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道路的修筑和养护

秦汉中央政府重视结成全国交通网要络的交通干线的修筑，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调发劳力，由朝廷重臣亲自规划指挥。秦治驰道，左丞相李斯是工程的主持者。[92]直道的修筑，则由将军蒙恬负责。这些浩大的工程，所用卒徒数以十万计，工期也延续较久，成为影响秦末政治局势的重要因素之一。汉武帝元光五年（前130）“发巴蜀治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元封四年（前107）“通回中道”等事，都录入帝纪。作褒斜道，也由汉武帝亲自决策动工（《史记·河渠书》）。东汉道路施工，也往往奉诏而行。[93]重要道路的修筑工程要由最高统治集团统一规划。汉宣帝时黄霸为京兆尹，“坐发民治驰道不先以闻”，竟致“劾乏军兴，连贬秩”（《汉书·循吏传·黄霸》）。

秦汉时代交通道路的建设，不仅常集中征调大批劳动力，而且普遍使用先进工具，采用先进技术。从秦岭诸栈道以及三门峡栈道的遗迹，可以知道削凿山石的部分和安插梁柱的石孔应使用铁工具方能完成。褒斜道上褒城以北著名的石门，是世界最早的可通行车辆的人工交通隧道，长14米，宽3.95～4.75米，隧道内壁未发现使用钻凿工具的遗痕。据说因“石坚不受斧凿”，于是石工“以火锻炼开通石门”[94]。《隶释》卷四《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常繇道徒，鐉烧破析，刻臼崔嵬，减高就埤，平夷正曲，柙致土石。”《后汉书·虞诩传》：“由沮至下辩数十里，皆烧石剪木，开凿船道。”看来当时确曾以火烧水激的方式摧毁阻隔交通的山岩。石门洞壁比较匀整，超挖量不大，方向也相当端直。石门的开通，可以体现秦汉道路开拓的技术水平。

秦时修筑驰道，“隐以金椎”，即以金属工具夯击使路基坚实稳固。汉高祖长陵陵园门迹宽达23米，又有路土残存，出土有直径7厘米的铁质夯头，或许即当时所谓“金椎”的实物遗存。[95]

通过考古发掘所发现的秦汉道路遗迹多呈中央高、两侧低的形式，以利排水。调查和发掘简报中常描述为“呈鱼脊形”“龟背形”“断面呈弧形”[96]。栎阳故城中的古道路遗迹路中与两侧高差达20～30厘米。[97]驰道则表现出更高级的形式，即经多层夯筑，使整个路面高于地表。这种厚筑路基以保证土质道路良好排水性能的方式，较西方要早许多年。[98]

为增强道路的抗水性和稳定性，保证通行免受天时影响，筑路工匠们不仅将传统的夯土技术应用于道路建设，对刚性路面的追求还使得有条件的地方出现了沙质路面和石质路面。西安阎家村古建筑遗址发现沙质路面，在估计早至秦代的斜坡道上则用河砾和褐红色灰泥掺和墁成地面，“至今仍很光滑整齐”。[99]用石片、卵石、砾石铺筑的道路遗迹有多处发现，如秦始皇陵园[100]、汉华仓遗址[101]、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102]、西安任家坡汉代陵园[103]、汉景帝阳陵[104]、南阳汉代铁工厂遗址[105]、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106]、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107]等等。山东曲阜发现的西汉路面包含较多的铁渣、硫渣和红烧土等，据推断可能与附近的西汉冶铁遗址有关[108]，当是为克服渗水性特意利用冶铸废料来改变路面材料的构成。又《水经注·瓠子水》记成阳尧陵庙，说“驰道径通，皆以砖砌之”。大致在东汉时陶质建材逐渐普及，有的道路已出现了以砖铺砌的地段。汉云陵邑遗址确实曾发现卵石路面两侧夹砌条砖的情形[109]。

《韩非子·有度》：“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是磁针定向技术至迟在战国时已被应用。秦汉城市规划较先秦有显著的演变，方正规整者居多，城内道路也大多端正平直，磁针指向仪器可能已应用于市政工程。长途运输线路的规划也要求不失方向，以求近捷，在往往由政府官员主持勘测设计的情况下，可能也已使用这类先进的测量工具。有学者根据远距离人文地理景观之间有一定规律性关系的情形，推定当时有“超长建筑基线”存在，其显示空间可涉及数百公里。[110]这样的观念和技术，也会影响交通道路的规划。

