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与自己的对话
纽约的人行道是匿名者的“高速公路”。白天，数百万急切的行人在路面上阔步前行，他们脸上就像戴了面具一样，不露声色。同样的神情弥漫在街道下的平行世界——地铁中：人们读书、玩手机，或者凝视虚空，他们的脸和他们的所思所想脱节了。
当然，800万纽约人表情莫测的面孔掩盖了他们学着建造的“空白墙壁”另一边丰富多彩的世界：一幅隐藏着丰富而活跃的内心对话的“思想图景”，其中经常充斥着喋喋不休。毕竟，纽约居民的神经质几乎和他们的粗鲁一样出名。（作为一名原住民，我是带着爱意这么说的。）不妨想象一下，我们如果能钻透他们的面具，偷听其内心的声音，可能会学到什么。事实上，这正是英国人类学家安德鲁·欧文所做的事。他从2010年开始，在14个月的时间
里聆听了100多名纽约人的心声。
尽管欧文希望能了解人类大脑的原始语言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大脑的音频样本，但他研究的起源实际上与他对人类如何处理死亡意识的兴趣有关。作为曼彻斯特大学的教授，他早期在非洲做过田野调查，分析了确诊的艾滋病患者的内心独白。不出所料，他们的思绪被焦虑、不确定性和由诊断产生的情感痛苦搅得一团乱。
现在，欧文想将这些发现与另一组人的情况进行比较，那些人肯定也有烦恼，但最开始时未必是愤愤不平的状态。为了落实计划，他仅仅（并且勇敢地！）在大街上、公园和咖啡馆里接触纽约人，通过解释自己的研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在他进行远距离拍摄时对着录音设备大声说出自己的想法。
有时，极少数人会说好；其他时候，只有一个人同意。可以预料的是，大多数纽约人会因为太忙或心存疑虑而拒绝。最终，欧文收集了约100个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内部代表的演讲数据流”，时长从15分钟到一个半小时不等。显然，这些录音并不能为人们提供进入大脑后台的全通道，因为某些参与者可能夹杂了一些表演元素。即便如此，它们还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同寻常、直言不讳的窗口，有助于大家了解日常生活中内心展开的对话。
在欧文的研究中，每个人的脑海里都充斥着平凡无奇的问题。许多人就他们在街上看到的事情发表了评论，例如，其他行人、司机和交通状况，以及他们需要做的事情。但除了这些平凡的沉思，还有一大堆关于个人创伤、痛苦和担忧的独白。人们的叙述往往落脚于消极的内容，完全没有过渡，就像一马平川的思想之路上突然出现了大坑洞。举例来说，欧文的研究里有一位名叫梅瑞迪斯的女性，她的内心对话呈现出从日常事务到生死问题的急剧转变。
“我想知道这附近是否有史泰博公司。”梅瑞迪斯说，就好像突然变道了一样，她又把话题转移到一位最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的朋友身上，“你知道的，我以为她会告诉我她的猫死了。”她过了马路，接着说：“我已经准备好为她的猫痛哭一场，但之后又试着别为她哭泣。我的意思是，没有琼（朋友的名字）的纽约实在……让人无法想象。”她开始哭。“不过，她可能会没事的。我喜欢那句话，有20%的概率能治好。她的一位朋友这样说：‘你会乘坐一架有20%概率坠亡的飞机吗？’不，当然不会。尽管如此，这件事还是让人很难过。她的确玩了一把文字游戏。”
梅瑞迪斯似乎在通过思考来消化坏消息，而不是一味地沉溺其中。有关不愉快情绪的想法不一定非得是喋喋不休的，这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她没有开始螺旋式地膨胀。几分钟后，她穿过了另一条街，语言流转到手头的工作上。“我看看，那边有史泰博公司吗？我觉得有。”
当梅瑞迪斯在应对要失去一位挚友的恐惧时，一位名叫托尼的男子却专注于另一种悲痛：失去一段关系中的亲密感，甚至也可能是这段关系本身。他背着斜挎包，走在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开始滔滔不绝地阐述自己的想法：“走开……听着，别抱怨了，要么就往前走。走开就好了。我明白‘别告诉所有人’的道理，但我不是所有人。你们两个就要有自己的孩子了。能打电话告诉我就已经很好了。”被抛弃的感觉显然深深地伤害了他。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可能会导致徒劳沉湎的痛苦间徘徊的他，似乎在某种支点上找到了平衡。
