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风余脉——杜牧
本书主要是以历史时间为线索进行讲述的。之所以先讲李商隐，再讲比他大十几岁的杜牧，不只是因为他们的并称是李在前杜在后，而且因为他们的诗对后世的影响不同。
商隐诗对晚唐五代诗和宋初诗有着直接且深远的影响，从宋初的西昆体到清代黄仲则的情爱诗，它们身上都有着商隐诗的影子。杜牧的诗对于后世的影响与李商隐的诗对于后世的影响相比，实在是逊色了一些。
这并不能说杜牧的才学不如李商隐，而是杜牧诗风的优点所致。李商隐的诗学了杜甫诗的精严，而杜牧的诗承袭了太白诗的飘逸。这种天马行空的诗风最大的问题与太白诗一样，就是“不可学”。且不可学的原因也类似。诗风如人，杜牧和李白一样过于潇洒和气盛，这样的才子提笔便是自诩天下第一。如此，敢学的人才力不够，才力够的人不肯去学，才力够又肯去学的，又没有他们飘逸的气质。在诗史上找一个类似李商隐的诗人并不难，但是找个类似杜牧的，实在是太难了。
《唐才子传》称后人评价杜牧的诗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这是说他的诗如铜丸从高处陡峭的斜坡滚下，像奔腾的骏马跃立于山坡一样“圆快奋争”。刘熙载在《诗概》中称杜牧之诗“雄姿英发”，这是说他的诗情感宣泄激荡，而豪迈俊爽之风又颇有太白诗风流潇洒之遗风。虽然在李白之后，尤其到了晚唐时期，诗人多推崇“沈宋体”，古体诗风渐渐不再流行，但杜牧不仅多有如《张好好诗》《杜秋娘诗》等古体之作，在律体中也多有拟古之作，笔力跌宕峻峭，超诣绝伦。
相对于他的诗风，有更多人因“十年一觉扬州梦”而对他的人生感兴趣，杜牧的一生不算一帆风顺，他常叹才不尽用，但从做官这件事来看，他至少要强于与他齐名的李商隐。从他的出身、经历、能力和成就来看，杜牧是一位揭开晚唐文学史序幕的传奇人物。既然如此传奇，我们就要通过几个有关他的标签来了解他的人生和诗风。
（1）杜牧的四大标签之一——贫穷贵公子
谈到出身好，我们就会想到《三国演义》中的袁绍，对袁家的介绍经常用到一个词：四世三公。这是说袁家四代都做到了宰相一级的位置，可谓是万石传家，豪贵数代。但是袁家和杜家比起来，那就有点儿不够看了。
问题出在袁家的繁荣只在东汉中后期，而杜家从西汉开始一直到中晚唐都是人才辈出。西汉时的名臣杜延年，受封侯爵且位列三公，并被汉宣帝排在了麟阁十一功臣第七位的位置上，位列于周勃、苏武之前，这是杜家第一位三公，完成了杜家入相的成就。
魏晋时期的杜预，更是文韬武略兼备，先后撰写《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和《春秋释例》，并作《善文》五十卷，可谓文才天下。并且他力劝司马炎南下灭吴，夺取江陵，完成了西晋的统一，可谓武功盖世。后晋武帝追封其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成侯。杜预立下了不世之功，完成了杜家出将的成就。
到了唐代，先祖杜预的各支的后人，先后有十一位担任宰相，将四世三公的袁家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杜牧和李白不同，李白在言自己出身高贵时，动辄便言其先祖与李唐王室同宗，杜牧则只需要说他的爷爷就可以了。杜家距离杜牧最近的宰相都没出三代，他的祖父杜佑虽然是以恩荫入仕，但通过努力和政绩在京城和地方历任要职，并在德宗、顺宗和宪宗三朝为相，封爵岐国公，并以三公致仕还乡，京兆杜家在中唐时期显赫一时。对于杜牧而言，从功臣先祖到宰执祖父，无论远近他都堪称出身高贵。虽然不一定能够做到“上品无寒门”，但在非常重视出身的唐代，他的出身无疑拥有入仕为官得天独厚的条件。
所以杜牧在考上进士之后，除了对自己的才气充满自信，对自己的出身也感到非常骄傲。刚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殿试和授官考试，一时间杜牧名动长安城，无人不识京兆杜郎。杜牧也自觉春风得意、前程锦绣，约上三五好友到终南山游玩。在山上他见到一位老僧正在说禅，感觉老僧看上去有些不凡，于是上前来攀谈。要么是这位禅师的语言没有别的僧人的语言那么烦人，还能给他的内心带来一点波澜。要么是围观群众听了他们的对话，掌声雷动。于是杜牧向老僧自报家门。当时的场景可能是这样的：
杜牧：我是杜牧。
老僧：那边是下山路。
杜牧：我是刚考上常科和制科的双料进士杜牧。
老僧：离这里不远有个华清池。
杜牧：我是杜希望曾孙，杜佑之孙，家住杜曲的杜牧杜樊川。
老僧：哦……你好烦……
在出家人面前撞了南墙，杜牧可能没少被同游的小伙伴们笑话。可意气风发的杜牧并没有垂头丧气，反而以自嘲的方式写了一首诗，也顺便话里有话地怼了一下老人家：
北阙南山是故乡，两枝仙桂一时芳。
休公都不知名姓，始觉禅门气味长。
这首诗名曰《赠终南兰若僧》，属于杜牧早期年轻气盛作品的代表。他在禅师处吃瘪后，以诗“自嘲”，先以祖先的荣耀来为自己加持：“你知道我家住哪儿吗？”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有几百年的骄傲。杜牧家所在的城南杜曲在长安历代都是钟鸣鼎食的豪门显贵之家的聚居处。更重要的是住在这里也就罢了，这片富人区还冠以杜姓，可见杜家影响力之大。
夸完自己的身世，那就要再说说自己的成绩了，毕竟在大唐这么多的恩荫入官的“官二代”中，难免充斥着一些不学无术、坐吃山空的混子。杜牧这颗璀璨的骊珠可不愿意和这些鱼目们等量齐观，故自云“两枝仙桂一时芳”。“仙桂”喻指科举功名，“一时芳”是直言名噪当时。
可对于“两枝”，诗词鉴赏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一说是指杜家两位最优秀的同辈人，一位当然是杜牧他自己，另一位是杜牧的伯父家的长兄杜悰。这位杜悰虽然名声不如杜预、杜佑的大，却拥有杜家亘古以来的最高职务，他先是于宪宗年间迎娶公主成为驸马，后历任光禄大夫、京兆尹、节度使、宰相等要职，最后以太师职务盖棺。杜牧考上进士那一年，杜悰正在担任京兆尹一职。持此种观点的人，认为杜牧是把自己放在和功成名就的长兄同样的地位。