汉武帝时开漕渠，“令齐人水工徐伯表”（《史记·河渠书》），颜师古以为“表”即“巡行穿渠之处而表记之，今之竖标是”（《汉书·沟洫志》注）。当时水利工程中的测量，“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汉书·沟洫志》），如果测量出现误差，则可能“渠成而水不流”（《后汉书·王梁传》）。西汉时曾开通称为“井渠”的龙首渠，“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史记·河渠书》），说明当时熟练的勘测人员竟能于地下求得水平。道路的规划也需力求平缓以减省运输工耗，在秦汉车辆尚不具备制动装置的情况下，道路的坡度还直接关系运输安全。汉武帝时曾以故道多阪回远而通褒斜道，在规划时曾考虑船漕车转的水陆联运方式，看来，先进的水利勘测技术必然也应用于道路的勘测选线。

《管子·地图》强调，“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尤其应明确“辕之险，滥车之水”，“通谷经川”之所在以及“道里之远近”。《周礼·夏官·量人》：“营军之垒舍，量其市朝州涂军社之所里，邦国之地与天下之涂数，皆书而藏之。”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7幅绘在松木板上的地图，其中4幅绘有关隘，M1：7B、8B、11B面“特别用醒目的图例标出关隘的位置，注名为‘闭’”。M1：12A面绘有“道路以及重要关卡”。M1：21A面也绘有“关隘”。M1：9“标出大小关口5处”，还有6处注明间距之里程，如“苦谷最到口廿五里”“杨谷材八里”“松材十五里”“大松材八里”“卅里相谷“等。[111]这些地图绘制的年代大致可确定为秦王政八年（前239）。天水放马滩5号汉墓年代为西汉文景时期，随葬器物中有纸质地图1幅，纸面用细黑线条绘出山川和道路。[112]

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古地图也明确标识出交通道路。地形图中陆路交通线用粗细较均匀的实线表示，除桂阳外，其余7个县治之间均可以清晰地看到相连结的道路。在已经超出墓主驻防范围的邻近地区已不标识乡里，却仍绘出道路，可以判读出来的道路共有20多条。在驻军图中，用红色虚线标出道路，有的还特别注明道路里程。[113]

李陵击匈奴，“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汉书·李广传》）。道路经由走向，是当时地理知识最基本的内容之一。[114]大约远征至于新地，制图还报当地山川交通形势，是主将的责任。马援为刘秀筹谋军事，曾“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埶，开示众军所道径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后汉书·马援传》）。其形式，实际上已经相当于近代军事上常用以研究地形、敌情和作战方案的沙盘。

图1-19 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驻军图》复原图局部（图中虚线为道路）

对山川道路要达到如此清晰、精确的认识，除一些地段通过直接测量外，必然还要进行大量的间接测量，即使用汉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中记载的立表法、连索法、参直法，以及三国时魏人刘徽著入《海岛算经》一书中的重表、累矩、三望和四望等测量方法。而欧洲16世纪出版物中关于通过二望测量的记载，较刘徽书已迟出一千多年。[115]秦汉道路所以四通八达，布局亦较为合理，许多线路选线之精确，至今仍为现代道路所依循，筑路人员尤其善于征服山险，以致能够成就如直道这种长“千八百里”“堑山堙谷”而“直通之”的大道，应用当时领先于世界的测量技术，显然是重要条件之一。

秦汉交通道路建设的成就应主要归功于筑路者的辛勤劳作。《盐铁论·水旱》：“县官以徒复作，缮治道桥。”可见道路的修筑养护，往往由身份最低下的徒承担。《古刻丛钞》载《建平郫县石刻》、《隶释》卷四载《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金石萃编》卷五载《开通褒斜道石刻》等，都说到以徒治道事。陈直指出：“褒城《石门颂》叙石门为司隶校尉杨孟文所开凿，虽未说明用徒来开凿，但杨孟文官司隶校尉，是管理刑徒的，开凿石门的巨工，则必然如是。”[116]汉代徒的身份虽与奴隶有所不同，在艰辛的筑路工程中，仍可看到奴隶制生产方式的阴影。汉武帝开西南夷道，《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士卒多物故”，《西南夷列传》也说“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身份为“士卒”者尚且如此，《太平御览》卷六四二引孔融《肉刑论》说“今之洛阳道桥，作徒囚于厮役，十死一生”，可见徒的遭遇更为悲惨。《开通褒斜道石刻》中说：“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余道”，“最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八百余人”，“九年四月成就”。参照《隶释》卷四《广汉长王君治石路碑》“功夫九百余日”，《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用功千一百九十八日”，推断此处“用功”数，也是所用劳动日的总和。从永平六年到九年四月，工期至少在820日以上，如此则需用徒的人数不应超过935人，而石刻内容明确说到开工时受“徒二千六百九十人”。数字如此悬殊，应有徒在工程中大量伤病以至“物故”的因素在内。可见，秦汉交通道路的发展，竟是以千万劳动者的血汗和生命为代价的。

