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道佛合一

——汤显祖诗学中“心学”思想的独特显现

王阳明心学的兴起，是明朝哲学界、思想界的一件惊天大事。它的出现对两宋以来的理学造成了巨大冲击，不但影响了明中后期学术思潮的变化趋势，也促成了士人心态的根本性转变。晚明诸多思想家、文学家无不深受心学思潮的浸润、影响，汤显祖也不能免俗，成为当时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

王学的兴起对正统的理学起了某种破坏作用。程朱理学创建了一个较完备的体系，认为“理”（或“性”）先天地而存在（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人们需要通过“格物致知”的过程才能体认天理（主要指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标准），把抽象之“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程朱理学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其目的是否定人们正常的思想感情，使人们遵循伦理道德观念。王阳明却认为“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的模样”（《传习录》下），他发挥陆氏之学，强调心的作用，把“天理”看作人心俱见的东西，是所谓“良知”“良能”，说“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这样一来，修养的方法就简化了，只要领悟、培养自己心中的“良知”就够了。王学的出现动摇了长期以来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地位。

嘉靖、万历年间，思想界出现了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因王氏是泰州人，故又称“泰州学派”。泰州学派之名始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该书有“泰州学案”，其学案之首曰：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于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75]

这一学派的门徒多来自劳动阶层，成员包括樵夫、陶匠、农民，活动范围大多接近劳动群众，也多少反映他们的思想愿望，代表人物除王艮外，还有颜钧、何心隐、李贽等。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口号，主张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真理，肯定人由于生活需要而提出的物质要求，认为饮食男女的人欲就是人性，这种观点包含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平民思想，它崇尚人性，反对理对人性的禁锢。

王艮的思想比较丰富，主要为“淮南格物”“学即乐”“大成学”“百姓日用即道”。而泰州学派的精神和思想核心即“百姓日用即道”，此也是“率性之为道”的另一种表述。“百姓日用即道”使得该学派便于向民众传播思想，使儒家思想通俗化，应该说，泰州学派的思想是道学思想与禅宗合一的结果，是借鉴了禅宗的有益成分而新生的一个儒家学派。

王阳明尊崇禅宗，而王艮的思想则更多地与道家思想接近。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的思想里，“自然”（道）是最根本的，是人效法之对象、目标。王艮在修养论上也极重“自然”。他说：“凡涉人物，皆是作伪。故伪字从人从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76]王艮本为积极济世的儒家人士，然其“保身”思想极为浓厚。其作《明哲保身论》，提出了“尊身”的思想。他认为“尊道”就要“尊身”，要“尊身”即要“尊道”，“道”与“身”是不可分离的。王艮把“身”提高到“道”的境地，这是前所未有的。王艮此举，在修养与入世方面，把儒、道结合（“保身”与“尊身”“尊道”相连），既使道家的归隐思想具有了积极意义，又便于人们较为冷静地思考生命与道德的关系，避免因意气之争（如大礼之议）而妨害自己的生命，其融和意义不可估量。汤显祖是王艮三传弟子罗汝芳的学生，这对汤显祖的归隐无疑是有影响的。

泰州学派的另一特点便是侠义，此“侠”为文侠或儒侠。王艮的侠义、英雄气节包括独自见太监止猎、接济饥民、保护王阳明之子等侠义之举，感召了众多的泰州学派弟子，据《明儒学案》载，泰州弟子颜山农、何心隐、罗汝芳等都是侠义之士。李贽首肯这一点，并在《焚书·为黄安二上人三首》序中说：“当时阳明先生门徒遍天下，独有心斋（王艮）为最英灵。心斋本一灶丁也，目不识一丁，闻人读书，便自悟性，径往江西见王都堂（王阳明），欲与之辩质所悟，此尚以朋友往也。后自知其不如，乃从而卒业焉，故心斋得闻圣人之道。此其气骨为何如者！心斋之后为徐波石，为颜山农。山农以布衣讲学，雄视一世而遭诬陷。波石以布政使请兵督战，而死广南。云龙风虎，各从其类，然哉！盖心斋真英雄，其徒亦英雄也。”[77]而汤显祖身上同样具有儒侠之气，这从婉拒张居正、毅上《论辅臣科臣疏》、狠斗遂昌权贵等举动都可以看出。

