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橄榄山的时刻事业上的计划博士论文虚无存在吗《响起来了》在神甫圣下神甫圣下［Hochwuerden］，对神甫之类神职人员的尊称。——译者面前的祈祷生命哲学的彼岸哲学生活的开始狄尔泰的体验生活与尼采的享受生活柏格森的巨流马克斯·舍勒鲜花盛开的庭院

“现代哲学中的实在问题和关于逻辑学的新研究”是海德格尔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从论文中人们根本看不出，在写作该论文时，海德格尔危机四伏的生活正处在转折中。他努力为“有可以清楚认识的现实性存在”这一原则和逻辑的可信赖性辩护，但此时，他自己个人生计的基础却发生了动摇。这是1911年。

在神学院寄宿并学习了三个学期的神学之后，海德格尔的心脏病又复发了。也许就像他在1915年的简历中所讲的，是由于“劳累过度”，也许是身体起而反抗这种荒谬的工作。于是，他按着神学院寄宿舍的医生的建议，于1911年2月离开神学院，回到了麦氏教堂镇，以便“完全安静”地生活度日。他的上司得到的印象是：这位天才的神学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太不稳定，难以适应以后服务教会的艰辛工作。

海德格尔在父母家里呆了整整一个学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生活之路怎么走。他心情郁闷，于是吟诗作句，寻求解脱。在他的诗里，职业的变故得到升华，变成了小诗“橄榄山的时刻〔见《圣经》马太福音第26章，或马可福音第14章。当耶稣带领门人来到橄榄山一个叫客西马尼的地方，他突然感觉十分难受，于是耶稣便对和他在一起的彼得、雅各和约翰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于是耶稣向上帝祷告：“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一切撤去。”然后马上又要上帝不要听从他的请求。后来以此比喻耶稣的精神斗争。——译者〕”。这首诗于1911年4月首次发表在《总汇报［Allgemeine Rundschau］》上：

这首诗是胡果·奥托发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海德格尔给恩斯特·拉斯罗威斯基的一些信。恩斯特·拉斯罗威斯基是弗赖堡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师从天主教历史学讲座教授海因里希·冯克，是上西里西亚人，在弗莱堡大学学习过几个学期。海德格尔视他为最知心的朋友，而拉斯罗威斯基很早就对海德格尔十分钦佩。他曾在给海德格尔的信中写道：“如果你的父亲能支持你读4—5学期，或者3—4学期，使你得以能做完博士论文，或为高校教职论文作好准备，然后就会有办法了。”（同上书，第70页）但海德格尔的父亲根本拿不出钱来。这个普通人家的儿子必须继续在教会的卵翼下当奖学金生，否则就不得不选择其他艰苦漫长的道路。

在同拉斯罗威斯基的通信中一直在讨论其他的可能性。马丁应该继续学习神学，以便以后当牧师？拉斯罗威斯基建议：只要他不理上司对他的健康情况的怀疑，他的生活是有保障的。他仍然可以毫无阻碍地完成博士学业，并且通过大学教职论文。在这两站之间，也许可以作一段乡村牧师，以使自己“成熟”起来。其后他肯定能成为神学家，前途光明。

他的这种看法是一种恭维。此时海德格尔已经意识到，他之所以向往神学，不是由于神学的内容，而是由于其中的哲学成分。第二种可能性，就是集中精力于哲学，但仍然留在天主教的范围内，不去触动教会的“真理宝藏”。哲学甚至可以争取到教会的保护：尽管信仰无需哲学的论证，但是，哲学可以反驳对科学性的错误理解，去打击科学反形而上学的狂妄自大。因为科学家把真理的价值赋予他们的命题时，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意识到，他们已经反复多次地在误用着形而上学。如果能证明，在逻辑中隐含着“生命的彼岸价值”，教会和它的“真理宝藏”所处地位就会有利得多。如果他能这样来理解天主教哲学和辩惑学［Apologitik］的话，也许他可以获得天主教界的类似“大阿尔伯特学会”或“格雷斯维护科学协会”等团体的经济支持。拉斯罗威斯基建议海德格尔，同在斯特拉斯堡执教的天主教哲学家克莱门斯·博伊姆克建立联系。博伊姆克是格雷斯协会的主席和《哲学年鉴》的主编。他特别乐意支持天主教中哲学人才的成长。天主教哲学家的前途并不光明。因为天主教以外的哲学界并不承认他们。天主教哲学占有的著名教席职位很少。