由于秦汉道路多为土质柔性路面，雨雪之后往往车辙积水，牛蹄生涔[117]，泥淖难以行车[118]，有时行人也难以通过[119]，甚至“泥涂至膝”（《淮南子·览冥》）。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等戍卒九百人屯大泽乡，“会天大雨，道不通，度以失期。失期，法皆斩”（《史记·陈涉世家》），成为导致爆发推翻秦王朝的大起义的直接原因。《四民月令·五月》：“淋雨将降，储米谷薪炭，以备道路陷淖不通。”是为消极的应备措施。另一方面，对于不可轻易中断的重要的交通线路，则不得不积极改善道路状况，特别注意加强其排水性能，除高筑路基，并于道路两侧开掘排水沟之外，还十分重视道路的经常性养护。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各级行政管理机构都以养护维修道路，保证运输畅通作为主要责任。义纵曾为右内史，汉武帝幸甘泉，见“道不治”，怒而衔之，当年义纵即以阻滞杨可告缗竟至论罪弃市（《汉书·酷吏传·义纵》）。位列九卿，管理诸陵县的太常，也有因交通道路状况不良而遭贬斥的[120]。地方还往往各设道桥掾，主办道桥养护管理事务。[121]根据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秦更修为田律木牍，除“大除道及阪险”外，“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也说：“九月大除道□阪险……虽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乡部主邑中道，田主田道。道有陷败不可行者，罚其啬夫、吏主者黄金各二两。盗侵飤道，千（阡）佰（陌）及堑土〈之〉，罚金二两。”养护道路在芟刈荒草而外，还需增培路土，即《说文·土部》所谓“垐，以土增大道上”。在土地私有制确立之后，田间阡陌的养护，一般由邻近田主分段经营，即王褒《僮约》所谓“研陌杜埤”。[122]

皇帝出行，“郡国皆豫治道”（《汉书·食货志下》），道路养护，竟成为人民劳役负担的主要内容和政府财政开支的主要项目之一。正如《汉书·郊祀志》所说，“郡县治道共张，吏民困苦，百官烦费”。有的官吏为逢迎上司，专意为其维修道路。朱买臣赴会稽太守任，“会稽闻太守且至，发民除道”，役人中有朱买臣故妻、妻夫（《汉书·朱买臣传》）。可见这类劳役征调民力之苛重，有时倾户征发，妇女也不能幸免。有的地方官“发人牛修道桥”，路逢“田叟”，竟然劫夺其车牛充役（《后汉书·逸民列传·韩康》）。陈忠上安帝疏曾如此描述当时情形：“长吏惶怖谴责，或邪谄自媚，发人修道，缮理亭传，多设储跱，征役无度，老弱相随，动有万计”，百姓“顿踣呼嗟，莫不叩心”（《后汉书·陈宠传》）。

尽管秦汉时代道路养护的目的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强权政治奴役民众的特点，但是在客观上便利交通运输，促进经济发展的意义却是不可否认的。在对原有道路养护维修的过程中，有时也加以部分改造，如《隶续》卷一五《成皋令任伯嗣碑》所谓“□南移北，徙狭就宽，直枉正曲，以险为安，高夷窊，显敞平端”。也有将“过者慄慄，载乘为下”，“涉秋霖漉”，“稽滞商旅”的栈阁结构改建为“安宁之石道”，使“岁数千两”的通行效率更加提高的情形（《隶释》卷四《析里桥郙阁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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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章巽《秦帝国的主要交通线》（《学术月刊》1957年第2期）一文以为由关中向正东的大道在三川地区即向东北东方向折入齐地，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秦开辟驰道示意图》亦从此说。王京阳《关于秦始皇几次出巡路线的探讨》（《人文杂志》1980年第3期》）、曹尔琴《秦始皇的驰道和法家路线》〔《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5年第1期〕等文意见也相近。这似与当时情形不尽符合。秦在朐县界中立石以为秦东门，正应有直向正东的大道。史念海《河山集》附《战国时代经济都会图》中所绘关中向东的道路直达彭城。他在《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收入《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文中考证沛公西行路线：“沛公发彭城，过砀郡，经阳城杠里，北攻昌邑。昌邑未下，乃西袭陈留，进攻开封，与秦将杨熊会战于白马。沛公此行，当系遵秦皇二十九年东游琅邪归来所行之驰道。”劳榦《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收入《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艺文印书馆，1976）中也说道：“道路之中枢，实在梁国。”楚汉战争时两军在荥阳、彭城之间反复争夺，以及汉景帝时吴楚叛军正是在梁国受阻，终于致败的史实，均可支持此说。

[2] 辛德勇：《崤山古道考证》，《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另有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京都关内区·长安洛阳道》，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胡德经《两京古道考辨》，《史学月刊》1986年第2期；王文楚《西安洛阳间陆路交通的历史发展》，《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