另一种观点认为，“两枝”并不是指杜家的两位达人，而是指杜牧一年内两场考试的高中。一场是礼部在洛阳组织的进士科（常科）考试，杜牧拿了第五名；另一场是吏部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制科）的考试，这场考试决定他是像诗坛前辈王维、白居易一样“晓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地留京做官，还是像高适、孟郊一样去边远小县过着“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的县尉生活。关于这个答案，我们可以看杜牧的另一首诗。在考中制科之后，杜牧曾骄矜并含蓄地写下一首《重登科》，通过这首诗，我们就能看出他的为官第一站去了哪里。
星汉离宫月出轮，满街含笑绮罗春。
花前每被青蛾问，何事重来只一人。
这首诗叫《重登科》，杜牧不是已经考上进士了，怎么又重新考了一遍？难道那次的成绩不算了？其实并不是，这体现了大唐科举制度的规则。
科举考试考中进士最差也能当知县，那是明清时候的事儿，出来就能当官那也是北宋时期。大唐凭借科举制度当官的，与靠战功和恩荫当官的相比只是九牛一毛。即便是这样，被礼部进士科考试录取的还不能被马上授予官职。还要等到第二年春天参加吏部组织的春关考试，而春关考试一般以制科形式出现，李商隐就是在这里倒霉了一把，差点儿礼部进士白考。
春关考试是一场进士分配考试，决定你是去北大清华还是去北大青鸟，是去兰州大学还是去蓝翔技校。成绩最好的几位才能留京，在皇帝和宰相身边工作；成绩差的就去边远县城，去当分管治安和建设的县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孟郊同学，就是在春关考试前过于嘚瑟，成绩不理想，只能前往小县城任职。
那杜牧呢？他的成绩好得简直令人发指。这首诗把他的得意体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场分配考试中的所有进士，只有杜牧有资格留在京师任职。诗中的“何事”和“只一人”反映出了杜牧的无奈，怎么就变得这样一枝独秀了呢？怎么就变得高处不胜寒了呢？
杜牧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这一批进士中最为优秀的人，被授予校书郎，留在京师为官。
从上面两种观点来看，如果认为“两枝”指代的是杜家的二位才子，那么这位读者不是没有经历过狂喜，就是太不了解杜牧这个人。骄傲如他，他是不会拿这位口碑很差的高官大哥来抬高自己的身价的。
我更倾向于第二种理解。在他两次考试顺利的情况下，他认为自己也一定会如祖父一样出将入相，而进士及第又常被称为蟾宫折桂，将诗中的“两枝仙桂”理解为常科和制科的双双折桂，就是进士考试的双折桂。两次折桂使得杜牧名满京城，加上优秀的出身，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显得很合理。这种理解符合杜牧当时的个人情况和性格特点。用两度蟾宫折桂告诉面前的老僧“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是强调在出身高贵的青年中我是最有才的，在才高八斗的士子中我是出身最好的。
在自矜之后，老僧居然不知道他的姓名和突出事迹，这让杜牧怏怏不乐：“休公都不知名姓。”这是说，我都已经这么优秀了，况且这终南山就离长安不足百里，你居然还不知道我姓甚名谁，有何成就吗？刚还在意气风发的他一下转入失落之中。但是骄傲的杜牧是不会甘于承认自己还是不具名的小角色的，况且身旁还有一起来游览的同年士子，他绝不会吞声不言，甘心吃瘪。于是就有了看似自打圆场，又暗带讽刺地回答：“始觉禅门气味长。”“始”字很关键，如果早知禅师不知他，他不会自讨没趣地去问禅师：“我……杜牧……认识吗？”这里突出此处是禅门，是在说禅门与帝都是两个世界，身处佛门而不知世俗事是很正常的事情。杜牧用良好的逻辑思维说服了自己，也告诉了好友，不是自己名声不够大，而是人家和他们不在一个维度。
对于最后的“气味长”，曾有人解释为：诗人感叹佛家思想的深邃和意味深长，从而体现他与僧人论道后自谦的一面。这种解释看似很有道理，但这种解释一点儿也不符合杜牧。杜预之后的杜家诗人历来有狂放之风。初唐杜审言曾说“苏味道看了我写的文章，一定会羞愧到死的”。盛唐“诗圣”杜甫是“自笑狂夫老更狂”，而杜牧的狂甚至要超过这两位。此时他正值年轻，又才擢双桂，自谦对于他来说尚不知为何物，他会在朋友面前向僧人低头？想太多了。
那诗中的“气味长”又是何意呢？这应该从文学和心理学双角度来进行分析。从文学上来看，中国的古典文学大体是一字一词，双字和多字词的大量出现要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是在高度凝练的绝句当中，除了专有名词的使用，基本都是一字一词。此处的“气味”在训诂时要拆作“气”和“味”两词来进行分析，上文观点得出的自谦结论，是将“气味”作为一个词来理解的，这从诗词赏读角度来看是有瑕疵的。
再从心理学上看，要从杜牧全诗的意图入手，本诗的任务无非两条主线、一条支线。主线为脸上贴金和找回场子，贴金的任务已经被前两句完成了；在支线上如果能反怼老僧一下那就更刺激了。我们先从主线主题来理解，根据与老僧对话的场景进行分析，“气”和“味”可理解为佛家用语，气为胸怀，味为要旨和意义。杜牧通过夸赞老僧深远的胸怀和旨趣，突出了老僧非尘世中人的身份，完成了找回场子的主线目标。而“长”字，就颇为值得玩味了。长似乎是空门知晓世间万事的路径长。这讽刺意味就出来了，就好比如今用脑回路较长来说人笨一样，小杜在暗讽老僧反应太慢，竟不知历代公卿的杜家又出了他这样一位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
可就是出生在“去天尺五”的杜家，杜牧在回忆少年时却说：“某幼孤贫……有屋三十间，去元和末，酬偿息钱，为他人有……奔走困苦，无所容庇……食野蒿藿，寒无夜烛。”一个堂堂宰相的孙子，每天吃野菜，晚上家里没有蜡烛，这实在是难以想象。难道杜牧一家都是败家子，因沉溺赌博或声色欠了钱，不得不当掉三十间祖屋吗？
