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河往事
口述者：何尹
采访者：鹿杰、廖文就
整理者：唐琳琳、陈楚楚、龙瓯燕
采访时间：2019年3月19日
采访地点：杭州市水澄花园
何尹 1927年出生，祖籍江苏省苏州市。1945年考入大同大学，并在大学期间参加革命活动，1949年大学毕业后，曾在重庆某兵工厂工作，1950年来到丰满水电站，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水电人，任丰满水电站电气分场主任；1955年，短期担任官厅水电站总工程师；1960年，调入新安江水电站工作；1968年年初，调入富春江水电站，先后任“筹建组”组长、总工程师。
一 青春革命岁月
采访者：何老，您好！您是哪一年出生的？您是哪里人呢？
何尹：我1927年出生，老家是江苏苏州的。
采访者：听说您是新中国成立前考入大学的大学生，这在那个年代可是很罕见的，您能谈谈这段生涯吗？
上海大同大学校景
何尹：好的，那个年代大学生确实比较少见。1945年，我18岁，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就读于电机系电力专业。我和电力打交道的岁月，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1949年，我从大同大学毕业，正好赶上上海解放，当时我们怀揣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理想，考虑的并不是找什么工作，而是积极参加革命。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受命解放大西南，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从中央和解放区选调一批新闻、邮电、财经、公安等方面的干部，同时招收上海、南京的大中学生、青年职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2]。我先是报名了陈毅率领的南下服务团，可因缘际会，没能去成，于是加入了西南服务团。
采访者：您在大学期间就已经投身革命了吗？这段经历对您以后的人生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何尹：我在大同大学就读时，受到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影响，以及其他有着进步思想的同学影响，积极参加革命。那时候，处在内战边缘的中国，局势异常复杂，在上级党组织的带领下，我和同学们积极参加游行示威，要和平，要民主，反内战，反饥饿。我们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桥头堡，十几个人组成团契，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比如唱歌、野游、聚会等形式，吸引普通群众关心革命，支持革命，帮助普通学生转变思想。
1949年，我的姐姐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时刻面临生命危险，在组织的安排保护下躲到了同学家里避险。即便是面对这样的压力，我们姐弟二人的革命意志都没有动摇分毫。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
在上海解放前夕，我受上级指示，积极加入人民保安队[3]，保护公共财产，防止敌特分子破坏，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接管城市做准备。我被派遣到了上海国际电台，和其他几位并不认识的革命学生一起，就在国际电台楼道里打地铺，日夜守护。
那时候，上海城外炮火连天，解放军已经打到了虹口区。在沦陷区生活了多年，我盼着解放军到来已经很久了。有一天，一觉睡醒，我发现解放军同志露宿在了上海街头，他们军容严整，对老百姓秋毫无犯，这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当时我就想，这才是人民的子弟兵！
采访者：看得出，青年岁月对您的人生影响很大。那么，您跟着西南服务团一路向南，又经历了哪些难忘之事呢？
何尹：因为这是一趟远途，或许我就在某个地方扎下根了。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回苏州家中看望了父母，父母尽管不舍，仍然支持我的决定。
我跟随西南服务团，于1949年7月份到达南京，在前国民党财政厅办公大楼接受了三个月的培训。当时主要培训政治革命思想，在那里，我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马列思想和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思想进步很大。