还有第三种的可能，一种最低的追求：学习某个教育专业，通过国家统一考试，然后当老师。海德格尔十分严肃认真地提过到这种可能性。因为，选择这一职业，生计便有保证，而且他考虑的是学习自然科学类的专业。

在麦氏教堂镇度过这一艰难的学期之后，海德格尔终于作出了决定。他中断了神学的学习。1911—1912年冬季学期，海德格尔在弗赖堡大学自然科学系的数学、物理和化学专业注册，但是，他学习哲学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同时，他同克莱门斯·博伊姆克建立了联系。他的文章《当代哲学中的实在问题》，就是通过博伊姆克在《格雷斯协会哲学年鉴》上发表的。同时他还同弗赖堡大学的艺术史和天主教考古学教授约瑟夫·藻厄建立了联系。藻厄是《文学评论》的主编。1912年这个杂志连载了海德格尔的长文《关于逻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1912年3 月17日海德格尔在给藻厄的信里谈到了他自己的研究计划。藻厄与教会的联系十分密切，所以，他对这位宣誓献身教会的宗教文化发展研究的学生的工作计划十分震惊：“如果想使整个事情不至于成为毫无结果的吹毛求疵和学院式的自相矛盾的曝光的话，那么，空间与时间问题的研究工作，起码必须在数学物理学方向上找到一种临时的解决方案。”（胡果·奥托：《马丁·海德格尔》，第73页）

现代物理学对时间问题的研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为教会提供帮助，这位并不熟悉哲学的约瑟夫·藻厄也不十分清楚。尽管如此，他对海德格尔还是十分满意的，因为海德格尔关于逻辑学的文章，在天主教的圈子里反响甚好。拉斯罗威斯基在1913年1月20日的信中告诉他这一反响：“我最亲爱的，我有一种感觉，你将会跻身于各个大学都要争夺的那些伟大人物们的行列，你绝不会屈居于他们之下的。”无论如何，“天主教同整个现代哲学体系根本不合拍。”（同上书，第75页）他认为，海德格尔不应该让自己蛰居于天主教的樊笼中，应该到非教会的杂志上去发表文章。

一方面，能继续保有在天主教环境中所获得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沾上教会哲学的坏名声，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平衡动作。他的朋友在通信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拉斯罗威斯基写道：“你必须以天主教徒的身份开始。见鬼！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同上书，第76页）最好是让它再掩护你一段时间，而且这样做还有一个有利的附带效应：“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你给自己罩上一层神秘的阴影，使‘人们’对你产生好奇。然后你就比较好办了。”（同上书，第76页）

这位冷静的、多少有点爱上了马丁·海德格尔的拉斯罗威斯基，到处打听空缺的天主教哲学教授职位的情况，为他的朋友做宣传。为此，他专程去了圣·德意志馆，在那里遇见了私人讲师恩格尔伯特·克雷伯斯。他是来自弗赖堡的牧师兼哲学家，比海德格尔年长8岁。他向拉斯罗威斯基表示，帮不了他什么忙，因为他自己也有待进一步发展。当克雷伯斯1914年结束了罗马之行，回到弗赖堡时，海德格尔马上与他建立了联系。后来有好几年，他们都是好朋友。但是，海德格尔脱离天主教时，这种友谊也随之结束。

拉斯罗威斯基还帮着海德格尔找经济来源。在布雷斯劳的天主教同学会中，他找到了一位老先生，他的说服使这位先生相信，海德格尔是德国天主教哲学的希望，诱使他向海德格尔提供了一项私人贷款。放弃神学学习以后，海德格尔就靠这项贷款，以及弗赖堡大学经管的奖学金中的一点钱，加上给人做家教挣的钱过了一年。1913年夏天，海德格尔获得博士头衔。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心理主义中的判断理论》。

海德格尔的博士论文证明，他是胡塞尔的勤奋好学的学生。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用胡塞尔的思想同心理主义的代表人物争论，反对用心理的东西来解释逻辑的内容。受到这位信心十足的博士生批判的，都是很有名望的哲学家，比如特奥多尔·李普斯，威廉·冯特等。同心理主义的争论，迫使他第一次思考时间问题。这个问题后来成为他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的核心问题。

