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手机依赖的相关理论和影响因素

一、手机依赖相关理论

1.使用满足理论（Uses and Gratifications）及失补偿假说

经典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将个体发展需要分层，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需要、被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使用满足理论指出人们的需要诱发对使用的某种期望和动机，此种期望导致了方方面面的使用，并让使用者获得满足和愉悦体验。若个体过度依赖这种心理体验而对自己的行为不加控制，则最终会导致依赖行为。

我国学者高文斌等提出失补偿假说阐明依赖行为的心理机制，认为青少年在个体发展需求的动力下有着不同方面的需求，受到干扰因素阻碍后，发生“心理补偿”过程，通过满足发展需求来建立对自我的评价框架，形成自我意识^[63]。如果自我认同感降低，需求难以满足，发生“病理性补偿”过程，相应个体便有可能通过沉迷手机网络（包括移动社交、网络游戏等）容易产生成就感的方式进行补偿。方晓义等人按照需求获得满足的途径，将心理需求分为心理需求现实满足及心理需求网络满足两个方面^[64]，并提出如果青少年心理需求现实满足大于网络满足，那么形成依赖行为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反之，如果青少年心理需求网络满足大于现实满足，将增加手机依赖行为的风险，并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心理需求网络满足优势理论”。国内外研究者将手机使用动机划分为不同类别，均发现使用动机与手机依赖行为存在关联。刘红和王洪礼发现，手机人际动机和手机娱乐动机均与手机依赖存在中等程度正相关^[65]；帕克将手机使用动机分为习惯性使用动机（消磨时间、逃避）和工具性使用动机（娱乐、唤醒）两方面，并发现习惯性使用动机与手机依赖存在明显的正相关^[66]；近期研究细化手机使用动机，并发现手机娱乐需求、网络社交需求、传统社交需求与手机依赖存在正相关关系^[67]。然而，自我管理需求能够有效降低手机依赖行为的发生率^[68]。

2.沉浸体验理论（Flow Experience Theory）

契克森米哈提出沉浸体验理论，该理论描述沉浸状态是一种自然发生且完全投入、自我享受的特殊状态。手机依赖者在手机使用过程中其行为和意识融合，有明确目标和清晰反馈，完全自主地关注手机提供的信息而无须努力控制，自我意识和时间感消失，对使用者而言，这一体验令人愉悦以至于人们会以更高的代价维持该状态，从而能够使个体陷入手机依赖问题。

3.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计划行为理论框架由于过去信念影响未来的行为，在经典计划行为理论框架基础上，研究者将过去行为作为预测行为发生的一项重要指标，认为个体更倾向于选择发生过的行为，尤其是乐于重复愉悦成功的体验^[69]。如图1-1所示。虽然，也有研究阐述个体会受到环境等因素影响，放弃重复发生过的行为，但过去行为对未来行为发生的预测性还是十分显著的。由使用手机产生的愉悦体验将影响使用者提高使用频率和增加使用时间以获得更全面的愉悦体验并形成一种生活方式。由于个体信念的层次结构和手机使用的连续性，过去行为成为预测手机使用行为意向和手机使用行为的重要变量。在获得愉悦体验并适应长时间手机使用后，不使用时产生明显的生理和心理的不适症状及手机依赖行为。手机依赖人群由于缺乏自我控制能力，需要不间断地查阅手机信息，这一行为无疑将增加个体使用手机的几率，导致长时间手机使用行为发生。

已有大量研究介绍手机依赖行为影响长时间手机使用，有研究将每周使用手机的时间，接打电话时长、收发短信的数量等，作为手机使用的评价标准^[70]。有台湾学者根据台湾女大学生个性心理特征，建立结构模型分析手机依赖对手机使用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35]。手机依赖成为长时间手机使用的预测变量。大学生使用后又会产生明显的自责、内疚心理状态，认为手机占据了自己过多的工作、学习时间。因此，加入预期后悔变量作为解释长时间手机使用行为意向的可能预测变量。预期后悔作为一种情感变量没有成为计划行为理论解释行为意向和行为发生的结构变量，然而，这种情感会影响个体的凸显信念，使个体在使用手机时有意识地控制使用时间。此外，阿耶兹在后续的研究中支持纳入情感变量作为计划行为理论的拓展和补充^[71]。预期后悔对产生负面情感体验的行为具有更明显的影响，个体在感受到歉疚羞愧时更容易出现预期后悔的情绪^[72]。

