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千江水
口述者：蔡在明
采访者：何洁、张林强、唐琦雯
整理者：鹿杰、丁伟、廖文就
采访时间：2016年7月19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胜利新村
蔡在明 出生于1926年，上海浦东人。1946年大学毕业进入杭州电气公司总厂，从事电务科供电股管辖的线路班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推动杭州电气公司调度室的成立，并参与编写浙江省第一版调度规程。1962年起，担任浙江省电业管理局中心调度所（后名称有所变化）负责人、主任工程师、副主任、所长等职位。1973年起，参与浙江省第一台计算机的购买与使用，以及此后调度自动化的工作。1984年，调到总工办管科技处，负责“可靠性管理”工作。
一 落脚杭城 与电结缘
采访者：蔡主任您好，您能讲讲您刚工作时候的情况吗？
蔡在明：你们想晓得这些事情啊，那好，那我说说。我是从上海大同大学毕业的，1946年到杭州。那个时候没有调度。当时只有一个闸口发电厂，后来拆掉了，就是现在的水澄花园。当时，闸口电厂有两台7500千瓦的机组。它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建的，一直到40年代前期，都是算很不错的，很漂亮。
当时杭州市区老百姓都已经用上了电，主干路上也有了路灯。闸口电厂的发电机发出来的电压等级是13.2千伏或者13.26千伏（统称13千伏），电厂共有三条线，其中一条到艮山门电厂；一条到鼓楼，鼓楼有两个变压器，2500千伏安，就在一座小旅馆下面，现在已经拆除了；还有一条到拱宸桥，供两个电力大户使用。鼓楼出来是4条5.25千伏的配电高压线路，其中一条到建国路，和艮山门电厂的两个变压器连在一起。
杭州闸口发电厂
采访者：当时建设的机组，是国产还是进口的呢？
蔡在明：闸口电厂，发电机、汽轮机是BTH公司的。锅炉是煤粉炉，那个时候煤粉炉是很少的，是当时最先进的了，那时很多的锅炉都还是炉排炉。那个时候，闸口电厂只要发动一台机器，杭州就够用了。当时还有一个电厂叫艮山门电厂，也有两台机组，一台是GE的，600千瓦的机组，还有一台是BBC的，2000千瓦的机组，一共2600千瓦。当时，BBC的2000千瓦机组是反动式的，也是比较先进的。锅炉是B＆W的，就是Babcock ＆ Wilcox，这个在世界上是很有名的。
当时的艮山门电厂是作为备用电厂，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调度。怎么办呢？那时候有机务科和电务科，电务科下面分两个股，一个是用电（股），一个是供电（股）。我实习结束后定岗，就是到供电股的线路班。当时，凡是技术人员，每天下午4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值班。
当时，发电厂有时会跟我们说当天负荷怎么样，大家只是简单地沟通联系，无所谓调不调度。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还是这个样子。
年轻时的蔡在明
二 未雨绸缪 筹建调度
采访者：最初的调度是怎么样的呢？
蔡在明：到了1950年，我们感觉原来那样子不行，就专门调3个技术人员负责值班，那个时候叫控电组。成立控电组的时候我就去了，我们3个人值班，都是大学毕业的。这就是调度的雏形。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那个时候的电网，杭州最高的电压等级是14千伏，发电机出来就是14千伏。电厂出来之后有两个变电所，一个是在清河坊的鼓楼，那儿有2台变压器，每台功率是2500千瓦。鼓楼的2楼是一个开关室，里边的开关都是手动的，刀闸是一根一根拉的。
还有就是艮山门电厂也有2台变压器，是西门子公司产的。艮山门电厂既是发电厂，又带着变压器，因为它发出来的电也要上网。艮山门电厂有多少电上网呢？那时候二级电压是5.25千伏，整个杭州市区里布局的都是这个二级电压。
这么多的线路，就要分段了，所以电杆上面有很多油断路器，可以分一段一段的，还可以两个杆子接起来。比如说，有一条线是从鼓楼到艮山门，另一条线也是鼓楼到艮山门，还有一条线也是鼓楼到艮山门，这几条线之间，还有横穿的联络线，所以这些线路里边，开关不少。于是，你这边停电，我可以那边供；你那边停电，我可以这边供。所有这些操作，就得要人去操作。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管这些事。
