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复道·甬道·阁道

秦汉时期出现了几种特殊的道路形式。例如，实现立体交叉的复道，两侧筑壁以保证通行安全的甬道，以“阁梁”方式跨越险阻的栈道等。

1.复道

秦汉史籍多处说到“复道”。秦始皇大治宫室，曾“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又“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史记·秦始皇本纪》）。西汉长安“桂宫周匝十里，内有复道，横北渡，西至神明台”（《艺文类聚》卷六四引《三辅故事》）。“北宫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汉哀帝祖母傅太后居北宫，“从复道朝夕至帝所”，由于往来方便，以致经常干扰最高行政事务，“使上不得直道行”（《汉书·孔光传》）。复道这种特殊的交通道路，或可长达数十里。梁孝王“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史记·梁孝王世家》）。

图1-10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有复道结构的陶楼

《史记·留侯世家》记述如下史事：

（汉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

刘邦于是从张良计，先封“平生所憎”之雍齿以示群臣，平息了不安定情绪。这里所谓“复道”，裴骃《集解》引如淳曰：“上下有道，故谓之复道。”看来，复道是类似陆上高架桥式的空中道路，因而刘邦可以居高临下窥见诸将偶语。江苏徐州汉画象石有表现人似乎循屋顶行走于两座楼阁之间的画面，大概可以说明复道的形式，与宫殿建筑比较，这当然是极其苟简的复道结构。[58]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陶楼，四隅角楼以及门楼之间有道凌空相通，这种建筑形式，或称“飞桥”“天桥”，提供了复道的实体模型。[59]

图1-11 焦作汉墓出土有复道结构的陶楼

“复”字，甲骨文作（《粹》1058），金文作（《从》），金文与《说文·部》字有相近处。《说文》：“，度也，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郭之重，两亭相对也。”复道，正是相对的亭楼之间相与连通的空中道路。

汉文帝行中渭桥，曾有人从桥下走出，惊乘舆马（《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王莽时灞桥失火被焚毁，据说火灾起因是寄居桥下的贫民取暖用火不慎（《汉书·王莽传下》）。看来，秦汉桥梁建筑已包括平阔滩地上长长的引桥。复道之出现，无异于引桥在陆上的延长。有的学者称这种建筑形式为“飞桥”或“天桥”，似乎注意到这种复道设计的最初起由是受到桥梁建筑的启发。而关于秦始皇“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及西汉桂宫“有复道，横北渡”（《艺文类聚》卷六四引《三辅故事》）等记载所见“渡”字，可以印证这一推论。

复道，即上下有道，尊贵者行复道上，有利于保证安全。然而，这样的理解仍不足以完整地说明复道的作用。应当看到，复道凌空而过，并不必与下边的道路方向一致。因此，在行人车马繁错拥杂的地段，复道的出现，也显然起到便利交通的作用。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说到汉惠帝在长安城中筑作复道的经过：

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间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间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迺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

这一段复道，用于“东朝长乐宫”，可避免“数跸烦人”，不再动辄清道戒严，影响交通，显然是一种立体交叉形式。讨论秦汉时代的复道，当然不能忽视它作为我国早期立体交叉道路的意义。

东汉时，高台建筑逐渐减少，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高层楼阁大量增加，复道也随之得到发展。《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李贤注引蔡质《汉典职仪》：“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夹左右，十步一卫。两宫相去七里。”是南北宫间有划分三条分行带并留有侍卫位置的复道长达7里。《后汉书·窦武传》记载，王甫与郑飒“共劫太后，夺玺书，令中谒者守南宫，闭门，绝复道”。据《后汉书·百官志四》，宫中甚至专门设置称作“复道丞”的职官。

复道不仅仅是一种宫室建筑形式，又是军事防御系统中的有效结构之一。《墨子》书中《号令》《杂守》等篇都说到作为城防工事的复道。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帛书《驻军图》中，标识“箭道”二字的城堡上可看到向南有道路蜿蜒折下，旁边标有“复道”二字。可见汉代军事建筑中确实有复道的形式。城堡设置复道的一面与其他两面比较，正缺少崛起的亭楼，复道本身或可作为补充。复道伸向河边，意图似为控制渡口，并与对岸的“周都尉军”接应。[60]