作为心理行为的思想活动，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它需要时间。但是——海德格尔用胡塞尔的口气说——思想活动的逻辑内容却独立于时间。“逻辑的东西是一种‘静态现象’，处于一切发展和变化的彼岸，既不生成，也不出现，只是有效。它是某种可以被从事判断的主体加以‘把握’的东西，但是，它绝不会由于这种把握而发生些许改变。”（海德格尔：《早期著作集》，第120 页）眼下与数年之后不同，时间在海德格尔这儿还不是把一切都拉入运动的存在性力量［Seinsmacht］。现在还有彼岸存在。海德格尔进一步追问：这种逻辑的东西“意义”何在？对此他写道：“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也许是终极的东西，不可还原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对它作进一步的澄清，任何进一步的提问都必然遭到失败”。（同上书，第112页）

静态的逻辑，必然会同时间性的、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现实性形成了一种张力。海德格尔通过例子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这个例子对他晚期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关于“无”的问题。他研究了判断活动中的否定问题。我们可以说“这朵玫瑰花不是黄的”或者“老师不在场”。这个“不”的意思是，某个我们期待的，或者与我们有关的、确定的东西不在眼前；缺了某种东西，比如玫瑰缺了黄色或老师缺了在场。从这种缺欠中，从这个“不”中，我们抽象出了“无”。它只是一个思想之物；只有在思想行为中才找得到这种“无”；在现实性中是找不到它的。因为在现实性中，“当一个东西不存在时，我不能说它存在。”（同上书，第125页）。

后来在1930年的讲演《什么是形而上学？》中，海德格尔把一切形而上学——包括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在内——的源泉，都纳入对“无”的经验之中。“无”比“不”和否定更原初。“无”是从“深深的无聊和人生此在的深渊中冒出来的。”（《路标》，第29页）在那里，“无”就是把整个世界置入可疑的、最令人惶恐不安的神秘的状态之中的东西。

这种情绪对年轻的海德格尔也并不陌生。不过，还没有把它接收到他的哲学中来。他还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大学生，因此，他的研究工作仍停留于学院允许讨论的范畴之内。也就是说，对他来说，“无”只存在于判断之中，不可能在现实性中遇到“无”，这个基本原则仍然有效。他此时使用的论据，正是后来逻辑实证主义者鲁道夫·卡尔纳普用以反对他和他的哲学时所使用的论据。

但是，海德格尔毕竟和卡尔纳普不同。年轻的海德格尔是出于形而上学的动机才成为一个逻辑学家的。他发现，“我们只能在判断行为中，在精神中遇到‘无’”，这并不影响他把关于“无”的存在论当作毕生的事业。因为，深藏在我们精神中的东西，恰恰正是伟大的存在本身的投影。“否定”只有通过我们才来到世界上。正是从这个微不足道的关于“否定”的语义学讨论中，生成一个庄严宏大的关于存在与“无”的存在论。然而，在这种存在论中，“无”便不再是被冷处理之后的判断中的“无”，而是畏惧之无。我们已经看到，在海德格尔1912年的哲学尝试中，还找不到表达这种情绪的语言。比如，在讨论无人称句问题时，他还没有十分认真地对待无主语句中所隐藏的有关现实的忧虑性这个方面。我们说，“打闪了”。谁打的闪？“我想用神秘的‘es（它）’表达一种性质，一种瞬间状态，还是说，这个判断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早期著作集》，第126页）在那里打闪的“它”是什么或者是谁？海德格尔没有像后来那样对此进行深究，而是先转而分析另外一个例子：“爆炸了”。他写道：“比如，当我和一个朋友在军事演习中跟着炮兵连进入射击阵地时，突然听见炮弹飞来的声音，我说：‘快，爆炸了。’——在这种情况下，什么爆炸了，是十分清楚的。这个判断的意义就在于现在已经发生的爆炸之中。”（同上书，第127页）

海德格尔之所以对非人称判断感兴趣，是因为他想向人们指出，无论是“心理学的研究”，还是“对词的意义的清晰规定和解释”，都无助于揭示判断内容。为了揭示判断的内容，必须对行为环境的联系进行认识和理解。几年之后，海德格尔正是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语用问题 ，作为其存在问题的大舞台。此时，他只不过是在“爆炸”这个问题上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正处在大战爆发前夜。