同年9月份，西南服务团开始行军，去重庆。我们先是坐火车到河南，再坐火车转向湖南益阳。我和同学们在火车上通过听广播，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的盛典。到湖南益阳后，西南服务团分成几个支队，支队下面又分了几个大队、中队和小队。我们以一个大队为单位，开始步行去重庆。这一走就是三个月。作战部队在前方和国民党军队作战，炊事班紧跟在后，保障后勤补给，服务团的年轻学生和技术专家们垫后。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职责就是在解放军接管城市后，迅速走上各个岗位，担负起城市里的民生大计。
当时路很难走，路上有不计其数的矮寨，一个矮寨就是上千米高的山头。我们每天行军多时一百里，少时六七十里，今天登上这座山头，回头看看昨天露宿过的山头，一座接一座地甩在身后，就这样我们走到了重庆。一路上，服务团没有出现一个逃兵。
一开始，我加入的是工会工作组，跟着有经验的老前辈学习如何开展工会工作。到重庆后，我被派往一家兵工厂，负责工厂的工会组织。这家兵工厂原先专门生产优质钢，制造炮筒，但在炮火蹂躏下早已瘫痪。在动力部分恢复投产的过程中，我利用大学时期学到的电机知识，对兵工厂的恢复投产做了一定贡献，就这样我把已经放下的电学知识又拾了起来。
这段时期，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参观工厂附近的磁器口渣滓洞，这里曾是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之地，江姐等烈士就是牺牲在此地。走进渣滓洞现场，牢房阴暗，刑具森然，墙上深褐色的斑斑血迹，依然刺目，我当时内心深受冲击。我深深感到：全国不解放，老百姓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我在重庆待了大半年时间。1950年，当时的重庆市市长刘伯承响应党中央号召，选派精英工程技术人员赶赴东北支援建设，先后组织了几批赴东北支援招聘团，每一批500人。我所在的磁器口较为偏远，较晚才得知招聘信息，我参加的是第二批，和我同一批报名参加的还有四位大学同学。他们也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投身到新中国电力事业中。
我们从重庆坐船一路到了武汉，然后乘火车一路北上。经过北京时，我们这些支援团成员们强烈要求逗留半天，去看了看天安门，满足了长久以来的心愿。
最后，我和其他四名大同大学的校友，来到了位于沈阳的东北工业部。当时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东北最大的火电厂——抚顺电厂，这个电厂地理环境以及条件设施都不错；另一个选择就是去丰满水电站，丰满水电站位置偏远，周围荒芜，设施简陋，生活艰苦。我当时就想着——干革命就要去最艰苦的地方，我和同学们全都主动选择了去丰满水电站。
二 丰满水电站岁月
采访者：您1950年到丰满水电站（有时也称丰满发电厂、丰满电厂）工作。那么，丰满水电站给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当时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选择使得您光荣成为新中国水电事业的第一代建设者？
丰满水电站
何尹：丰满水电站的历史，是当时旧中国悲惨的写照，它的历史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我去丰满水电站后，逐渐了解了它的建设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中国老百姓遭受到的苦难折磨。丰满水电站，位于松花江上游，松花江的源头是长白山天池，所以水力资源丰富。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侵略者，从1937年开始建设丰满水电站。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指令其扶植的伪满洲国政府出钱出力，通过骗招、摊派等形式，强行征集了20万名劳工，参与丰满水电站的建设。建设过程中，日军和伪满洲国警察设下层层铁丝网，站岗把守，一旦进入丰满大坝工地，就像进了地狱，劳工们每天要干活十多个小时，稍有懈怠就会遭到拳打脚踢。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有的劳工甚至把麻袋或者水泥袋剪出几个洞，当成衣服套在身上。睡觉没有房间，劳工们只能在地上挖出壕沟，睡觉时人躺进去，上面找个遮盖，就当是被窝了，这种被窝被称为“马架子”。这期间的残酷野蛮、灭绝人性超乎想象。
更令人发指的是，混凝土浇灌时，日本人竟然不顾还有劳工没有爬出坑，就下令浇灌，许多劳工当场就被从天而降的水泥活埋地下。现在，在丰满劳工纪念馆旁边，还有一带沟坡被称为万人坑，那里有三条100多米长、6米宽、4米深的天然沟渠，扔弃和浅埋了无数的中国劳工。当年劳工死难的情景真的是凄惨恐怖，我当时最深的感受就是——如果全国不解放，老百姓真的没有好日子过了。