图1-12 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驻军图》所见复道

秦汉复道，是建筑史上的杰作，也是总结交通史时不应当忽视的重大发明。[61]

2.甬道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所谓“甬道”，裴骃《集解》：“应劭曰：‘筑垣墙如街巷。’”张守节《正义》：“应劭云：‘谓于驰道外筑墙，天子于中行，外人不见。’”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卢生进言，“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秦始皇“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帷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甬道作为欲禁秘宫事，以令“外人不见”的特殊道路，如《风俗通义·正失》所谓“通同〔甬〕道，隐形体”，其形式可能确实为“筑垣墙如街巷”。《淮南子·本经》关于宫殿建筑豪华靡丽，也说到“修为墙垣，甬道相连”。《太平御览》卷一九五引陆机《洛阳记》，说到当时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在中央御道两边筑作高四尺余的土墙，其主要作用在于严格分划路面，以避两侧扰攘，保证中央御道的畅通，并不足以遮蔽车马旌旗，而“毋令人知”。然而这种路侧筑墙的方式，当自甬道演化而来。

与秦汉宫殿区的“甬道”极其类似的建筑形式，有唐长安城的所谓“夹城”。唐长安城的“夹城”，是紧傍城东墙又另筑一墙，与城东墙之间仅留一通道，宽10～23米。修筑目的，是为保证皇帝安全潜行于大明宫、兴庆宫和曲江风景区之间。通道走向与城墙平行，全长7970米。其修筑年代，当唐玄宗开元时期。[62]《资治通鉴》卷七“秦始皇帝二十七年”：“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胡三省注：“甬道，唐夹城之类也。”由唐长安城“夹城”的情形，可以推想秦汉宫殿区甬道的形式。

《汉书·邹阳传》说，梁孝王“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太后”。王先谦《汉书补注》：“自王邸至太后宫门筑甬道通往来。”此事因“天子不许”，终于未遂。如王先谦说不误，当主要因梁王专用“甬道”构筑于长安城中，作为天下之尊的皇帝的威权受到损害。推想各地诸王所居可能也都存在“甬道”建筑。“甬道”，是交通特权的标志。

秦汉时代还有专门作为军事运输道路形式的“甬道”。

秦末，反秦起义军与秦军主力章邯部在“钜鹿”决战。《史记·项羽本纪》记载：

章邯令王离、涉间围钜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

裴骃《集解》：“应劭曰：‘恐敌抄辎重，故筑墙垣如街巷也。’”项羽军破釜沉舟，“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看来破坏或阻断其“甬道”，是取胜关键。《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也说，章邯军“筑甬道属河，饷王离。王离兵食多，急攻钜鹿”，“项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

楚汉战争期间，项羽、刘邦两军曾数次于荥阳、成皋一带对峙。《史记·高祖本纪》：

汉王军荥阳南，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与项羽相距岁余。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

《项羽本纪》所记略同。“甬道”，张守节《正义》：“韦昭云：‘起土筑墙，中间为道。’”“甬道”之争夺，又成为胜负的关键。

不唯刘邦军曾于荥阳修筑“甬道”以转运军粮，项羽军亦然。《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博阳侯陈濞）击项羽荥阳，绝甬道。

（蒯成侯周緤）击项羽军荥阳，绝甬道。

是刘、项军各有输粮“甬道”，其位置、走向当各不同。刘邦取粮敖仓。《史记·傅靳蒯成列传》谓周緤“东绝甬道”，可知项羽军粮当输自东方。

“甬道”的基本形式是在道路两侧夯土筑壁。我们现在或者会以为工程浩巨，不可思议。然而这种特殊的道路形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是历史上确曾存在的“形式比较奇特，而且现在已经过时的工事”。恩格斯说，“野战筑城工事具有和军队同样悠久的历史。在野战筑城法方面，古代军队甚至比现代军队掌握得还要好得多”[63]。罗马军团的营地四周有围墙、壕沟和土堤，“所有这些工事都由兵士自己构筑，他们使用丁字镐和铲子像使用剑和矛一样灵巧”[64]。克劳塞维茨曾指出，“经常补给军队的交通线”的价值“取决于有无要塞或地形障碍作掩护”。他在《战争论》这部军事学名著中还强调，“只有那些有专门设施的道路才构成真正的交通线体系”[65]。从中国军事史的资料看，先秦秦汉时期战争中工事构筑、道路开通、桥梁架设等任务都已由直接作战的车、步、骑兵兼而承当。据《司马法》，周代军队辎重车辆配备掘土所用的“锄”和筑墙工具“板筑”。[66]《史记·黥布列传》：

