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大历史:当古代中国遭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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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腾挪

事实上,东汉控制西域的第一次高峰维持的时间非常短暂。公元75年(永平十八年),北单于派遣军队两万骑进攻车师,耿恭派三百人去救援,却在路上遭遇了匈奴,全军覆没。匈奴军队杀死了车师后王安得,并开始围攻戊己校尉治所金蒲城,在耿恭的英勇反击下,东汉军队勉强保住了金蒲城。[87]

与此同时,焉耆和龟兹也选择了造反,他们杀掉了西域都护陈睦,匈奴也将另一个戊己校尉关宠围在了柳中。车师一看大事不好,也投降了匈奴,又和匈奴人杀了个回马枪,再次将耿恭围困。

当西域都护被杀,两个戊己校尉被围时,在首都洛阳,恰好锐意进取的汉明帝也去世了。继位的汉章帝性格温和,不思进取,也不愿意为了遥远的地方而用兵。[88]在他的宫廷上发生了一场争论,焦点是:要不要为了远在天边的少数人,派出大部队去救援。最后,在主战派的据理力争下,汉章帝派出了七千人前往救援。

这七千援军到达了西域,先解围车师前王部的柳中城和前王首都交河城,当他们攻克交河时,发现戊己校尉关宠已经死了,于是想当然认为在金蒲城的另一个戊己校尉耿恭也不在了,权衡之后,大军决定撤回到汉境。

援军撤走后,在金蒲城困守孤城的耿恭失去了救援,陷入了死地。正当他们感到绝望时,突然听说城外又来了一支部队,以为又是匈奴人,大惊失色,都觉得自己的死期到了。但这支部队走近后,却大声喊:“我们是来接你们的!”实际上他们不是匈奴援军,而是汉朝的军队。

原来,耿恭曾经派出一个叫范羌的人去敦煌取士兵冬天的衣服。范羌到达敦煌后,听说耿恭被匈奴围困,于是请敦煌守军派兵支援。敦煌守将虽然害怕,还是拨给了范羌两千人马。范羌带着人,踩着一丈多深的大雪,硬是闯了过来,营救自己的上级。

范羌率领敦煌援军到来后,耿恭和他的手下开始准备撤离。后面有追兵,前面有大雪。撤离时,除了敦煌援军,追随耿恭的还有26人,到了玉门关,只剩下13人活着。他们衣衫褴褛、形容枯槁,但至少回到了汉朝的地域。

为了区区几十人,汉朝用了将近一万人去救援,这几十人中,关宠一支已经全军覆没,耿恭一支最终只救回来13人。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多数援救少数的例子,也表明了东汉政府对于人的重视。但这样的壮举却无助于维持东汉和西域的关系,万里救援让谨慎的汉章帝选择了撤出西域,不仅撤出了车师国的吐鲁番盆地,第二年又从伊吾所在哈密盆地撤出,回到了敦煌作为前线。匈奴则占据了伊吾地区,将北道(即东汉开辟的新道)封锁了。

与北道的车师相比,南道上的疏勒、于阗等地更是距离遥远。汉章帝撤出了北道后,北道上的龟兹、焉耆、车师都已经成了匈奴的天下,南道事实上已经处于孤军奋战的地位。北道尚且无法防守,更何况南道?这时,汉章帝认为南道除了撤退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他下令班超撤走。

命令到达时,龟兹、姑墨已经发兵进攻汉军和他的同盟,班超和疏勒王忠死守了一年,等来的却是撤退的消息。疏勒的人听说汉使要撤走,大惊失色,甚至有人不甘于重新做龟兹的臣民而自杀。在一片惋惜声中,班超离开了。[89]

当他退到于阗时,于阗的王侯号泣着请求他留下,抱住马腿不让他走。班超也不想放弃亲自打拼的天下,在人们的哀求声中决定留下。他带领部下再次回到疏勒。此刻的班超已经不再是汉朝使节,只能靠个人的力量去打拼了。

班超回到疏勒时,疏勒已经投降了龟兹。在龟兹一方还有一个叫尉头的小国,疏勒已经被迫与尉头联合。班超入城后,杀掉了带头投降的人,并率军击败了尉头,杀死了600余人,重新使疏勒安顿下来。

到了公元78年(建初三年),班超不仅稳定了当地,还以疏勒为基地,和西方的康居取得了联系。这一年,他联合疏勒、于阗、拘弥,加上从康居借的兵共1万人,攻占了姑墨的石城,斩首700级。

稳定住局面后,班超上书汉章帝,请求朝廷派救兵。此刻,汉朝宫廷内最初的慌乱已经过去,班超的功绩已为人所知,有一位叫徐幹的人由于和班超志向相同,请兵千人前来助阵。公元80年(建初五年),他赶到了战场。公元84年(建初九年),汉章帝又派了一个叫和恭的人率领800人前往。

