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小说《张居正》的对话

问话者：周百义，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责任编辑。

答话者：熊召政，作家、诗人，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作者。

周：翻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有许多对历史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人物。无论是有作为的帝王，还是一代贤臣良将，都使人难以忘怀。但是你为什么选择了并不太为人熟悉的张居正作为你审美创作的对象？

熊：我写张居正，可以说是出于某种机缘。大约在少年时代，我听说一幅对联：“一等人，治家报国；两件事，读书种田。”老人告诉我，这幅对联的作者是明代的宰相张居正，这是我最早知道张居正的名字。1982年，我去荆州参加一次笔会，才知道张居正是荆州江陵人。又十二年过去，到了1994年，其时我已下海，有一次，在深圳与一个学历史的商界朋友谈及历代帝师的下场。他说：“所有的帝王之师，下场最惨的莫过于张居正，明神宗是一个薄情寡恩的人。”此后不久，我又读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其中对张居正任首辅期间实施的“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赞誉有加。由于以上这些机缘，促使我搜寻史料，开始了对张居正这个人物的研究工作。

把张居正这个人物放在历史中考量，可以用“生前显耀，死后寂寞”这八个字来概括。翻阅史志及明人笔记，对张居正事功行状的记述并不算少，但说好话的不多。张居正的同代人中，真正对他欣赏的是大思想家李贽。万历六年，李贽的好友、泰山学派的传人何心隐，在湖北讲学时对张居正推行的改革多有贬抑，在张居正授意下，湖北巡抚把何心隐逮捕下狱，也不问谳定罪，竟用沙袋将其埋压致死。李贽对此非常沉痛，写了一篇悼何心隐的文章，把何心隐与张居正并称为两个人杰，认为张居正并无残害何心隐之意。从李贽的人品风骨来看，他说这段话是真心的，并没有讨好张居正的意思。还有一些人，既肯定张居正的功绩，也对他的行事方式及人品颇有微辞。这些人中，以张居正死后的礼部尚书于慎行为代表。于慎行是张居正选定的给小皇帝讲学的讲师之一，本可飞黄腾达，只因他在万历四年的刘台事件以及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中，对张居正的做法多有批评，从此官运一蹶不振，直到张居正死后才受到重用。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万历皇帝决定抄张居正家的时候，却公开站出来为张居正主持公道，并致信给主持抄家的御史邱橓说：“居正生前，众口争颂其功而无人敢指其过，居正死后，众口争斥其过而无人敢颂其功。”他认为这两种现象均不正常。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写道：“张居正本身是一个令人感情激动的题目。”许多史籍给予张居正的评价，都没有这句话如此煽情而又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作为一名改革家，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卓有成效的一个，可是作为一个人，他却是一个失败者。黄仁宇把张居正遭人痛恨的原因归根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我赞成这种说法，但转而细想，张居正若不这样做，改革又怎么能获得成功！儒家讲求宽厚仁爱，但面对一个百弊丛生的政治局面，一个有志于芟除弊政廓清浊气的政治家，如果一味地讲求宽厚仁爱，那么就不可能扭转乾坤。一种制度、一种风气一旦形成社会主流，要想改变它何其艰难。而张居正从事的改革，正是要改变社会，这就注定了他要同社会主流的代表者——文官集团作对。如果说他死后被抄家的悲剧来自于皇权，那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因为他得罪了当朝的文官集团。