项王伐齐，身负板筑，以为士卒先。

裴骃《集解》：“李奇曰：‘板，墙板也。筑，杵也。’”可知担任攻击任务的野战部队也有“板筑”一类工具作为必备的军用器材，士兵需承担构造壁垒等土方工程任务。当时，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在往复通过的重要的交通线两侧构筑土壁，形成“甬道”，以隐匿运输车队，或阻遏敌军兵车骑队的冲击，以使运行迟缓的辎重车取得躲避转移的时机，从而保证军需物资运输的安全。

“甬道”这种特殊道路，在军事上的应用年代并不很长。曹操击马超、韩遂，在河潼大战中应用的“甬道”，形式已发生重要变化，即所谓“连车树栅，为甬道而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今魏武不筑垣墙，但连车树栅以扞两面。”“甬道”这一道路形式的衰微，可能主要由于野战部队的机动性加强了，战争中长期对垒的情形已渐少见，而运输车队的车速加快，运输效率显著提高，可能也是促成这一演变的重要原因之一。[67]而“连车”所需车数可以得到满足，也是以拥有车辆之充备为条件的。

3.阁道（栈道）

阁道或栈道这种交通道路形式的普遍应用标志着交通史上的重大进步。在我国山区居多的地理条件下，各地区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和文化交往，凭借这种道路形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史记·秦始皇本纪》：阿房宫“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三辅黄图》卷一：“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汉书·元后传》：王凤“大治第室，起土山渐台，洞门高廊阁道，连属弥望”。阁道，一般以为是仿楼阁的架空通道[68]，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阁道往往与山地交通有关，其形式其实与克服山阻的栈道相同。栈道、阁道可以互称。《史记·高祖本纪》：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司马贞《索隐》：“栈道，阁道也。”“崔浩云：‘险绝之处，傍凿山岩，而施版梁为阁。’”《战国策·齐策六》：田单“为栈道木阁而迎王与后于城阳山中”。《后汉书·隗嚣传》：“诏嚣当从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溃其心腹。嚣复上言：‘白水险阻，栈阁绝败。’”李贤注：“栈阁者，山路悬险，栈木为阁道。”栈道、阁道，其实形同名异。《墨子·备城门》：“凿扇上为栈”，其实也指棚阁。栈道又称为阁道的实例相当多，例如：

《华阳国志·蜀志》：“（唐蒙）斩石为阁道。”

《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张鲁）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

《三国志·魏书·徐晃传》：“（刘备）遣陈式等十余营绝马鸣阁道。晃别征破之，贼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闻，甚喜，假晃节，令曰：‘此阁道，汉中之险要咽喉也。刘备欲断绝外内，以取汉中。将军一举，克夺贼计，善之善者也。’”

《华阳国志·刘后主志》：“丞相亮治斜谷阁，运粮谷口。”

《初学记》卷八引《华阳国志》：“诸葛亮相蜀，凿石架空，为飞梁阁道，以通蜀、汉。”

《水经注·沔水》：“诸葛亮《与兄瑾书》云：‘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

《三国志·蜀书·魏延传》：“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

栈道常常以“阁”命名。[69]如《隶释》卷四《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

蜀郡太守平陵何君遣掾临卭舒鲔将徒治道，造尊楗阁，袤五十五丈，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建武中元二年六月就，道史任云陈春主。

洪适说：“栈路谓之阁道，非楼阁之阁也。”[70]而宫室建筑中的“阁道”[71]，除取义楼阁相连而外，可能形式也与作为险山通路的阁道（栈道）有相近的地方。或说“阁道本是古代天文学上的术语”，“古人称宫际天桥为阁道，含有将人间帝王居处比成天上宫阙之意”。[72]其实，“阁道”体现的人文和天文相印合的关系可能恰好相反。天际星象所谓“阁道”[73]，可能是人间现象的反映。