并不是这样，在这样贫穷的环境下，杜牧仍然不舍得卖掉身边的一百多卷书籍，家里真是穷得只剩下书了。即便是晚上没有蜡烛，他也会带着弟弟一起背诵古书，这样刻苦读书的兄弟怎么看也不像是“百万千金买歌笑”的纨绔子弟。上面这段叙事出自杜牧的自书，或许情节上有些夸张，但他年少时的穷困是真实的。那么这不足三代的宰相门栏杜牧家怎么会沦落到这般田地呢？
答案就在杜牧自述中的“孤”字上。通过晋代李密在《陈情表》中的话语，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孤”字的含义。李密言：“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祖母刘闵臣孤弱，躬亲抚养。”由此可以看出，杜牧早年丧父，遂被称为孤。自言孤贫，正是因为父亲去世。杜牧的父亲名叫杜从郁，是杜佑的第三子，以恩荫入仕，一直在京任职，且职务清要。可谁知天不假年，他体弱多病，在杜牧尚年幼时便在驾部员外郎任上去世。
由于父亲官做得不够大，杜牧兄弟二人无法享受恩荫待遇。所以父亲死后，杜牧和兄弟便没有了生活来源，只能举债度日。没过多久杜牧家在樊川的三十间房屋全部被收掉，杜家的奴仆是饿死的饿死，跑路的跑路。杜牧一家人只能躲进破庙里居住，靠杜牧的成年兄长去发达的亲戚家讨钱粮度日。
出身显赫，且经历了家道中落的杜牧，并没有被贫困夺志，而是带着弟弟一起朝读暮诵圣贤经典。即便是在母亲多次提出不许他再读书的情况下，他依然不忘学习的初心。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杜牧年方二十时，散文、诗赋、策论便已闻名天下。在进士科开考前，文坛前辈吴武陵手持《阿房宫赋》找到主考官，自带干粮为杜牧加油。杜牧在省卷中也不负其出身和才气，在大唐科举“五十少进士”的考试中，以第五名的成绩进士及第，而这一年他才二十六岁。此时，透过历史的镜头，我们能看到一位身骑骊驹的前进士，正从东都洛阳向西驰骋，远处潼关内的西京长安是他的故乡，而这里也有他对未来的希望。
（2）杜牧的四大标签之二——“不得已”的风流客
遣怀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这首《遣怀》是杜牧回长安时因怀念扬州而作，一句“赢得青楼薄幸名”让他坐实了浪荡不羁、艳游无度的风流才子盛名。同时，“青楼”这个意象在诗词中喻义专有化，从指代大户人家的意象，变成了勾栏妓馆的代名词。
不止如此，杜牧在扬州还有不少风流佳作。与友人调侃写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与风尘女子依依惜别写下“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在把酒告别时深情款款地说“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
在杜牧的诗中，大唐的扬州是繁华之都、浪漫之邑、烟花之城。二百年后好“自作新词韵最娇”的姜夔偶过扬州，见物是人非便悲从中来，自度新曲，以扬州城为名填词《扬州慢·淮左名都》。这首词铺景触情，让人感慨颇深，但在用典时只提到了杜牧的名字，还化用了他的一句诗。“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杜牧的诗和姜白石的词一道，让杜牧成为扬州城中风流才子的象征，而这一切都源于杜牧的一段不得志的幕僚生涯。
在杜牧的第一个标签中我们提到，由于常科和制科成绩突出，杜牧被留在京师担任校书郎。虽然官衔不高，但是这已经是唐代进士为官最好的安排之一了。这一职务主要负责文书和宫廷典籍的校勘，是晋升翰林学士、给事中和中书舍人等清要官职的必由之路。北宋时期的黄庭坚和陈师道在刚任校书郎和正字（比校书郎还低的职位）时，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校书郎和正字可以说是同品级官职中的清要之选。但不知是因为这份工作太闲了，还是因为不够刺激，还是因为幕府升迁快的诱惑，才进入官场不到一年，杜牧就准备去其他地方。
他先是应邀进入与杜家世代交好的江西观察使沈传师的幕府，担任官职较低的巡官。说来也巧，同年李商隐也被令狐楚聘为幕府巡官。在沈传师入京以后，以才闻名的杜牧又受聘于淮南节度使幕府，这位幕主是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人，也是因为这一层关系，他卷入中晚唐时期历时最长的一次党争，这位幕主就是牛李党争中的牛党领袖——牛僧孺。
当时大唐的战事多集中于北方，淮南节度使所镇守的江南太平无事，作为幕僚的杜牧便才不能用，志不能舒，于是他“不得已”地将在江西幕府养成的章台宴饮的习惯带到了扬州。然而繁华的扬州娱乐行业的发达程度又远远超过洪都，就像杜牧的诗坛至交张祜在诗中描写的那样：“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这里的十里长街是繁华的闹市，月明桥上满是出自烟花巷陌的美姬，无事可做的风流才子杜牧又岂能不动心呢？于是他又“不得已”地让自己沉沦于弦歌和樽前。在扬州幕府两年多的时间里，杜牧不过是做些日常的应酬，或者是写些迫不得已的谄媚文章，基本没什么正事儿可做。在这个铁拳打到棉花，有劲儿使不上的工作岗位上，杜牧成了秦楼楚馆的常客，因此在归京之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在归京之前，幕主牛僧孺亲自为杜牧送行，席间这位有着宰相身份的节度使借着酒劲很委婉地和即将进京的杜牧说了些悄悄话：“你才高八斗，本来就已经够被人嫉妒的了。平时行为检点一些，别在京城被人抓到把柄。”杜牧听罢先是面红，而后假正经道：“我还是很注意社会影响的，感谢领导提醒，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牛僧孺静静地看着他表演，并没有配合，随后笑而不语，拿出一个盒子交给他。杜牧打开盒子的时候，先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而后马上对恩公牛僧孺感激涕零。原来他每个翘班出去风流的夜晚，都有节度使帐下的士兵在暗中保护着他，同时士兵把他每次去的场馆和消费记录都记在了小纸条上。牛僧孺对于他可谓煞费苦心，杜牧也不含糊，在这次回京之后立刻就在党争中投桃报李。