“清楚了，完全清楚了。向前看吧。”之后，托尼说道。他使用的语言不仅表达了情感，也表明他找到了应对该种情况的最佳方法。“问题是，”他继续说，“这可能是条出路。他们告诉我他们有孩子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儿不能接受，感到有点儿被排挤了。但现在它可能是个逃生出口。我之前很生气，但必须得承认，我现在没那么生气了。现在它将是我的优势。”他温和而苦涩地笑了一声，然后叹了口气。“我确信这是一条出路……我正积极地看待这个问题……我的气已经消了。我感觉你们俩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并且你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我另有出路……昂首阔步地走吧！”
还有劳拉。
劳拉焦躁不安地坐在咖啡店里。她在等待男友的消息，对方去了波士顿。问题是，他本应回来帮她搬去新公寓。她从前一天开始就在等他的电话，因为那天晚上，她确信男友遇到了某种致命的事故，于是在电脑前坐了4个小时，每分钟都以“车祸”为关键词刷新搜索记录。然而，正如她提醒自己的那样，她强迫性的消极担忧不仅仅是关于一场可能涉及男友的车祸——他们维持着一种开放式关系，尽管这从来都不是她想要的，而且它已变得难以经营。“它是接受性自由的关系，”她告诉自己，“但这从来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可能在任何地方，可能跟别的女孩儿在一起。”
当梅瑞迪斯相对平静地（在得知朋友确诊癌症时哭泣是很正常的）处理令人沮丧的消息，托尼冷静地指导自己向前看的时候，劳拉却被困在不断重复的负面想法中。她不知道该怎样继续生活。与此同时，她内心的独白回到过去，反思着把她的关系带到如此境地的那些决定。对她来说，过去与现在非常相似。梅瑞迪斯和托尼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独特的处境使其以不同的方式面对各自的经历，但都在应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同时，这些独白带着疑问——将会发生什么或者自己该如何应对——投射到未来。这种在他们的内心对话中穿越时空的模式突出了我们都注意到的关于自己心理的一点：它是一个狂热的时间旅行者。
虽然感怀往事会将我们引入喋喋不休的频道，但回忆过去或者憧憬未来并没有本质上的害处。有进行精神层面的时间旅行的能力是人类大脑一个极为宝贵的特征，它允许我们以其他动物做不到的方式理解自己的经历，更不用说为未来的突发事件做应对计划了。就像和朋友们谈论我们已经做的、将要做的或想要做的事情一样，我们也会和自己谈论同样的事情。
欧文实验中的其他志愿者也表现出对如下情形的关注，即将时间维度上的跳跃与内心快速流利的讲话交织在一起。例如，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在过桥时回忆说，当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和父亲一起走过这座桥，当时有个男人跳桥自尽了。这是一段不可磨灭的记忆，部分原因是她的父亲是一名专业摄影师，他拍下了那一刻，最后照片还刊登在一份全市发行的报纸上。与此同时，一位35岁左右的男子在穿过布鲁克林大桥时，想到建造这座桥耗费的人力，便对自己说，即将开展的新工作一定会成功。一名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等待相亲的女子回忆起她出轨的前男友，这引发了她对两性关系和精神超越的渴望的遐想。其他参与者谈到了他们可能会面临的经济困难，而另一些人的焦虑则集中在十多年前即将发生的一个事件：“9·11”。
与安德鲁·欧文慷慨分享自己想法的纽约人，体现出我们的默认状态广泛多元、质感丰富的本质。内心对话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把他们带进“内心”，引导他们进入五花八门的语言思维流。他们私人谈话的细节就像他们的个人生活一样特别。但从结构上讲，他们大脑内部的活动非常相似。他们经常处理负面的“内容”，其中很多是通过联想产生的，即一个想法与另一个想法的碰撞。有时候他们的语言思维是建设性的，有时则不是。他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考虑自己，其思想受自身经验、情感、欲望和需求的吸引。毕竟，以自我为中心的本质是默认状态的主要特征之一。
纽约人有这些共同点，但他们的独白也凸显了其他普遍存在的人性：脑海中的声音总是有话要说，提醒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用大脑来理解自身经历，以及语言在帮助我们这么做时所扮演的角色。
毫无疑问，我们的情感和思想都是非语言形式的，例如，视觉艺术家和音乐家正是在追求这种精神层面的表达。但人类生活在一个拥有言辞的世界，语言是我们大多数时候与他人交流的方式（虽然肢体语言和手势显然同样有帮助），也是我们大部分时候与自己交流的方式。
