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极简史:1949至2019的年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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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1951年“边打”与“边建”

1951年,新中国的施政方针,就六个字:“边打,边稳,边建。”社会面貌则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边打抗美援朝战争,一边恢复经济搞建设。

新年是从一份战争捷报开始的。1月4日,从抗美援朝前线传来消息,中朝军队联手作战,打过三八线,还光复了汉城。从1950年10月25日到1951年5月,我方连续发起五次战役,一举扭转朝鲜战局,由美国等16个国家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被迫南撤,战线长期稳定在“三八线”南北。

7月,美国不得不答应谈判。首轮谈判开始时,双方在划分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僵持不下,现场竟出现两个多小时的静默,成为世界谈判史上的一大奇观。美国方面的代表说,那就让炸弹和大炮去辩论吧。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的回答是:“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面对的是世界上头号经济军事强国和庞大的西方阵营。1950年,美国钢产量达到8700万吨,而中国只有61万吨。那时候,人们把大炮叫做“战争之王”,但志愿军一个军只有31门大炮,而美国的一个军却有1500多门。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但又不得不打的“立国之战”。中国人的意志遭受最严峻的考验。

在接下来的打打谈谈的中美“对话”中,1952年10月在朝鲜金化郡五圣山南麓爆发的上甘岭战役,持续鏖战43天,战斗惨烈程度世所罕见。美军调集大炮、坦克、飞机,向我志愿军两个连据守的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阵地上所有草木荡然无存,山头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焦土。我军击退敌人900多次冲锋而岿然不动。在志愿军15军135团7连的坑道里,战士们已经7天没有水喝了,只好用自己解下的小便止渴。运输员刘明生把在路上捡到的两个苹果送给连长张计发时,张连长将苹果给了步话员,步话员又传给了重伤员。苹果在坑道里传了一遍,又完整地回到张连长手中。战斗结束时,这个有160人的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

在抗美援朝前线,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包括舍身堵敌人机枪眼的黄继光,为了不暴露部队潜伏位置、宁可自己被烧死也不挪动身体的邱少云,手持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等等。

赶赴前线采访的作家魏巍,这年4月发表《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文章,至今还被选进一些中学课本。新中国的几代人,都把自己对朝鲜战争的感受,把一个民族的尊严,把一个民族的和平愿望,浓缩进了这篇报告文学,浓缩进了稍后出现的《英雄儿女》和《上甘岭》这样的电影,浓缩进了“风烟滚滚唱英雄”和“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样的歌声……

所有中国人的爱国热情,都被奇迹般地调动起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面孔,把“边打边建”的顶层决策,化作了一场“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

人们加班加点地工作,把增产增收的东西捐献成飞机大炮,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增加产量、捡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一架“石景山钢铁厂号”;甘肃玉门油矿的职工,在8天内用增产所得捐献了一架“石油工人号”;四川简阳县的棉农们发起“一斤棉”捐献运动,在两个月内捐献了两架“棉农号”。中小学生们也通过放学后捡粮食、打柴火换来的零钱,捐献了“儿童号”和“中国少年先锋号”。一些资本家也捐出了他们的爱国心,捐献最多的是著名的荣氏家族,捐出7架飞机。连青海塔尔寺的僧人,也出现在了爱国捐款的队伍里。

据抗美援朝总会的数据,他们组织的捐款,就达到55656多亿元(旧币),折合成战斗机3710架。

一人捐献了一架飞机的豫剧演员常香玉,还去朝鲜前线慰问演出,为战士们带去这年创作的《花木兰》。其中的唱词,“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火遍中国,流传至今。

“打仗当英雄,劳动做模范”,成为一代人追求的时尚。前线和祖国,架起一座世界上最为厚实的精神桥梁。

1月17日,东北齐齐哈尔机床厂马恒昌小组,向全国工人提出竞赛。此前他们改进了15种工具,创造了25项新纪录。到3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竞赛的厂矿单位有2810个,参加竞赛的职工人数有223.2万人。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细纱值车女工郝建秀,创造了一套工作法,减少细纱机的断头,缩短断头的延续时间,使皮辊花率达到30.25%,值车能力由300锭逐渐提高到600锭。经总结、提高,“郝建秀工作法”在全行业推广运用。郝建秀后来被政府先后送到工农速成中学和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深造。

大规模兴修水利的“战争”,也在这年拉开帷幕。上一年淮河流域发大水,受灾的耕地面积达到4350万亩,受灾人口1300多万。为根治淮河水患,中央政府投入巨资,建设大规模导淮工程。1951年5月,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在淮河流域的几千里堤防上,先后有上千万民工,打响了新中国改造大自然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

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传唱着各式各样的“治淮歌”。其中一首唱道:“长江北,黄河南,淮河弯弯在中间,穿过无边的大平原。淮河要修好,不怕旱涝年,守牢大河湾,人人吃饱饭……”还有一首唱道:“一劝我的郎,治淮要记清,你不要把那家中的事,常挂在心。虽然是阿公婆年纪高迈,春耕和生产,有我来照应……”

8月,历时9个月的根治淮河第一期工程完成了。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荆江险段,著名的荆江分洪工程建设也进入了关键时刻。到1952年,全国有两千多万人参加水利建设,相当于修了10条巴拿马运河、23条苏伊士运河。

思想文化领域的建设,人们这年记忆深刻的,是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主要是因为这部片子涉及怎样看中国近代的历史人物和中国农民的出路问题。还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这两部长篇小说,以及歌剧《白毛女》,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当时的中国人,把这个奖项看得很高。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品,都反映了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配合了正在走向深入的土地改革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