采访者：之后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蔡在明：在1952年的时候，杭州市里办了个工资改革的培训班，总共去了3个人，一个是办公室总务科的职员，一个是发电厂的工人，还有一个是我。培训了一个月，结束后找了3个试点单位，杭州电气公司就在其中。电气公司很快就完成了这次人事薪资改革，工人分1～8级，技术员分1～3级，再往上是工程师。
工作期间的蔡在明也是运动健将
后来，大概到1953年，我去上海进修，去学习他们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上海有好几个电力公司，一个是上海电力公司，这个是美国人造的，叫SPC，全称就是Shanghai Power Company，还有闸北水电、南市电力公司、浦东电力公司。它这个网并了以后，得有个专门来管的，否则就管不起来，所以上海就成立了调度中心。
回来以后，我就感觉我们当时那样不行。我们杭州有两个厂，也应该有一个调度。开始的时候，我们两个厂还没有并网，那时候这个厂检修了，另一个就开出来给你供电，等检修的厂又投入运行了，另一个才歇下来。1953年，我们就开始建立调度，把两个厂弄成并列运行，这时候才正式叫“调度”。成立调度以后，原来3个人变成了4个人。4个人里有一个领导，那个时候叫“三班半”，领导就是顶这个半班，这样其他三个人可以休息。那时候继电保护还没有人管，再后来就有一个同志专门管这个事。
采访者：那时候调度通信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呢？
蔡在明：当时我们闸口是一个发电厂，鼓楼是一个，艮山门是一个，当时就是在高压线下面放两根线，从闸口电厂放到鼓楼，又转到艮山门。这个放出来的通信线，感应电压很高，如果要打电话，需要站在绝缘台上。绝缘台就是下面四个绝缘子，拿一个木板搁在上面。电话挂在墙上，要手摇的。因为通信都在一根线上，一摇电话，大家都听到了，谁知道是叫谁呀？那时候我们就约定：“一短一长”，就是闸口发电厂；“一短两长”，就是艮山门发电厂；调度这里呢，“一长”就是一长。当时就是这么过日子的，后来电话慢慢地从手摇的变成摆在桌子上的。
采访者：那时候是杭州地区的调度吧？那时候的调度主要管什么呢？
蔡在明：浙江省那时候还没联网，要调度什么东西呢？宁波等其他地方是没有调度的。那么，我们的调度要怎么调呢？那时候，苏联专家来过，关于电力方面的资料，写了六本书，都还蛮厚的，一本讲锅炉，一本讲汽轮机，一本讲电厂发电，一本讲变电所，还有一本讲线路，这是前面五本，第六本就是讲调度。我们就是用那6本书为基础，编了我们的调度规程——1953年的调度规程。之后，我们又慢慢体会：发电厂不是有值班值长吗？值长管机电炉、水等。那我们调度管什么？就管发供用，管用电负荷。因为原来发电厂负荷是多少我们不知道，相应的需要开几台锅炉就都不知道了，所以那时候我们不止管炉子，还管配煤。因为这个用电高峰，大概是多少，用电量要知道，要告诉发电厂的。由于电厂里的煤，有低质煤和高质煤，那这种煤烧到什么时候烧完了，接下去要烧哪种煤，都得跟电厂讲清楚，还要跟发电厂的值长商量好高低质煤的配备，否则配煤配得不够，如果用电上去的话，怎么发电啊，要出事的。
1958年10月流动列车变电所电力调度组的调度人员合影
（他们是浙江电网较早的一批调度人员）
采访者：浙江省的调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蔡在明：浙江省什么时候有调度呢？1960年左右，新安江发电了，后来省调也成立了。因为输电线路是新安江到杭州，杭州再到上海。那时候，我们只有一座变电所，就是杭州的永宁变，220千伏降压到110千伏的，110千伏再降到35千伏。闸口电厂跟永宁变是通过两条35千伏的线路并网的。
当时，石青局长问我：“省调往哪儿摆呢？”我说：“往哪儿摆，首先得考虑解决通信问题。没有通信，调度还调什么呀？”那么怎么办呢？我说要不这样吧，选在西华大楼，就是杭州解放路的井亭桥那边，那儿有个7层高的大楼。我的考虑是，通信问题要解决的话，就要跟电信局摆得近。电信局有信号，离它最近就是那个地方了。所以，当时的省调大楼就在那儿建了。不过建了没多长时间，浙江省和杭州市的调度就合并了，合并以后，就搬到了鼓楼。当时调度的工作，高压部分就由省调管，10千伏这部分，就交给杭州市调了。