通过军事演习的例子，所谓“生活世界”进入了严格的精密分析。

1913年7月26日，海德格尔以最优异的成绩在哲学系通过了博士考试。他的博士导师是天主教哲学讲席的主持人阿图尔·施耐德。施耐德当年夏天已经接受了斯特拉斯堡帝国大学的聘请去斯特拉堡执教了。但是，海德格尔在枢密顾问官，哲学系最有影响的天主教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克教授那里找到了支持：他支持年仅24岁的年轻人来代替刚刚离去的施耐德，主持空缺的哲学讲席。不过，教神学的私人讲师恩格尔伯特·克雷伯斯正在暂时代行其职，而克雷伯斯也觉得有望获得这一教席。克雷伯斯和海德格尔这两位交好的朋友为此成了竞争对手。1913年9月14日克雷伯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晚上5点到6点，他（海德格尔——作者按）来找我，告诉我，冯克敦促他写一本哲学史专著，以获得大学教职资格。他还说，冯克说话的口气使他清楚地感到，他是告诉海德格尔，在教席正值空缺之际，他应该尽快往前赶，以便早日成为私人讲师。我现在的临时代理只不过是为海德格尔暖着位子而已。”（奥托：《马丁·海德格尔》，第81页）

开始，竞争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友谊。海德格尔第一次来访之后，克雷伯斯记述道：“此人头脑敏锐而谦逊，且举止老练。”（同上）谈话给克雷伯斯造成这样的印象，他“毫无妒忌地承认，海德格尔已经是施耐德教席当之无愧的后继人了。”（同上）1913年年底，克雷伯斯在日记中写道：“很遗憾，他没有能早两年完成（他的论文）。现在我们正需要他。”（同上）

克雷伯斯和海德格尔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经常互相帮助。克雷伯斯必须教授形式逻辑，而他在这方面并不内行。海德格尔帮他准备讲稿。克雷伯斯写道：“他给我的帮助也许比他注意到的还多。”（同上）而克雷伯斯则向海德格尔在经院哲学史方面提供帮助。

海德格尔教职论文的题目，就选定在这个领域。本来他想继续他的逻辑研究，研究“数概念的本质”。但是，由于他现在有希望获得天主教讲席的职位，便转向经院哲学。另外，为了获得1913年的奖学金，他也必须做这方面的题目。这里所说的奖学金，指1901年由奥格斯堡的舍茨勒尔工业家族创建的奖金丰厚基金：“颂扬圣·托马斯·阿奎那基金会”。

为了这份奖学金，1913年8月2日应为“20日”，见奥托，《通向海德格尔传记之路》。——译者海德格尔向弗赖堡的教堂修士咨议会递交的申请书中写道：“请允许忠实顺从的申请人，就获取奖学金事宜，向最尊贵的修士会议……提出最恭顺的请求。忠实顺从的申请人决心致力于基督教哲学的研究，并以此开拓自己的科研生涯。因为该人生活于贫困之中，所以他将对最尊贵的修士会议由衷地表示感谢……”等等。海德格尔必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递写这种令人感到屈辱的信件显然，这里指的是，海德格尔为了获得奖学金，必须每学期或者每年写一次申请，表白一次对天主教的忠诚。——译者。这深深地伤害了海德格尔。乞丐很难宽容那些他不得不向其乞讨的人。尽管，或者恰恰因为这些尊贵者曾经向他提供过帮助，所以海德格尔后来从来不曾讲过这些尊贵者的好话。但是，麦氏教堂镇上那小市民的教会在他看来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他的家乡故土。他终生都觉得他属于那里。每当他回到麦氏教堂镇的时候，即使是年事已高的日子里，他总是要去圣马丁教堂作礼拜，而且总是坐在他于顽童时就坐的那条唱诗班的长凳上。

眼下海德格尔还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天主教哲学家，所以修士会议给海德格尔每学期资助1000帝国马克。靠这一笔钱当时完全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一学期。在奖学金通知书上，副主教尤斯图斯·克奈希特明确规定了这笔奖学金的使用目的：“我们相信，您将忠实于托马斯哲学的精神，基于这种信任，我们同意……”（同上书，第80页）

海德格尔享受这种支持长达三年之久，一直到1916年夏季。也就是说，三年之久他都与托马斯主义和经院哲学联系在一起，这里我们分不清到底出于本人的倾向，还是出于责任。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也分不清楚。1915年12月当他第三次为获取该奖学金写申请时，他写道：“最忠顺的申请人坚定不移，愿以终身的科学研究工作去融会贯通［Fluessigmachung］ 经院哲学中的思想遗产，为基督教-天主教生活理想的未来而进行精神上的战斗，以答谢最崇高的红衣主教教会团对申请人的无比信赖。”（同上）