从传统的文化观念判断，张居正是法家而非儒家。循其文化内核，儒家讲稳定，法家讲进取；儒家讲操守，法家讲事功；儒家循规蹈矩讲秩序，法家审时度势讲变通。张居正之为人是外儒内法，因此他用人的特点是“只用循吏，不用清流”。他所启用的部院大臣以及各镇总兵，如工部尚书（水利专家）潘季驯，户部尚书（财政专家）王国光、梁梦龙，刑部尚书（法律专家）王之诰，蓟镇总兵戚继光，辽东总兵李成梁等等，都是有明一代的杰出人物。正因为有这样一批精英共同管理国家，推行改革，才产生了名垂后世的“万历十年之治”。这一点，即便是张居正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治国之才。但张居正最大的失误有两点，一是权力稳固之后，他刚愎自用，也偶收贿赂；二是得罪了清流，如当时的文坛领袖王士贞与汪道昆，都是他的同年进士，张居正担任首辅后，他们也都主动投到门下，希望能够晋升，但张居正觉得他们都是吟风弄月的文人，没有创立文治武功的胸襟，因此而冷落他们。正是这些人在他死后与反对派联手，对他精心培植的改革力量与家人进行了残酷打击与无情迫害。特别是邱橓，当万历皇帝重新启用他并委派他前往荆州张居正大学士府主持抄家时，其酷刑逼供已达到丧心病狂地步。张居正的大儿子被迫上吊自杀，留下血书痛骂邱侍郎。据说这封血书传到京城，就连张居正生前的反对派也认为做得太过分，纷纷写信规劝或制止。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万历十二年，万历皇帝剥夺了赐给他的所有封赠，只差一点没有开棺鞭尸。他的家人也死的死，谪戍的谪戍，生离死别，何其沉痛！至此，在他死后半个世纪，大明王朝再无人敢提起张居正这个名字。有趣的是，最后对崇祯皇帝提出建议要给张居正平反昭雪的，竟是万历五年在夺情事件中被张居正迫害打断双腿、后来终生残疾的邹元標。邹元標当时是新科进士，尚在观政期间，被廷杖后，长期流放贵州，直到张居正死后才平反回京。此人是万历之后晚期的重要人物，亦是东林党的精神领袖，崇祯时期，已八十多岁，领御左都御史。他看到大明天下在张居正死后竟如此迅速地上崩鱼烂，这才反思张居正的种种改革实乃是挽救大明政权的救世良方，因此提出给张居正平反。崇祯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恢复了张居正的封号与名誉，但这一切已为时太晚，没过几年，明王朝便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放弃张居正坚持的改革，最终导致了朱明王朝的覆灭。

正是基于对以上这段历史的追溯，我才感到张居正这个人物在中国历史中的典型意义，这个人物身上的历史容量与想象空间都很大，我写作《张居正》的念头便由此产生。

周：你过去是写诗的，现在从诗歌这种抒情文体写作转向小说这种以叙述为主的文体，这种转变你是怎样完成的？你是否受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创作热的影响？你又是怎样找到历史的精髓，复活出特定历史的文化内核，勾画出历史发展的脉络的？

熊：人们论及一部作品时，常常以“恢弘的史诗”作为褒奖，可见史与诗结合，就能产生荡气回肠的上乘之作。而史与诗正是我自小就喜欢的。在中国古代，诗是知识分子必备的修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诗经》是读书人必须熟读的。在我看来，诗人与小说家之间，原本就不应该存在界限，尤其在中国。我们的四大古典名著，有哪一部不是诗词与小说的结合体，只是发展到现在，小说与诗歌才彻底分野。对于文学，这其实不是一种进步，而是倒退。诗的基本特点是想象与激情，这恰恰也是历史小说家应该具备的素质。

我最早产生创作历史小说的念头，始于1975年。那时，一位朋友推荐我阅读了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读后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凭我当时的直感，觉得这就是史诗般的作品。后来，虽然陆续读过一些历史小说，但都感到艺术上没有超过《李自成》第一卷。我想写一部与《李自成》第一卷媲美的作品，几十年来，这念头心中藏之，无日忘之。我曾几次拜访姚老，当着他的面，我也没讲出这一愿望。进入90年代后，长篇历史小说创作进入空前繁荣阶段，出现了《曾国藩》、《暮鼓晨钟》、《雍正皇帝》等一批优秀作品，也出现了一批“戏说”的历史题材电视剧。这种状况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还是市场需要。曾一度被批滥了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在改革开放后再次成为中国读者的热点，对于出版商来说，热点即意味着利润。此情之下，历史小说的兴盛就不难理解。我在这“兴盛期”开始写作《张居正》，则纯粹出于巧合。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跟着市场走，而是出于我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历史小说虽然兴盛，但是大都在写清朝，唐朝次之，宋明两朝却非常少。但仔细研究中国历史，就会发现朱元璋创立的明朝国家管理体制，对今日中国的参照意义，远远超过清朝。最值得借鉴的往往却又不得不三缄其口，所以新中国建立五十多年来，取材于明代正史的小说少有问世。

中国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叫居安思危，基于这一点，就产生了盛世危言。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全部的社会责任感，都寄托于这个“危”字。如果说硬要寻找出历史的精髓与文化内核，此乃是也。顺着这个“危”字，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很多撼人心魄的故事与可歌可泣的人物，张居正便是其中的一位。