在扬州城的夜夜笙歌就是他的情感寄托，虽然在脂粉堆和销金窟里都是逢场作戏，但是时间一长，对于戏里戏外的角色也难免动些真感情。比如这一次作别，为了一位青楼姑娘，他一夜黯然销魂。
赠别·其二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在通信基本靠吼和交通基本靠走的畜力交通运输时代，每一次离别都可能是永别。与亲人离别或是“劝我早还家，绿窗人似花”，至少还有家可归。与朋友离别或还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豁达，但是与身不由己的歌女的离别，或许只能是“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了。
他又走入熟悉的楼馆，进了熟悉的房间，看见熟悉的笑容，倾听熟悉的乐曲，望向熟悉的红烛。可是今夜的心情却很陌生，他的心境与往常全然不同，在心里已经预演了数次的尽兴而欢别的场景，到了真正开始上演的时候，他却连一句情话也说不出来。并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情多不知从何说起。每次张开口后，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的欲说还休。无言以对，只剩下面面相觑，杯中的美酒和眼前的美人都不能让他忘记即将离别的现实。明日，他就要告别眼前的佳人，告别熟悉的生活，告别繁华旖旎的扬州。面对现实，作者就连强颜欢笑都无法做到。这本是宦游之人早应该熟悉和习惯的场景，而之所以如此难过，只因为诗人太多情。
不忍分别，不能言语，也不想说自己有多少不舍和难过，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这燃烧过半的红烛。“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诗人将蜡烛拟人化，将烛芯视作惜别之心，蜡烛因他们的即将离别而流下了泪。诗人感受到红烛替“我”落泪，而彻夜未眠，这也更好地表现了他不忍离去的感伤。相比“楚腰纤细掌中轻”的狂放，相比“春风十里扬州路”的俊朗，这一晚的杜牧情感是深沉的，他用绝美的比兴将缱绻的情思和内心的缠绵悱恻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此，“红烛垂泪”在诗词中常被用作深情又余味连绵的感情意象。比如晏殊在词中这样表达思念：“念兰堂红烛，心长焰短，向人垂泪。”又比如千古伤心之人晏几道如是写惜别之情：“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烛泪垂下一滴，别酒便饮一盏，伤心徒增一寸。
在他离开扬州后，或是牛相的叮嘱，杜牧在长安收敛了不少，可谁知不久又遇到了甘露之变前夜的乱局。幸而作为监察御史的杜牧出监东都，远离了京师的争端。于是这位“不得已”的风流才子又回来了。杜牧在洛阳的时间不长，但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两件事对他的影响不小。第一件事，就是在李党骨干李绅升任宣武军节度使，洛阳百姓夹道相送之时，杜牧派人将欢送队伍驱散了。这件事坐实了他的牛党身份，虽然后来杜牧对此事表示悔意。
第二件事就是主动要求参加李司徒的晚宴。当时杜牧是言官身份，因为岗位避嫌，洛阳当地的官员聚会普遍不敢邀请他去。有一日，杜牧听说闲居洛阳的司徒李听在大摆宴席，几乎邀请了在洛阳地区的所有的官员和名士，而自己却没有被邀请。于是不在邀请之列的杜牧便主动报名参加，李听在惊喜和无奈之余给这位风流才子送去了邀请函。
杜牧到了之后先是自斟自饮，自得其乐，已为众人侧目，随后他又对主人说道：“听闻君家有位歌姬名叫紫云，有绝代之色，能否请出来让我见一见？”主人指着紫云向杜牧介绍，杜牧再斟一盏，而后大笑云：“这样的绝代佳人应该送给我。”李司徒和在场宾客、歌姬忍俊不禁。杜牧旁若无人地又自酬三杯，口占一首绝句：“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偶发狂言惊满座，三重粉面一时回。”小杜不只是诗风与太白相近，酒后疏狂之气和飘逸之态亦似太白。从此杜牧风流浪荡的名声传遍了两京官场，虽然在中晚唐时期官员狎妓之风盛行，但风流的名声对于杜牧后来官职的升迁，还是有不小的影响的。
之后，杜牧离开了两都这样的是非之地，进入了宣州幕府，继续他的幕僚生涯。于是他再一次成为闲人，经常进行一些周边游的活动，期间也发生了不少风流韵事。
叹花
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色，绿树成阴子满枝。
传说杜牧在湖州刺史的陪同下游览湖州，刺史是他的朋友，这位刺史知道杜牧喜欢在湖光山色之间相伴美色宴饮，于是他为杜牧把全州最好看的歌姬都请来了。
看惯了长安和洛阳秦楼楚馆里的女子的杜牧却没看中刺史找来的歌姬，这就让刺史大人很没有面子了。杜牧这时也给了刺史台阶下，说道：“并不是湖州没有美女，而是你找的这些我都没相中。”于是刺史和杜牧外出游览，杜牧看上了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当时那个女孩子身边还站着她的母亲，还是幕僚的杜牧就和女孩子的母亲说：“过个十年，我一定会来这里做州刺史的，到时候我要娶她为妻，可否请她等我十年，十年内我若不来则任她别嫁他人。”于是杜牧给了那位母亲一笔钱作为聘礼，和这个女孩子定下了十年之约。
后来，杜牧真的当上了刺史。从京师三次去往外州，先后去了黄州、池州、睦州，可他一直无缘到湖州去担任刺史，这也就使得他没办法完成那个十年之约。在他四十八岁那年，经过屡次上书，朝廷终于将他外放湖州。他到湖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履约，去迎娶当年的豆蔻佳人。杜牧找到她的母亲时，却得知她在三年之前已经嫁为人妇。杜牧责备女子母亲道：“不是说好等我十年，而且你收了我的聘礼了，怎么能毁约呢？”女子母亲哭诉道：“孩子已经等了你十年，还多等了一年，后来见你迟迟不来才在三年之前嫁为人妇，今日离与大人定下约定之日已经过了十四年了。”清代诗人黄景仁也曾在情诗《感旧四首》中以此为典，写下“多缘刺史无坚约，岂视萧郎作路人”的佳句。