此时海德格尔在哲学上的抱负小得出奇。在1915年写的简历中，他还把中世纪思想家的解释工作称之为他终身的工作。当然，他想把这种解释中所发现的思想宝藏用于现实的斗争，即用于为“基督教-天主教的生活理想”而进行斗争。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业已爆发，成千上万的人战死沙场，生活哲学也在此时获得全胜。尽管如此，在海德格尔的哲学工作中，人们找不到这些事件的任何痕迹。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早期关于逻辑的哲学研究，都反对19世纪后期的唯物主义和机械论。此后，海德格尔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各种形式的生活哲学，但是，只有“融会贯通［Fluessigmachung］”这种说法表明，海德格尔这时对生活哲学的动机有了感觉。因为“融化稀释［Verfluessigen］”正是那个时代生活哲学的要求。

几年前，对海德格尔来说，生活哲学还是一种现代社会的过于灵敏的幽灵，也就是说，他对它们不屑一顾。1919年他在《学者》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哲学，应是真理的永恒物之镜。然而，当今的哲学却只知道重复反思各种主观意见、个人情绪。反理智主义使哲学变成了‘体验’，人人都成了印象派……今天，人们已经不再按世界观来剪裁生活，而是世界观按生活来剪裁自身。”（法里亚斯：《海德格尔与纳粹》，第90页）

海德格尔对生活哲学的这种严厉的保留态度，不仅仅囿于他当时的天主教生活的彼岸价值，而且还有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影响。当时海德格尔准备在李凯尔特指导下完成教职论文。李凯尔特后来曾经对生活哲学作了如下概括：“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用概念来掌握生活，将它固定化，因此我们必须从纯粹的、活生生的生活躁动中走出来，到系统的世界秩序中去。”（李凯尔特：《关于生活的哲学》，第155页）实际上，海德格尔也把这作为自己哲学的走向。

生活哲学一直受到学院哲学的排斥。海德格尔起初也属于学院哲学一派。但是，在大学之外，生活哲学早已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思潮。就像以前“存在”、“自然”、“上帝”或者“自我”曾是时代的中心概念一样，今天“生活”成了中心概念，而且也是一个战斗概念。它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它是一方面要反对新的“似乎［als-ob］”唯心论。这种唯心论受到德国大学中新康德主义者的维护，当然也受到市民的道德习俗的维护。同时“生活”这一口号反对的另外一种倾向是：没有灵魂的唯物主义。这是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遗产。实际上，新康德主义的唯心论是对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回答：如果人们把精神同物质生活分裂开，使之成为分立的二元，就已经是对精神的打击。这样人们便无法回护精神。相反，现在人们必须自己把精神重新带到物质生活中去。

在生活哲学中，“生活”这个概念的可塑性和包容性很大，以至于可以囊括一切，如：灵魂、精神、自然、存在、动力和创造力等。生活哲学是狂飙运动反对18世纪理性主义的重演。当时狂飙运动的战斗口号是“自然”。如今“生活”这个概念起着同样的作用。“生活”是形式的充实［Cestaltenfuelle］，是进行发明的王国，是可能性的汪洋大海。它难以预测，充满了惊涛骇浪，因此我们不再需要彼岸了。此岸的内容已经够丰富了。生活既是驶向远方海岸的航程，又是近在咫尺的事，是追求塑造自身的生动性。“生活”是青年运动的口号，是（艺术中）青春风格的标语，是新浪漫主义的旗帜，是教育改革的号令。

1900年以前，资产阶级的青年都以老派为时髦，青年人都雄心勃勃，孜孜以求，努力实现自己的抱负。新闻报纸大登广告为快速蓄胡须提供良方。眼镜成了当时身份的标志。人们纷纷效仿父辈，身着笔直的高领制服，还处在青春期的青年就套上了小礼服，迈着四平八稳的方步。当时，“生活”被认为是冷静的，青年人都到营造冷静的生活中去磨炼自己的棱角。可是现在，生活激动人心、富有开创性。生活就是青春本身。青年不再是需要遮掩的缺陷。恰恰相反，老年才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进行辩护。老年开始带有衰亡、僵化的嫌疑。整个文化，即威廉二世时代的生活，都被传讯到“生活的法庭上”（狄尔泰语），必须对下面的问题给予回答：这种生活还活着吗？