“栈路谓之阁道”的见解是可取的。《史记·高祖本纪》：“去辄烧绝栈道”，司马贞《索隐》：“栈道，阁道也……崔浩云：‘险绝之处，傍凿山岩，而施版梁为阁。’”[74]栈道称作“阁道”的实例集中发现于最初大规模开通栈道的秦与巴蜀间跨越秦岭和巴山的地段。《战国策·秦策三》：“栈道千里于蜀汉。”《史记·货殖列传》：“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川陕之间最早的有可靠依据的交往始于商周之际[75]，然而道路状况得以改良并长期畅通，主要还在于战国时秦人对栈道的经营。从关于所谓“石牛道”的传说[76]，可以知道川陕栈道南段的开拓，其历史功绩应当归于蜀人。

秦汉之际，由关中南逾秦岭的栈道已经不止一条。刘邦就封汉中，张良建议：“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于是烧绝栈道，而另取道还定三秦。据汉桓帝建和二年（148）王升《司隶校尉杨君孟文石门颂序》：

余谷之川，其泽南隆，八方所达，益域为充。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汉诋焉。后以子午，塗路歮难，更随围谷，复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尤艰。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余，凿通石门。中遭元二，西夷虐残，桥梁断绝，子午复循。

综合文献资料和实地勘查的收获，我们看到，秦汉时代通过秦岭的主要的栈道大致有下述五条。

褒斜道 褒斜道在秦岭栈道中最负盛名。《史记·货殖列传》：巴蜀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所谓“余谷之川”“诏书开余”，“余”亦即“斜”。褒斜道以南循褒水，北出斜谷而得名。汉武帝时，“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史记·河渠书》）。据《金石萃编》卷五《开通褒斜道石刻》，汉明帝永平六年（63）又曾“开通褒余道”。《后汉书·顺帝纪》记载，汉安帝延光四年（125），“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据《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序》及《右扶风丞李君开通阁道记》，可知至少在汉桓帝建和二年（148）、永寿元年（155），又对褒斜道进行过局部改建和维修。三国时期，这条道路又称作“斜谷道”，在魏蜀两国的战争中多次被作为行军路线。经考古工作者调查，沿线发现多处当时栈道的遗存。[77]著名的石门遗迹，就是这条古栈道最重要的遗迹之一。

图1-13 褒斜道栈道遗迹

故道 故道又称嘉陵道，是刘邦自汉中“出散入秦”的通道，大体沿嘉陵江北段，即与今宝成铁路的线路并行。秦即有“故道”县，县治在今陕西宝鸡南。《水经注·渭水上》：捍水“出周道谷，北迳武都故道县之故城西”。而西周中晚期铜器散氏盘铭文中亦有“周道”。据王国维考订，周散国在散关一带，此“周道”即《水经注》“周道谷”之“周道”。[78]可见这条道路的开通年代相当早。《后汉书·隗嚣传》所谓“白水险阻，栈道败绝”，是说故道在今陕西略阳白水江一带的地段，故道有由此通向天水地区的栈道。

子午道 《史记·高祖本纪》：汉王之国，“从杜南入蚀中”。程大昌《雍录》：“此之蚀中，若非骆谷，即是子午也。”《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读史方舆纪要》、《史记会注考证》都据《司隶校尉杨君孟文石门颂序》所谓“高祖受命，兴于汉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以为“蚀中”或即子午谷。《三国志·蜀书·魏延传》记述魏延向诸葛亮建议，“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裴松之注引《魏略》说，其具体路线是“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直抵长安。由所谓“韩信故事”，可知“道由子午，出散入秦”或许是刘邦分兵而出，北定三秦的路线。看来，子午道在秦汉之际已经通行大致是没有疑义的。《汉书·王莽传上》：元始四年（公元4），“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子午道从杜陵直绝南山”。东汉末年，关中流民多由子午道南下汉中。曹魏军也曾经由子午道伐蜀。李之勤曾对子午道的历史变迁进行深入的考证。[79]我们在对子午道秦岭北段进行实地考察时，也发现丰富的迹象鲜明的古栈道遗存。[80]