周：在历史小说中，如何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是作家必须考虑而又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文”与“史”的关系上，有些作家主张历史小说必须严格遵循历史，做到“无一字一句无来历”，有些作家又主张小说应当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不必拘泥于历史。你是如何看待这些观点的？在张居正这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你又是按照什么原则来处理两者关系的？

熊：有一句话：被史学家忽略的，恰恰是文学家关注的。这比较形象地表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何为历史真实，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全部听从史学家的话，文学创作无从着笔。写作《张居正》第一卷《木兰歌》时，这一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我几乎陷入历史的泥淖中难以自拔。希望小说中凡事皆有来历，这实际上是作茧自缚。后来，在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的倡议下，请几位研究现代文学的教授给我会诊。武汉大学陈美兰教授一句话使我豁然开朗。她说：“你的历史小说写得再真实，在历史学家那里也是通不过的。”历史小说毕竟还是小说。历史小说作家与史学家所关注的历史真实并不是一回事。因此，不管历史小说家在主观上作了多大的努力，被史学家接受的可能性依然微乎其微。我个人认为，小说家对其描写的历史不是“复制”而是“发明”，这就涉及到真实的客观性与主观性。某事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发生，这是客观真实。为何发生，尽管史有明载，却依然有一个主观真实的问题。小说家要写某件事，除了根据史书记载写下客观的真实外，还必须从这件事的产生写下史书所不记载的主观真实，这里面就会产生生动的情节。这就是文学家与史学家的不同。

关于虚构，这是历史小说的另一个要害处，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这是常识。但历史小说的虚构必须在历史的框架里实现，这又有所约束。读者们阅读历史小说时，就某件事的发生与发展，常常会有一个“真”与“假”的直觉判断，同是虚构的情节，为什么会产生两种判断呢？这就说明虚构并非臆造，它必须有所凭借——即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这样一件事可不可能发生。而对历史环境的把握，则取决于作家的史学素养与艺术功力。

周：作为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按照经典的小说理论，必须塑造出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形象丰满、有血有肉的立体的人物形象，张居正是四百多年前的一位举足轻重，曾经有过辉煌政绩但又被人误解的改革家，当代只有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才使今天的读者对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但上述著作都是属于史书，与你小说中的张居正还有所不同。你是如何穿越时空距离，与小说中的张居正寻找沟通的渠道，心灵的共振？在小说中又是如何把握这位人物的心灵世界，探讨心灵的可能性与生存选择的可能性？

熊：张居正是一位改革家，以他为写作对象，自然就会考虑改革的诸多问题。孟子讲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句话可谓是历代皇权统治者的座右铭。而改革的目的，恰恰就在于施政纲领的改弦更张。这势必要削弱巨室的特权，尽可能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几次著名的改革，莫不是在社会矛盾极度恶化的情况下发生的，不改革就有可能危及政权。所以说，改革是一种化解矛盾，促使社会进步的政治手段。在封建社会的改革中，那些“巨室”从来就不会采取合作的态度。所以说，每一场改革实际上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历史上的文治武功来看，武功方面，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历代开国之君，基本上都武功赫赫。而在文治方面，情况却要逊色得多。即便是汉武帝、唐太宗、诸葛亮、王安石这样雄才大略的人物，也没有在文治上建立起可以垂范后世的方略传统，可见治世之难。研究过张居正历史的人，完全可以说张居正是极为难得的治世良臣。他实施的改革，于国于民都获益匪浅。正是他在裁汰冗官减少政府开支的同时，又实施“一条鞭”法等新的税赋制度，为国家储备了大量的金银与粮食，支撑了朱明王朝的最后六十年。而且在他执政期间，广大农民迫于生计揭竿起义的事也未发生。对待老百姓，他施的是仁政，对官员、清流等利益集团，他施的却是苛政。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亦是他祸机引发之处。动笔写《张居正》之前，我写过一首《怀张居正》的律诗：

常记先生柄政时，城狐社鼠尽摧之。

书生自有屠龙剑，儒者从来作帝师。

寂寞王侯多怨恨，萧条国事赖扶持。

昭昭史迹留嗟叹，社稷安时宰相危！

我对张居正的评价与感情，都已在这首诗中道出。你提到的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都是肯定张居正的强有力的史学著作。近二十年来，因为改革的原因，对张居正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但依然不是显学。在明代的史籍中，张居正总是被描写成一个始终板着面孔的人物。事实上，他也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冷面宰相。可以说，“冷”是他的性格特点，而“狂”则是他的精神实质。我重塑张居正这个人物，把握的便是这两个字。