采访者：省调和杭调合并在一起的时候，当时的省局和杭州公司也在一起吗？
蔡在明：不在一起的。当时省局都在鼓楼，杭州的调度也在那儿，但是杭州局在建国南路。合并之前，杭州的调度也是在建国南路。
1961年省水利电力厅电业管理局调度搬至鼓楼的调度所办公
采访者：您前面提到省调筹建考虑通信问题，那省调的通信和原来杭州调度的通信相比，是怎么样慢慢发展起来的？
蔡在明：20世纪60年代之前，杭州城区内如果发生了线路跳闸，主要靠老百姓电话告知哪里停电了，另外就是我们根据失电情况自己去巡线查找故障线路。
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次跳闸事故。一次是1956年的“八一”台风，当时，杭州大面积停电，调度电话也断掉了。排查后，我们发现是电话杆全部倒了，一边要恢复通信，一边要恢复线路运行，忙了三天三夜才把电都送上。另一次也是在1956年，那时候毛主席在杭州开会，住在刘庄。刚好是夜里主席入睡之后，发生线路跳闸，刘庄这边没电了。公安局局长赶到调度台，催促尽快送电，经过电力工人连夜抢修，及时恢复了送电。这件事之后专门安排了两路电源给刘庄供电。
1960年的时候，东北地区是重工业生产基地，经济发展很快，东北电网也搞得很好，尤其是东北电网初步实现了事故告警功能。那时候，我和同事陈博亮专门去东北考察这项技术。回到杭州后，我们调度中心也慢慢搞起了事故告警。我们在调度室里设了指示灯，跟闸口电厂匹配，如果闸口电厂的出线发生故障，指示灯就会亮。当时，高压线路故障由变电站值班员打电话主动汇报，调度这边也是看得到的。不过，低压线路故障告警的问题还是没法解决，就仍由用户打电话告知。那时候，省调还管35千伏的线路，都管到消弧线圈接地的。因为有时候它一相接地是不跳闸的，但是第二相接地就跳了，所以得管接地，得在调度上找，究竟在哪一条线上，在哪一段，找出来以后要告诉下面的人，让他们去找具体位置。后来，电网越来越大了，110千伏的多了，35千伏的也多了，就管不过来了。那么省调就把这些电压等级的电网调度都划下去了。
采访者：那时候您在省调担任什么职务呢？
蔡在明：1962年华东电管局成立以后，我们省调成立了。那时候我是主任，叫主任工程师。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停职了四五年。到了1972年，我恢复工作。当时省调成立了领导小组，一共5个人，我就管生产，再之后的职位就是主任、副主任、副所长、所长。到1984年，我年纪大了，就调到总工办管科技处。当时部里边刚刚开搞“可靠性管理”工作，我就管这个事，以及管理一些资料。
三 上下齐心 向涛弄潮
采访者：您前面说起筹建省调的时候，还提到局长石青，能讲讲您对他的印象吗？
蔡在明：那个时候，石青是我们的局长，比我大8岁。他是南下干部，原来是浙江省电力工业厅的副厅长，后来是我们电管局（浙江省水利电力厅电业管理局）的局长。石青实际上是他的假名字（石青原名李名声），因为他是革命同志，所以以前会有化名的，后来到了单位也就用石青这个名字了。
省调成立以后，后来发展到运用计算机的阶段。刚刚上计算机的时候，这个事情，我可以讲，是我们老局长石青拍板的。
采访者：运用计算机是什么时候呢？起因是什么呢？
蔡在明：是在1974年1月份。因为在那之前，出了一个大事故。原先，新安江发电送到上海，我们杭州变电所在线路中间。我们杭州变电所到湖州变电所的一条线路，跟下面农村的一条线路发生闪络了。闪络以后就短路了，结果上海跟新安江两头的系统就失稳，发生摇摆了。它这一摇摆，震荡中心正好在杭州变，所以杭州变的电压特别低。这样的话，这个35千伏的线路跟我们杭州电网也不行了，全散了。这次事故以后，我们就专门找了两个人到上海去了。那时候上海有一个计算机中心，只有一个，在湖南路，那是要申请的，不管谁去申请都可以，就是要花钱的。我们去了以后，就是为了算算我们各种调度的方式，主要是计算调度系统的稳定，算了很多数据。我们根据计算就知道，这个单相故障之后的重合闸时间是多少，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造成系统失稳。这其实和输送容量有关系，输送容量小的时候是没关系的，输送容量大的话就不行了，所以要计算。