图1-14 子午道栈道遗迹

灙骆道 《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序》：“更随围谷，复通堂光。”黄盛璋指出：“围谷不见于史，但韦谷（即围谷）在骆谷附近，相去很近，古通道或由出韦谷，这条路当即骆谷道的前身。”[81]灙骆道北出骆谷，南傍灙水。“堂光”，可能也与南段所沿灙水河谷有关。据《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长安，大发卒六七万人，从骆谷入”。延熙二十年（257），姜维曾自灙骆道北上（《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景元四年（263），“锺会由骆谷伐蜀”（《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在陕西周至西骆峪、洋县华阳镇等地的调查中，曾发现灙骆道栈道的遗迹。[82]辛德勇曾论证“堂光道”是“灙骆道的前身”，指出“围谷”“即今泥河”。他认为“堂光”得名与“以武功县为安汉公采地，名曰汉光邑”（《汉书·王莽传上》），而新室既建，王莽又改称“新光”（《汉书·地理志上》）有关，因此，“现在最早只能把灙骆道有据可依的开通时间上限定在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以后”。[83]其实，似乎不能完全排除“汉光”或“新光”地名确定于后，而“党光”道名应用于先的可能；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条古道路虽未必早已定名“堂光”，然而实际开通却先于“汉光”“新光”地名的可能。这条道路定名“堂光”之所谓“光”，有可能另有所据。[84]

图1-15 灙骆道栈道遗迹

武关道 上述4条道路都是由关中通向巴蜀的道路。通过秦岭的著名道路还有由关中往东南通向南阳盆地的武关道。武关道行经的丹江川道曾为秦、楚两国反复争夺。武关道作为秦、楚通道也曾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吴王阖闾和伍子胥伐楚，攻破楚都，楚大夫申包胥由武关道奔秦告急，“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师乃出”（《左传·定公四年》）。秦师“五百乘以救楚”，败吴师（《左传·定公五年》）。秦军驰援楚国经由的道路，即武关道。秦昭襄王十二年（前295），“予楚粟五万石”（《史记·秦本纪》），大约2000辆以上的运粮车队，也经行武关道赴楚。秦始皇曾经由武关道出巡。刘邦先项羽入关中，摧毁秦王朝的最后统治基地，也是由于经过武关道一路战事顺利。经调查，陕西蓝田蓝桥河和商县黑龙口等地都有栈道遗迹分布。前者的年代大致可以推定为战国秦汉时期。[85]

图1-16 武关道栈道遗迹

秦岭地区是秦汉时代栈道比较集中的地区，由于关中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于是与关中交通的秦岭栈道具有特殊的意义。当时比较著名的栈道，还有入蜀重要通路剑阁道[86]、阴平道[87]，以及川滇栈道等[88]。河南三门峡也发现了秦汉时期的栈道遗迹，栈道内侧石壁保留有汉桓帝“和平元年”（150）题刻。[89]山西垣曲与黄河漕运有关的栈道遗迹发现“建武十一年”（35）题刻。[90]

图1-17 秦汉时期的秦岭道路

栈道这一道路形式，是我国古代为克服山险发展交通的一项伟大创造。关于秦汉栈道的具体形制，《水经注·沔水上》有如下记述：

（褒水）西北出衙岭山，东南迳大石门，历故栈道下谷，俗谓千梁无柱也。诸葛亮《与兄瑾书》云：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一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又云：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闻而已。后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谓是道也。自后按旧修路者，悉无复水中柱，迳涉者，浮梁振动，无不摇心眩目也。

图1-18 广元明月峡栈道横梁安装方法示意图

考察栈道遗迹，其形式一种即所谓“千梁无柱”，另一种即“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在原先路面较宽的地段，立柱往往多至数排。其形制正如《析里桥郙阁颂》中所谓“缘崖凿石，处稳定柱，临深长渊，三百余丈，接木相连，号为万柱”。四川广元明月峡等处的栈道遗迹，发现在横梁基孔的底部另外凿出小方孔，估计是特意加工的榫孔，用以固定栈道横梁，以防止其脱落。[91]这种极巧妙且简便而可靠的方式，体现出秦汉栈道设计与施工人员的非凡的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