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文化风暴

1941年初，寒冷笼罩在中国大地。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接着在大后方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便将在重庆工作的人士分批撤离到延安，而留在重庆为数甚多的戏剧工作者，由于身处白色恐怖却没有宣泄的途径，心绪苦闷而愤怒。

周恩来抓准时机，提出举办庆祝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25周年纪念。他对郭沫若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接着，由阳翰笙负责具体运作——他几乎动员了当时中国整个文艺界和新闻界。

抗战时期阳翰笙在重庆

重庆又名“雾都”，秋末至冬春时节云轻雾重，能见度甚低。这一特殊气候现象，在抗日战争时期构成了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每值“雾季”，日军空袭减少，这便成为文艺团体活动的“黄金季节”——中国话剧史上著名的“雾季公演”由此而得名。

1941年10月11日，新组建的民营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剧院举行首次公演，剧目为五幕话剧《大地回春》，揭开了中国剧运职业化演出的序幕，同时也拉开了雾季公演的大幕。

1941年10月11日开始的雾季公演

接着，作为庆寿大戏，郭沫若创作的历史剧《棠棣之花》上演，在短短两个月内，应各界要求竟三度公演，连演了四五十场，居然还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剧团不得不在《新华日报》上“敬向连日向隅者道歉”，并“敬告已看过三次者请勿再来”。

《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他决计“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时代”，创作已经在心中构思多日的《屈原》。消息不胫而走，1942年元旦，报章上就已预告“今年将有《哈姆雷特》和《奥赛罗》型的史剧出现”。

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晚上，郭沫若开始动笔，每天不管社交、会务、应酬活动多么繁忙，都要挤出时间写《屈原》。这一路写下去，只觉头脑清明，妙思泉涌。由于写得过猛，连一支新的头号派克笔都被写断了。他一边写，一边把原稿送去刻蜡纸油印，往往刻蜡纸的人远远赶不上他的写作速度。

1月11日夜，金汤街天官府周围的电灯早就熄灭了，四号三楼北边房间里的灯光却愈来愈明亮。五幕历史剧《屈原》已经写到最后一幕最末一场了，伏在桌上奋笔疾书的郭沫若，仿佛见囚禁屈原的东皇太乙庙燃起了一片熊熊大火。他换了一张稿纸，标明第“126”页，得意非凡地写上了最后几行字：

一切俱已停当，火光烟雾愈烈。卫士垂拱于死者之右侧。屈原（手执花环在空中招展）：婵娟，婵娟，婵娟呀！你已经发了火，你已经征服了黑暗，你是永远永远的光明的存在呀！（将花环投于尸上）——幕徐徐下。

他这才搁下笔，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山城的冬夜虽然寒冷，但由于过度兴奋，他一点也不觉得。就像自己孕育多时的孩子终于顺利诞生，《屈原》脱稿以后，郭沫若如释重负。

1942年4月3日，《屈原》在国泰大剧院开演。饰演屈原的金山，女朋友刚刚不辞而别出国去了，伤心、气愤和绝望的心情，全部释放到《屈原》里了；饰演婵娟的张瑞芳，正在化妆间准备上场时，接到弟弟牺牲在抗日前线的消息，悲愤之情全部融进了戏里。台上台下群情激昂，彼此交融成一片沸腾的海洋。

《屈原》剧照

防空袭刷成全黑的国泰大剧院

《屈原》在重庆首次公演17天，场场客满，卖座近30万张票。4月20日演出最后一场，郭沫若特邀苏联大使潘友新前来观赏，恰好夏衍从香港回到重庆，也一同看戏。

夏衍先生

这一天，国民党有意破坏，中途断绝了剧场的用电，可是在观众们的热忱支持和配合下，台上点起一盏油灯，演员们借着微弱的光亮继续往下演。说来也真巧，待到金山朗诵《雷电颂》的时候，剧场外面忽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

郭沫若与观众们无比振奋，沉浸在风雨雷电的交加之中，好像不是在看戏，而是身临其境，亲眼得见历史的再现。

郭沫若创作的《屈原》、曹禺创作的《雷雨》都连续上演了100场以上，场场爆满。许多群众半夜三更就带着铺盖前来等候买票，有些赶了很远的路程，冒着大雨来看演出。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桂林等地赶来欣赏这一难得的文化盛宴。沙坪坝的学生进城看戏后索性在剧院坐到天亮，和演员们一起交流观后感，讨论剧情。

郭沫若、于立群与《屈原》导演和演员在舞台上留影

一时间，重庆的街头巷尾到处响彻着《屈原》主题诗《雷电颂》的名句：“烧毁了吧！”“爆炸了吧！”的声音，至今仿佛依稀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