罗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江西人。他拜泰州学派的严均（字山农）为师，成为泰州学派王艮的三传弟子。罗汝芳是汤显祖少年时代的尊师，汤曾有云：“如明德先生者，时在吾心眼中矣。”（《答管东溟》）[78]有此尊崇之情，故万历十一年（1583）汤显祖进士及第，即为罗汝芳第一个请奏开禁“道学”。显祖《奉罗近溪先生》云：

受吾师道教，至今未有所报，良深缺然。道学久禁，弟子称时首奏开之，意谓吾乡吏者当荐召吾师，竟尔寥寥。知我者希，玄涤所贵。云南进士张宗载时道吾师毕节时化戢莽部，干羽泮宫之颂不诬矣。京师拥卧无致，小疏一篇附往。[79]

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禁止“别创书院”“群聚徒党”[80]。而明中叶后儒学思想日益世俗化、平民化，讲学活动普及，显祖上疏开禁讲学，一为阻绊自己的张居正已死，二乃为侠义之气使然，并见出其师生之谊的深厚。

万历十四年（1586），汤显祖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同年夏天，罗汝芳自江西游历至南京，多次讲学或举会于永庆寺、兴善寺、凭虚阁等地，在士大夫中引起了轰动，汤显祖对于恩师的到来深感高兴。这一次的重逢为汤显祖思想的安顿起了重大的作用。罗汝芳最主要的思想应该可以概括为“赤子之心”说与“生之为性”说。罗近溪认为孩童之心是至善的，是仁心的表现。罗近溪反对向外去寻求孔、颜乐处，以为仁与乐只能在自己身上去寻找，以为人应能从赤子之欣笑、欢爱，来体会其仁、乐。此“赤子之心”的状态即圣贤的人格境界，因此人人皆可为圣贤。应该说王阳明的“良知”、王畿的“初心”、罗汝芳的“赤子之心”是一脉相承的，并且直接影响到了李贽“童心”说的形成。

李贽对“童心”是这样阐释的：“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81]汤显祖也多次论到“童心”，如他在《光霁亭草叙》中有这样的叙述：“童子之心，虚明可化。乃实以俗师之讲说，薄士之制义。一入其中，不可复出。使人不见泠泠之适，不听纯纯之音。”[82]

显祖直接受学于罗汝芳，哲学思想无可避免地受到泰州诸儒的熏染。在文学创作上，显祖将来自泰州学者的启示化为具体行动，对于“举业之耗，道学之牵，不得一意横绝流畅于文赋律吕之事”（《答凌初成》）[83]表示遗憾；又在《张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中对于“今之为士者，习为试墨之文，久之，无往而非墨也”[84]表示鄙薄。故显祖在诗坛或文坛上，反对模拟古人，拘守格律，一生独钟爱于“情”，以“情”为艺术作品的生命源泉，包涵人一切自然的情感和欲望，认为无情即无生命。

三教混同之风的熏染，使汤显祖不仅在反传统的思想上受罗汝芳、李卓吾之影响，其三教合一思想亦受卓吾之启发。然他绝非简单地继成因袭，而是在儒、释、道三家中有所突破。在与人性有关的“情”的问题上，显祖提出了颇为杰出的议论，而坎坷的人生际遇使他试图从佛、道两家寻觅慰藉，这又令其常沉湎于佛、道二家的典籍并与僧道相往来。为此，学者声称他的思想乃“倾向道、佛而非纯儒”[85]，可说是言有所本。总之，显祖的思想观点虽源于泰州学派，但由于他并不以研究哲学思想为主要课题，而是以诗歌、戏曲的文学形式寄托其思想，故在涉及某些思想观念的价值取向时，往往不完全遵循泰州学派的理论，而是另辟蹊径，自身有所发展与变化，形成驳杂的思想风貌。因此，显祖的三教观可以说是糅合了泰州学派的精神，从内容到形式都使儒学宗教化及佛、道世俗人伦化的一个典型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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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余七家为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旂、归有光、胡友信、杨起元。

