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首都群英会

1925年初，身患重病的孙中山先生在病榻上告诫蒋介石：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如果中日战争一旦爆发，形势不利即可把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若仍怕重庆沦陷，就迁都西藏拉萨，总之，我们决不能屈服，只有革命到底一条路。

6年之后的1931年，正如伟人所料，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踢开了国门，魔爪已伸进我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小日本更是肆无忌惮将战火大举推进中国内地，直逼南京，形势十分危急。

1937年11月17日，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便率领大小官员迅速撤离南京，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并在宜昌乘坐“民风号”轮昼行夜泊，于11月26日下午抵达重庆人和码头，江上换乘吃水浅的“民律号”轮停靠储奇门码头，受到重庆党政军民10万人的夹道欢迎，下榻在李子坝刘湘公馆，12月1日开始办公。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又发布了《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并称“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10月1日下午3点，在夫子池举行盛大的“庆祝陪都建立大会”。

1940年10月1日下午在夫子池、魁星楼举行陪都建立大会（厉华《抗战记忆》）

这便是重庆自周武王分封巴国、明玉珍建大夏国之后，第三次作为国都写入了中国历史。

重庆成为陪都，除了是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政权布局与抗击外敌的思路外，主要是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丘陵地带，四周环山，北有大巴山作天然屏障，东有巫山构成天堑三峡，东南是武陵山脉，南面为大娄山系，西接成都平原的青藏高原及横断山，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雄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境地。一条大江纵贯东西，重庆为长江上游航运的交通枢纽，长江支流纵横交错，物资运送既方便又快捷。再者就是重庆位于“天府之国”的腹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战略资源……历朝历代皆以“巴蜀定，天下安”为国策之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21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任命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史迪威将军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负责指挥中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国的同盟军与法西斯作战。当时苏、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在重庆纷纷建立大使馆，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外事机构。七星岗、通远门、金汤街旁边的领事巷，便是这批外国使领馆机构的住址。

时势造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场人类社会面临正义与邪恶、生死存亡的全球之战造就了英雄的重庆，使它历史地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及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最具代表意义震撼世界的伟大事件，就是用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打通了中国唯一能与世界接轨的滇缅国际生命通道（后称史迪威公路）。那是由20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冒着枪林弹雨组成的筑路大军。在这3000英里（5000公里）的浴血战场上，以“一英里一条命”的代价，如同盟军诺曼底登陆的军事胜利一样，铺就了彻底捣毁小日本的决胜之途。

战时首都成立之后，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大转移。当时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法大学、复旦大学等著名学府纷纷从北京、上海等地先后迁往重庆，仅大学就有31所之多。著名的专家学者蔡元培、于右任、朱自清、叶圣陶、马寅初、李四光等也相继而来。国民政府对当时日占区内迁的师生们实行“救济贷金”制度。对全国公立专科以上学生发给贷金，仅1938年一年，受政府资助的学生和教师共有5万多人。而今饮誉世界的顶尖科学人才李政道、杨振宁就是当年那批青年才俊之一，也就是得益于这批贷金，顺利地完成西南联大的学业，而走向国外，走向辉煌。

国民政府的文化宣传机器随着政府的搬迁开进了重庆；中国文艺界的精英郭沫若、老舍、田汉、夏衍、曹禺、舒绣文、张瑞芳、白杨、秦怡等也纷纷来到重庆。带着抗战的使命，掀起了一场陪都文化的热潮。

抗战时期的郭沫若

当时的国泰大剧院（今解放碑国泰电影院）和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与组织下建立的抗建堂（今观音岩上纯阳洞13号抗建堂俱乐部），抗战期间共上演了240多部进步话剧，雾季公演，盛况空前，郭沫若创作的《屈原》《棠棣之花》、曹禺创作的《雷雨》《北京人》《蜕变》《家》、陈白尘创作的《大地回春》《结婚进行曲》、吴祖光创作的《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夏衍创作的《法西斯细菌》《一年间》、于伶的《长夜行》、宋之的的《雾重庆》、张骏祥的《万世师表》、沈浮的《金玉满堂》、洪深的《飞将军》、阳翰笙编剧的《天国春秋》……场场爆满。

“雾季公演”主场抗建堂

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于1937年1月，在汉口府西一路149号创刊发行。1938年迁来重庆，设营业部于西三街商业场。

中共南方局支持下办起来的一家进步书店《生活书店》，也于1938年8月从武汉迁到重庆（今民生路157号，一楼一底），邹韬奋任书店总经理。

中苏文化协会由南京迁来重庆。创刊《中苏文化》杂志。

昆仑影业公司来到今民生巷16号（原韦家院子。现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重庆委员会地址）驻扎。在重庆期间，拍制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著名影片……

《一江春水向东流》电影海报

重庆成为战时首都之后，沿海及长江中下游的近300家工厂及大批商业、金融机构相继迁渝，实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铁血西迁”。重庆人耳熟能详的重钢厂、特钢厂、嘉陵厂、建设厂、长安厂、江陵厂、空压厂等大型企业都是那时内迁的产物。它们不仅为抗战前方战场提供了枪支弹药等物资，还为建设新中国和当今重庆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人一向以来都有这样的印象：重庆是国家武器弹药的基地，重庆是摩托车的故乡——这个盛赞的荣誉，应该说它的基础是陪都的历史缔造的！

战时首都重庆，作为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及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部，既肩负了神圣的重任，也承受了惨重的代价。日本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近6年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史学界最新统计数据，造成平民伤亡共计61400人。房屋毁坏17608栋。重庆市城区大半化为废墟。然而陪都人民没有屈服，他们高举起抗战胜利的旗帜，将重庆筑成远东各国人民反法西斯的精神堡垒。

1941年12月30日，国民在重庆市区中心的都邮街广场建成了一座四方形炮楼式木结构碑形建筑，共5层，通高七丈七（23.1米），堡垒顶端有旗杆，取名为“精神堡垒”，就是战时首都人民这一意志的象征。

抗战胜利后，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国民政府在原“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起全部用钢筋水泥建造，碑高27.5米，八角柱形，外饰浮雕，内有旋梯，顶部四面都有标准钟的“抗战胜利纪功碑”。

解放后，1950年10月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对“抗战胜利纪功碑”进行改建，由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题字，将碑名改为了“人民解放纪念碑”，重庆人爱称“解放碑”，一直沿用到现在。

解放碑既承载了战时首都重庆可歌可泣的抗战历史，也是对重庆人民争取民主解放的精神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