听到这些话的杜牧也只能遗憾作罢，这场十年之约终因他的误期而未能完成，于是他又当场给了那个女子的母亲一笔钱，怏怏离去并写下了这首诗。在湖州刺史任上只做了一年，杜牧就得以升迁，回京任要职——知制诰。这也是他的人生中被记录的最后一件风流韵事，自湖州返京后的杜郎中再也没有为人津津乐道的新故事。不久这位风流才子又升任中书舍人，开始了他仕途上最为顺利的一段时光，而这段时光也是他人生中最后的时光。
（3）杜牧的四大标签之三——被耽误的军事家
有些读者在看到将杜牧归为军事家时不免心头一震，会想到类似于诸葛亮斩颜良、诛文丑，宋江手持板斧冲出法场，唐僧用九尺钉耙大闹天宫的场景。但事实上，杜牧的确是一位军事家。虽然他在历史上的诗名和文名光芒太过耀眼，使他那杰出的军事成就变成了“灯下黑”，但他的军事战略眼光和在兵法上的成就仍不能被掩盖。
中国民间有“龙生龙，凤生凤”的说法，优秀的人才好像都有优秀的祖先，就算没有也会有好事者帮忙考证出来几位。但是对于杜牧来说，完全没有编造的必要，自西汉以来的高门望族，杜氏为相者十个手指都数不过来，让杜牧带上点儿军事家血统更是易如反掌。尚且不说西晋灭吴的杜预，就连杜牧的曾祖和祖父都是有名的军事家。
杜牧的曾祖杜希望，是玄宗开元后期的著名将领。史书对他的评价是“重然诺，所交游皆一时俊杰”。杜希望不但继承了先祖杜预善于指挥的优点，而且精于骑射，武艺了得。在开元二十六年唐朝与吐蕃的河西之战中，杜希望率军攻占新城，斩敌数千，使得唐军士气大振。后来他长年驻守镇西军，吐蕃主动向其求和，杜希望没有同意。这是因为他深知，对付经常入侵的吐蕃人，必须要将他们彻底打服打怕。于是杜希望领兵击敌，历经大小数十战，最终擒获吐蕃将领。当时王维有诗赞其曰：“天上去西征，云中护北平。生擒白马将，连破黑雕城。”
杜希望的第六个儿子杜佑，不但任三朝宰相，而且在军事上有着杰出的成就，他编注的《通典》对军事制度有详尽的记载。在宪宗时期，杜佑还曾上书要求拒绝边将因贪功请战而擅开边衅，为元和中兴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此外，杜佑曾为《孙子兵法》作注，而他所作的注也被视为《十一家注孙子兵法》中的一家。
连续两代长辈的影响，加上大唐“功名只向马上取”的传统，杜牧从小熟读兵书，他的军事水平相比祖父，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年轻时，他屡次向宰相、李党领袖李德裕上书言兵事，许多建议获得采纳和认可，并在平叛中发挥了作用。
在四十七岁时，杜牧完成了他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注》，并把它献给了当时的宰相周墀。杜牧的《孙子兵法注》被认为是水平最高的、最为重要的《孙子兵法》注解之一。
关于《孙子兵法》的注解，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上文提到的十一家注，包括曹操、梁孟氏、李筌、贾林、杜佑、杜牧、陈皞、梅尧臣、王皙、何氏与张预的注；第二种说法范围要小得多，只有三家注（曹操的、杜牧的和陈皞的注）。但无论是哪种说法，都含有杜牧的注解，可见杜牧的军事能力已为后世军事家所认可。不只如此，我们还能从他的诗中看到他对国家防御和边塞战事的关心与牵挂。
河湟
元载相公曾借箸，宪宗皇帝亦留神。
旋见衣冠就东市，忽遗弓剑不西巡。
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
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河湟，是指唐代位于黄河和湟水合流处的若干州郡，这里是指初唐和盛唐时期的西部军事重镇，也是唐朝曾经最为富庶的地方。岑参曾称“凉州七里十万家”，可见仅一凉州人口近十万户，故当时称“天下富庶，无出陇右”。
安史之乱爆发，原本用来防御吐蕃的西域诸州军队被调遣至洛阳，吐蕃军队乘虚而入，在十数年间拿下了陇西诸州，彻底切断了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和朝廷的联系，河湟之地尽归胡人，河湟之地的汉人也沦为胡人的奴隶，生活方式也逐渐胡化。二十年后，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河湟汉人没有等来回归大唐。反倒是在唐德宗建中年间，唐蕃于清水会盟，唐朝政府竟然在强虏的胁迫下以“务息边人，外弃故地，弃利蹈义”为由，签署了不平等条约，承认吐蕃所占州县全部归蕃。一场会盟，河湟人没有盼到回归，等来的是母国对他们的彻底放弃。以上就是杜牧的作品《河湟》的创作背景。
虽然屈辱的外交协议已经签下，但是大唐有些人始终没有忘记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百姓，这些人包括作诗人和诗中所写的人。“元载相公”是代宗时期的权相元载，他在当时的权势可以和中兴名将郭子仪、权宦鱼朝恩相提并论。元相虽然在挑拨鱼朝恩和郭子仪的关系上不遗余力，在贪赃枉法、卖官鬻爵、铲除异己的道路上不曾停歇，但是对于河湟地区之于大唐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元相曾上奏西北边事，请求修筑原州城，设置军镇和县城，绘制陇西地区的防御地图，为防御吐蕃和收复河湟做准备，但他的上书未被皇帝采纳。
后来，由于元载日益骄纵，唐代宗对他所做的思想工作不起作用，在大历十二年，唐代宗将元载及其全家赐死，将其所附党羽处死。同年代宗下令掘其祖坟隳其家庙，煊赫一时的元相就此凄惨落幕。