[3] 王子今、焦南峰、周苏平：《陕西丹凤商邑遗址》，《考古》1989年第7期。

[4] 史念海：《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收入《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5]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释文第7页。

[6] 《后汉书·王允传》：“将兵出武关道，以讨袁术为名，实欲分路征卓。”武关道先秦时期就是秦楚交往的主要通道。王开主编《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也有关于武关道的考论。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

[7] 王文楚：《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间的交通发展》，《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第1～5页。

[8] 史念海：《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第124页。秦始皇出巡曾行经这条道路的部分区段。汉高祖七年（前200）攻韩王信，导致平城之围，《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自平城过赵、雒阳，至长安”，也经由此道。刘秀经营河北，初则“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后“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其驰赴信都，方得立足，又循此道平定蓟、中山、邯郸，“行至鄗”，“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以傍此大道之战略优势即皇帝位（《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9] 参看王子今《关于秦始皇二十九年“过恒山”——兼说秦时“北岳”的地理定位》，《秦文化论丛》第11辑，三秦出版社，2004；《〈封龙山颂〉及〈白石神君碑〉北岳考论》，《文物春秋》2004年第4期。

[10] 关于这条道路的走向、规模和历史演变，可参看鲜肖威《甘肃境内的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吴礽骧《两关以东的“丝绸之路”》，《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王子今《秦人经营的陇山通路》，《文博》1990年第5期。

[11] 参看黄盛璋《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辛德勇《汉〈杨孟文石门颂〉堂光道新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辑；严耕望《阴平道辩》，《新亚学报》第9卷第2期；鲜肖威《阴平道初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

[12] 史念海曾自秦汉甘泉宫遗址北上对直道进行实地考察，1975年即发表《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5年第3期，《文物》1975年第10期）。20世纪80年代已发表直道考察的收获有《画家靳之林徒步三千里考察秦始皇直道》，《光明日报》1984年8月19日；王开《“秦直道”新探》，《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贺清海、王开《毛乌素沙漠中秦汉“直道”遗迹探寻》，《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孙相武《秦直道调查记》，《文博》1988年第4期；延安地区文物普查队《延安境内秦直道调查报告之一》，《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陕西交通史志通讯》1986年第5期还曾刊出《秦直道实地考察专辑》。

[13] 辛德勇：《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期；王子今：《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

[14] 参看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吕卓民《秦直道歧义辨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辑。

[15] 《2009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中国文物报》2010年6月11日；《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秦代的国家级高速公路》，《光明日报》2010年6月12日。

[16] 参看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17] 史念海曾指出：“江乘渡江，北即广陵，广陵为邗沟所由始，可循之北越淮水，以达彭城。古时海滨尚未淤积，广陵、彭城之东距海较今为近，史文所言并海北行者，亦犹二十八年东行之时并渤海以至成山、之罘也。平原濒河水，沙丘属巨鹿，其间平坦，当有驰道。”《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收入《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18] 参看王子今《秦汉时代的并海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

[19] 研究秦汉交通的论著大多持与此类同的见解，一些国外学者也赞同这一观点，例如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中就写道：“古代中国统一国家的革命的建立者秦始皇帝，就是由他的京城向四面八方辐射出去的公路的建造者。”曹未风等译节录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下册，第25～26页。

[20] 东汉时期西南方向的交通道路建设，有荥经何君阁道石刻以为物证。王子今：《荥经何君阁道石刻再发现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李学勤教授伉俪七十寿庆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

[21] 《汉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所谓“从枕席上过师”。前又称“临羌东至浩亹”，“其间邮亭多坏败者”，可见道路早已开通。赵充国攻西羌时，金城与长安间770公里，紧急文书，七日可得往返。

[22] 《后汉书·西域传》论曰：“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

[23] 《后汉书·郑弘传》：“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后汉书·循吏列传·卫飒》：飒为桂阳太守，“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

[24] 劳榦：《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收入《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艺文印书馆，1976。

[25] 孙德润、李绥成、马建熙：《渭河三桥初探》，《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1983年11月）。

[26] 《史记·秦始皇本纪》：“焉作信宫渭南，已更命信宫为极庙，象天极。”《三辅黄图》卷一“阿房宫”：“周驰为复道，度渭属之咸阳，以象太极阁道抵营室也。”

[2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第212页。

[28] 胡德经：《洛阳—长安两京古道考察》，《中州今古》1986年第1期。

[29] 陕西省交通史志编辑部古代组：《陕西古代交通史》（部分章节讨论稿），1983年1月。

[30] 裴骃《集解》：徐广曰：“殖，一作‘填’。”《史记会注考证》引张守节《正义》：刘伯庄云：“此时兰池毁溢，故堰填。”