我们的大脑天生善于断开与周围发生事情的联系，这使得大脑中产生了一种我们在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会投入其中的对话。它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进化会选择拥有生存优势的品质。根据这一原则，如果这样做不能增加我们生存的适应性，我们就别指望人类会如此频繁地自言自语。但是，脑海中声音的影响往往是如此微妙和基础，以至于我们很少能意识到它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伟大的多任务处理者
在讨论大脑如何运作时，神经科学家经常会提到神经再利用的概念，即我们使用相同的大脑回路来达到多个目的，对我们可支配的有限神经资源物尽其用。比如，你的海马体——深埋于你大脑中的海马状区域，负责形成长期记忆，并且帮助我们进行空间导航和位移。大脑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多任务处理者，否则它得有一辆公交车那么大才能支撑多如牛毛的功能。事实证明，我们脑海中的声音同样是一个惊人的多任务处理者。
大脑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为众所周知的工作记忆的“引擎”提供动力。人类天生有一种把记忆概念化为浪漫、长期和怀旧感觉的倾向。我们认为记忆是过去之地，充满了能够与我们共存且能构成生活故事的瞬间、影像和感觉。但事实是，每一分钟，持续不断的刺激（声音、景象、气味等）都相当让人分心，我们必须不断地回忆细节，“引擎”才能发挥作用。我们很可能会忘记大部分不再有用的信息，但那没关系。在信息活跃的短暂时间内，我们需要“引擎”运转起来。
工作记忆能让我们参与工作讨论，进行即兴晚餐谈话。多亏了它，我们才能记住别人几秒前说了什么，然后以一种相关的方式将其融入不断推进的讨论。工作记忆让我们能够读菜单，然后点餐（同时还能保持内心对话）。它允许我们写一封紧急但没有长期存档意义的邮件。简而言之，它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以以人的身份去做事。当它停止工作或者运行欠佳时，我们就会连最普通的日常活动的能力（就像让孩子们打包午餐的同时督促他们刷牙，同时想着当天晚些时候你要开什么会一样）都没有。与工作记忆相连的是脑海中的声音。
工作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专门管理口头信息的神经系统，它被称为“语音回路”。最简单的理解是，它是大脑对当前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与语言有关的所有信息的交流中心。它有两部分：“内耳”，能让我们将刚听到的单词记住几秒；“脑海中的声音”，能让我们在脑中重复这个单词，就像我们练习演讲、记忆电话号码或者重复诵词一样。我们的工作记忆依赖“语音回路”，语言神经通路保持在线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外部高效工作的同时进行内部对话。我们在婴儿期就建立了大脑和世界之间的语言门户，它一旦就位，就会推动我们走向精神发展的其他里程碑。事实上，“语音回路”远远超出了我们对即时情况做出反应的范围。
我们的语言能力与情感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大声对自己说话可以帮助我们学会控制自己。20世纪初，苏联心理学家利维·维果斯基是最早探索语言发展和自我控制之间联系的人之一。他对那些大声自言自语的孩子的奇怪行为很感兴趣，比如，他们会一边指导自己，一边进行自我批评。任何花过大量时间带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们经常会和自己进行全面且自发的对话。这不仅仅是玩耍或者想象，还是神经系统优化和情感成长的标志。
与当时认为这种行为是不成熟发展标志的其他著名思想家不同，维果斯基认为语言在我们逐渐学会控制自己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该理论后来得到了数据上的佐证。他相信我们学习管理情绪的方式始于我们与主要照顾者（通常是父母）的关系。这些有威信力的人给了我们指示，我们会大声地对自己重复这些指示，经常模仿他们所说的话。起初，我们这么做时会发出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将他们传递的信息内化为无声的内心演讲。后来，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在往后的生活中，我们会用自己的语言来进行自我控制。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按照父母的想法行事——我们的语言流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样子，它会创造性地指导我们的行为——但这些早期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深远。