这首诗中的“衣冠就东市”引用的是汉景帝时晁错的典故。当时七国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幌子发动叛乱，汉景帝决定以牺牲晁错为代价，谋求七国退兵，于是将还穿着朝服的晁错骗到了东市，将这位帝师和忠臣就地腰斩。晁错虽然在削藩之事上操之过急，但人品还是过硬的。杜牧在颔联引用晁错的典故是对元载的回护，原因是代宗之子唐德宗登基后，因元载拥立有功而为其平反，也欲借元载想要收复河湟之事提高他的身份地位。
不只是宰相和群臣惦记着河湟失地，大唐的皇帝也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收复这片要地。比如有“元和圣天子”之称的中唐明君唐宪宗，在看大唐疆域图时也曾因河湟失陷而发出感叹。但是这位在平定藩镇中有过灭刘辟、除李琦、定淮西、讨淄青功绩的明君还没来得及部署收复河湟的战略便撒手人寰了。这位效仿“太宗之创业”“玄宗之致理”并创下“元和中兴”的君主，在九泉之下一定不甘心自己成为大唐第一个被宦官所杀的皇帝。为了河湟，诗人将奸相元载与晁错相提并论，将宪宗这位明君比作了华夏族的始祖——黄帝。黄帝在乘龙而去之后只剩下了弓和剑，而“不西巡”似乎使用了周穆王的典故，进一步明确：因宪宗皇帝的离世，在国力最强的中兴时代，大唐没有向占据河湟的吐蕃开战。
颈联描述了河湟遗民的处境，他们在吐蕃统治者的逼迫下不但身穿戎服，就连生产生活方式也从农耕文明转型为游牧文明。这在诗人看来不只是困在河湟的汉人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这更是历史的倒退。虽然他们处境艰难，但是过了几十载，他们仍然心向汉家，愿为汉臣。公元836年，唐使前往西域的途中经过凉州故地，河湟遗民拉住大唐使者泣不成声，问道：“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遗民丹心皇天后土可鉴，那么此时的朝廷还有没有像宪宗皇帝和元载相公那样的收复失地、迎回子民的想法呢？
杜牧在尾联并没有直说，而是直接荡开一笔，不再就收复河湟的计划展开描写，也不再就当地的风景和人物泼墨，而是将视角拉回到眼前。如今大唐和河湟之地有关的或许只剩这《凉州曲》了吧，而不解此曲之意的闲人们，不为失去故地而感伤，反而沉浸在乐曲的美妙之中，这心可是真大啊。更可悲的是，这样的闲人还不是一个两个，当时的《凉州曲》已经成了大唐流行歌曲之一，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这些闲人里不只有普通百姓和富贵人家，还包括边塞的将军、台省的宰相，以及高居庙堂的皇帝。
如果说杜牧和王昌龄、岑参一样，通过写诗记录了边塞风光，感慨嗟叹了战场的残酷，体会了士兵戍边的艰辛，夸奖了将军的英明神武，那么他也能算是一位边塞诗人。但是杜牧的边塞诗除了与河湟有关的几首，就是在黄州时因回鹘入寇的几首，这些边塞诗的数量与质量和他其他作品的数量与质量相比较，实在不算突出。因此，与其说他凭借几首边塞诗勉强跻身边塞诗人行列，不如说他凭借出色的军事思想和战略眼光算得一等军事家。
早在杜牧科举入仕前，就曾投书给昭义节度使刘悟，建议其出兵攻击背叛朝廷的藩镇——幽州和成德。其言辞急激，直指刘悟不服从朝廷的管理是拥兵自重，并以历史事典陈词利害。后来又以白丁身份上书宰相，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勇气，更因为他着眼全局思考的军事战略思维。在他任黄州刺史时，回鹘因发生内乱而南下侵扰大唐，得知消息的他虽然身在内地，但一直关注北方边境，不甘作壁上观的他作诗明志：“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弦歌教燕赵，兰芷浴河湟。”
不只是以诗明志，他还主动向执政的御史中丞李回毛遂自荐道：“性颛固，不能通经。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不能通经”，这是杜牧的谦辞。他想要表达的是，相比文采，他的军事才能更为出众，希望在这治乱交替的时代他能够才尽所用，希望能借助李回的推荐参与到朝堂上的军国大事中来。
到了唐武宗时期，李德裕成为皇帝最信任的宰相，军国大事可以说是悉从李出。身为外朝官员的杜牧，积极地向李德裕上书论兵，很快杜牧的机会就来了，而这也是导致他官场厄运的伏笔之一。
曾上书声讨仇士良的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去世后，其侄子刘稹在没有朝廷任命的情况下自立留后，并上书请求朝廷承认这一既成事实。这是中唐藩镇的一贯套路，已经见怪不怪了，当年刘从谏就是这样继承的他爹刘悟的位置。对，这个刘悟就是当时杜牧投书的那个昭义节度使刘悟。但是这一次可不是穆宗时期的朝廷了，泽潞不同于边镇，是大唐内地领土的节镇，一旦任由将领世袭罔替，私相授受，那么对于朝廷来说无疑是在身边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
这次泽潞军镇的请求被唐武宗和李德裕严词拒绝，藩镇大将郭谊遂教唆自任留后的刘稹起兵造反。杜牧遂不顾党争背景，迅速上书宰相李德裕，谈论如何平定泽潞战事。杜牧从全局战略出发，提出以下建议：朝廷派河阳军驻守关隘，不主动攻击敌人；同时利用泽潞与其东面几个藩镇的矛盾，令成德和魏博两镇在东侧夹击叛军，断其粮草；西线，调遣朝廷控制的各节镇、各州的精锐部队，如李愬雪夜破蔡州一样长驱直入，直接攻打其治所上党，则泽潞叛军将土崩瓦解。
此计妙吗？当然妙。这是一份很有战略高度的建议，杜牧不但了解军事地形和周边势力，还了解各支部队的素质和特长，并且抓住了藩镇叛军的弱点。这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对大唐军事形势的整体把握，是对一场重大战役进行的周密部署。这篇上书充分体现了杜牧的战略思想，并展现了他那优秀的军事才能，这篇上书就是《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
那么李德裕到底有没有采用杜牧的建议呢？北宋欧阳修在《新唐书·杜牧传》中言：“俄而泽潞平，略如牧策。”朝廷平定刘稹的方略与杜牧献上的计策基本一致。虽然文章没有直接提到李德裕采纳了杜牧的方略，但杜牧作为出刺一州的地方官员，能与朝廷首相李德裕有着同样的军事思想和战略眼光，至少可以说明他在军事方面有着帅才。