[31] 曹丕《柳赋》序：“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曹袁官渡决战，正在秋九月至冬十月间。据郑万钧主编《中国树木志》，杨柳科树木扦插育苗，有“秋季落叶后采条”者（中国林业出版社，1985，第1961页）。关于“伐驰道树殖兰池”的解释，详见王子今《“伐驰道树殖兰池”解》，《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

[32] 《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乐府诗集》卷八四《离歌》：“晨行梓道中，梓叶相切磨。”《隶释》卷三《张公神碑》：“□□□□大路畔兮，亭长阍□□扞难兮，列种槐梓方茂烂兮。”《水经注·瓠子水》记成阳尧陵庙：“栝柏数株，檀马成林，二陵南北，列驰道迳通。”栝即桧树。檀马，王国维《水经注校》：“或谓檀与駮马也。”又陆机《诗·秦风·晨风》疏：“駮马，梓榆也。”

[33]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张燕所提供1984年实地考察所得资料。

[34] 200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研究员主持的对陕西富县直道遗迹桦沟口段的发掘，对于路基结构、路面状况、护坡形式、排水系统以及规模可观的很可能性质为关卡的高等级道路附属建筑遗存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分析，充实了我们对于秦汉交通建设成就的认识。参看张在明《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第36～38页；《二〇〇九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中国文物报》2010年6月11日；王子今《陕西富县秦直道遗址：秦代的国家级高速公路》，《光明日报》2010年6月12日。

[35] 《汉书·周勃传》颜师古注谓“当驰道”即“当高祖所行之前”，《汉书补注》：“刘攽曰：‘驰道犹言乘舆耳。’……沈钦韩曰：‘谓敌人驰车冲突之道当之者功为多也。’”王先谦赞同颜、刘之说。显然这些误解与历代学者对秦汉北边道的意义认识不足有关。陈直《史记新证》：“周勃攻战之地，属于燕之驰道。”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第113页。看来对此处“驰道”的理解，不必旁生新意。“当驰道”，可能指在围攻敌军或与之对抗时阵地正当驰道，因而承担了抗击敌军主力的任务。

[36] 《汉书·王传》：“征为右辅都尉，守右扶风。上数出幸安定、北地，过扶风，宫馆驰道修治，供张办。武帝嘉之。”

[37] 《水经注·济水二》：韦城“有驰道，自城属于长垣，濮渠东绝驰道，东迳长垣县故城北”。《阴沟水》：苦县“城之四门，列筑驰道”。《河水五》：聊城县故城“南门有驰道，绝水南出”。《肥水》又有所谓“玄康南路驰道”。

[38] 《读史方舆纪要》卷八一《永州府》。

[39]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五以为“今年”当作“明年”，甚确。

[40] 史念海：《秦汉时代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收入《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41] 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龙岗秦简》，中华书局，2001，第95页。

[42] 王先谦《汉书补注》：陈景云曰：据《功臣表》知馆陶公主卒于元狩之末，“及江充贵幸，主没已十余年。‘馆陶’字误无疑”。然而即使“字误无疑”，似未可疑驰道拦车事为乌有。

[43] 考古研究所编辑室：《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释文》，《考古》1960年第9期。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王杖诏令册》，《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44] 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王杖诏令册》（执笔党寿山）一文认为“王杖十简”中“本二年”，“‘本’下漏书‘始’字”，应依1981年9月新得王杖诏令册更正为“本始二年”。《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45]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治驰道”。裴骃《集解》：“应劭曰：‘驰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西安汉长安城直城门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5期。

[47]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出，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这一“犯跸”案例，论罪似并不依据禁行驰道中的制度。

[48]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第l期；李学勤：《青川郝家坪木牍研究》，《文物》1982年第10期；胡平生、韩自强：《解读青川秦墓木牍的一把钥匙》，《文史》第26辑，中华书局，1986。

[49] 《后汉书·黄香传》：“（黄）香曰：‘《田令》：‘商者不农’……”《周礼·秋官司寇·士师》郑玄注：“野有《田律》。”

[50]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文物出版社，2006，第42页。最后一句整理小组释文：“□□□□□□及□土，罚金二两。”据彭浩、陈伟、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补释。《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89页。最后“〈之〉”的处理方式，似可存疑。

[51] 整理小组译文：“‘私自移封，应赎耐。’什么叫‘封’？‘封’就是田地的阡陌。百亩田的田界是算做‘封’，还是不算做‘封’？如私加移动，便判处赎耐，是否太重？算做‘封’，判处并不算重。”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释文，第108页。