维果斯基的观点不仅仅解释了我们是如何学会使用脑海中的声音来控制自己的，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解后天教养如何“调谐”内部对话的方法。几十年来对社会化的研究表明，环境影响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包括我们对自我控制的看法。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父母为我们树立了自我控制的榜样，他们使用的方法会影响我们脑海中声音的发展。父亲可能会反复告诉我们，永远不要用暴力来解决冲突；母亲可能会再三告诉我们，永远不要在一次失望后就放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对自己重复这些说法或做法，而它们会开始塑造我们的语言流。当然，父母的权威声音本身也受到更广泛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强出头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它会威胁社会凝聚力。相比之下，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非常崇尚孩子的独立性，父母会为孩子的个人追求而喝彩。宗教及其所传授的价值观也同样渗透我们的家庭规范。简而言之，文化的声音影响父母脑海中的声音，而这又会影响我们脑海中的声音，如此这般，经过许多代的文化和一代又一代的人，最终为我们的思维定下了基调。我们就像进行心灵对话的俄罗斯套娃一样。
文化、父母和孩子间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孩子们的行为方式同样会影响父母脑海中的声音，人类当然也会在塑造和重塑我们更伟大的文化中发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我们还是孩童时，我们脑海中的声音是由外而内地进入脑海的，直到后来，我们由内而外地说话，并且影响身边的人。
维果斯基没能活着看到的最新研究推进了他的理论，研究表明，在交流模式丰富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会更早地发展出内心语言。研究还证明了拥有假想中的朋友可能会刺激儿童的内部语言能力。事实上，新兴的研究表明，想象游戏可以促进自我控制及其他许多令人向往的能力的形成，比如创造性思维、自信、良好的沟通力等。
脑海中的声音帮助我们控制自己的一个重要方式是让我们在朝着目标努力的过程中对自身进行评估。几乎就像手机上的跟踪应用程序一样，它用默认的状态监视我们，看我们是否在工作中达到了年终加薪的标准，是否正在朝着开餐馆的副业梦想前进，或者是否与心仪朋友的关系突飞猛进。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经常伴随着一个突然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想法，就像出现在你手机锁屏上的约会提醒一样。事实上，我们脑海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无意识的想法就是与目标有关的。脑海中的声音提醒我们注意盯紧目标。
要实现目标就涉及在众所周知的岔路口做出正确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脑海中的声音也允许我们进行心理模拟。我们在进行创造性的头脑风暴——例如，在寻找做展示的最佳方式，或者为正在写的一首歌编排最佳旋律——时会在内心探索不同的可能路径。在通常情况下，甚至在为一场展示写文案或是触碰一件乐器之前，我们就已经利用内省能力决定了最好的行为顺序。同理也适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危机，就像托尼在纽约散步时想着没有告诉他怀孕消息的朋友们做的那样——他在考虑自己是应该接近朋友还是与之保持距离。这种多重现实的头脑风暴甚至发生在我们的梦里。
在历史上，心理学家认为梦是大脑中的一个房间，梦中发生的事情和我们醒着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截然不同。当然，弗洛伊德认为梦是通往潜意识的康庄大道，是一个上了锁的盒子，里面装着我们被压抑的冲动，精神分析则是打开它的钥匙。他认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卸下了防备，文明的礼仪也随之关闭，恶魔就会跑出来到处嬉闹，由此暴露我们的欲望。之后，早期的神经科学出现了，它去除了精神分析学派所有黑暗和顽皮的浪漫，取而代之的是对大脑物理运作冷静严肃的态度。它认为，梦只不过是解释大脑在快速眼动睡眠期脑干随机放电的方式。在“梦之屋”的门外是性象征主义，虽然这么说有点儿疯狂，但很有趣，随后而来的是更有科学依据（一点儿也不淫秽）的神经元结构。