至于说第一代新中国水电人，这个我不敢当。当时丰满水电站里既有中国工程师，也有日本工程师，不过基建技术和水电站运行方面的技术，还掌握在日本工程师手里，我们还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
采访者：您能说说当时在丰满水电站的学习过程吗？当时丰满水电站是怎么样的组织结构和上班模式呢？
何尹：丰满大坝是当时的亚洲第一高坝。丰满水电站先后经过日本人、苏联人以及国民党之手，已经有比较成形的管理体制，有一个发电所、一个工程局。我和同事蔡洋被分配在发电所配电室，其他三位同事分配到工程局设计室。当时丰满水电站的发电机组是美国制造的1号和德国制造的4号机组，原先由日本生产制造的7号、8号机组被整套拆送到苏联去了。直到1953年，中苏谈妥156项重点项目支持，苏联才把7号和8号机组归还丰满，并援建了5号和6号机组。
当时配电室一共三个值，实行三班倒，上班密度很高，但我们这些年轻人连短暂的休息时间都不舍得荒废，休息时间也会主动来到配电室，翻看图纸，学习水电相关知识。
遇到不会的问题，我就去请教日本工程师。我在大同大学时，学习的教材全都是英文教材，所以懂英语，那时候也就有了用武之地，能用英语和日本人做简短的交流，向他们请教技术问题。日本工程师总有一些技术是藏着掖着的，不过我们不着急，而是想方设法地耐心询问，慢慢套取技术。
当时学习环境也特别好，我身边几乎都是有着旺盛学习欲望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位尤其出色，他就是后来担任电力部副部长的赵庆夫。赵庆夫从一线运行人员做起，慢慢学习，步步扎实，不但很快成为值长，还获得“1950年全国电业劳动模范”称号。
后来，赵庆夫总结锤炼出来的“赵庆夫安全运行法”，还曾被推广到全国，用于防止误操作。这些安全运行法则里的一些内涵，现在仍然被流传了下来，比如定期巡视设备。在当时，我们每天每隔两个小时就去巡视一遍。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操作票制度。倒闸操作时，监护人唱票，操作人复诵，核对无误后再执行，这套制度一直沿用到今天，对电力安全生产运行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起初，我们在操作时很不习惯唱票，觉得像讲相声。但很快，大家就意识到操作票制度的优点所在。在后来的运行工作中，我们不断改进完善操作票制度，可以说，只要严格按照操作票制度，是不会误操作的。督促大家努力学习的，除了自身的热情外，还有现实压力。日本工程师迟早要走，丰满水电站肯定要由咱们中国人自己来接管，我们当时内心都想着：我们的管理操作绝不能落后于日本人。
采访者：您在丰满水电站的工作过程中，还遇到过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何尹：丰满水电站有着复杂的现实情况，这是由它的建设历史遗留下来的。当年日本人严酷监工，残害了大批中国劳工。劳工们虽然没办法逃跑，但他们把满腔的怒火都转化为消极怠工行为，导致整个丰满水电站建筑质量差，隐患多，这也给了我们另一番启示——残暴是得不到好结果的。
我一共在丰满水电站待了十年，十年里经历了无数大小事故。正是经过这些事故的历练，以及对事故真诚痛切的反思，才有了以后推广全国的安全运行条例，里边的每一个字，可以说都是血泪教训。
新中国成立初期，丰满水电站负责向沈阳供电，有两回220千伏线路把电送到沈阳。在朝鲜战争的时候，丰满水电站的供电给沈阳提供了后方支持，但由于供电紧缺，丰满水电站常常超负荷运转，这增加了运行风险。
有一年冬天，11月份，天气严寒，上游突然来水，水流很大，溢流坝上面有两个孔洞开始泄水，大坝峡谷间的水汽在酷寒下形成雾汽，湿蒙蒙的一片，严重影响机组安全运行，能见度相当低，运行人员行走于大坝峡谷之间，就像盲人一样。
有一个晚上，那时还是上中班，全厂突然停电，一片漆黑，室外又雾气笼罩，根本看不清楚机组和出线运行情况。沈阳调度打来电话，命令强送。当班值长姓刘，是一位老资历的运行人员，他意识到情况不对，扛住压力，拒绝强送，而是要求零起升压，但沈阳调度不同意，再度要求强送。在刘值长的坚持下，最终没有进行强送[4]。后来天色转亮，厂里派人出去勘察情况，发现丰满水电站送往沈阳的两回220千伏线路，六根导线全部倒塌，连铁塔也倒掉了。我们分析原因后发现，是水量的大幅增加，导致溢流坝泄洪，水汽在导线上结了厚厚的冰柱，铁塔承受不住重负，直接倒塌了。幸好刘值长坚持拒绝强送，否则会导致事故扩大，影响更为恶劣，这位老值长因此得到了表彰。
回想那一晚的事故，我依然觉得后怕。因为我是当天的夜班值长，倘若事故晚发生一个小时，发生在夜班，我是否能够抵住调度压力，坚持自己的判断，拒绝强送呢？
当时丰满水电站还常常遭遇另一类事故——系统振荡。由于机组很少，送电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系统稳定问题。虽然见多不怪，不过我们也积极总结事故经验，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应对系统振荡的举措。