生活哲学被理解为生活之哲学，但是，“之”是主语意义上的“之”，即由生活所创造的哲学。它不是对生活的哲学思考，哲学本身就是生活，生活就活在它的哲学活动中。作为哲学的生活哲学想成为生活的器官。生活哲学要把生活提高为新的形式，塑造生活的新形象。生活哲学不想去为生活寻求生活的价值。它已经充满信心，去创造一种新的价值。生活哲学是实用主义的活力论的变种。它根本不再问一种现实是否有用，而是问，这种观点的创造性和潜力有多大。对生活哲学来说，生活比理论更丰富，所以它厌恶生物主义的还原论，因为这种理论把精神拉到生活的水平之下，而生活哲学恰恰要把精神抬高到生活的水平上。

1914年以前，生活哲学的伟大先驱是尼采、狄尔泰、柏格森和舍勒。

尼采把生活等同于创造性潜力，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把生活称之为“趋于权力的意志”。生活向往它自身，向往塑造自身；意识同生活的自我塑造的原则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可以是塑造生活的积极的推动因素，也可以是阻碍的因素。意识可以产生谨慎，道德的顾忌，也可以产生灰心丧气听天由命的情绪。所以意识可以破坏生活的激情。当然，意识也可以服务于生活：它可以预先设定价值规定，使生活有勇气，走向游戏的自由活动，走向文雅，走向高尚。不过，无论如何，意识为生活准备的命运也就是生活为自己准备的命运。提高生活的是意识，破坏生活的也是意识。但是，意识的作用到底是提高还是破坏这并不取决于盲目无知的生活过程，而是取决于有意识的意志，也就是取决于与生活面面相对的意识的自由。尼采的生活哲学，把“人生”从19世纪晚期决定论的束身衣中解放出来，把本来就属于生活的自由还给了生活。这是与艺术家业已完成的作品完全不同的艺术家的自由。尼采宣布：“我想作我的生活的诗人”。在真理概念上，尼采得出的结论是众所周知的：根本不存在客观真理；真理只是幻想的形式之一；它完全服务于生活；这就是尼采的实用主义。但这种实用主义同英语国家的实用主义不同。它以酒神狄俄尼索斯式的生活概念为基础。达尔文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作为生命发展规律。尼采对于达尔文主义的这个教条十分厌恶。对达尔文来说，这是一种功利主义道德的设计。这个小市民设想了一种自然，在这个自然中，人们对职业生活的适应终会得到报偿。而对尼采来说，自然是赫拉克里特式的嬉戏的儿童：自然塑造了雕像然后又把它打碎。自然就是这样的创造的过程。在其中取得胜利的不是适应者，而是强大的生命之力；活下来并不是胜利。只有在挥霍生命之时，在尽情享乐时，生命才在多余之中庆祝自己的胜利。

尼采的生命哲学是积极的，富有艺术性的哲学。开始，他的“趋向权力的意志”并不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而是作为一种美学观点发生影响。他的生命哲学使艺术重新获得了自己的自我意识自信。艺术曾一度在科学思想的压力下丧失了这种意识，屈从于模仿论教条的统治。如今，同意尼采观点的人可以说：如果艺术和现实互相不能取得一致，就等于说现实有了严重问题！

本世纪初，所有的重要艺术流派，不论是象征主义，青春风格，还是表现主义，都受尼采思想的启发。美学的“趋向于权力的意志”有好几个名字。在弗洛伊德的维也纳，潜意识格外受器重，于是神经质就成了真正的生命力（活力）：“当神经的激情完全解除了束缚，人，特别是艺术家，完全听凭自己的神经的指挥，置理性和感性于不顾，这时，曾一度消失的对艺术的欢乐便又回到了艺术之中。”（海尔曼·巴尔语，1891）表现主义者则要求“把一切艺术手段和力量联合在一起，以使社会获得新生”（胡果·巴尔语）。格奥尔格团体的人也相信，独立自主的艺术精神，可以使国家与社会获得“新生”。弗兰茨·魏尔弗尔宣布“心登王位”。这是艺术家能创造一切的狂想节日。生活哲学把艺术从对现实原则的屈从之下重新解放出来：艺术家又敢于用想象与现实相对抗。他们相信，现实也会变化。“幻想、抗议、变化”构成表现主义的三刃剑。

