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文生事，金碧间杂

——兼谈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结合

历史小说如何再现历史，如何做到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地结合起来，体现作家独特的审美追求，历来是见仁见智的事。金圣叹在评点《水浒》第十三回时说道：

《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金圣叹谈的是历史著作与小说的区别。他认为，历史著作是先有事如此如此，“文”是服务于“事”的，而小说是着眼于“文”的，而“事”是根据塑造艺术形象的需要虚构出来的。系列历史小说《张居正》之第一卷《木兰歌》、《水龙吟》在处理“文”与“事”方面，做了一定的探索，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据史载，隆庆六年张居正担任首辅之际，吏治不靖，官宦众多，除了因历史原因在南京还有一个“留都”外，北京中央政府官员也是人满为患，以至于如民谣所唱“一部五尚书，三公六十余，侍郎都御史，多似景山猪”。国库空虚，中央财政赤字达六百多万两。张居正自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后，一直在京城做官，他目睹了明王朝自嘉靖、隆庆到万历年间的弊端，在《陈六事疏》中，他上书言政，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第一卷《木兰歌》围绕张居正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与高拱明争暗斗当上首辅为线索。第二卷《水龙吟》围绕张居正实行京察前后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作家在处理历史材料并将之艺术化的过程中，深入研究了明代中后期的历史，特别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历史，并为之做了大量的考证，做了不少读史笔记。他力图用文学形象再现这位改革家及其所处时代的全景画图，并藉此对今天的改革提供一个可资思考的佐证。

历史小说的创作，有人也许认为历史已经提供了现成的史实和人物，写作时会比虚构的故事要容易些，其实，历史是纷纭复杂的，是停留在枯燥的记叙中，很多现象被掩盖在文字之内，记叙者有时为尊者讳有时迫于形势而曲笔，这样作家既需要用现代人的视角对历史进行梳理，找出自己心目中的“历史”，又需要作家运用艺术手法还原这段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历史小说的写作比作家虚构的小说更难写。清人毛宗岗在论及《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之区别时，曾说道：

读《三国》胜读《水许》，《水浒》文字之真虽较胜《西游》之幻，然无中生有，任意起灭，其心不难，终不若《三国》叙一定之事，无容改易，而卒能匠心之为难也。

毛宗岗的观点，得到了光绪年间另一位叫谢鸿申的人的拥护，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识者无不以《水浒》胜于《三国》，愚谓《水浒》非《三国》匹也。《水浒》笔力固推独步，然注意者不过数人，事迹皆凭空结撰，任意而行，似易为力。《三国》人才既多，事迹更杂，且真迹十居八九，如一团乱丝，既不能寸寸斩断，得不能处处添设，若自首自尾有条不紊，固极难矣，而又各各描摹，能不遗漏，似觉更难，乃作者好整以暇，安置妥贴，令人不觉事迹之繁多，而但觉头绪之清楚，以《列国志》较，优劣自见矣。（《答周同甫》《东池草堂尺牍》卷一）。

作家熊召政早年写诗，曾以长篇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而享誉文坛，他近年来也写过几部小说，但他在提笔写历史小说时，曾经走过一段弯路。他在《让历史复活》的创作谈中，写道：

我曾对张居正及嘉、隆、万三朝的历史作了数年的研究。自认为占据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完全可以写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了。可是当我花去一年的时间写出第一卷时，才发觉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既不是史学著作，作为小说又显得干巴……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舍弃了这三十多万字的第一稿，于1999年春节之后，又从头开始。

从此可以看出，历史小说的写作不仅受制于历史，重要的是还要考虑小说的艺术规律。作家是通过创作实践得出这惨痛的教训，经过深思熟虑后才找到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律，凭着作家的才华与悟性，他在走过一段弯路后终于寻找到了历史小说创作的必由之路。

这条必由之路就是一要尊重历史，二要尊重小说创作的规律。为此，作家阅读了可以找到的所有明代正史与野史，阅读了大量的明代小说。对于一个称谓，一个器具，作家都仔细考证，详细记录下来。在《张居正》中，不仅大的历史脉络与史实是真实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物是历史有记载的，更为重要的是细节的逼真再现，作家认为，历史就是通过这些琐细的生活来展示其悠邃与具体的。相反，为了塑造人物形象，作家根据情节的逻辑发展大量地合理地加以虚构，使人物更典型，更符合艺术的真实，使读者感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这正如毛宗岗所言：作为小说要“因文生事”。因其因文生事作品才会文采焕然，才能出现“金碧间杂”的艺术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