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决战宜昌

卢作孚缓缓走在宜昌街头，放眼之处，满目疮痍。这座长江边上的鄂西小城，突然之间从各地撤退来了3万多人，达官、显贵、伤兵、难民、孤儿……将小城的每一个角落都挤得满满当当，路上熙熙攘攘。房屋早就住满，许多人露宿街头，行李满地。

码头区域更是让人震撼。超过12万吨的商用和军用器材，还有1万吨油料，6万吨各类公物，密密麻麻地堆放在长江边等待西运，将数公里的江岸拥塞得水泄不通。这些物资，全部是从华东、华北和华中地区以及其他地方抢运过来的，几乎集中了全中国的兵工器材、航空器材、轻重工业器材，甚至还有故宫的文物。一旦遭受损失，后果不堪设想。

宜昌大撤退时拥挤不堪的街头实景

“这可是中国的命脉，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呀！”想到这里，卢作孚心里透出一股凉意，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朝民生公司设在宜昌的办公室走去。

这是1938年10月23日，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临危受命，乘飞机匆匆抵达宜昌，来组织实施这场事关国家命运的西迁战略——宜昌大撤退。

当时，国民政府已西迁重庆，距离宜昌仅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危在旦夕，大批人员和物资，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从华北、华东、华中以及更广阔的地区向重庆撤退。当时到重庆，山荒路险，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只有走长江水路。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有的地方仅容一船通过。1500吨以上的轮船根本不能通行，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峡江的专用船只，才可继续溯江进入重庆。因而，所有西撤的人员和物资，全部阻塞在素有“川鄂咽喉”之称的宜昌。

前有峡江阻隔，后有日军侵犯，中国的命脉，命悬一线。

卢作孚于1893年出生于重庆合川一个贫寒的家庭。小学毕业即辍学，但他志向高远，刻苦自学，博览群书，立志富国强民、实业救国。1926年6月10日，他在合川城一所破庙——药王庙内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从一条仅70余吨的小客船开始艰难起步，几年后就一统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10年后，他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成为长江航运的主力。

实业救国的卢作孚先生

1926年6月10日民生公司成立大会

卢作孚大步流星地走进民生公司宜昌分公司办公室，马着脸、严峻地大声道：“所有船长、大副，以及公司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开会。”说完，头也不回地匆匆朝会议室走去。

眼见神情严肃的总经理突然驾到，宜昌分公司的所有员工都怔了一下，纷纷放下手上的工作，朝会议室奔去。

没有多余的过场，卢作孚开门见山：“现在滞留宜昌的有3万人员和10多万吨物资，按照民生公司目前的运力，要将这些人员和物资运往重庆，至少需要一年。但是，长江下游有日本人步步逼近，上游又只有四十来天就会进入枯水期。”他顿了顿，环顾了一下会场，然后以无可商量的口气说道：“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在40天之内完成宜昌大撤退！”

会场上顿时发出“嗡嗡”的议论声。

当时，民生公司可调用的轮船只有24艘，按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能运1.4万吨，要将10多万吨物资在一个多月内全部运往重庆，根本不可能。人们无法想象，怎么才能在40天内完成一年的运量。

“没有更多的时间给我们，我们必须制定出一个完善的、万无一失的计划来。”等大家议论了一会儿，卢作孚眼光如炬地盯着大家，继续说道，“今晚就得明确，哪些轮船可以参加运输？每艘船只每次可以运出多少人员和物资？每次往返需要多少天？……”

会议一开就是一个通宵。经过一个晚上的讨论和计算，一份周密的、详尽的运输计划出炉了。

第二天早上6点，码头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

“呜——”一艘民生公司的“民权”号轮船靠拢码头。卢作孚亲自到码头督战。两排跳板，通过趸船，在轮船与陆地之间搭起来。一边，几百名孤儿、难童欢快地跑过跳板，登上轮船；另一边，数百名搬运工热火朝天地上货。当轮船于早上7点30分提前半小时开出之时，孩子们趴在栏杆上放声高歌，他们摇着小手向卢作孚告别，现场所有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卢作孚指挥宜昌大撤退

这是宜昌大撤退开出的第一艘轮船。一切行动都按照卢作孚制定的运输方案，有序地进行。这个方案，创造性地采取了三段运输的办法——

宜昌至重庆逆流而上，至少需要4天，从重庆返回宜昌为顺水，只需要2天，来回一趟就是6天。为了缩短运载时间，将整个航程划分为三段：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江面比较平缓，吃水较深，用重载船；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滩多水急，不能夜航，用中型船；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水势趋缓，远离日寇，大部分用木船转运。

参加宜昌大撤退的“民生号”轮

根据每艘船的吃水深度和马力大小等，用一部分船只先将货物抢运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再由公司调船转运至万县或长江沿线的其他小城；对重要物资和大型货物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并在重庆满载出川抗日的士兵，再顺江而下。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缩短航程，加快往返。保证每天有五至七艘船在清晨离开宜昌，下午又有同样数量的船只回来。

宜昌大撤退路线示意图

为了尽快抢送难民难童、公务军务人员，对客运舱实行“坐票制”，将二等舱铺位一律改为坐票，达官贵人与老百姓同舱，这就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客运量。

鉴于三峡航段滩多水急，不能夜航，就利用夜晚装卸，抢在白天航行。为了搬卸方便，在三峡航线增设码头和转运站，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时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运载或转运轻型物资。

卢作孚每天都要到宜昌的各个码头，亲自了解船只航行状况，深夜还要到江边各个码头去检查装货情况。

1938年12月，江水低落，枯水期到了，昔日喧闹的宜昌城完全沉静下来。卢作孚独自一人在空旷的码头上巡视，堆积如山的设备物资已经全部运走，挤满宜昌的人员也全部撤离，宜昌已成为一座空城。经过40天的决战，他明显的更加消瘦了，掩不住满脸极度的倦意，但双眼仍然发亮。

在长江枯水期到来之时，卢作孚登上了最后一艘西撤的轮船，缓缓离开宜昌。宜昌大撤退奇迹般地胜利了，但民生公司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整个大撤退期间，民生公司一共被日机炸沉、夜航触礁等损失了轮船16艘，116名公司员工牺牲，61人受伤致残，运力比之前削弱一半。仅1939年，民生公司航业部分的损失就高达400万元。

这次宜昌大撤退，后来被卢作孚的好友晏阳初比喻为“中国的敦刻尔克”。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