采用了更先进技术的现今研究表明，梦实际上与我们清醒时所经历的自发的语言思维有许多相似之处。它证明了我们清醒时和睡着时的语言思维会进行交谈。幸运的是，这并不能实现俄狄浦斯式的愿望。
它可以帮助我们。
不断涌现的证据表明，梦通常是功能性的，并且非常符合我们的实际需要。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有点儿古怪的飞行模拟器。它们通过模拟将要发生的事件来帮助我们为未来做准备，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潜在的真实场景，甚至是需要提防的威胁。尽管我们还要了解很多才能明白梦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但在白天或者夜晚结束时，它们只是头脑中的故事而已。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脑海中的声音大声地讲述着最基本的心理学故事：我们的身份。
语言流在创造自我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大脑会通过自传式的推理构建有意义的叙述。换句话说，我们会用思想来书写以自己为主角的生活故事。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变得成熟，明确自身的价值和愿望，扎根于持续未变的身份，从而经受外界变化和逆境的考验。语言在这一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会将日常生活中参差不齐、看似没有联系的片段铺平，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它会帮助我们把生活“故事化”。大脑的语言塑造了过去，从而为我们建立了通向未来的叙事。通过在不同的记忆片段之间来回穿梭，我们的内心独白编织了一段关于过往的神经叙事。它把过去填进了大脑构建身份的缝隙里。
大脑处理多任务的能力多种多样且至关重要，脑海中的声音亦然。但要真正理解它深刻的价值，我们就必须考虑如果语言的思想消失了，会出现什么情况。这听起来也许不太可能，但我们不必仅凭想象创建这种场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场景的确会出现。
情绪是由你想了什么决定的
1996年12月10日的早晨，吉尔·伯特·泰勒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作为一名37岁的神经解剖学家，她在哈佛大学的一间精神病学实验室里从事研究大脑构成的工作。她的工作包括描画大脑皮层的景观，以理解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和它们产生的行为，这种驱动力源于她的家族史。她的哥哥患有精神分裂症，尽管不指望他的病能被治愈，但这个问题促使她试图解开大脑的奥秘。她一直在这么做，直到有一天她自己的大脑停止了正常的运转。
泰勒起床后在有氧运动机上做早操，但她感觉不太对劲儿。她的眼后产生了一种脉动性的疼痛，就像冰激凌头痛一样，来来去去、反反复复的。然后，只要她一开始锻炼，奇怪的事就会发生。在机器上，她感觉身体反应变慢了，知觉减弱了。“我再也不能确定身体的能力界限在哪儿了。”她后来回忆道，“我无法掌控我的动作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
她不仅在实体空间里失去了对身体的感觉，也开始失去了自我认知感。她感到自己的情感和记忆渐渐远去，仿佛要离开她去别处居住。她原本正常的感知和反应间的连续火花逐渐变小了。她感到自己的思想在变形，话语也在随之走样。她的语言流慢得就像一条逐渐干涸的河流。她大脑的语言系统坏了。
她左脑的一根血管爆裂了。她患了中风。
尽管身体动作和语言能力遭到了严重的阻碍，她还是设法给同事打了电话，对方很快就料到出了问题。不久之后，泰勒发现自己躺在一辆开往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救护车后排。“我感觉我的精神投降了，”她说，“我不再是自己人生的编剧了。”她确信自己会死，并做好了与世长辞的准备。