当时我们去算了好几个月，算完以后，我们又到了交通大学，因为那里有动态稳定的实验室，里边大概有4个发电机，可以在那里调整、模拟。后来我们感觉这样不行，因为老要往上海跑，而且申请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要几点钟计算就能在几点钟计算的，有时候安排在半夜里，仅仅给使用1～2个小时，这怎么行呢？所以我们就想自己买。
那个时候，这个计算机是上海的一个计算机公司销售的。其实这个公司没有技术力量，是复旦大学帮这个公司做的。了解了这个情况，我就想找这个公司再买一个，让他们再生产一个。当时的一台计算机就要一个房间那么大，还有一个房间是电源，那时不是50周的电源，是400周的电源。那个时候一个打印机重600公斤，只能打点，不能打字，输入的语言是0101……，所以就是一盘一盘的磁带，就这样输入的。那个时候的内存，是磁芯，一个比芝麻还要小的磁珠，后面要穿x、y、z三条轴线。这些都是一些灵光手巧的小姑娘才能穿得起来的，其他人还穿不起来的。这个磁芯才多少？48kb，这还算大的了。外存是什么样的呢？是磁鼓，就是一个圆筒的样子。一排一排的磁头在转的时候就记录了，当时配了两台磁鼓。后来磁鼓不够用，又买了两台磁鼓，一共4台。所以人家就讲笑话，说我们在鼓楼倒腾吭哧吭哧的磁鼓，真的成鼓楼了。
采访者：为什么说这是石青拍板？中间有什么曲折吗？
蔡在明：因为那时候买这样一台计算机，要90多万元。当时是1973年、1974年，我们浙江省电力的技改资金，一年多少？才300万元，拿90多万元买计算机，那是很不容易的。
另外，当时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个计算机呢？那时候是计划经济，不是有钱就行的，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当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局长叫李旭，这个计算机是他写信去弄来的。当时国家的四机部[1]有一个副部长，是李旭在延安当电信科科长时的部下。这样我们才有了这个计算机。
而且，当时我们买来计算机，还没法运到杭州，怕震动。计算机要是震坏了，就等于调度系统的脑子给震乱了。后来怎么运？船运！顺着京杭大运河运到杭州以后，再用车子去装。因为路上总会有颠簸的，所以车子的轮子还要放掉一些气，这样才慢慢地运过来。
另外，当时用计算机的条件很苛刻，要恒温、恒湿，为此我们还专门买了空调。这是当时我们浙江省的第一台计算机，型号是CJ-719，上海的型号好像是TQ-16，是同一个类型的。我们是这个类型的组长，全国的组长，最先进的。
所以说，这件事就是石青同志拍板的，当时他对调度很重视。弄计算机嘛，我是最感兴趣的，后来我还做过调度自动化的事情，当过计算机领导小组的组长。
采访者：调度自动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蔡在明：计算机上来了，后来我和耿如光做调度自动化，省里还给了3台ZERO牌的计算机。当时引进计算机，主要有三个牌子我们认为是比较标准的，一个是ZERO，一个是IBM，还有一个叫什么我记不清了。但是，当时的这个ZERO的机器，它不是搞自动化的，等于说比PC机还要简单。当时，耿如光怎么办呢？他都不用这些程序，重新编，裸机重新编程。他确实不错，虽然只有中专毕业，但这事情做得确实是好。
我们甚至做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数据要打印，而我们24小时都有数据，打印数据的时候，计算机就要停。假如打印10分钟，那这10分钟里，电网就没法监视了。后来，耿如光就自己做了一个类似储存空间的东西，把数据传到里边去打印，他自己就还在那儿监督，真不错。
后来，大概是在1983年吧，我们去北京参加电力部的会议，谈到这事，人家讲：“你们行！你们那么简单的东西，能够解决电网自动化的问题，不简单，真是不简单啊，而且价钱也不贵。”
还有一个事情，大概也是1983年，我们去大连开会。那个时候电力工业部部长是李鹏，他特别让我们介绍的。18年，归我们省调管理的层面，没有发生过稳定事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计算机以后，算的方式很多。其实关键的问题，就是电网的负荷最大到多少？负荷最大的时候，发生的是单相故障还是两相故障？切断故障需要的时间是多少？什么时候去切断故障？万一重合上去，继续运行还是故障，又怎么办？主要是在这些问题上。知道这些数据以后，就可以确定电网中的什么位置一定要保护。那时候浙江省的220千伏线路上边，除了距离保护，还有高频保护，双套设备。所以，各省有很多人到我们这里来参观，一听我们的介绍，都会惊奇：你们还是双套保护啊。