尼采生命哲学专管放纵。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则专司体验。狄尔泰根本不管生物学的事。他想通过人文科学的研究来弄清，什么是人。但是，他找到的都是一个个具体作品和形象，以及大量的立场和观点；精神生活在它们身上显示出自己的全部财富。狄尔泰理论中的生命是书的宇宙，其中存在着无数的语句，每个句子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生命总是不断把这些分散的句子综合在一起，得到一个整体性的意义。精神的生命带给这些语句各种丰富的形象。当精神已经在文化作品中客观化时，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把僵死的精神从僵化的形式中重新复活，这种精神生活造成的形象看起来就会像骷髅地一般〔此说法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23章33行：“又到了一个地方，叫骷髅地，就在这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译者〕。文化的复活是通过理解来实现的。理解是精神体验，是异在精神客观化的方式，是精神使固化的东西重新“液化”的方式。狄尔泰首先使用了这个说法。当海德格尔说，为了为天主教的理想而斗争，要对经院哲学施以“液化”时，便是从狄尔泰那里接受的这个说法。理解是把过去了的生命重新找回来。理解是一种重复。体验本身进行重复的可能性，就是它对时间“转眼即逝”的胜利。但是，在那些时代出现的作品，并不让人们把它们的形式客观地约束、固定下来。每一个理解行为本身都是一个特定的解剖行为。这样我们总是裹挟在不断向前流动的、不断去旧翻新的时间之中——立场、观点、想象、世界观，所有这一切都在连续不断的变换中。狄尔泰问道：“哪里有克服这种信念上的无政府状态（它对信念造成了直接的威胁）的方法［Mittel］？”（狄尔泰：《在人文科学中的历史世界的结构》）对于这位德国经济繁荣时代的思维敏捷的德国学者来说，这种无政府状态是十分可怕的。因此他相信，精神生活一定会服从一种秘密的秩序。他也说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无论如何，他想做人类乐园的园丁。“生活”在狄尔泰的口里听起来十分亲切，不带任何尼采式的疯狂。“生活是一种最基本的事实，一切哲学都必须由此出发。我们从内部亲知到它，在它的身后不可能再有什么可追问的东西。生活是不可能被带上理性的法庭的。”

尼采想使他的生活成为哲学，狄尔泰想使精神的作家重新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前者把对生活哲学的追求当作生存的历险，后者把它当作对教育的经验。

尼采和狄尔泰都是19世纪的人，柏格森才是20世纪的生活哲学天才。他曾试图把生活哲学发展成为一种哲学体系。他的主要代表作《创造进化论》的德文版的发表，立刻在读者中引起了史无前例的反响！1913年舍勒在“生活哲学之尝试”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目前，文化界到处都大声叫着柏格森的名字，以至于使听觉敏锐的人们怀疑，柏格森的著作是否真的值得一读”（舍勒：《论价值的革命》，第323页）。舍勒说，柏格森还是值得一读的。因为，在柏格森哲学中，表达了一种人对待世界和灵魂的全新态度：“这种哲学用它开放的指示性之手向全世界作着手势，用睁得大大的自由的眼睛向世界递着眼色”。“但这不是怀着批判态度眯起来的眼睛里透出的怀疑的目光——如笛卡尔掷向事物的目光那样。也不像康德的眼睛那样，从里面露出的精神之光是如此陌生，好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威严地落在东西上，逼视着它们。在柏格森眼睛里，直到它的精神源头都流淌着存在的溪流，这股存在流在这眼里是如此自然，就如同本来就应享受的成分一样”（舍勒：《论价值的革命》，第323页）。

柏格森以他的前辈叔本华的类似的方式，揭示了关于生活的知识的两个不同源泉：一个是理智，一个是直觉（在叔本华那里是对意志的内在的体验）。理智就是那种已被康德作过详尽分析的能力。柏格森接受了康德的结果，认为空间、时间、因果性、广袤，都是理智的范畴。柏格森改变了观察的角度：他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观察理智。在他看来，“理智乃生物进化之产物，是生活世界中进行定向和对行为进行控制的器官。理智经受过考验，是生物对现存的生存条件灵活适应的表达。”