4.自我控制的力量模型（Self-control and Power Model）

自我控制的力量模型的相关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鲍迈斯特尔和其同事于1994年提出的，该模型的主要特点是从“能量”的角度解释人的自我控制问题^[73]。自我控制的力量模型指出自我控制的执行会消耗有限的心理能量，力量模型得到了来自问题行为、人际交互以及决策和判断等研究的证实^[74-76]。

该理论提出影响自我控制力量的因素包括人格和个体差异、情绪和动机以及自我控制训练等。手机依赖者往往无法控制自身使用手机的行为，常常在克制自己手机使用行为时遭遇失败，手机依赖者的这种自我控制失败可以看作是自我控制资源缺乏的表现。自我控制能力对手机依赖等在内的问题行为预测力较强，例如一项研究检验了自我相关变量（自尊、自我控制和自我效能感）对网络成瘾、游戏成瘾和手机依赖的预测作用，结果发现，自我控制对使用者的沉浸体验和成瘾水平预测作用最强^[77]。这提示自我控制资源的损耗可能是产生手机依赖的重要原因。

自我控制在广泛的人类行为中都有着重要应用。积极的方面，自我控制伴随着良好的适应、安全依恋以及其他正性的心理状态^[78]。消极方面，糟糕的自我控制伴随着更高水平的精神病理学症状，自我损耗状态导致多种问题行为，包括过度饮酒、暴食行为、偏见、网络成瘾和手机依赖等^[79、80]。这些问题行为可以看作是个体抑制控制资源不足导致的结果。而其中手机依赖可能是容易被人忽略的一种问题行为。自我控制资源的缺失会造成个体的抑制控制能力薄弱，进而导致冲动性问题行为的增多。而手机是其中的一种问题行为。然而，随着个体接触和使用手机时间的增加，对手机依赖很难自行消除。手机使用过程中，个体不必进行自我控制，而随心所欲搜索自己想要的内容，这一过程中，抑制控制能力得不到训练，而根据神经系统“用进废退”的原则，无法得到训练的神经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修剪”^[81]，因此，手机依赖个体的抑制控制能力可能随着手机依赖个体对手机依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抑制控制能力的下降又会导致包括过度饮食、酗酒、吸烟等在内的偏差行为的出现^[82、83]，这就会导致手机依赖个体陷入抑制控制能力不足和手机过度使用行为的循环中，这可能是手机依赖个体手机使用行为维持的重要原因。

5.延迟满足的冷/热系统理论（A Hot/Cool-System Analysis of Delay of Gratification）

相关研究发现问题行为或者成瘾行为背后其实是一种延迟满足的失败，也就是无法为了长远健康发展而放弃眼前享乐资源的一种行为。延迟满足的冷/热系统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自我调节力量”的发挥机制。根据前述手机依赖相关理论的介绍，可以发现手机依赖的形成不仅是自我控制力量不足导致的，还与负性的情绪加工方式有关，无论是抑制控制还是负性情绪加工方式，二者在手机依赖形成和维持过程中都发挥着复杂的作用，但二者不是孤立存在的，二者的相互作用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延迟满足的冷/热系统理论属于认知和情绪关系阐述的有代表性的理论。