[52] 学术界对传世买地券的真伪历来有不同的意见，本书从方诗铭说。参看方诗铭《从徐胜买地券论汉代“地券”的鉴别》，《文物》1973年第5期；又《再论“地券”的鉴别——答李寿冈先生》，《文物》1979年第8期。所举买地券的出处：（1）《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一五；（2）并见《地券征存》《蒿里遗珍》《芒洛冢墓遗文续编》；（3）蒋华《扬州甘泉山出土东汉刘元台买地砖券》，《文物》1980年第6期；（4）现藏日本中村书道博物馆，转引自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土地法、取引法）》，1960，东京版；（5）洛阳博物馆《洛阳东汉光和二年王当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6期；（6）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望都二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59；（7）《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一五；（8）并见《贞松堂集古遗文》卷一五《地券征存》。

[53] 张增祺：《从出土文物看战国至西汉时期云南和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文物》1978年第10期。

[54] 《史记·齐太公世家》：“晋军追齐至马陵。齐侯请以宝器谢，不听；必得笑克者萧桐叔子，令齐东亩。”裴骃《集解》：“服虔曰：‘欲令齐陇亩东行。’”司马贞《索隐》：“垄亩东行，则晋车马东向齐行易也。”《史记·平准书》：“民不齐出于南亩”，《汉书·食货志下》：“民不齐出南亩”，颜师古注：“言农人尚少，不皆务耕种也。”又《汉书·李寻传》：“皆使就南亩”，颜师古注：“遣归农业。”《汉书·晁错传》：“离南畮”，颜师古注：“畮，古亩字也。南亩，耕种之处也。”

[5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南内黄县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考古》2004年第7期；刘海旺：《首次发现的汉代农业闾里遗址——中国河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初识》，《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法国汉学》第11辑，中华书局，2006；刘海旺、张履鹏：《国内首次发现汉代村落遗址简介》，《古今农业》2008年第3期；韩同超：《汉代华北的耕作与环境：关于三杨庄遗址内农田垄作的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1期。

[56] 参看王子今《秦汉农田道路与农田运输》，《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秦汉时期京畿的阡陌交通》，《西安古代交通文献汇辑》，《西安古代交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

[57]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58]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徐州汉画象石》，科学出版社，1959。

[59] 甘博文《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院墙四角，各有一方形望楼，望楼之间以飞桥相连，桥身两侧皆有障墙，成悬槽之式，以防外面敌人之射袭。”《文物》1972年第2期。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院墙四隅上建角楼，高二层。各角楼之间和门楼，均架设有栏杆与天桥相通。”《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60] 《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文物出版社，1977。

[61] 参看王子今、马振智《秦汉“复道”考》，《文博》1984年第3期。

[6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长安城地基初步探测》，《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大明宫》，科学出版社，1959；宿白：《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考古》1978年第6期。宿白又称此“夹城”为“复壁”。

[63] 恩格斯：《筑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51～352页。

[64] 恩格斯：《野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279页。

[65]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解放军出版社，1964，第622～623页。

[66] 《左传·宣公十一年》：“称畚筑。”孔颖达疏：“《正义》曰：畚者盛土之器，筑者筑土之杵。《司马法》：‘辇车所载二筑’是也。”《司马法佚文》：“夏后氏谓辇曰余车，殷曰胡奴车，周曰辎辇。辇有一斧一斤一凿一梩一锄，周辇加二版二筑。”

[67] 参看王子今《秦汉“甬道”考》，《文博》1993年第2期。

[68] 或以为“阁道也就是复道”，是“上有屋顶”的“天桥”。《桥梁史话》编写组：《桥梁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第27页。

[69] 例如《华阳国志·汉中志》：广汉、德阳“有剑阁道三十里，至险，有阁尉”。《水经注·漾水》：“西去大剑三十里，连山绝险，飞阁通衢，故谓之剑阁也。”

[70] 除《蜀郡太守何君阁道碑》外，《隶释》卷四《李翕析里桥郙阁颂》、《隶释》卷一六《刘让阁道题字》、《隶续》卷一五《汉安长陈君阁道碑》等，所谓“阁”和“阁道”，都是说栈道、栈路。《石门颂》关于栈道工程，说到“或解高格，下就平易”。其中“高格”所反映的栈道形制，可以通过《西狭颂》关于栈道与周围地貌形势之关系所谓“缘崖俾阁，两山壁立，隆崇造云，下有不测之溪，厄笮促迫”增进理解。“格”，就是“阁”。王子今：《“汉三颂”交通工程技术史料丛说》，《南都学坛》2011年第1期。

[71] 例如《后汉书·何进传》：张让、段珪等劫太后，天子及陈留王，“从复道走北宫，尚书卢植执戈于阁道窗下，仰数段珪。段珪等惧，乃释太后。太后投阁得免”。

[72] 《桥梁史话》编写组：《桥梁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第27页。

[73] 《史记·秦始皇本纪》：“（阿房宫）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史记·天官书》：“（紫宫）后六星绝汉抵营室，曰阁道。”司马贞《索隐》：“案：《乐汁图》云‘阁道，北斗辅’。石氏云‘阁道六星，神所乘也’。”张守节《正义》：“阁道六星在王良北，飞阁之道，天子欲游别宫之道。”

