军亲自来攻，也被班勇击退。

到这时，北道上近处，不肯降服的只有焉耆这一个国家了。

第二年，班勇请求出兵进攻焉耆。除班勇之外，敦煌太守张朗也派了三千兵马，班勇走南道（实际上是西域老北道孔雀河道），张朗走北道（哈密吐鲁番道）。但这次立功的却是张朗：由于他曾经犯过罪，是戴罪之身，要想逃脱惩罚只有立功一条路。为了立功，张朗虽然与班勇约定了时间，却故意提前发动了进攻，拿下了焉耆。

由于是张朗攻下的焉耆，他可以逃脱前罪的惩罚。但守时的班勇却吃了亏，被认为没有按时到达约定地点发动进攻，于是被免了官并投入监狱；虽然他后来被赦免，但不久后就在家中去世了。

班勇离职时，西域的局面已经打开，随着鄯善、车师、龟兹、焉耆等大国投降汉朝，在更西面的于阗、疏勒、莎车等也纷纷上表，表示效忠。而西面更远处的乌孙、大宛等地则无法恢复了。

公元131年（永建六年），东汉政府再次在伊吾屯田，这也标志着东汉最后一次开通西域的活动达到了高峰。

但接下来，随着国内政治的衰落，东汉政府再也没有力量制衡西域。与此同时，匈奴也衰落了，于是西域再次陷入了各自为政的状态。

到了公元152年（元嘉二年），于阗反叛，杀掉了西域长史王敬。公元153年（永兴元年），车师反叛，将伊吾屯田处攻没。到这时，东汉王朝再也没有力量控制西域，它在西域的影响力就这样瓦解了。[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