米歇尔在多年对延迟满足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延迟满足的冷/热系统理论^[84]。他认为，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存在着两大子系统——热系统和冷系统。冷系统指的是以海马和额叶为基础的认知系统，此系统的加工具有认知性、复杂性、缓慢性等特点，它使个体进行冷静反思和认知调节；随着压力的增加和个体情绪唤醒水平的提高，热系统开始占据支配地位。通常情况下，两种系统是共同发挥作用的。情感决策是热执行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理性、去情景化的认知是冷执行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梅特卡夫和米歇尔认为，自我控制或者意志力可以通过冷/热两个系统来实现^[85]。冷系统，是一个认知的“知道（know）系统”，热系统是情绪性的，是“做（go）”系统。二者之间的平衡由个体感知到的压力、发展水平和动态自我调节决定。“热”系统是情感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体冲动选择的重要原因，在情绪唤醒和压力下，人们倾向于使用“热”系统；而在执行功能主导下，人们的“冷”系统发挥作用，计划、理性、去情景化地执行任务。根据热/冷系统理论，有两个系统控制着人们的行为，热系统是针对无条件刺激或条件刺激的快速情绪反应的。

该理论假定，如果个体经常在试图运用意志力时遭到失败，即他（她）经常向诱惑屈服，为了回避诱惑，其需要更精细的、允许个体在面临一个强刺激时延迟满足的认知系统来帮助个体抗拒诱惑。手机依赖行为可以看作是热系统压制冷系统占据主导地位的结果。在冷、热系统的相互作用中，如果个体不能压制自己的享乐欲望，将享乐行为当作是奖励，那么热系统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当想要享乐的想法出现时，冷系统告诉个体要克制自己的念头，解决好手头上要紧的问题，再去享乐，冷系统是掌控放纵行为的“控制器”。手机依赖者的热系统可能常常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手机依赖个体在欲望支配下不节制地使用手机，并带来多种不良后果。

6.“认知—行为”模型（Cognitive-behavioral Model）

戴维斯的“认知—行为”模型最初是针对病理性网络使用（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简称PIU）而提出的^[86]，如图1-2所示。近年来，学者的研究发现病理性网络使用与手机依赖存在密切联系，因此，该模型也逐渐被研究手机依赖的学者所接受。该模型界定和区分了一般PIU和特定PIU，认为一般的PIU是指使用者对时间的控制性不强，如在聊天室花费超出预计的时间，特定的PIU是指对一些特殊的互联网功能的过度使用或者滥用，例如在线赌博等。该模型强调非适应性认知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行为的影响，非适应性认知是形成手机依赖的核心要素，网络非适应性认知反映的是个体对网络使用的不恰当预期和观念。它位于PIU病因链近端，是导致PIU发生的充分条件。手机只是使人成瘾的工具，而不是成瘾的对象。比如，某人对电子游戏成瘾，他可以通过手机这一媒介来从事玩游戏，但是他不是一定要依靠网络，他也可以通过其他形式的工具来满足自己的游戏需要。另外，该模型还认为精神机能障碍是导致PIU的必要条件之一，这些因素包括抑郁、社交焦虑和药物依赖等。精神病理学因素位于PIU病因链远端，并非单独起作用，它只是必要的病理性诱因，可能会通过非适应性认知等因素进而影响手机依赖。同时，该模型还指出缺乏社会支持或社会孤立也会引发网络成瘾，认为成瘾行为是由个体的精神病理因素、生活事件刺激、缺少社会支持和非适应性认知等因素所共同作用产生的。从理论上讲，这是一个对病理性互联网使用比较有解释力的模型。

7.脑机制模型

陈健湘、胡元明等人运用弥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e，DTI）方法观察手机依赖组与正常被试组之间的大脑白质纤维束微结构完整性的差异，探讨手机依赖症大脑白质纤维束微结构改变的特征^[87]。结果发现，海马、中脑腹侧被盖区、丘脑等被认为是与奖赏环路密切相关的区域，极可能会导致手机依赖者大脑奖赏回路对正常的奖赏信号敏感性降低，对自然奖赏缺乏应有的兴趣，在日常生活中不容易获得愉悦感，个体需通过手机的虚拟世界才能获取愉悦感。其次，前额叶脑区白质纤维束微结构一旦发生变化可能会对手机依赖者大脑神经网络信息加工处理产生影响，最终导致对手机的依赖。额上回、眶额回、岛叶微结构受损，这也可能是造成手机依赖者控制能力及执行能力下降的原因。