1954年，后来担任国家总理的李鹏从苏联留学归来，当时，他来到丰满水电站担任总工程师。李鹏精通俄语，而且很懂水电站相关知识，经常和我们进行工作交流，同事们一起进步，在水电站运行方面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因此，丰满水电站成为当时全国各个水电站学习的基地和模仿的榜样，各省水电站定期派遣人员来丰满水电站学习水电运行经验。
采访者：您在丰满水电站的丰富经历，很让我们受益，您能说一说在丰满水电站的个人生活经历吗？
何尹：丰满水电站离市区较远，进城出城很不方便，直到我有点积蓄，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贷款买了一辆自行车后，才能在休息日到附近城镇逛逛。
1955年，时任丰满水电站厂长的李旭同志为了解决厂里面的单身问题，特意招聘了一批女职工，这些女职工后来大多成为水电站职工的家属，随着他们辗转全国各地。
我在1953年一次厂里的团组织会议中，认识了我后来的爱人。当时在会场上，我看到一位很安静的姑娘坐在那里。我从同事那里知道了这个姑娘的名字，她叫皮雅茹，是吉林人，刚入职丰满水电站人事科没多久。后来，在同事帮忙介绍和我的追求下，我们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
1955年，电力工业部要从丰满水电站抽调精兵强将去北京官厅水电站参加筹建。当时人员都已经安排妥当，可一位老师傅却因家里有事推脱了，于是组织上又找到了我，我当时是电气分场的主任，自愿服从组织安排。
组织和同事们替我担忧，如果我调职到官厅水电站，那岂不是要和恋人吹了？于是在同事的撮合之下，我提出结婚的请求，姑娘答应了。我们两人结婚之后，我就调任官厅水电站担任总工程师。
过了四个月，丰满水电站一台机组发生故障。水电站领导意识到太多精英从丰满水电站调走，于是向电力工业部打报告，申请将部分优秀职工再调回丰满水电站，我因此重新回到了丰满水电站。
1957年，我利用年假和爱人以及刚出生不满一岁的儿子，一起回了趟苏州老家。在这之前，虽然平时和家里保持着通信，不过我母亲还是挂念着我。她本以为我长期不回家，是因为参加革命断了胳膊腿儿，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1960年，我和爱人皮雅茹一起被调到新安江水电站工作，从此我就扎根在浙江了。
三 在新安江水电站和富春江水电站的岁月
采访者：您在新安江水电站有什么难忘的经历呢？
何尹：1960年，新安江水电站第一台机组正式发电，急需水电人才，我在组织安排下，从丰满水电站来到了新安江。
机组第一次启动，我负责运行操作。能不能保证安全投产，是当时的重中之重，机组启动后进行并网操作，很多年轻运行人员不敢操作，我经验毕竟丰富一点，自己上阵操作。当时的操作难点是要做到精准的同步同期操作[5]，那个年代可没有现在这样高度自动化的系统，没有电脑计算同步逻辑，只能凭借运行人员的操作经验，一旦操作慢了，可能会引发振荡，严重时会毁坏机组。
新安江水电站
我还记得，当我顺利操作完成后，背后衣衫都被汗水湿透了，以前在丰满水电站积累的运行经验，在那个时候派上了用场。
后来，在新安江送杭州变220千伏升压改造工程中，我和其他的班组成员担负起零起升压的操作任务，最终我们不但圆满完成任务，还从中总结出了宝贵的操作经验。
采访者：那您后来是怎么和富春江水电站结缘的呢？
何尹：起初，富春江水电站一度因洪水冲垮围堰而停工。1965年10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和水利电力部批准，富春江水电站开始准备复工续建。
1968年年初，“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蔓延，抓革命和抓生产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冲突。眼看富春江蓄水在即，可运行生产方面毫无进展，我心里焦急万分，主动找到领导，申请去富春江参加筹建工作。那一年的1月23日，我和另外三人被派往富春江，成立富春江水力发电厂筹建组，我担任组长。
我和筹建组的其他三个同事吃住在工地上，住的都是临时搭建的简陋棚子，一个个细节把关。到1968年年底，富春江水电站开始蓄水，我特意从丰满技工学校要了一批毕业生，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为富春江水电站的技术骨干，如今他们也都退休了。
富春江水电站
采访者：看得出来，您在富春江水电站的建设中可谓亲力亲为，从头到尾参加了建设。那么，富春江水电站和新安江、丰满水电站有什么区别呢？
何尹：富春江水电站规模较小，只有两个小的水源作为库容，受洪水和雨水影响比较大。当时的富春江水电站归属新安江水电站管辖，一般晚上都是停机的，停机下来，正好可以配合检修试验，到需要发电时再发电。“文革”期间，新安江水电站实行军管，富春江水电站也派驻了军人站岗。
富春江水电站虽然机组小，但有其优势，可以作为新设备改造、自动化研究以及新技术的试验田。可以这么说，新安江和富春江水电站为后来的三峡水电站建设提供了相当宝贵的经验，也给葛洲坝和三峡水电站提供了不少人才。尤其是水库调度方面的专家人才侯广忠——他对如何经济用水、如何更好地利用水库非常有经验心得。侯广忠后来担任过葛洲坝水电厂厂长，并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采访者：在富春江水电站建设过程中，您有哪些印象最深的经历？