在徐幹与和恭的帮助下,班超不断地合纵连横,粉碎了莎车的反叛,到了大约公元86年(元和三年),已经打通了南道,甚至可以直通康居、大月氏等地。

公元87年(元和四年),龟兹王率领温宿、姑墨、尉头士兵5万人,与班超和于阗士兵2.5万人对垒于莎车。班超假装撤退,偷偷释放龟兹的被捕人员,让他们把错误的消息传回。龟兹于是决定伏击,位于莎车的本寨却空虚了。班超乘机进攻莎车,杀死了5000人,这场战斗迫使莎车投降。

公元90年(永元二年),远在西域的贵霜王朝副王谢带领7万人进攻班超,被班超击退,从此贵霜不敢小觑东汉。

到这时,班超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与此同时,东汉朝廷上的和战势力也再次出现逆转:公元88年(章和二年),汉章帝去世,继位的汉和帝在窦宪的主持下重新对西域采取了进取的行动。

窦宪的行动从对北匈奴发动战争开始。公元89年(永元元年),窦宪率兵越过内蒙古与蒙古国之间的大戈壁,直捣蒙古国境内的北匈奴,歼敌1.3万。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事件,是窦宪请班超的哥哥班固写了一篇铭文《封燕然山铭》,刻在了一个叫燕然山的小山上。公元2017年,人们在蒙古国境内杭爱山的一个余脉上发现了这篇铭文,也由此确定了历史上的燕然山所在。[90]此前人们长期争论燕然山到底在什么地方,是否已经进入了现在的蒙古国境内。有人将它定位在蒙古国北部的肯特山(也是成吉思汗起家的地方),有人认为它是蒙古国中部的杭爱山,还有人认为应该在内蒙古境内寻找。

2017年发现的《封燕然山铭》实际的位置的确已经进入了蒙古国,却并没有深入蒙古国北部和中部,而是在蒙古国偏南的地方,这里接近于南面的戈壁,充满了沙地,小山虽然属于杭爱山的余脉,但事实上距离杭爱山主体已经很远,只是杭爱山东南方沙漠中凸起的小山丘而已。

燕然山就是汉代军队所能到达的最北端,表明中国在两汉时期,对北方的涉足依然是不足的。

第二年,窦宪再次出击,大败北匈奴。

东汉对匈奴的连续胜利,再次将匈奴赶出了伊吾一带,将哈密盆地控制在了手中,位于吐鲁番盆地的车师国也投靠了东汉王朝。

接下来就轮到班固最顽固的对手龟兹了,很快,它也根据利害关系做出了选择。公元91年(永元三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宿敌纷纷投降了汉朝。到这时,就只剩下焉耆、危须、尉犁三国没有投降,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杀害了前任西域都护陈睦,不相信能够得到宽恕了。

也是在这一年,汉和帝重新设立了西域都护,其中班超担任西域都护,驻扎在龟兹国的它乾城[91],徐幹为长史,驻扎在疏勒。

公元94年(永元六年),班超决定解决焉耆问题,发动了龟兹、鄯善等八国的七万人出兵三国,将三国平定。到这时,位于今天新疆地区的所有西域国家都已经内属,在新疆地区以外的国家虽然鞭长莫及,却都向汉朝纳贡。第二年,汉和帝封班超为定远侯,班超的功绩达到了顶峰。

班超给中国留下的最后一项遗产,是于公元97年(永元九年)派遣一个叫甘英的使者出使遥远的西方。甘英出发后,经过安息、条支(今叙利亚),到达了地中海岸边,[92]在海岸的另一边就是著名的罗马帝国,恰好也处于鼎盛时代。

当地人对他说,在地中海内行船,即便是顺风,也需要三个月才能到达罗马本土,如果不顺利,则可能需要两年,所以必须携带三年的干粮才算保险。甘英听后放弃了继续西行,止步于条支。但即便如此,在很长时间内,他一直保持着“中国西行第一人”的头衔,直到唐朝时期才有人超过了他,到达了更西的地方。[93]

公元102年(永元十四年),年迈的班超终于回到了长安,不久就去世了。他给东汉留下的是一个庞大的西域。

西汉的西域是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不计成本的财政开支堆砌起来的,东汉的西域政策却是精打细算,最初只动用了数百人,后来多不过两千人,就控制了庞大的西域,从这个层面看,东汉的西域政策更加理智和成功。

但是,班超时期也已经是东汉西域最辉煌的时代。班超死后三年,汉和帝去世,他刚满百日的儿子当了不到一年的皇帝就夭折了。汉安帝继位后,由于继承班超担任西域都护的任尚、段禧等人不得人心,维持成本越来越高,于是汉安帝选择放弃了进取的西域政策,再次撤销了西域都护。东汉又丢失了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