同时，他们研究手机依赖者大脑灰质结构的变化，探讨手机依赖者大脑灰质结构改变的特征。结果发现，手机依赖者的前额叶及背侧前扣带回体积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在物质成瘾中扣带回体积的减小较为常见，作为执行控制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扣带回具有认知功能、情感调节和自我控制的功能。研究结果与病理性赌博和物质成瘾具有类似性，冲动控制能力受损。这可能是导致手机依赖者控制能力及执行能力下降的原因。

8.负强化情绪加工模型（An Affective Processing Model of Negative Rein-forcement）

如果说自我控制的力量模型从认知角度分析了手机依赖等在内的问题行为形成的原因，那么，负强化情绪加工模型则从情绪加工角度解释了手机依赖在内的问题行为形成和维持的机制。除了自我控制不足外，负性情绪增多也可以解释手机依赖的形成。贝克等人基于新近理论和研究，提出了负强化情绪加工模型。该模型认为负性情绪是维持成瘾和问题行为的优势动机，负性情绪对诱发药物寻求和复发行为具有关键作用^[88]。但该模型忽略了外部压力或压力线索导致负性情绪的机制问题，而压力等负性情绪体验也会影响到问题行为的产生。负强化情绪加工理论强调负性情绪对问题行为的影响，并试图从逃避动机角度分析由个体对负性生活事件感受的逃避所导致的问题行为。个体如果感受到社会支持减少，负性情绪体验增多，那么就会产生手机依赖等问题行为。相关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的减少会增加个体的孤独感^[89]，而为了摆脱孤独这种负性情绪体验，个体通过手机这个虚拟的“社会支持系统”获得积极感受。如发表个人状态获得点赞，发表自己的遭遇获得他人安慰或者通过手机给远方的亲人打电话，这些都是通过手机获得积极感受的方法。手机可以看作是一个虚拟的“社会支持系统”，现实中如果不能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可以通过摆脱孤独感受的动机使用手机而得到社会支持补偿^[90]，而这种行为也会强化手机使用者对手机的心理依赖。然而手机使用带来的积极感受并不是长久的，长期使用手机造成的现实人际互动减少反而会强化人们的消极感受，而为了逃离消极情绪体验人们可能会再次拿起手机，减少现实中的消极感受，而这可能成为手机依赖个体手机使用行为维持的原因。

9.综合路径模型（Comprehensive Path Model）

比利假设至少有三条路径可以导致个体的手机依赖^[9]，一条为过度安慰途径，一条为冲动的反社会途径，还有一条为开放性途径。其中第一条路径导致的手机依赖多发于低自尊、神经质、社交困扰的群体。此类群体依赖手机上网仅仅是为了维持同他人的关系并获得来自他人的帮助。第二条导致手机依赖的路径源于个体控制冲动的能力较弱，此类群体往往缺乏计划性并且自控水平较差。第三条导致手机依赖的路径来自个体强烈的社交动机和拓宽人际关系的需要导致的。该模型对手机依赖形成过程的具体解释如图1-3所示。

综上所述，手机依赖的诸多理论分别从生物学症状、社会学媒介交换和需求满足以及心理学中成瘾者认知行为等视角进行阐述，各理论均有其合理性，但是仅从单一视角理解智能手机依赖尚不全面。手机依赖包含社会、心理和生理多方面因素影响，从社会角度考虑，手机依赖基于使用满足和失补偿假说；从心理角度考虑，手机依赖与个体的沉浸状态、计划行为、自我控制、延迟满足、负强化、非适应性认知等密切相关；从生理角度考虑，手机依赖可能基于大脑结构和神经递质等的差异。

二、手机依赖的影响因素

1.手机自身的特性

首先，手机本身的易得性和便利性为手机依赖倾向的形成提供了外部诱因，手机在当下的获得已经十分便捷，不同价位的手机应有尽有，所以当个体具备了上网的条件和工具时就容易形成手机依赖倾向。其次，手机具有多功能性，所有在现实情形中能够完成的事情，借助于虚拟化的手机设备几乎也能够完成，这样一来也增加了手机依赖的风险。最后，手机具备内容的丰富性，用户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下载安装APP，使用其偏好的功能，手机内容的个性化和定制化也容易使个体对手机产生依赖。

