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家学堂到崇信小学

孙儒泳的小名叫文涛，昵称阿涛。阿涛的童年基本上是在田间地头度过的。父亲常年在外，加上姊妹众多，母亲没有精力照看每一个孩子，故而阿涛的童年可谓自由自在。阿涛的家在宁波市郊区，靠近甬江，他一有机会就跑到田野里，和小伙伴们一起扑蝴蝶、捉蝉，下河摸鱼、逮虾，过得开心极了。阿涛小时候有一个绝招，能用一根蘸上香油的狗尾巴草的穗子在江滩上钓来螃蟹。[1]阿涛不仅贪玩，而且很会玩。

1933年，7岁的孙儒泳进入了离家200米外的杨家学堂读小学。他虽身在教室，心却一时半会儿收不回来。“疯玩”惯了的小孩子自然受不了学校里的束缚，逮着机会还是会跑到外面去撒欢儿，无心读书。一二年级的时候虽然成绩不理想，但勉强可以及格，到了三年级，孙儒泳被迫留级了。

当时父母选择送孙儒泳去杨家小学，是因为那里离家近，学费也不贵。但是留级的现实让父母亲开始为孙儒泳的学业重新打算，他们选择了当时由教会创办的崇信小学，这所小学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比之前的学校有很大的提升。孙儒泳也不负期望，在新的环境里逐渐安下心来，开始体会到一些读书的乐趣了。崇信小学的收费较高，学生多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孙儒泳在这里很不自在，常常受到同学的排挤。据他回忆，“那时很有点自卑感，又不愿意巴结有钱同学，总觉得和他们有距离，不怎么合得来。可是我家所在的浮石亭一带贫民户比较多，那些苦力人家的子弟又视我为富家子弟，远离我，甚至嘲弄‘敌视’我。我呢，也不敢或不愿接近他们，结果造成我两头不及港。”[2]也许正是因为小时候的这一段经历，使孙儒泳养成了内敛沉静的性格。五年级的时候，孙儒泳被推选为班长，他竟然哭着跑回家要母亲跟老师请辞。可见孙儒泳从小就不爱交际、不善言辞。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事离宁波越来越近了。整个中国都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崇信小学也不例外。每周的周会上老师们都会讲到抗战形势，老师也会在课堂上结合时势讲课，教育大家要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将来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使当时还只是一名小学生，孙儒泳也和其他小伙伴一样渐渐了解了国难的深重。课堂上的孙儒泳不再三心二意，读书也日益上心了，甚至因此突然变得成熟起来，还得了一个“老笋头”[3]的外号。

升入高年级后，孙儒泳开始对自然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得益于崇信小学的自然老师张嘉德，他是当时崇信小学的校长。张老师上课通过做模型、标本、演示实验等方式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和接受知识。几十年之后，孙儒泳还清晰地记得当年张老师利用模型讲授太阳、地球、月亮的位置及运动和相互关系时候的场景[4]，可见当时的他已经完全沉浸在课堂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