[74] 《汉书·高帝纪上》：“烧绝栈道。”颜师古注：“栈即阁也，今谓之阁道。”《汉书·张良传》：“行，烧绝栈道。”颜师古注：“栈道，阁道也。”

[75] 周武王伐纣，至于商郊牧野誓师，“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其中包括“庸、蜀、羌、髳、微、、彭、濮人”（《史记·周本纪》）。蜀人即蜀地诸侯。裴骃《集解》引孔安国曰：“髳、微在巴蜀。”

[76] 《华阳国志·蜀志》：秦惠王“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人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水经注·沔水》引来敏《本蜀论》：“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

[7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褒斜道石门附近栈道遗迹及题刻的调查》，《文物》1964年第11期。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陕南工作组：《褒斜道连云栈南段调查简报》，《文物》1964年第11期。秦中行、李自智、赵化成：《褒斜栈道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78] 王国维《散氏盘跋》写道：“‘散氏’者即《水经·渭水注》‘大散关’‘大散岭’之‘散’，又铭中‘瀗水’即《渭水注》中之‘扞水’，‘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水’。”《观堂集林》卷一八。

[79] 李之勤：《历史上的子午道》，《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80] 王子今、周苏平：《子午道秦岭北段栈道遗迹调查简报》，《文博》1987年第4期。

[81] 黄盛璋：《川陕道路的历史发展》，《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第207页。

[82] 参看王子今《〈禹贡〉黑水与堂光古道》，《文博》1994年第2期。张在明、周苏平、秦建明、王子今对灙骆道栈道遗迹进行调查的收获，见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上册，第74～75、158～159、190～191、310～311、424～426页；下册，第152～153、336、989～990页。

[83] 辛德勇：《汉〈杨孟文石门颂〉堂光道新解——兼析灙骆道的开通时间》，《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

[84] 今发源于太白山南麓折行东北，在周至县东入渭的黑河，先曾称芒水。“芒”与“光”通假之例多见。“汉光”“新光”地名用“光”字，有可能取义于“芒水”“芒谷”之“芒”。如果“堂光道”定名确与芒水有关，则王莽专政前可能先自有名，其路线之北段当经由今黑河谷道。《汉书·翟方进传》所谓负倚芒竹，《魏书·崔延伯传》所谓军屯黑水，都说明黑水谷道路以战略地位之重要久已为军事家所看重。此外，《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延熙二十年，闻魏大将军诸葛诞据寿春以叛，姜维复率众出骆谷，至芒水。”《姜维传》：“维前往芒水，皆倚山为营。”与秦岭北麓“黑水”对应，秦岭南麓亦有“黑水”。《水经注·沔水上》：“汉水又东，黑水注之，水出北山，南流入汉。庾仲雍曰：‘黑水去高桥三十里。’《诸葛亮笺》云：‘朝发南郑，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指谓是水也，道则百里也。”与灙骆道相关地名用“黨”“灙”“儻”字。《说文·黑部》：“黨，不鲜也。从黑。”“黑，北方色也。”得名“堂光道”之前，这条可能久已开通的古道不妨称之为“黑水道”。秦岭南北相互对应的两条“黑水”之命名，或许即由于梁州人起初视此为北上交通雍州的正道。由这一分析出发理解《禹贡》所谓“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或许也可以得到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参看王子今《〈禹贡〉黑水与堂光古道》，《文博》1994年第2期。

[85] 王子今、焦南峰：《古武关道栈道遗迹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王子今：《武关道蓝桥河栈道形制及设计通行能力的推想》，《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86] 《水经注·漾水》：“西去大剑三十里，连山绝险，飞阁通衢，故谓之剑阁也。”《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下》：“剑阁道，自利州益昌县界西南十里，至大剑镇合今驿道。秦惠王使张仪、司马错从石牛道伐蜀，即此也。后诸葛亮相蜀，又凿石驾空为飞梁阁道，以通行路。”

[87]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载邓艾伐蜀，于阴平道“凿山通道，造作桥阁”事。《舆地纪胜》卷一八六记述阴平栈道遗迹。参看冯汉镛《栈道考》，《人文杂志》1957年第3期。

[88] 《水经注·江水一》：“（汉武帝）使县令南通僰道，费功无成，唐蒙南入，斩之，乃凿石开阁，以通南中，迄于建宁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其錾凿之迹犹存。”

[8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科学出版社，1959。

[9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考古专业、运城市文物工作站：《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第3、177页。

[91] 参看陆敬严《古代栈道横梁安装方法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92] 《史记·李斯列传》：“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李斯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自陈罪责凡七，其中包括“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