周：在你这部系列长篇历史小说的第一卷《木兰歌》中，有人认为形象比较丰满的不是张居正，而是张居正的政敌高拱。高拱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僚，有深厚的学识修养，有丰富的治国经验，而且为政清廉，为人耿直，在读者心目中并不比张居正逊色，甚至比张居正依附内宫阉宦还要受人尊重一些。你为什么塑造了高拱这样一个复杂性格的人物来作张居正的映衬？

熊：在嘉靖时期，严嵩任首辅期间，张居正与高拱是北京国子监的同事。高拱比张居正大十三岁，先六年考中进士。两人都怀有大志，以身许国，意欲创立经邦济世的伟业。由于同气相求，他们很快就成为政友。其时严嵩势焰熏天，高、张两人对他的倒行逆施多有不满。与严嵩同在内阁的次辅徐阶，看中高、张两人的才能，遂招揽到自己门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徐阶才扳倒严嵩出任首辅。次年，徐阶推荐高拱入阁，张居正出任礼部尚书。应该说，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都是明中晚期难得的俊彦，三人在首辅任内，都政声卓著，办成了几件大事。但权力与爱情一样，都是不能与别人分享的。对最高权力的觊觎，终使三人反目成仇。先是高拱依靠言官的势力挤走了徐阶，后来张居正又依靠宦官的势力排斥了高拱，这正好应了一句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应该说，三人的政见没有多大分歧，不同的只是他们执政的谋略与魄力。徐阶人情练达，处事圆滑，处处透露着江浙人行事精明的风格；高拱为人正派，但心胸狭窄，缺乏大政治家应有的宽容；比之徐阶与高拱，张居正则深藏不露，既有着“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那种耐心，又有着挟雷带电的霹雳手段。比之徐阶，他严谨过之而辣劲十足；比之高拱，他沉稳有余又不言而威。徐阶是张居正的官场导师，未构成矛盾，而张居正与高拱从朋友变成对手，其线索十分明晰，张、高两人的关系，可用“十年政友，千古冤家”这八个字来概括。万历五年，张居正回故乡湖北江陵葬父时，路过高拱的故乡河南新郑县，专程拜望了高拱，两人见面皆掩面而泣，似乎捐弃了前嫌，但夺位之恨对于高拱来说，可谓刻骨铭心。做戏归做戏，高拱对张居正的仇恨始终未曾消除，他临终前，写了一份《病榻遗言》，专门讲述张居正勾结冯保阴夺首辅之位的经过。在这份遗言中，张居正被描绘成一个阴险刻毒的人物。张居正死后，这份遗言开始在北京广为流传，引起许多正直官员对张居正的不满。若对这段历史仔细研究，不难发现《病榻遗言》过于情绪化，内中一些事件与事实多有出入。《病榻遗言》之后，王士贞所著《首辅传》中，对张居正进行了无情的挞伐与嘲讽。前面已讲过，这个王士贞是万历时期的文坛领袖，清流的代表人物，诗写得很好，但在官场却毫无建树。张居正根据自己重用循吏的原则，对这位希望升官的同科进士不讲任何情面，让王士贞好梦成空。张居正死后，王士贞写作《首辅传》，对张居正的不满就可一吐为快了。高拱与王士贞都是万历时期的重要人物，他们两人对张居正的攻击，可以说杀伤力至为巨大。后世许多学者对张居正的鄙薄，不能说没有受这两人文章的影响。

在《张居正》第一卷中，我依照历史事实刻画出高拱这一形象。他任首辅时已控制了整个政府，所有部院大臣及六科言官都成其羽翼。张居正审时度势，要想夺取首辅之位，只有一条路，就是与宦官冯保结为联盟。与阉宦勾结，历来为士君子所不耻。但张居正为了当上首辅，却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便是他把事功放在第一的必然结果。因为如果当不上首辅，他的久蓄于胸的政治理想就无法实现，“万历新政”也就不可能出现。从道德的角度，高拱值得同情，甚至值得赞赏。但是，我不同意把道德凌驾于事功之上。道德关乎个人，而事功关乎社稷，孰重孰轻，自有定论。清流们认为，道德与事功应该是统一的，这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有时它们甚至水火不容。

因此，我塑造高拱这一形象，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映衬张居正，而是客观写出这两位政治强人的性格特点。在道德的藩篱面前，他们采取不同的方法，获取的结果也截然不同。

2001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