后来，大概到1985年吧。那时候的PC机，一般一台5万元，186型号。当时浙江省计委就规定，计算机的费用在5万元以内，我们可以从成本里出。当时其他省都不行，它们都是要从技术改造资金里边出的，不能从成本里出。我们能出成本，那就好办了，所以我们买得特别多。跟现在比起来，那时候根本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采访者：除了关于计算机的事情外，还有哪些人和事，是您印象比较深的呢？
蔡在明：另外还有几个事情印象也特别深，一个是“带电升压”。那时候，为了新安江到衢州的那条110千伏线路的带电升压，张国诚还去过衢州，还给我打过电话的。当时，张国诚是新安江水电厂的总工程师。从新安江方面来讲，张国诚应该比我更清楚，110千伏开关站在一个层面上，220千伏的开关是从大坝上出来的，得重新放线。
采访者：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为什么要带电升压？
蔡在明：带电升压这个工程，是1974年开始设计的，到1976年的夏天完工，完工之后准备启动。那时候，带电升压的就是新安江到衢州这一条线路，中间有一个龙游变电所。在带电升压之前，这条到衢州的线路不是“一进一出”[2]的，因为原来这条线路是110千伏从新安江送到衢化（衢州化工厂）。衢州化工厂有个变电所，它的母线上，一条线路是新安江水电站过来的，一条线路是黄坛口电厂过来的。那么，后来衢州地区的电力负荷大了，要重新建，所以就建了一个衢州变电所。这样的话，我们希望能把地区的负荷跟衢州化工厂，都接在这个新建的220千伏的变电所里，黄坛口水电站的线路也接过来。否则的话，我们公用发电厂，一个黄坛口电厂，一个是新安江电厂，是没法调度的，我们得调度用户变电所[3]。此外，因为衢州整个地区的负荷上去了，得带电升压改造。我只是知道这个事情，因为杆塔不够了，所以就给它“戴帽子”。
采访者：杆塔不够，“戴帽子”是什么意思呢？
蔡在明：这个铁塔不是钢铁做的结构吗？横担不够的话，就给它换个横担。因为110千伏和220千伏的铁塔横担间隔不一样的，带电升压改造，就要一个一个横担换过来。
采访者：带电升压工程您参加过吗？
蔡在明：这个工程，施工一年多，具体线路上的施工我没有参加过，也没去看过。因为我当时不是管这个事的，是搞调度的。直到最后要启动的时候，我去的，石青局长也去了。当时大概是1976年7月的下半月，带电升压完工以后准备启动。启动的话，这条线路就要暂停对衢化的供电，这个时候怎么停呢？
采访者：停了之后衢化会没电是吗？
蔡在明：有的！黄坛口水电站供电给它呀！因为衢化有自备的电厂，所以我们提前把黄坛口水电站的水蓄满，在我们带电升压启动的过程中，它就可以满足衢化的用电。但是，他们（衢化）不配合，他们反对。衢化是大厂，他们大概自说自话吧，不听这个方案。
那后来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在衢州变电所接到衢化的110千伏的线路上，我们做了一个“接头”。这个接头也不算开关站，就是有进档、出档功能的一个站。因为衢化不配合操作，我们就带电拆头[4]，因为我们算了一下，这一条线路长只有11公里，电流电容不大的，带电可以拆头。我们弄好了“接头”，让他们合闸刀，他们不接受。石青说那就算了，我们闸刀就放在那儿，反正电已经送到了，我们就走了。之后，黄坛口水电站的电用得差不多了，发电量就减少了，衢化的电炉一启动，周波一下子就降下来了，没办法了，他们就只好合闸刀了。所以，整个线路带电升压改造，就没停过电，110千伏线路，每天在供电。带电作业这个事情有点难，但是他们做得很好。
采访者：带电升压技术，技术是国外的还是我们自主的呢？
蔡在明：浙江最早的带电作业大概在60年代后期，技术都是自主的。这个技术，等于说是等电位操作[5]。等电位的话，电压多少就无所谓了，但是不要接触其他东西；一旦接触其他东西，那就不行了；就跟鸟停在电线上一样。所以，我们才能带电从110千伏升压到220千伏。做这个带电升压的工作不需要调度，因为它不停电，也就不用我们操作。
采访者：那时候率先实行带电作业工作的是谁呢？