何尹：在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初期，周边设立了不少水文站，来水有多少，降雨量有多大，都要靠观察员亲自观测后，发电报告知下游和站内，再经人工计算得出，如今这些都已经实现了计算机自动化测量。
1968年，我在富春江参与筹建，负责带人查勘水文站的选址。由于富春江水源不充沛，所以对水位查勘、控制水位要求更高，我们带领观察员一步一个脚印，几乎把富春江周边地区都走遍了，一共设置了十多个水文站，完成了查勘任务。这一段上山入林的经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采访者：您现在已经退休多年，回顾您的水电岁月，请问有怎样的感想与感悟？
何尹：我到退休前，一共在水电站工作了35年。现在回想起当年的生活，确实艰苦，却是苦中有乐。
改革开放之后，有一位稀客从遥远的日本来到杭州。她就是当年丰满水电站工程局总工程师小川的女儿——小川芳子。
小川芳子和她爱人一起来到北京，又辗转到杭州。当时，她来的目的就是探望曾经一起在丰满工作过的好友。曾和小川芳子一起在工程局工作过的有吴君平，以及孙炳麟，可惜孙炳麟当时已经过世了。
小川芳子邀请吴君平及我一起聚餐，说起了许多当年的往事。那时候，老师傅们会用铁质饭盒从家里带饭，单身职工则吃食堂，晚上值夜班的时候，还会有一位炊事班老师傅做夜宵给他们送来。在丰满的时候，生活清苦，尤其是冬天寒冷，骑自行车或者步行走过跨江桥时，眼睛鼻子全是结了冰的雾气。我从小就患有支气管哮喘，常常忍受着病痛折磨坚持上下班。
直到我去了新安江，同事给我介绍了一种特效药，哮喘症才得到了根治。现在想想，真不知在丰满水电站那十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可能真的就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吧。
2009年，我带着家人重新回到丰满水电站游览参观。距离之前和丰满水电站的一别，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曾经位于江水西面的宿舍区，仍然是宿舍，但当年的老楼早已拆除，建起了新的楼宇。
江面上的跨江连桥，在丰满水电站建成时还只是一座浮桥，再后来浮桥改建成了石桥，到我去参观的时候，这座石桥仍然连接着松花江两岸，从石桥向上仰望，可以看到庄严的丰满大坝，大坝还是当年的样子。我曾经日日夜夜值班的配电室，也早已改迁，变成了现代化、自动化的中控室，不过从新的中控室望去，山山水水，还是原来的样子。
[1]大同大学（Utopia University）：位于上海，是民国时期一所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尤以理工著称，在其40年的大学历史中，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国私立大学中的翘楚，素有“北有南开、南有大同”之说。
[2]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1949年夏，渡江战役胜利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受命解放大西南。出征前，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从中央和老区选调一批新闻、邮电、财经、公安等方面的干部，同时招收上海、南京的大中学生、青年职工，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消息一经传出，随即在上海、南京、安徽等地掀起了一股“南下热”，万余进步青年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经过近三个月的汇合、整编和集训学习，1949年10月1日，西南服务团16000余人整装出发，挺进西南边疆。
[3]上海人民保安队：1941年4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将名称不一的护厂、护校组织统一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人民保安队以及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人民宣传队。全市共有人民保安队队员六万余人，人民宣传队队员四万余人。
[4]强送：是指在电力系统中电气设备故障后未经处理即行送电。
[5]同期操作：电力系统运行过程中常需要把系统的联络线或联络变压器与电力系统进行并列，这种将小系统通过断路器等开关设备并入大系统的操作称为同期操作。同期，即开关设备两侧电压大小相等、频率相等、相位相同。同期装置的作用是用来判断断路器两侧是否达到同期条件，从而决定能否执行合闸并网的专用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