2.客体性因素

（1）社会交往

社交活动影响着手机使用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手机首先是一种社交工具，非智能手机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智能手机上的社交类APP（微信、微博）是手机下载安装最多的APP之一。社会交往对手机使用究竟是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尚无定论。韩国学者的研究发现，当个体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增多时，他们使用手机的动机就会增加^[2]。但也有研究持不同观点，刘红、王洪礼发现孤独感同手机依赖水平呈正相关，提出孤独感影响手机依赖的两条路径^[65]。也有研究表明，手机依赖群体获得的社会支持不高，特别是同伴的社会支持。王小辉发现，手机依赖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与手机依赖呈负相关，社会适应性起中介作用^[91]。韩永佳也作了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研究，并且其对社会支持进行了主观社会支持和客观社会支持的划分，发现主观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不存在显著相关，客观社会支持与手机依赖存在显著负相关^[92]。

（2）环境因素

手机依赖容易受家庭因素的影响。有研究表明，家长对学生的关心不够、忽视等不恰当的教养行为易导致个体的孤独感，从而致使个体在网络世界里排遣孤独、寻获关爱^[93]。相反，温暖的家庭养育行为，能够改善个体的心理幸福感，从而使个体的手机依赖发生率降低。韩国学者研究发现，亲子依恋与青少年手机依赖呈显著负相关，消极亲子依恋会增加青少年手机依赖的风险^[94]。日本学者在研究家庭教养方式与手机依赖的关系中发现，感受到母亲教养方式为高保护的被试者手机依赖程度显著高于感受到母亲教养方式为低保护的被试者^[95]。威纳尔等在研究中也发现，父母的温暖性支持会减少手机依赖情况的出现^[96]。王小辉在中学生手机依赖与教养方式研究中发现，教养方式为溺爱型、放任型的中学生比民主型、专制型中学生更容易形成手机依赖^[91]。此外，丁倩等人研究发现，父母监控在父母低头族与中学生手机依赖之间起调节作用，父母低头族对中学生手机依赖的作用仅存在于低父母监控条件，而不存在于高父母监控条件^[97]。父母低头族是中学生手机依赖的风险因素之一，父母监控可以有效缓解该不利影响。

同时，手机依赖的产生往往与个体周围的社会环境有一定的关系。良好的社会支持等能够提升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因而较少借助虚拟网络工具来寻求自我价值的认可^[98]。个体的人际适应性以及人际关系的好坏也对个体的手机依赖水平产生影响，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亲密感的获得也能使得个体得到他人的支持和理解，满足个体的归属感，较少体验到孤独感等不良情绪，现实情境能够满足个体的人际交往和情感沟通需求，进而较少产生虚拟情境下的手机依赖^[99]。王鹏程等人研究发现，同学关系可以预测青少年手机依赖的程度^[100]。具体表现为，同学关系越好，青少年手机依赖的程度就越低。

3.主体性因素

（1）人口学变量

由于手机依赖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在校大学生，所以涉及的人口学变量有性别、年级、专业、地域等。性别因素对手机依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影响：①手机依赖量表的调查中，女性的总分高于男性，在手机依赖的检出率上女性也高于男性^[101]。②男女在手机使用用途上差异很大，女性手机依赖者通常过度使用电话短信等社交功能，出现问题大多涉及人际交往过程中情感问题；男性手机依赖用户的使用场景多是有关工作和游戏的，较少涉及人际关系和情感问题。③在“戒断性”因子方面性别差异显著，女性得分显著高于男性，表现为手机无法使用时女性产生的负性情绪较多，这可能与女性感性思维高于男性，容易受情绪影响有关。对于所学专业是否对大学生手机依赖有影响尚无定论，刘红研究发现，理科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比文科大学生严重，其认为理科大学生的学习压力大、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差导致孤独、焦虑等负性体验较多，因此较文科大学生容易产生手机依赖^[26]。但赵林萍的研究结论则是，高校文科和艺术类大学生比理科大学生手机依赖程度严重，其将原因解释为理科大学生的理性思维强，相比于较为感性思维和冲动的文科和艺术类大学生更少出现手机依赖^[102]。杜立操对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大学生进行手机依赖情况调查发现，城市大学生的手机依赖水平更高，其消费水平、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都优于农村大学生，所以他们对高科技物品手机的依赖就相对严重^[103]。

