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的灯》的对话

问话者：周百义

答话者：河南省文联副主席、作家李佩甫

问：从《李氏家族的七十五代玄孙》到《羊的门》，你的长篇小说都是以中原为背景，大多表现农村与农民题材的，你这次最新创作的《城的灯》与前面几部长篇小说比较，特别是与《羊的门》比较，有什么异同？在题材上，人物的刻画上，有什么新的追求？

答：很久了，我一直在研究“土壤”。“平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我的写作领地。在一些时间里，我的写作方向一直着力于“人与土地”的对话，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而就《城的灯》这部小说来说，它的不同，首先在于“城”的出现，“城”的诱惑。写的是“逃离”和“建设”。如果将《城的灯》与《羊的门》相比较的话，前一部是客观，而后一部更多的是主观；前一部诉说土地的沉重，后一部则是“植物”（人）的精神成长史。

问：你为什么将这部小说的题目定为《城的灯》，这个题目与《羊的门》有否什么内在的联系？听说这个题目是你在作品完成前才想到的。通过这个题目，你想表达一种什么愿望？

答：这里的“城”是有双重含意的，它既是物质的“城”，也是精神的“城”。这部长篇里所要表述的，也可以说是两个“神话”：一是要进入物质的“城”，另一个是建设精神的“城”，这两种成功虽不是在一个层面上，但客观地说，在一定的意义上，她、他们都获得了成功。就题目而言，是很费了些气力的，为找一个更合适的题目，我整整想了一年而不得，夜不能寐啊！后来，就在稿子将要杀青的时候，我才“借”到了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和《羊的门》一样，仍然是来自《圣经》里的一句话。如果要问《城的灯》与《羊的门》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那就是在同一土地（平原）上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走出”。

问：读《城的灯》，从主人公冯家昌的所作所为中，总使人想到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他们都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牺牲品。他们之间，有哪些相同之处，又有哪些不同之处。

答：如果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逃离”，他们都是要逃离乡村的。不同的是，高加林没有忘“本”，是有责任感的。而冯家昌也不仅仅是要“逃离”，他要“占领”。同时，高加林是以退出城市宣告失败，冯家昌则率领众兄弟挺进了城市。另外，冯家昌身上是带有烙印的。近年来，我在认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我一直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后来发现我错了，贫寒对一个人的一生影响更大，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贫穷（尤其是精神上的贫穷）对人的戕害甚至大于金钱对人的腐蚀（近年来的犯罪形态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冯家昌是极有代表性的。

问：你十分注意小说语言的提炼，从中篇小说《红蚂蚱绿蚂蚱》开始，就形成了自己清新蕴藉、圆润流畅的语言风格。在《城的灯》这部长篇小说中，我们注意到了你的语言更加圆熟，并具有诗性的张力，你在对现实与人性的批判中，为什么要使用这种美的语言。这种对比强烈的效果，是不是你所刻意追求的？

答：说不上是刻意。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里所说的“语言”已经不是文字本身，它是一种载体，是认识的载体，那应该是一种带有生命质量的表述。文字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是排列组合产生了意义，而这种组合是思维和认识的结晶，在写作过程中，对语言也的确是费了一些气力，那也是为了更准确地表现人物罢了。如果说，这部长篇的语言有什么诗意的话，那主要是有了“光”，有了一位美丽的、光芒四射的女性。是“光”照亮了文字。

问：在你的作品中，对官场、对农村政权的阴暗面大多持批判的态度，其中主要人物多是灰色、或多色调的，但这一次，你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农村女青年刘汉香的形象。她不仅承受了生活的苦难和情感的折磨，而且带领乡亲共同致富，完成了从“乡”到“城”的过渡。这其中寄寓着你的什么理想与思考。

答：我认为单说“灰色”是不准确的。我前边说过，我的作品大多是写“土地与人”的关系，或者说是写“土壤与植物”的关系，我是把人做为“植物”来写的，主要是写生命的丰富性，也就是展现“人”的内心世界的多色调。而就《城的灯》而言，则是对现实生活点上了一盏“灯”。因为生活本身是有“灯”的。刘汉香就是人们心目中光芒四射的“灯”。

问：《羊的门》一书正版加上盗版据说销售不下于100万册，《城的灯》你估计也能达到这个销售数字吗？

答：一个作家，没有谁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的人关注，能再有那么多人阅读当然是好事，不过，这次能销上50万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2003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