然而司马光认为，李德裕的战略布局一定来源于杜牧的上书，其在《资治通鉴》中言：“时德裕制置泽潞，亦颇采牧言。”无论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上书被采纳，这都是杜牧堪称大唐晚期优秀军事家的实战例证。加之他那流传千年的《孙子兵法注》，杜牧堪称理论和实战双料军事大家。当他看到朝廷在泽潞战场上按照自己的战略部署用兵时，他对胜利和大唐的复兴更是充满了信心，于是提笔写下“屈指庙堂无失策，垂衣尧舜待升平”。
如此有战略眼光、有战局意识、有战术思想的杜牧为什么会在战事频繁的中唐得不到重用呢？说到被耽误还是要说回他向李德裕上书的事儿，这是杜牧最得意的手笔，也是他被牛党中人认为“骑墙”的开始。说到底，杜牧未得到重用还是因为牛李党争。
杜牧以科举入仕，曾于牛僧孺帐下为官，颇受爱护和重用，自然被视为牛党中人。在洛阳任分司御史时，杜牧曾出兵驱散为李党骨干李绅送行的民众，从此站在了李党的对立面。但在会昌年间，杜牧多次向在朝的李党党魁李德裕上书言事，并题诗夸赞当时掌权的李党宰执，从而被牛党视为骑墙派。被牛党视为骑墙派，被李党视为政治对手，杜牧的境地非常尴尬。李党执政时，杜牧在朝中没有位置，先后出刺黄州和池州。在黄州有一段时间他天天郁闷，不时怅然。“多少绿荷相倚恨，一时回首背西风”“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秋声无不搅离心，梦泽蒹葭楚雨深”这一系列暗色调的诗句都是杜牧在黄州任上所作。
在唐宣宗继位后，随着李德裕从出镇荆南到远贬海南，李党彻底倒台，牛李党争终于宣告结束。白居易的堂弟白敏中任相后，遭贬谪的牛党骨干纷纷回朝。此时自认为是牛党中人的杜牧也期待着回朝，实现参与军事的理想。但是他迎来的调令并不是回朝的调令，而是去距离长安更远的睦州任职的调令。这如同贬谪的迁官，是来自牛党中人的报复。从此之后，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杜牧再也没有机会参与朝廷的军事行动。
但是不甘心的杜牧并没有停歇，转而进行军事理论研究，在四十七岁那年他终于完成了《孙子兵法注》，并把它献给了宰相周墀，而后他担任吏部员外郎、湖州刺史、知制诰、中书舍人等官职，官当得越来越大。遗憾的是，杜牧再也没有在实践上涉足过大唐的军事行动。一代兵家除了留下理论著作和泽潞之战的献策文书之外，没有一次亲临战场，没有一次运筹帷幄，甚至没有一次为战争做一些具体工作，这或许是他一生的遗憾。
（4）杜牧的四大标签之四——翻案大师
清代诗人、诗评家袁枚曾在《随园诗话》中说“诗贵翻案”，他所说的诗就是翻案诗。
翻案诗一般有三种。第一种是翻历史典故的定案。比如罗隐的“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这是为西施红颜祸水的典故翻案；又比如“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这首诗翻的是京杭大运河为隋朝灭亡背黑锅的案子。
第二种是对经常使用的诗词意象反用。比如刘禹锡的“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这是将两种通常作为美好意象的花进行了妖魔化和薄情化处理；再比如老杜的“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是将作为传统君子意象的竹子视为恶势力的代表。
第三种翻案诗，就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前人的作品了，最典型的就是韦庄对高蟾的诗作的翻案。高蟾因感慨余晖下的金陵而作《金陵晚望》，感叹“世间无限丹青手，一片伤心画不成”。然而韦庄却在一天看到了六幅描绘南朝故事的金陵图，看到实物的他似乎一下就想起了高蟾的这首诗，于是提笔而作《金陵图》:“谁谓伤心画不成，画人心逐世人情。君看六幅南朝事，老木寒云满故城。”此时的韦庄就和博物馆讲解员一样，仿佛在说：“你不是说画不成吗？我眼前的金陵图不就是吗？”而且他不但摆出了证据，还讲出了理由：“一般的画者画不成，是因为他们迎合当权者的心态，不画伤心图。你再来看看这六幅南朝故事图，古木枯，寒云冷，六朝偏安且短命，景和情的伤心不都画出来了嘛。”如果高蟾当时能在现场，估计会无话可说。
说到翻案诗的创作，就不得不提到晚唐诗人杜牧。关于上述三类翻案诗，杜牧都有涉猎，且均留下了传世之作。其中的一首为历史事件翻案的诗最为突出，也最能体现杜牧的文武才能，这首诗就是《赤壁》。
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是杜牧经过赤壁时写下的一首绝句。作为一名军事家，杜牧来到古战场参观，会有异于常人的体验。在此次游览中，杜牧颇有收获。他发现了一支折断的戟，经过一番磨洗和鉴定后，他断定这就是东汉末年的旧物。由此，他联想到了几百年前的那场大战。这就是本诗前两句的意思，这两句似乎波澜不惊，却为后两句的发挥起到了以小见大的埋线作用，为后面惊世骇俗的观点的提出做好了准备。
那这支断戟又是谁的呢？折戟一般代表战争的失败，赤壁之战的结果无人不知，杜牧可能认为这把断戟属于失败的曹军。但是接下来，杜牧并没有对失败的一方进行批判，而是把矛头指向了胜利的一方。
周郎——周瑜周公瑾，赤壁之战时任东吴水军大都督，是孙刘联军的总指挥。在这场战争中，周郎指挥得当，借助东风，用一把大火烧退了占绝对优势的曹军，这场战争也为三分天下的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本诗中杜牧没有关注周郎运筹帷幄的能力和出色的指挥才能，而是着眼于为这把大火助力的东南风。赤壁之战的时间是冬天，这时刮过来的风应该是北风，怎么会有东风呢？或许是天不亡东吴，就是这么巧，在开战的几天前刮起了罕见的东南风。在冷兵器时代的战场上，天气的瞬息万变直接影响着战局。我们经常在史书上看到，忽然狂风大作，在飞沙走石之间就有将军输掉一场本来必胜的战役，从而导致战局的扭转，甚至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天时。