[93] 《开通褒斜道石刻》：“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余道。”《后汉书·顺帝纪》：延光四年，“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司隶校尉杨君孟文石门颂序》：“至于永平，其有四年，诏书开余，凿通石门”，后杨孟文，“深执忠伉，数上奏请，有司议驳，君遂执争，百辽（寮）咸从，帝用是听”。开通重要道路，有时经有司辩议，皇帝裁决。

[94] 石门遗址潘矩墉题刻。

[95] 石兴邦、马建熙、孙德润：《长陵建制及其有关问题——汉刘邦长陵勘察记存》，《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2期。

[96] 《说文·九部》：“馗，九达道也，似龟背，故谓之馗。”段玉裁注：“龟背中高而四下，馗之四面无不可通，似之。”《释名·释道》则作“逵”，称：“九达曰逵。”道中隆起，是秦汉交通大道的普遍形式。

[97]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文物》1966年第l期。从栎阳城址的特点分析，年代似不宜断定为战国，而以汉城的可能性大。参看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考古工作者1980年4月至1981年12月对栎阳城遗地又进行了4个季度的勘探和试掘，勘探出道路13条，其中6条为秦汉时期道路，7条为汉代道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第3期。

[98] 〔苏〕A.K.比鲁利亚《交通运输学概论》中指出：“在16世纪到17世纪间，法国模仿罗马的型式进行了一些道路建筑，而将道路石子层的厚度减少到了0.50～0.65公尺。”“结构的主要缺点是它的表面部分与地面一样高。因此，周围的水流入了敷石子的槽子内，也就使泥土松软，石子下陷。通常，这些道路的通行性能不良。”“以后，在道路建筑中产生了新的观念。已经认识到必须用提高路面的方法使泥土路基干燥。还是在18世纪末叶，第一条这种结构的道路在俄国筑成了。在欧洲其他国家，类似结构的道路到19世纪才推广起来。”周明镜译，人民交通出版社，1956，第34～36页。

[99] 刘致平：《西安西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查初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

[100] 徐苹芳：《中国秦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陵园和茔域》，《考古》1981年第6期。

[10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仓考古队：《汉华仓遗址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102] 祁英涛：《西安的几处汉代建筑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

[103] 王学理、吴镇烽：《西安任家坡汉陵从葬坑的发掘》，《考古》1976年第2期。

[104] 王丕忠、张子波、孙德润：《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

[10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南阳汉代铁工厂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1期。

[106]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107] 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10期。

[108]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

[109] 姚生民：《汉云陵、云陵邑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110] 参看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文物》1995年第3期。

[111]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文物》1989年第2期；曹婉如：《有关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的几个问题》，《文物》1989年第12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华书局，2009，第120页。

[11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

[113] 《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文物出版社，1977；谭其骧：《二千一百多年前的一幅地图》，《文物》1975年第2期；詹立波：《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守备图探讨》，《文物》1976年第1期；张修桂：《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形图拼接复原中的若干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3期。

[114] 《史记·李将军列传》说，李广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出东道，东道少回远”，而“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李广以出军“迷失道”，且以“年六十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于是“引刀自刭”。是为交通道路条件对于战争胜负至为重要的著名史例。

[115] 参看沈康身《〈九章算术〉与刘徽的测量术》，《〈九章算术〉与刘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第181～189页。

[116]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第261页。

[117] 《淮南子·俶真》：“夫牛蹄之涔，无尺之鲤。”《氾论》：“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鳣鲔。”

[118] 《汉书·韦贤传》：韦玄成等“以列侯侍祀孝惠庙，当晨入庙，天雨淖，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削爵为关内侯”。蔡邕《述行赋》：“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经时。涂迍邅其蹇连兮，潦汙滞而为灾。椉马蹯而不进兮，心郁悒而愤思。”“玄云黯以凝结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败而无轨兮，涂溺而难遵。”“佇淹留以候霁兮，感忧心之殷殷。”

[119] 《史记·日者列传》：“天新雨，道少人。”（第3216页）

[120] 《汉书·百官公卿表下》：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蓼侯孔臧为太常，因“南陵桥坏，衣冠道绝”而免职（第771页，又见《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太始四年（前93），江邹侯靳石“坐为太常行幸离宫道桥苦恶，大仆敬声系以谒闻，赦免”。

[121] “道桥掾”职名，见《隶释》卷一五《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隶续》卷一一《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武都太守耿勋碑》，《隶续》卷一五《汉安长陈君阁道碑》，《水经注·穀水》引《上东门石桥右柱铭》。

[122] “研”谓平整夯实。宇都宫清吉在《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第九章“《僮约》研究”中指出：“埤字当作界字。界字中世俗作堺字，与埤字形近而讹也。”〔日〕宇都宫清吉：《漢代社會経済史研究》，弘文堂，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