这就是说，理智是对迎面而来的存在与生存的丰富性与杂多进行过滤的体系，其目的就是为了存下来。（在叔本华那里情况类似，理智只是意志的工具）

到此为止，柏格森是一个实用主义生物学家。但是，接着他又勇敢地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他的想法并不复杂：既然我们的分析可以达到理智的界限，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已经超出了这一界限了，否则我们便不可能发现它的局限性。所以，一定存在着一个界限“之外”的区域。柏格森指出，这个“之外”应是某种内在的东西，它就是直觉。在直觉中，在这种内部经验中，存在不再是我们可以与之保持距离的对象。我们直接经验我们自身时，总是把自己作为存在的一部分来经验的。“充满着世界的物质和生命，同样也存在于我们内部。在我们的内部，我们同样可以感觉到那种在一切东西之中从事创造活动的力量。”（同上）从有助于生存下来这个意义上看，理智是服务于生活的，但是，直觉使我们更加接近生活的秘密。从世界的整体来看，生活就是一个无尽的波涛，它在直觉的意识中自由激荡。“如果深入我们自己的内部，我们会接触到更深的地方，而另一股更强大的撞击又会把我们冲回表面……”（同上书，第339页）普鲁斯特的“研究”奇迹，应该归功于柏格森这种走向自己内部的指示：生活在这里显示着自身，特别是对时间的内在体验中，充满了神秘，激起联翩浮想，引人入胜。生命展示着自身。指向外在目的理智，形成了可测量的、均匀的时间（牛顿： “tempus-quod-aequaliter fluit”）〔拉丁文，意为总是均匀流动着的时间。——译者〕。而内在的经验，也就是直觉，它结识了另外一种时间。它就是绵延［duree］。生命“绵延着”，是说，我们的生命以不同的节奏，不同的密度，带着不同的回旋和回流，处在一种连续不断的流动中。这里没有流失任何东西，这是一个不停的生长过程。每一点都是唯一的，因为它同以前推动着我们的过去，在任何一点上都不完全相同。因为流过去的当下，都已经进到了过去之中，使过去发生了改变。人在时间中的运动就像在媒介中的运动一样。不过，在进行着自己的生活的过程中，人也“时间”着时间。这就是说，人具有创造性，自发性。人这个实体总是不断重新开始。柏格森认为，在时间体验最深沉的内部，潜藏着对创造性自由的体验。自由作为创造性的潜能驱动着整个宇宙万有，在人类对自由的体验中，自我意识找到了宇宙的创造性自由。直觉将我们带到世界的心脏。“在绝对中，我们存在，我们徘徊，我们生活。”

这就是1914年以前的哲学。它吟咏着“生活”这个主调，如此庄严，如此令人着迷，如此自我陶醉，如此激动人心，充满希望。然而，年轻的海德格尔并没有让这股浪潮裹挟着自己前进。1913年海德格尔以枯燥、死板的对“纯逻辑”展望结束了他的博士论文：人们可以在“纯逻辑”的帮助下“接近认识论问题”，并且可以“把‘存在’的整个领域依据其不同的现实形式区分为不同的区域”。（《早期著作集》，第128页）

我们在海德格尔的论文中，根本找不到舍勒在同一时间完成的“生活哲学的尝试”中表现出的那种觉醒的痕迹。舍勒写道：“世界观的改造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它将像一个长年囚禁在阴暗牢房内的人第一次走进鲜花盛开的花园一样。这座牢房就是人类生活环境和它的文明。它一直被那种为纯机械的东西、或能够加以机械化的东西服务的理智包围着。而那个花园就是上帝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它影响着我们——尽管只是从那遥远的地方——渴望向我们祝福。那个囚徒就是那肩负着他自己的机构、呻吟着、叹息着，朝前走着的今天和昨天的欧洲人。他眼睛只看着土地，身体只感到重压，忘记了他的上帝和世界。”

令人惊奇的是，年轻的海德格尔还没有完全理解这种生活哲学觉醒的情绪，更令人惊奇的是，在外边，搅在时代哲学的喧哗中的许多题材和主题，如对时间的其他经验，对僵化精神的稀释、松动，对抽象认识对象的消解，把艺术作为真理之处所，等等，都是后来海德格尔哲学的主题和问题。

非得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海德格尔昨日的世界才得以崩溃。在海德格尔以自己的方式揭示出“生活”，并以“现实性”和“生存”的名义让它受洗之前，还不得不置身于形而上学之中，无家可归，到处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