杜牧在诗中强调了天时的重要性，顺便嘲讽了一下这位东吴名将的军事能力。如果不是有东风的帮忙，东吴就会输掉赤壁之战，而江东的两位美女就会成为曹操铜雀台上的笼中之鸟。宋代一位神似道学家的诗词评论员曾对“铜雀春深锁二乔”这句诗评价道：“杜牧此句诗不好，他对江东父老尚且不顾，反倒是担心二乔被掳，实在是不识好恶。”
这类认识大体是两宋道学家的通病，在自己还没弄明白诗意的时候就吹毛求疵、上纲上线，继而对人进行泼水扣帽，即便是贤者程颐，亦曾被东坡哂笑作“鏖糟陂里叔孙通”。这句诗评实在是完整地体现了评论员文学外行以及史学外行的属性。
从文学性而言，诗贵在曲，如果将“铜雀春深锁二乔”改成“国破家亡尽寂寥”，从格律和表意上都算得上及格，但是这种直言不讳的说法不符合诗这种文体的诉求，更不是这首七言绝句的尾联最合适的选择。再从历史性来看，二乔的身份地位是什么呢？大乔是孙策孙伯符的妻子，而孙策是吴侯孙权的长兄。孙策为孙家在江东建立割据政权奠定了基础，杜牧也有诗赞其曰“孙家兄弟晋龙骧，驰骋功名业帝王”。大乔在吴国也被视为国母级的人物，而小乔是这次战争的参战方东吴主帅周瑜的妻子。一位是国母，一位是主帅夫人，从吴国女性的角度来看，她们是孙吴政权的象征。如果连她们二人都已经成为铜雀台上的“客人”了，那么吴国一定已经到了“吴宫花草埋幽径”的时候了。如此，北军渡江灭吴，江东百城尽隳，百姓生灵涂炭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儿了。这么简单的道理，读书人不会不懂，只是部分道学家视而不见罢了。
那杜牧为何要翻这个案呢？他为何不把战胜之功归于周郎，反而要归于代表天时的东风呢？话说自古文人相轻，而军事家之间也未必不相轻。比如我们初中课本就有，墨子和公输般在战术推演过程中曾互相较量，何况是精于兵法且有独到见解的杜牧呢。对于周郎利用偶然性极高的天时来获取战争胜利的行为，杜牧是不认可的。毕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东风成为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并不代表周郎在军事上有卓越的指挥能力。当然这里也有杜牧对现实的批判，周郎作为一种意象，可以视为晚唐一些所谓的名将。他们利用偶然因素获得胜利而声名鹊起，这在杜牧这个真正的兵家看来是极为不可思议的，并令他极为愤懑的现象。世有英雄，但英雄不得其用，不展其才，而令竖子成名，让大唐堕入乱世。名为翻案，实为讽刺，这或许才是《赤壁》的现实意义。
从《赤壁》可以看出，在大唐，兵家可没有那么好当，有文化的兵家诗人就更难当了，专业知识的熟练掌握绝对算得上一个门槛。然而对于这一点杜牧却游刃有余，于是他成了晚唐优秀兵家诗人的代表。他曾在《题吴江亭》中言“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表达了胜败乃兵家常事的思想，可见其在军事上的清醒认知。
不仅是对于军事事件，对于政治斗争事件杜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比如对于“商山四皓”出山辅佐汉惠帝的故事，杜牧就有着不同看法。在那个立嫡立长为惯例的时代，多数人认为四皓是安汉之功臣，因为他们的出山打消了刘邦废太子而立赵王的想法，从而避免了当下政权动荡局面的出现。但是杜牧却在诗中说“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诗人没有盯着刘邦和赵王如意不放，而是将眼光投向太子的母族——外戚吕氏。
“吕氏强梁嗣子柔”，是说豪横的吕氏和懦弱的惠帝。在母强子弱的情况下，大权掌握在吕氏一门的手中，这也是大汉王朝外戚擅权的开始。在吕氏的打压下，刘氏皇族的权力空间不断压缩，而所剩无几的开国功臣是吕氏的拉拢对象，同时他们也是拯救刘氏的最后希望。如果在关键时刻他们没有发动南军来消灭吕氏，而是成为吕氏的附庸，汉家江山将与秦代一样二世而亡，刘家江山也必然姓吕了。如此一来，力保太子的商山四皓就必须背上“灭刘”的罪名。也不知是不是这首诗的缘故，后世对“四老安刘”这种说法的风评也发生了变化，至少在我读历史启蒙读物《上下五千年》的时候，商山四皓的行为已经被定性为助吕。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杜牧较高的政治素养、良好的全局意识，以及其堪称晚唐军政达人的远见卓识。
但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有一首诗就遭遇了滑铁卢，还被后代的政治家直接抨击。这首诗就是《题乌江亭》，这是一首怀古咏史诗。
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兵家鞭辟入里的点评，刻画出西楚霸王有勇无谋的形象。相对于只堪为将的项羽，杜牧如一位“决胜千里之外”的元帅。这首诗大获成功，千古传唱，“卷土重来”更是成为形容败将恢复士气、再夺霸业的成语。
可在百年之后，一位看问题要比杜牧这位诗中元帅更为透彻的人在同一个地方写了一首翻案诗，诗题就是“叠题乌江亭”，一个叠字就感觉压了杜牧一头。
叠题乌江亭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
用一个成语形容这首翻案诗中的翻案诗，那就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霸王为什么不肯渡江？连年的征战已经让江东师老兵疲，江东子弟已经无力再战。然而，中原失鹿让西楚霸王无力回天，即使江东还有数十万百姓，他们又怎会甘愿和项羽再次投入战场呢？有道理吗？很有道理。杜牧这位诗中元帅，眼光只是放在军事战场上，而王安石曾任大宋实际上的首相，他是站在顶点上，从全局的角度对战局进行的分析。谋国者的老成持重，是兵家谋战者所不能比拟的，尽管他是天才杜牧。但是偶然一次的被抨击，并不能影响他翻案诗大师的地位，更何况抨击他的人是被苏大学士称为“老狐狸”的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