但她没死。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她在医院的病床上醒来，惊讶地发现自己还活着，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生活将不复往昔。如她所知，她脑海中的声音已经消逝。“现在我的语言思维毫无连贯性、支离破碎，还会不时地被沉默打断。”她后来回忆说，“我独自一人。这一刻，我感到很孤独，除了规律的心跳，什么也没有。”她甚至无法和思绪对话，因为她已经没有曾经拥有的思想了。
由于工作记忆罢工，她连最简单的任务都无法完成。她的“语音回路”似乎已经解体，自我对话也陷入沉默。她不再是一个能够重温过去、想象未来的精神层面的时间旅行者了。她感到一种从未想象过的脆弱，就像在外太空里独自旋转一样。她默默地想，语言是否会完全回到她的精神生活中来。没了口头自省，她就不再是以前大家所熟知的那个意义上的人了。“没了语言和线性处理能力，”她写道，“我就觉得自己和过去的生活脱节了。”
最重要的是，她丧失了身份。脑海中的声音让她在近40年的时间里构建的叙述烟消云散。用她的话来说，“脑子里细小的声音”使她成为她自己，但现在它沉默了。“那么，我真的还是我吗？当我不再分享吉尔·伯特·泰勒博士的人生经历、思想和情绪依恋感时，我怎么可能还是她呢？”
当我想象遭遇吉尔·伯特·泰勒的经历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内心充满了恐慌。失去与自己对话的能力，失去用语言来挖掘自己直觉的能力，失去把个人经历整合成一个整体或者失去规划未来的能力，听起来比收到一封疯狂跟踪者的来信还要糟糕。然而，她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变得更加奇怪，甚至更迷人了。
泰勒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害怕，她也与其他有相同处境的人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一生的内心对话消失后，她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慰。“在我遭受精神创伤的大脑里不断增长的空虚感非常诱人。”她后来写道，“我很高兴喋喋不休的沉默间隙给我带来了喘息的机会。”
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她去了“爱乐之城”。
一方面，被剥夺了语言和记忆会给人带来可怕的孤独的感受；另一方面，它是令人心醉神迷、欢欣鼓舞的解放。跳出过去的身份，她也可以从所有反复出现的痛苦回忆、当下的压力及迫在眉睫的焦虑中解脱。没有脑海中的声音，她就摆脱了喋喋不休。对她来说，这种交易是值得的。她后来回忆说，这是因为她在患中风之前没能学会如何管理嘈杂的内心世界。和所有人一样，当陷入负面情绪的旋涡时，她很难控制自己。
患中风两周半后，泰勒接受了手术，从大脑中移除了高尔夫球大小的血块。她将耗费8年时间才能完全康复。她在继续进行大脑研究的同时，也与世界分享了她的故事。她指出，当内心的批判沉默之后，她能感受到巨大的宽恕和幸福感。正如她所描述的那样，她现在是“一个认为关注自我对话对心理健康来说至关重要的观点的虔诚信徒”。
她的经历以非常生动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在脑海中的声音里挣扎的程度有多么深，以至于让我们运转、思考和成为自己的语言思维流消失后，我们普遍会有良好的感觉。这是一个能够证明脑海中的声音多么有影响力的惊人证据。在较为普通的情形里，相关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现象。我们的思想不仅会破坏经验，而且它们几乎可以抹掉其他的一切。
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证明了上述观点。科学家们发现，内心的体验始终强于外在的体验。参与者在想的事情会比他们实际做的事情更好地预测他们的幸福。这证明了很多人都有过的一种苦涩经历：你现在的处境应该是快乐的（比如，和朋友在一起或者庆祝一项成就），但反刍的想法吞没了你的大脑。你的情绪不是由你做了什么，而是由你想了什么来决定的。
当脑海中的声音安静下来的时候，人们之所以感到解脱并非因为它是我们进化中的诅咒。如我们所见，头脑中有声音是因为它是一份从早到晚陪伴我们的独特礼物。它让我们在世界上活动，实现目标，创造、联结，并且以美妙的方式定义我们是谁。但当它变得喋喋不休的时候，它往往会非常强悍且让人难以招架，以至于让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它甚至可能会让我们希望最好完全没有内在的声音。
然而，在我们深入了解如何控制语言流之前，我们需要了解喋喋不休的不利影响，并在最初发现它时就进行干预。当你仔细观察破坏性的语言思维对我们的思想、身体和人际关系造成的影响时，你就会发现在纽约的大街上掉几滴眼泪其实是小事一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