[2] 《全集》，第1320页。

[3]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汤遂昌显祖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563页。

[4] 《全集》，第1056页。

[5] 《全集》，第1052页。

[6] 《全集》，第1227页。

[7] 徐朔方：《汤显祖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96页。

[8] 《全集》，第1535页。

[9] 《论语新解·论语·为政》，三联书店，2016，第21页。

[10] （明）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公孙丑上》，中华书局，2008，第237页。

[11] （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通书·顺化第十一》，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第22页。

[12] （明）朱熹：《朱子文集·送张仲隆序》，中华书局，1985，第71页。

[13] 《全集》，第1093页。

[14] 《全集》，第1225页。

[15] 《全集》，第1226-1227页。

[16] 《全集》，第1105页。

[17] 《全集》，第1450页。

[18] 《全集》，第1461页。

[19] 《全集》，第1461页。

[20] 《全集》，第511页。

[21]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第181页。

[22]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第67页。

[23] 《全集》，第1188页。

[24] 《全集》，第1188页。

[25] 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第38页。

[26] 《全集》，第1185页。

[27] 《全集》，第23页。

[28] 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19-120页。

[29] 《全集》，第245页。

[30] 《全集》，第166页。

[31] 《全集》，第17页。

[32] 《文昌汤氏族谱·汤氏族谱》，东方出版社，2017，第2页。

[33] 帅机：《阳秋馆集》卷三，转引自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21页。

[34] 《全集》，第1225页。

[35] 《全集》，第463页。

[36]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第823页。

[37] 《全集》，第1656页。

[38] 《全集》，第1053页。

[39] 《全集》，第1449页。

[40]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608页。

[41]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608页。

[42]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232页。

[43]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236页。

[44]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294页。

[45] 《全集》，第1637页。

[46]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609页。

[47]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609页。

[48]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213页。

[49]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213页。

[50]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189页。

[51]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609页。

[52]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610页。

[53]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94页。

[54]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189页。

[55]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190页。

[56]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610页。

[57]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625页。

[58]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588页。

[59]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10页。

[60] 刘纲纪：《美学与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第299页。

[61] 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第204页。

[62] 《全集》，第578页。

[63] 《全集》，第580-581页。

[64] 曹越主编《紫柏老人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第610页。

[65] 《全集》，第1351页。

[66] 《全集》，第1110页。

[67] 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中），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第93页。

[68] 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中），中国戏剧出版社，1981，第95页。

[69] 夏写时：《论中国戏剧批评》，齐鲁书社，1988，第261页。

[70] 《全集》，第1053页。

[71] （明）李贽：《焚书·续焚书》，中华书局，2009，第97页。

[72] 出自纪昀主编《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秀水沈氏藏明天顺本，出版年不详，第82页。倪云林此语出自其《德常张先生像赞》，原文为：“诵诗读书，佩先生之格言；登山临水，得旷士之乐全。非仕非隐，其几其天。云不雨而常润，玉虽工而匪镌。其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者与。”

[73] 《全集》，第2096-2097页。

[74] 刘纲纪：《艺术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第617-618页。

[75] （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全二册），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709页。

[76] （明）王艮：《心斋先生全集·语录》，明万历刻本。

[77] （明）李贽：《焚收·续焚书》，中华书局，2009，第80页。

[78] 《全集》，第1295页。

[79] 《全集》，第1319页。

[80] （明）张居正撰《张太岳集》卷三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

[81] （明）李贽：《焚书·续焚书》，中华书局，2009，第98页。

[82] 《全集》，第1101页。

[83] 《全集》，第1442页。

[84] 《全集》，第1139页。

[85] （明）袁中道：《珂雪斋集·泰州学案》，钱伯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