（2）人格

人格因素是手机依赖研究最关注的影响因素，最初MMP U S编制者就是从手机依赖群体的人格特征切入编制手机依赖量表的，后续也有大量研究探索不同人格特质对手机依赖的影响。比安奇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EPQ）测试手机依赖青少年发现，该群体的外倾性水平高于正常群体，神经质水平与正常群体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他对此的解释是外向性格的人喜欢人际交往，手机作为人际沟通工具被较多地使用。

（3）自尊

高自尊的人可以在某项活动中获得积极的自我情感体验。不论物质依赖还是行为依赖领域，众多的依赖者都存在低自尊的特点。这一结论在手机依赖中也有许多佐证。香港学者梁永炽研究发现，手机依赖与自尊水平呈显著负相关。我国学者韩永佳发现，手机依赖组的自尊量表得分低于正常组，并且自尊得分与强迫性、戒断性得分均负相关。沃尔什研究发现，自尊不直接影响手机使用，而是通过影响归属感和认同感对手机使用产生作用^[104]。

（4）孤独感

内心对于社交活动渴望和实际社交活动之间的差距产生了孤独感，通常表现为隔离感和被拒绝感。刘红、王相英通过各自的研究证实孤独感与手机依赖呈显著正相关^[105]。

（5）冲动性

DSM-IV中有关物质成瘾的判断标准包含冲动性行为。瑞士研究者研究发现，手机依赖者冲动性行为的四个维度（紧迫性、无计划性、感觉寻求、耐心不足）得分均高于正常组^[2]。孙国庆在研究网络使用自控性与手机依赖的关系研究时发现，两者呈显著负相关^[106]。王正翔研究发现，注意冲动性对手机依赖有明显的预测作用，即注意冲动与手机依赖存在显著相关^[48]。进一步发现，注意冲动性对手机依赖的单独解释率最高，可以认为，在冲动性上注意冲动是影响手机依赖的最主要的因素。高分组的手机依赖者其注意冲动性得分显著高于手机依赖低分组，可以说明注意冲动能反映手机依赖者的特点。

（6）情绪体验

研究者发现，沉浸体验直接影响智能手机依赖，且在便利性和智能手机依赖间起中介作用^[107]。个体在使用智能手机时体会到的愉快和满足感，使其易成为智能手机的忠实粉丝，导致手机依赖^[108]。陈崇阳、张克志和赵世嘉针对基本用户（主要使用电话和短信功能）和高级用户（主要使用相机、社交网络、音乐、视频等功能）的比较分析发现，高级用户比基本用户获得更高水平的快乐，依赖程度也更高^[109]。此外，他们还认为焦虑个体更可能以一种压力的形式来感知某些正常生活事件，为了减少这种压力甚至可能导致了更多的手机依赖的行为。此外，熊思成等人研究发现，负性情绪和手机依赖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些负性情绪与消极的行为在现实中一时难以发泄，为了抵消苦闷部分，大学生不得不寻求其他途径聊以慰藉，而手机提供的虚拟世界正好是他们的避风港^[110]。

（7）使用动机

已有研究发现，大学生手机依赖与手机使用动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手机依赖的“戒断症状”“心境改变”维度与手机使用动机的“人际沟通”“自我表达”“休闲娱乐”维度间存在显著正相关^[111]。手机的使用超越面对面的语言交流的现象仅仅出现在少数的手机过度使用者身上；更重要的是，手机使用动机更能解释手机依赖的变异。具体而言，不同的手机使用动机预示着个体对手机大众传媒和娱乐功能的不同使用情况（例如：有益的使用动机促使个体借助手机进行信息获取，而在娱乐动机的驱使下可能促使其沉溺网络游戏）。