蔡在明：是浙西供电局，当时还没有后来的地市局。浙西供电局从新安江出来，经过淳安县、龙游、衢州，一直到黄坛口、江山，这一串地方都是浙西供电局的供电范围。我记得带电升压启动的时候，经过三天三夜。我们调度的人去了2个。2个调度员，8小时一班。因为那时候要现场调度，光靠调度所是来不及的，调度所还有一个电网要管理，不能光管理这一条线，所以专门去了2个人。
采访者：您好几次提到石青局长，还有跟他有关的事情吗？
蔡在明：石青局长很好，思路也特别清晰。还有一个也是石青拍板的，就是海盐的核能电站——秦山核电站，那是全国第一套核电设备。那个时候，这一套设备准备上马，石青和我都去华东电管局开会。那次会议上，各省都不接这个项目，江苏也不要，安徽也不要，它们觉得核电不安全。我跟石青同志讲，这事儿我们要上，我们在沿海的位置摆一个。他说好的。所以我们就要来了，这才把核电站摆到海盐。
采访者：您觉得要来秦山核电项目的好处是什么？
蔡在明：我们得实践呐，不实践不知道它怎么回事啊。实践好了，掌握核电的情况，对以后怎么做就有数，所以秦山核电站的二期工程、三期工程中，机组才能一台接一台地上马。还有后来的三门核电站，选址的时候我去过。那儿很好，在海边上，老百姓也很少，也没什么污染的。只不过，三门核电站上马的时候，石青已经退休了，但是第一台核电机组的项目是他拍板要来的。石青虽然不是电力专业的，但是他很有魄力。我讲的几个事情上，他的魄力都是不错的，都是大动作。
秦山核电站
采访者：您还有哪些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想要讲讲吗？
蔡在明：我再顺带说一下变压器的事情吧。现在的大变压器啊，一种是上面盖子拿掉，可以吊芯[6]；另外一种呢，就是底部拿掉，油放光再检修；再有一种，是一半拿掉，可以检修；还有一种，是下面1/3、上面2/3，拿掉也可以做检修。衢州变电站里的变压器，就是这种下面1/3，上面2/3的类型。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呢？因为“带电升压”启动的时候，不是要冲击试验吗？冲击以后，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变压器上、下两层之间的橡皮垫子，冒出火花了。那个时候，他们不敢继续弄了。后来，我去看了一下，响声[7]没问题，冲击的时候冒火花，冲击完又没了。这是什么问题呢？其实，这是因为下面占1/3、上面占2/3，冲击的时候会漏磁，上下都有漏磁。如果是上下各一半的那种变压器，漏磁的时候电压不高，而1/3和2/3这种，漏磁时电压就有高低了，所以噼里啪啦地冒出了一串火花。其实这是没什么影响的，就是冲击的时候电流大，总有漏磁的，通了电之后，就没事了。这种事情，你们现在碰不到了。
采访者：那个时候为什么要选这种类型的变压器呢？
蔡在明：那个时候没办法，卖的就是这种变压器，而且那时候也不会注意这个问题。
采访者：跟您生活的那个年代相比，现在真的是变化太大了。
蔡在明：你们现在正是幸福的时候。
[1]四机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1963年9月从第一机械工业部拆分出四机部。其主要负责电子工业。
[2]一进一出：指变电所的进档线和出档线。进档线，电力线路由终端杆塔到变电所架构之间的线档称作进线档；出档线，就是从变电所母线分配电能后的线路。
[3]用户变电所：也叫用户变电站，即向工矿企业，交通、邮电部门，医疗机构和大型建筑物等较大负荷或特殊负荷供电的变电站。这里指的即是220千伏衢州变电站。
[4]带电拆头：带电作业的工作内容之一，与其对应的另一个工作是带电搭头。
[5]等电位操作：在高压带电设备上有很多缺陷，采用间接作业法很难处理。作业人员进入带电设备的静电场直接操作，这时人体与带电体的电位差必须等于零，称等电位作业。
[6]变压器吊芯是为了解决变压器内部故障和隐患的维修检修方式，一般油浸式变压器（也称湿式变压器）出现故障或铁损试验不合格，需要吊出铁芯来重新烘烤、叠装，再重新套装、压服、烘烤、总装、试验。吊芯时直接松开变压器大盖螺栓，将芯子（铁芯和绕组）连同大盖一起吊起。
[7]响声：变压器在正常运行中会发出连续均匀的“嗡嗡”声，如果产生的声音不均匀或有特殊的响声，一般会视为异常现象，判断变压器声音是否异常，可借助于“听音棒”等工具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